引言　走进帕克走读学校

反对从上面的灌输，主张表现个性和培养个性；反对外部纪律，主张自由活动；反对向教科书和教师学习，主张从经验中学习；反对通过训练获得孤立的技能和技术，主张把技能和技术当作达到直接的切身需要的手段；反对或多或少地为遥远的未来做准备，主张尽量利用现实生活中的机会；反对固定的目的和教材，主张熟悉变化着的世界。

——约翰·杜威，

《经验与教育》（Experience and Education）1938年

跟我来参观帕克走读学校吧！在过去的38年里我有幸在此工作，先是做老师，后来成为校长。学校坐落在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市中心占地约1.6公顷的林荫地中，自创校以来，这里始终是一片培养孩子好奇心和创造力的绿洲，也是一片为美国教育的危机和挑战提供智慧解决方案的试验田。

除非你不怎么看长篇新闻报道，否则你应该已经了解到，美国的教育体系正深陷危局。为了在政府规定的标准化考试中提高学生的成绩，学校拼命挤压学生的时间，缩减美术课、音乐课和体育课的课时，甚至缩减了课间休息和午餐的时间。但是，这些考试并没有培养出更成功或更快乐的孩子。

无论从哪方面看，这些做法都事与愿违。

美国每年有超过130万的学生从高中辍学，而近一半升入大学的学生没有完成学业。在2009年的一项全球评估中，美国青少年的科学和数学水平在34个发达国家中排名第25位。这一现象早已经露出了苗头。与此同时，企业界也在抱怨年轻的求职者缺乏21世纪人才所应具备的核心素质，如批判性思维和创造力。他们还认为那些年轻人不善于合作，无法有效表达自己的想法。

学生的心理状态也同样令人担忧。焦虑症、抑郁症的发病率呈上升趋势；越来越多的孩子试图通过服用兴奋剂来提高自己的考试成绩。

美国人越来越多地了解了自己教育的缺陷，同时也越来越多地听说了那些全球教育新明星国家的事迹。最近几年，芬兰、中国、新加坡、韩国的孩子常常在国际测试中胜过美国的孩子。专家告诉我们必须向这些国家学习，才能帮助美国的孩子提高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竞争力。

我深深地觉得，这些想法只会让人误入歧途。我们不需要到世界另一边去寻找解决教育困境的方法。

所有我们想知道的答案，都近在咫尺。

事实上，美国掌握这些答案已经有100多年了。

为了解释我为什么这样说，我想向你展示帕克走读学校所运用的教学方法。这些教学方法在美国历史中已被证明有效，同时也为美国的未来带来了希望。因此，我邀请你和我一起，穿过奥克兰一个繁忙的十字路口，经过一排树篱和铁丝网围栏，来到帕克走读学校的大门前。

我保证，我会尊重你的时间，因为我也知道自己的时间宝贵。2013年8月，医生确诊我患有四期骨癌，并告知我最多还能活1年。过去的20年里，我纯粹凭着兴趣一直在断断续续地写这本书。而现在，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迫切地想要将其完稿。我的用意并不是要为自己的毕生心血留下什么记录。我想做的是，用帕克走读学校和其他学校的成功经验，为美国最紧迫的教育困境提出解决方案，同时找回学习的快乐。

大门已打开。

让我们出发吧！

参观开始

帕克走读学校位于硅谷日益扩展的外围地区，靠近皮克斯动画公司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相比之下，这所小型私立学校的校园看起来很古朴。灰泥红瓦的西班牙式建筑设计于1928年，楼前的院子里挺立着高大的松树和粗壮的玉兰，它们的年岁比楼更老。这栋楼最早作为孤儿院使用，现在学校的大多数教室都设在这里。倘若你在课间或午饭时在院子里停留片刻，孩子们的一举一动会让你恍若回到过去。

你极少会看到有孩子正孤零零地站着。相反，孩子们有的正排着队等待上攀爬架，有的则手拉手或肩并肩地闲逛，还有的一起蹲在地上察看菜地里的胡萝卜或禽舍里的小鸡们的长势。就连我们这里最年长的孩子们都常常围着旧木亭追逐打闹。在别的学校，孩子到了这个年纪一般只会你一帮我一伙地在角落里杵着。而我们的孩子多半是在玩一个叫“大搜捕”的捉人游戏。从言行里就能看出，他们仍然是孩子。

