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武》乐章用诗考

各种相关文献表明，西周建国后不久，曾经创制《大武》乐章，以此向天下人宣示周家克商的意义，这是西周王朝的“开国”乐。《大武》乐章的诗篇，很幸运，就保存在今本《诗经》的《周颂》部分，这是宋代以后学者的共识。同时，对《大武》用诗究竟为《周颂》哪些篇章，各家又存在严重分歧。这个问题需要解决。此外《大武》乐章的演出时地也有进一步探究的必要。

1.前人的研究

有关周初《大武》乐章的记载，见于《左传》、《荀子》、《吕氏春秋》和《礼记·乐记》等文献。如《左传·宣公十二年》记载楚庄王之语曰：

武王克商，作《颂》曰……又作《武》，其卒章曰“耆定尔功”，其三曰“铺时绎思，我徂维求定”，其六曰“绥万邦，屡丰年”。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者也，故使子孙无忘其章。

文中楚庄王所引“耆定尔功”句，见于《周颂·武》；“铺时绎思”两句，见于《赉》；“绥万邦”两句，见于《桓》。文中“又作《武》，其卒章曰”的“卒章”，其义应与“卒章显志”的“卒章”相同，指的是首段乐舞最后的歌词。[4]有学者因《左传》此语而怀疑文中“其三”、“其六”也有讹误，是不可取的。同时《左传》明言“作《颂》……又作《武》”，表明在楚庄王那里是很明显地把“作《颂》”与《武》、《赉》、《桓》三首《大武》乐歌，视作不同典礼的篇章，这也是应当予以正视的。

《左传》之外，《荀子·儒效》篇也说：“武王之诛纣也……反而定三革，偃五兵，合天下，立声乐，于是《武》、《象》起而《韶》、《護》废矣。”又《吕氏春秋》说：“武王即位，以六师伐殷，六师未至，以锐兵克之于牧野。归乃荐俘馘于京太室，乃命周公作《大武》。”两家也都说《大武》之乐作于周初的武王克商之后。无论如何，周初有《大武》看来还是可信的。

又，比较完整地记述《大武》乐章演出情况的是《礼记·乐记》里的一段材料：

宾牟贾侍坐于孔子，孔子与之言及乐。曰：“夫武之备戒之已久，何也？”对曰：“病不得其众也。”“咏叹之，淫液之，何也？”对曰：“恐不逮事也。”“发扬蹈厉之已蚤（早），何也？”对曰：“及时事也。”“武坐致右宪左（右膝至地，身体左部高起），何也？”对曰：“非武坐也。”“声淫及商，何也？”对曰：“非武音也。”子曰：“若非武音，则何音也？”对曰：“有司失其传也。若非有司失其传，则武王之志荒矣。”子曰：“唯，丘之闻诸苌弘，亦若吾子之言是也。”宾牟贾起，免席而请曰：“夫武之备戒之已久，则既闻命矣。敢问迟之迟而又久，何也？”子曰：“居，吾语汝。夫乐者，象成者也。总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发扬蹈厉，太公之志也。武乱皆坐，周、召之治也。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灭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国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复缀以崇。天子夹振之而驷伐，盛威于中国也；分夹而进，事蚤济也；久立于缀，以待诸侯之至也。且汝独未闻牧野之语乎？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车，而封黄帝之后于蓟，封帝尧之后于祝，封帝舜之后于陈。下车而封夏后氏之后于杞，投殷之后于宋，封王子比干之墓，释箕子之囚，使之行商容而复其位。庶民弛政，庶士倍禄。济河而西，马散之华山之阳，而弗复乘；牛散之桃林之野，而弗复服。车甲衅而藏之府库，而弗复用，倒载干戈，包之以虎皮；将帅之士，使为诸侯，名之曰建橐。然后天下知武王之不复用兵也。……若此，则周道四达，礼乐交通，则夫武之迟久，不亦宜乎！”

这段材料，见诸《礼记》，虽出现较晚，但其中对《大武》乐章演出内容的描述，非有目验者不办；且《论语》又有“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之说，表明孔子曾观看过《大武》的演出。如此，上述《礼记》文字虽不可避免地染上了后儒“宪章文、武”的气味，如“周道四达”云云即是，但其中关于《大武》“六成”结构的述说，与《左传》说相合，还是很可信的。这一点，学者也基本无疑义。文中的“六成复缀以崇”句，也有断句为“六成复缀以崇天子”。如果是前者，“崇”即“终”的假借，如为后者则当如本字读。但无论如何，“夹振而驷之”句指周天子是没有问题的。就是说，句读的分歧无伤大体。

在汉唐学者的《诗经》研究中，这段材料所言与《周颂》一些篇章的关联，并没有引起应有的注意。[5]就今所知，较早把《礼记·乐记》这段记载，与《诗经·周颂》篇章联系起来的是朱熹的《诗集传》。在《诗集传》卷十九《武》篇注解的文末，朱子说：“《春秋传》以此为《大武》之首章也。”同卷对《周颂·桓》篇的解释说：“《春秋传》以此为《大武》之六章，则今之章次，盖已失其旧矣。”继而在《赉》篇解释中又说：“《春秋传》以此为《大武》之三章，而《序》以为大封于庙之诗。”《武》、《桓》两诗都出现了“武王”一词，因此朱子又在《桓》篇解释的末尾说：“篇内已有武王之谥，则其谓武王时作者亦误矣。”朱熹注意到了谥号的问题，是他的精审之处，对确定《大武》创制的具体时间是有用的。稍后的王质《诗总闻》卷十九《周颂二》也用《礼记》“总干而山立”的文字讨论《大武》乐章用诗的问题，且以为，《周颂》的《执竞》、《酌》和《桓》、《赉》、《般》及《时迈》，是《大武》“六成”乐章的用诗。王质的做法得到明代后期何楷《诗经世本古义》继承。何楷的思路与王质一样，既然《大武》乐章有“六成”，用诗也应当为六首。《大武》乐章“用诗”问题，开始变得纷纭了。

何氏之后，古今讨论《大武》用诗一事的，计有魏源《诗古微》、龚橙《诗本谊》、王国维《周大武乐章考》、孙作云《周初大武乐章考实》、高亨《诗经今注》、阴法鲁《〈诗经〉中的舞蹈形象》、王玉哲《周代〈大武〉乐章的来源和章次问题》、杨向奎《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等，共八家，笔者所未见者，又不知凡几。

但是，数百年的讨论，参加的人又如此之多，《大武》用诗除了《左传》所记楚庄王说的三首之外，究竟还有哪些篇，至今仍众说纷纭。细按以上各家之说，没有一家不是方凿圆枘、扞格难通的。问题就出在人们总是不恰当地理解了古代诗、乐、舞三者的合一。《大武》乐章乐有“六成”，诗就一定有六首吗？《左传》中的楚庄王只说了三首诗，是否就有其三首诗的道理呢？遗憾的是，多少年来人们并没有仔细端详一下《左传》关于《大武》乐章用诗三首的说法，马上就顺着“诗乐舞三者合一”的思路乱跑，实际是钻了牛角尖。

现在就来看看各家之说，为方便列表如下：

续表

对上列各家之说一一予以评述将是琐碎而费篇幅的。实际将《左传》所言《武》、《赉》、《桓》之外的其他被诸家派入《大武》的篇章所以为非的理由弄清楚，就可以说明各家的问题了。这些被错误派入的篇章共计有《时迈》、《酌》、《般》、《维清》、《昊天有成命》、《我将》六诗。兹顺次证之。

2.对旧说的反驳

先说《时迈》篇。《左传》中楚庄王在说到《时迈》时，讲“作颂……又作武”，“颂”即《时迈》，而“又作武”以下又举《武》、《赉》、《桓》三诗，很明显，楚庄王是将《时迈》与《大武》之诗分开来讲的。所以，把《时迈》派到哪一“成”都是与《左传》记载相违背的。