现在，请你移步走廊，尽管往教室里看。你可能会马上注意到，学生大多都没坐在课桌前。与如今绝大多数公立学校，甚至大部分私立学校不同，帕克走读学校严格禁止进行公立学校里的那种强制性的标准化考试，这就给实践性学习留出了大量额外的时间。在帕克走读学校，你很少会看到老师在前面讲课，学生规规矩矩地坐着认真听讲的场面。你更有可能看到的是学生正动手混合不同的原料来制作无毒的家用清洁剂，或者为学校设计雨水收集系统，或者正磨着麦子准备来烤午饭吃的松饼。有的学生可能在排练自己写的剧本，扮演时间旅行者或是发明家。有的学生围成一圈，通过设计一个罗盘来学习指南针的使用方法。你确实能看到学生们或围坐在地毯上，或瘫坐在懒人沙发里，他们可能在开班会，也可能在读书给彼此听。

如果你在校园里待的时间足够长，你就会明白为什么哈佛大学的研究人员会每年4次参观帕克走读学校，来研究儿童的创造力发展。在这个匆匆忙忙的世界里，帕克走读学校的学生们能有宝贵的闲暇时间来发展他们的创造力，并享受在这个社区的生活，我们为此深感骄傲。

举全村之力

奥克兰是美国治安最差的城市之一。近年来，抢劫和车辆盗窃的案件数量一直高居全美第一，谋杀率则居全美前十。尽管如此，在帕克走读学校，构成极其多元的群体始终能够和谐共处。

帕克走读学校的家长群体包括消防员、幼儿保育员、畅销书作家、机械工人、图像艺术家、领政府救济者、记者以及大学教授。也就是说，学生来自社会各个阶层，带着丰富的民族、宗教多元性。我们有意识地努力保持学生家庭背景的多元性，因为让学生分享不同的生活经历，有助于弥合社会鸿沟，这对他们每个人都有价值。

帕克走读学校的毕业生90%以上都上了大学，而全美的高中毕业生上大学的比例为68%。这些孩子长大以后成为工程师、律师、企业主、社工、演员、艺术家和厨师。帕克走读学校的校友中还有一位智利的流行歌手、几位成功的作家、几名教师、至少三位大学教授以及两位公立学校的校长。特别值得骄傲的一点是，相比其他学校，帕克走读学校的校友里有更高比例的人成为非营利组织的工作人员，包括美国历史最悠久的环保组织塞拉俱乐部（Sierra Club）的现任总干事助理。

在最近毕业的校友里有两个身世特殊的男孩。兰萨纳·拉皮亚（Lansana Lapia）出生于塞拉利昂，母亲去世后，他的腿被眼镜蛇咬伤，最终被一对美国夫妇领养。萨利赫·哈拉夫（Saleh Khalaf）出生于伊拉克，他因误将一枚亮黄的集束炸弹当成玩具捡起来，而被炸伤双手和一只眼睛，随后被紧急空运至奥克兰儿童医院进行救治。在他们接受危重伤势治疗以及疗愈身体和心灵的双重创伤的过程中，帕克走读学校成了他们的避难所。同时，他们也用自己的勇气和毅力给他们的同学上了难忘的一课。他们的故事我在后文中还会更详细地讲述。

这样的交流彰显了学校这个小社区的能力，也提醒我们，形成一个强有力的社区是多么重要。这是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我会在后文详细描述。无论这听起来有多反主流文化，大量的科学研究已证实，在全球经济竞争中，值得信赖的人际关系绝不是华而不实的装饰品。事实上，这样的人际关系对高质量的教育来说至关重要。

然而，当代人却面临着人际关系带来的很多苦恼。随着美国人和他们的大家庭以及社交俱乐部越发疏远，学校已经成为社会的核心场所。毕竟这里不同于其他任何地方，家庭成员受法律的约束，至少在几年内，需要定期出现在这里。更重要的是，那些最隐秘和揪心的家庭问题往往最先在学校浮出水面：老师可能会发现一个女孩的自残行为，或得知一个男孩正在遭受身体上的虐待。也是在这里，大部分家长首次了解到他们的孩子存在严重的学习或行为问题，而这些问题也许会影响他们的一生。最后，还是在这里，一家人最有可能找到应对问题的有效手段。

多年来，遇到危机的家长们向我求助的方式常常会令我感到惊讶。我曾受邀在至少6位学生或家长的葬礼上致挽词，有的葬礼就在校园里举行。还有一个类似的例子：“9·11”恐怖袭击事件当天，许多本地学校都提前放学了，我们却把大门敞开。很多大人和孩子涌入校园，在这里彼此寻求安慰。对于许多帕克走读学校的学生的家庭来说，学校这样做并不奇怪。

小菜一碟

1976年7月，我来到了这个日后会变成帕克走读学校的教育实验地点。时年22岁的我，正在读研，顶着红色的爆炸头，蓄着密匝匝的小胡子，还戴着牙箍。

那个年代，公共教育的各种可能性让人无比兴奋。教育机构时隔多年，重新发掘了瑞士发展心理学家让·皮亚杰（Jean Piaget）和苏联心理学家列夫·维果茨基（Lev Vygotsky）的理论。皮亚杰说：“教育的意义是培养创造者……你必须造就发明家、革新者，而不是墨守成规的人。”维果茨基也说：“乖巧听话的好孩子，长大以后很少会成为热情洋溢的人、大有成就的人、情感丰富的人，甚至思想深刻和个性鲜明的人。”

当时，“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策略刚刚开始流行。追随着20世纪60年代末从英国传来的风潮，美国的一些学校建造了无围墙的教室，学生凭兴趣在不同的“学习站”之间穿梭。作为我在圣弗朗西斯科州立大学教师资格认证项目的一部分，我与一位目光远大的公立学校教师罗尼·霍华德（Roni Howard）一起工作。他的六年级教室像个梦想游乐场，11岁的孩子们在里面用木头搭了一个迷宫，训练一组褐家鼠。

在奥克兰，一群有理想的家长和老师刚从一所私立学校中脱离出来，在雅各之家正统犹太教会堂自己开了一个班，学校的名字就来自会堂所在的帕克大道。新任主管格丽·夏皮罗（Gerri Shapiro）从我的大学导师那里听说了我，于是邀请我去“帮忙”。

“我们付不起工资。”她告诉我。

我还是去了。在花了一天时间粉刷新学校的墙壁之后，我就心甘情愿地为之献上了我的整个职业生涯。

当时最让我沉醉的是我和学校的创始教师之一苏珊·埃尔布（Susan Erb）开的第一个会。我很快就意识到她是我见过的最出色的教育者之一。高挑潇洒的埃尔布在家长面前从容不迫，到了孩子面前又可以马上变得天真烂漫。她和孩子说话的时候，极少居高临下地俯视，而总是以蹲姿或跪姿平视他们，把孩子们的目光引向那些他们尚未发现的新奇玩意儿。她说院子里的树上住着仙子，连着骗了好几届的低年级学生：孩子们给仙子写信，而且总是能收到回信。在她的一年级教室里有个“魔法探测器”，是个小迪斯科灯球，每天早上她会把它打开照亮整间教室，来欢迎学生进入教室。

我马上就意识到，做埃尔布的徒弟比我读研究生能学到的东西更多。因此，我退出了硕士项目，同时指望着这份志愿者工作有朝一日会变成全职工作。

几周后，埃尔布和我又迎来了新队友，另一位才华横溢的老师哈里特·科恩（Harriet Cohen）。她在基督教青年会的告示板上看到了我们的招聘启事，这于我们而言真可谓三生有幸。科恩毕业于美国史密斯学院，是音乐硕士，以前在纽约东哈莱姆区做幼儿园老师。她把对艺术的热爱和一种强烈的社会公正意识带进了与孩子们的相处之中。她和我们一样对教书充满热忱，我们三人后来成了学校的中坚力量，并持续了很多年。在接下来的30年里，我们共同在帕克走读学校工作，哪怕学校的管理层和校址在创校初期不断变更，我们也始终维系着学校文化精神的延续。科恩在2009年退休后，仍继续在帕克走读学校和附近的公立学校爱默生小学担任代课教师，直到70多岁。