《酌》篇有人将它定在首章，有人把它定在二章，也有人把它定在五章，真可谓“居无定所”。来看它的内容，曰：

於铄王师，遵养时晦。时纯熙矣，是用大介！我龙受之，蹻蹻王之造。载用有嗣，实维尔公允师！

“於铄”为赞美词，“王师”即周家军队。“遵养时晦”一句笼统地说是“韬光养晦”的意思，《左传·宣公十二年》记随武子引此篇以明军谋，一则曰“观衅而动”，再则曰“见可而进”，三则曰“兼弱攻昧”，最可明示此语的含义。“时纯熙矣”的意思是天下一片光明，颂扬周家克殷给天下带来光明。这些句子的解释一般都无歧义，有问题的是“是用大介”一句。自孙作云将此诗定为《大武》首章后，不少人响应，如阴法鲁、王宗石等。这样的安排要说得通，“大介”两字中的“介”，就一定重新解释；《毛传》是解释为“助”的。孙作云把这句翻译成“我们就要打仗了”。“介”，如何是“打仗”的意思呢？王宗石在他的《诗经分类诠释》给出了答案，他说《诗·大雅》中《板》和《郑风·清人》中的“介”或“价”，郑玄《毛诗笺》都训为“甲”，也就是甲胄的意思。周家的部队穿上了胄，“我们要打仗了”的意思就自在其中了。可是，这样的解释是扞格的。前文说“时纯熙矣”，“天下一片光明了”，怎么忽然又来一个“是用大介”呢？“是用”即“所以用”，“天下光明了，所以要穿上甲胄准备打仗”，这样解释说得通吗？考“介”在《诗经》中的用法，固有如《郑笺》所训为“甲”者，但像《小雅·小明》“神之听之，介尔景福”，《小雅·甫田》篇里“以御田祖，以祈甘雨，以介我稷黍”之“介”，都得训为“助”或者“赐予”一类的意思为妥。“是用大介”也不例外，它的一定解释为祈求福赐，是由下文即“实维尔公允师”一句限定着的。“尔公”的“公”字，《毛传》训为“事”，故不少学者用通假的办法解释为“功”即功业，实际也可以照本字读，“公”犹“先公先王”之“公”。因为下文有一个“允师”的“师”跟着。诗句是说，周人有今天的胜利是因为师法了你们先公先王。这也是很符合向祖灵献祭的口吻的。“我龙受之，王之造”两句是倒装。“龙”，林义光《诗经通解》据金文语例训释为“恭”，甚确。“王之造”的“造”，《毛传》训“为”，句意是说“造就王业的作为”。综上，《酌》是向先王献祭的诗篇，《毛传》说“《酌》告成《大武》也”是正确的。这一点下文还会讨论。

第三首被误入《大武》的是《般》。其辞曰：

於皇时周！陟其高山，嶞山乔岳，允犹翕河。敷（普）天之下，裒时之对。时周之命！

“於皇”犹言“皇皇”，“嶞山”之“嶞”，《毛传》：“山之嶞堕小者也。”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卷三十谓：“嶞与乔对举，犹长与高对言耳。”此句承上句“陟其高山”，意为登上高山，见到的是众多的高峰与绵延的低矮山峦。颇有亲临之感。“允犹翕河”句之“允犹”二字，马瑞辰《通释》释“犹”为“若”，“若”即“顺”，“允若”即“允顺”。“翕”之义为“合”；“河”即黄河。此句是说，从高山望去，眼中的山脉皆顺着地势而合于大河。[6]“裒”为聚集的意思。“对”，马瑞辰认为即“对扬王休”之对，“对答”的意思，即对答上天之命。“时周之命”之“时”，即“是”，《诗经》常见。此句是说，将普天下的诸侯聚集在一起对扬上天，实在是周家获得的天降大任。诗篇如此说，那一定是得了天下以后才有的口吻。《毛序》说此诗是“巡狩而祀四岳河海”之作，孔颖达《正义》进一步说是：“武王既定天下，巡行诸侯所守之土，祭祀四岳河海之神，神皆飨其祭祀，降之福助。至周公、成王太平之时，诗人述其事而作此歌焉。”是说周武王巡视诸侯，成王时作此歌。按武王克商之后享国日浅，恐怕难有巡狩之事。说成王、周公创制此歌，从作品风貌上看可以接受，不过今人对此篇创作时地有新说，下面会谈到。总之，诗篇是“陟其高山”之作，表达的是周家胜利后的特有豪情。