在那时，我当然不可能知道未来的30年会发生什么。暑假很快就结束了，9月份我们将学校墙壁粉刷一新，从废品站捡回别人丢弃的家具，又向那些校史悠久的学校募集了一些书籍。我们的主管夏皮罗和仓促组成校董会的家长们每人出了点钱，勉强凑齐了创校的资金，招来了22名学生。他们时不时让我教一点课，但我的工作依然没有报酬。

整个过程中，埃尔布、科恩和我不停地讨论我们想要创建什么样的学校和社区。直到现在，只要一想起当时的情景，我们仍旧会忍俊不禁：我们一边布置教室，一边抓住匆匆路过的夏皮罗，想问她对学校的新课程有什么计划，她的回答永远只有一句话：“小菜一碟！”言下之意，那根本不是问题。

于是，我们就从无到有地编写了课程计划和日常作息，整合我们的异想天开、灵光一闪以及实际所需，拼凑出了这所学校的“惯例”。教室拥挤，资源有限，并且犹太教会堂每个星期五下午安息日礼拜的时候都要占用教室，这一切都迫使我们经常去校外上课。渐渐地，我们开始习惯于每个星期五带学生去附近的公园上课，当年的一些学生还一度误以为学校是因此而得名。

创校第一年的10月，学生人数增加到28人。我有了自己负责的班级，也终于拿到了第一份工资。

接下来的6年里，学生人数增加了10倍，学校在换了两个地方后，搬到了现在这个原本用作孤儿院的校园里，终于稳定了下来。1986年，我被任命为学校的校长，当时我32岁。后来，我的头发白了，我开始把它们剪得短短的。2013年11月，我刚过完60岁生日，同时也正式宣布退休。不过如果不是因为患病，我会心甘情愿一直在这所学校干下去。

在近40年时间里，我看着上百个年幼无知的幼儿园小朋友成长为有趣、有思想的少年，也看着许多焦虑不安的家长变得更加自信。同时，这所小小的私立学校肩负起越来越多的公共使命。除了在校园内实践我们的价值观，我们也努力将价值观传播到更广阔的世界中去。正如我们的学校官网上说的那样：“我们相信一位优秀的学习者是充满自信、关心他人、有创造力的人。我们相信，衡量成功的标准是学生拥有在知识技能和社会视角的指导下，明确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位置的能力。”

当然，在实践中，我们用更为具体的方式应对当代美国学校面临的挑战。在这个应试教育的时代里，我们选择把注意力集中到更高远的目标上，我们相信，相比于做不安的竞争者，如果学生们能成为有适应力的合作者，他们的生活会更积极向上、充实幸福。在这个学校课程越发标准化的社会里，我们关注和回应每个学生的个人兴趣，并鼓励学生爱上学习；在这个年轻人很容易变得玩世不恭的时代里，我们强调社会责任和行动。

这些做法从未妨碍学生上高中后取得好的成绩。相比于那些被多年高压考试摧残得筋疲力尽的学生们，帕克走读学校的学生往往表现得更出色。许多人考入顶尖大学，更重要的是，大部分学生都找到了符合他们兴趣和需求的大学，过上了快乐且充实的生活。

如果帕克走读学校在小学阶段为学生提供的教育真的与主流文化相对立，也许社会需要重新思考主流文化给予我们的东西。

成功公式

正如我前面提到的，在帕克走读学校建校早期，我们以为自己是在凭空构想一种新的教育模式。我们并不知道原来我们的成功其实是有规则可循的。我们受直觉引导，即兴发挥，创想出各种策略，看它们会不会有助于营造一个更出色的学习社区。无论做什么，我们都遵循着三个核心原则：孩子们的情感需求和发展与他们的学业进步对我们来说同等重要；我们竭力创设一个稳固且互相支持的社区；我们培养学生的社会正义感。

后来，在1995年，我偶然在一场教育大会上了解到，帕克走读学校的核心教育模式原来沿袭了一种历史悠久、备受尊重、土生土长的美国教育哲学。它被称作进步主义教育（Progressive Education），起源于20世纪初的进步时代，那是美国最动荡而又充满希望的年代之一。好奇心很快就引导我找到了劳伦斯·克雷明（Lawrence Cremin）撰写的关于进步主义教育史的经典著作《学校的变革》（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School）。这部经典巨著我读了又读，做了详尽的笔记，还买来催着同事们一起读。最终，我受克雷明的启发，开展了我自己的研究，发现原来在20世纪的70年代末和80年代大家以为是新鲜事物的“开放课堂”运动之前，进步主义教育者就已经致力于开创这条道路，而他们的工作几乎完全淹没在了历史中。他们设计的学校和我们的一样，同样注重对孩子情感和智力的培养。同样，他们也创设了强有力的、互相关心的社区，教育孩子要有社会正义感。

我了解得越多，越发现我们在帕克走读学校的工作与这些改革者的努力一脉相承，这让我震撼不已。我的同事们也和我一样受到激励，我们寻根溯源，和理念相似的学校建立了联系，很快我们便开始自豪地宣称，我们是一所秉承“进步主义”的学校。

我接下来的发现，就没那么鼓舞人心了。

进步主义教育理念曾经是美国学校中的主导力量，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被妖魔化，因此严重衰退。一些反对者批判这些学校被左派占据，另一些反对者则责怪这些学校对学生过于放任。可悲可叹的是，这两种批评的声音至今不衰。今天，只有几十所零星散布在全美各地的学校还以“进步主义”自居，其中一部分学校创立于100年前，更多的则在20世纪60年代后才建校。还有许多学校也许遵循进步主义教育理念，但选择回避这个被历史玷污的名号。至于其他成百上千的公立和私立学校，虽然它们偶尔会采用一些进步主义教育的做法，但只有极少的学生能像帕克走读学校的学生那样真正获益于完整且精心设计的进步主义教育方案。

美国秉承进步主义教育理念的学校主要是一些星星点点分布在东、西海岸的小型私立学校，此外还有一些公立和特许学校。南部地区有几所这样的学校，中西部地区也有一些，包括芝加哥城区外一整个秉承进步主义的公立学区。当然，那些以为进步主义只能在条件优越的私立学校里实现的人，应该去了解一下这些蒸蒸日上的进步主义公立学校的模式，例如，波士顿市中心广受好评的教会山公立学校、加利福尼亚州帕萨迪纳的奥德赛特许学校、纽约曼哈顿的第87公立学校、俄亥俄州上阿灵顿的威克利夫小学，还有芝加哥西南部的纳马斯特特许学校。这些备受欢迎的公立学校证明这种教育模式并不需要雄厚的财力，也不依赖同质的富裕学生群体。不过，它确实需要训练有素且积极主动的教师。

可惜的是，“进步主义”这个词在公众视野中仍然和美国的左派政治纠缠在一起，而进步主义学校也继续被脸谱化为“放任纵容”“松松垮垮”“花哨无用”的学校。连那些少数听说过进步主义教育理念的美国人也大多把它看成明日黄花，而当代人普遍担心它对学生的教育缺乏严谨性和基础性。进步主义的污名影响之深，连我认识的那些全心全意致力于推行进步主义教育理念的人都谈“进”色变，急急忙忙地把有代表性的进步主义教育实践重新包装，换上像“21世纪的学习”这种索然无味的名号。

对我来说，“不幸”二字已不足以形容我们的处境了。恰恰在进步主义教育理应得到复兴的时候，这样的趋势威胁到我们的身份认同和我们教育理念的完整性。今天的美国学生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我们的价值观和方法，而且，和以前不同的是，我们有证据证明这种教育的有效性。大量研究显示，采用进步主义教育者发明的三个核心教育策略来培养新全球经济环境下最需要的能力是特别有效的。这三个策略是：（1）让学生投身于自己感兴趣的领域，现在常被称为“探究式学习”；（2）用跨学科的方法教授知识和技能；（3）把教学内容组织成项目，现称为“项目式学习”（project-based learning，简称“PBL”）。科学家也已证明，我们推进强有力的学习社区的建设，能够帮助年轻人杜绝诸如酒精滥用的高风险行为。

以上我所讲的都有助于阐明为什么进步主义教育者不该在这个时候背弃我们的传统。我们不能再容忍断章取义的批评者歪曲这一教育传统。正相反，我们应该大声地讲出每一天我们在教室里看到的成果，这些成果理应分享给数百万美国孩子。如果我们不这样做，进步主义教育只会继续是美国教育中被埋藏的珍宝，仅供极小部分最有钱有势的家庭独享。