诗义既说如上，再来看诸家将其放入《大武》的效果吧。何楷、魏源、高亨、阴法鲁、王玉哲定其为第四成，龚橙、杨向奎定其为第五，王国维定为第六。《大武》第四成，据《乐记》为“四成而南国是疆”，第五成为“分周公左召公右”，第六成为“复缀以崇”或“以崇天子”。这些话都是对《大武》演出场次内容的说明，其中有哪一点显示了需要“陟其高山”的迹象？根本就是风马牛不相及。既然都是根据《礼记》的说明去考究《大武》，何以竟又置《礼记》的内容于不顾？孙作云《考实》篇又将篇名的“般”训释为“班师”之“班”，定为第三成，说是表现周家班师的歌唱。这更是越说越让人糊涂。《乐记》明明说“三成而南”，周家军队乘胜前进，如何又“班师”还朝？且班师又与“陟其高山”有何相干？这样不管篇章文意，其结果自然是“拉郎配”，与《大武》乐章“八字”实在难合。

《维清》一篇龚橙判为《大武》之四。诗曰：

维清缉熙，文王之典！肇禋，迄用有成。维周之祯！

“肇禋”二字，高亨《诗经今注》谓：“禋，当作西土，乃西土二字误合为垔，后人又加示旁。周国在西方，所以称西土。”[7]王宗石《诗经分类诠释》又以为“示”旁非后人所加，乃是“在”字之误，因为金文中“在”字作“才”，与“示”旁相近故。所以二字实为“肇在西土”。周初文献《尚书·酒诰》有“肇国在西土”之句，可证高、王两家的训释于古有据。此诗不难懂，是祭祀文王的，也就是说，是祭典上的乐歌。龚氏将其判入《大武》是说不通的。《大武》之乐本来就是献给周家宗庙祖灵的舞乐，舞乐中再出现祭祀文王的场景，岂不叠床架屋？克殷后庆祝周家胜利的舞乐，实际是再现胜利的过程，宣示其意义，一会儿打仗，一会儿祭神，有是理乎？

《昊天有成命》被王国维定成《大武》之首，也是一件很奇怪的事。诗曰：

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於缉熙！单厥心，肆其靖之。

诗“二后”与“成王”并提，“成王”指周成王确定不移。而且《国语·周语下》载叔向论此诗曰：“是道成王之德也。成王能明文昭，能定武烈者也。夫道成命者，而称昊天，翼（敬）其上也；二后受之，让于德也。成王不敢康，敬百姓也。”朱熹《诗集传》由此定此诗为“康王以后”之诗。王国维当然看过《国语》的材料，他这样说，也有他的理由，就是诗篇中出现了“夙夜”二字。《礼记·祭统》上说“舞莫重于武宿夜”，王氏于是先将“夙”字通假为“宿”，然后断定：“若武宿夜而在今《周颂》中，则舍此篇莫属矣。”[8]这实在是以推理代验证，诗中有“夙夜”二字，就一定是“武宿夜”？《我将》篇里也有“我其夙夜”语，是不是也可以说它是“舞宿夜”？

《我将》被硬派在《大武》之首，也是不管诗篇内容的做法。诗曰：

我将我享，维羊维牛，维天其右之。仪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伊嘏文王，既右飨之。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时保之。