我来解释一下我的观点：近年来，硅谷大亨（包括已故的史蒂夫·乔布斯）、上层政客和一大批好莱坞明星都送孩子上了进步主义学校。加利福尼亚州前州长阿诺德·施瓦辛格和他的前妻玛利亚·施赖弗（Maria Shriver）对加利福尼亚州伍德兰山一所公立的进步主义学校给予了大力支持。除了少数特例之外，这些富有的特权阶层家长很少在公众面前谈论他们的选择，他们担心的可能是隐私和政治问题。此外，一旦让大众知道上这些学校需要不菲的财力，他们害怕因此受到评判或嫉妒。无论出于何种原因，他们的沉默都带来了同一个结果，即美国最有价值的教育创新，仍然几乎只有精英阶层才能享受。

美国正迫切地寻找能改良头脑和心灵的学校模式。在这种背景下，时任美国总统的奥巴马的沉默格外让人失望。他自己小时候上的就是进步主义私立学校——夏威夷火奴鲁鲁的普纳荷学校，后来奥巴马夫妇送两个女儿上的也都是进步主义私立学校。她们先是去了芝加哥大学实验学校，这是一所由进步主义教育的开创者约翰·杜威在海德公园创办的学校；后来去了华盛顿特区的西德威尔友谊学校，这所贵格会学校虽然不用“进步主义”的名号，却符合进步主义学校的所有特征。美国教育部时任部长阿恩·邓肯（Arne Duncan）也毕业于芝加哥大学实验学校，而奥巴马政府前幕僚长、芝加哥时任市长拉姆·伊曼纽尔（Rahm Emanue）的孩子们上的也是芝加哥大学实验学校。

奥巴马的母校普纳荷学校创立于1841年，是美国最老的私立学校之一，也是美国规模最大的私立学校之一，目前从幼儿园到十二年级共有3 750名学生。虽然这个学校现在并没有称自己为进步主义学校，而是用了“创新学校”的提法，但它在历史上却并非如此。杜威本人于1951年对该校做了为期6周的参访，他的两个孩子当时也在此就读。在一次采访中，学校主席吉姆·斯科特（Jim Scott）用“一个非常进步的地方”来描述该校。学校甚至还模仿顶尖大学设有公共服务中心，让学生和家庭可以申请参加志愿者服务。

奥巴马在普纳荷学校就读的时候，他的家庭并不富裕。和现在学校里20%的学生一样，他也获益于学校的助学金。奥巴马也不是模范生，至少一开始的时候不是。在他的自传《我父亲的梦想》（Dreams from My Father）中，他提到当时自己和朋友一起懒懒散散地混日子，成绩很差。但在普纳荷的岁月对他影响深远，部分原因就在于学校的进步主义特征。2004年12月，在奥巴马即将宣誓就职美国参议院议员之时，他重访了母校，感谢他的老师们看到了他在课堂里尚未展现出来的潜力。他们的鼓励帮助他后来在哥伦比亚大学和哈佛大学法学院里表现出色。

让喜悦重归学习

我希望这本书能够帮助数百万美国学生得到类似的机会——被赏识，被支持，从而发挥个人最大的潜力。这种教育与目前流行的严肃教学模式正相反，不会逼着孩子们去学习，不会用计算机读答题卡得出的分数来衡量他们的成长，而是用教育唤醒他们对学习的热爱，磨砺他们的品格，以及激发他们的好奇心。尤为重要的是，这样学习好玩多了！因为，如果没有某种积极的动力，我们怎么可能期待孩子终身不断地学习呢？

乔纳森·伯克（Jonathan Berk）是一位金融学教授，在斯坦福大学商学院教一门叫作“批判性和分析性思考”的课程。他几年前观察了他的两个女儿在帕克走读学校上学的情况，这让他对这种教育理念有了深入的思考。他说，那段经历改变了他对教育的看法，让他相信学生在体验到喜悦的时候，学习效果最好。

“我说的喜悦不是那种在游乐园玩了一个项目之后很开心的感觉，”他这样解释道，“我说的喜悦，是你经过努力掌握某种知识或技能带来的感觉。没有什么比从努力中得到收获更让人幸福了。”

从国家层面来说，这种智慧是我们曾经所熟悉的，是美国传统的一部分。

那我们为什么把它忘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