与《维清》一样，《我将》是祭祀周文王的篇章。诗一则曰“日靖四方”，再则曰“于时保之”，很明显是周人得天下以后的口吻，而从语言层面看，此篇的一些词语如“仪式刑”，据金文，更是西周中期才有的现象。[9]《乐记》中说得明白，《大武》之始是充满着踌躇戒惧之情的，此诗的内容，与之相去简直不可以道里计。如此，高亨先生《诗经今注》将其认定为《大武》的首章，就是不可信的。高先生的考虑是古人出师先要告庙，周武王要伐商纣，当然得向文王之灵告祭，问题是“告庙”系常礼，《大武》乐章则是表现克殷建国的重大事件，如此，在表现内容上不能不有所选择、有所限制。周武王兴师之前即便是百分之百地曾向文王庙献祭，也不能确定《大武》中就一定有祭祀文王的内容。《大武》作为乐章早已辍演，舞蹈音乐也都荡然无存。考究它的情况，只有依据记载得其仿佛。全然不顾现有的记载，又没有可靠的证据，只凭感觉、想象各说各的，如何才有完？

3.《大武》用诗三首考

在后世的舞台上，歌唱、舞蹈与音乐三者合一的表演艺术是很常见的。每一段落中是否一定有歌唱，那得看表现内容是否需要。这样一条简单的艺术法则，不会只有后来的艺术家才懂得。笔者常想，《大武》用诗的情况，如果不是由宿儒们来研究，而是由真正懂艺术的艺术家们来复原，也许早就解决了。《大武》乐章乐有六成，用诗不一定六首，这也是由表现的需要决定的。论者们总是照着《礼记·乐记》对《大武》“六成”乐次的描述来寻觅“六成”之诗，可是人们细看《礼记》文字了吗？孔子说：“夫乐者，象成者也。总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发扬蹈厉，太公之志也；《武》乱皆坐，周召之治也。”这几句话，一方面将《大武》乐演出的前后场次说清了，那就是从“总干而山立”到“发扬蹈厉”再到“《武》乱皆坐”的大体顺序；同时也对《大武》乐章的意义内涵做了揭陈：《大武》乐虽有六成，所表现的内容却可以归结为三项：武王之志，太公之事，周、召之治。[10]

“升歌，发德也。”《礼记·郊特牲》对“歌”予以概括，精彩道出了古人对歌唱的理解。与《礼记》“升歌《清庙》，示德也”连在一起看，歌在舞乐中的独特作用是十分显豁的。《大雅·大明》在颂扬牧野之战中姜尚的作为时唱道：“维师尚父，时维鹰扬。”“鹰扬”即“发扬蹈厉”。作为周军的主将，姜尚代表的是武王军队的威武。既然《大武》之乐有“太公蹈厉”的内容，通过舞蹈动作的设计，太公的“鹰扬”是可以表现的。也就是说，表现这样的内容，实际是不需要“歌”来“发德”的。这一点由后世戏剧的舞蹈与歌唱的关系也可以推知。这就是说，“六成”之乐中，“再成灭商”的“灭商”内容，是可以由剧烈而猛厉的舞蹈及必要的鼓乐伴奏加以表现的。这正属于“示事”的部分，是属于《大武》中的“武戏”部分，有节奏的呼喊可能是有的，歌唱则未必需要。“太公之事”不需要歌唱，但“武王之志”和“周召之治”就不同，武王的志向和天下的大治，若单靠舞蹈的表达，想要做到明白无误，应是很困难的。于是，“发德”的歌唱就必不可少了。同时，作为宣示周家胜利意义的歌舞，《大武》还不能简单地停留在对事件的再现上，它还必须声明这胜利本身所具有的普遍意义。《左传》中，楚庄王以“武有七德”概括《大武》之义，正是由诗篇的举证来表明的。这便是“歌”以“发德”的作用。再从表现上说，演唱于某一“成”的诗篇，不一定只是“发”该“成”之德，歌唱可以宣示某一方面的意义。

现在就来看一看，顺上述思路将《左传》所言《武》、《赉》、《桓》三诗，与《礼记》所述《大武》演奏场次结合起来，是否可以还原出一个有机的艺术整体。

《左传》说《大武》首章是《武》。诗曰：

於皇武王，无竞维烈。允文文王，克开厥后。嗣武受之，胜殷遏刘，耆定尔功！

篇中“无竞维烈”句大意为“无与伦比的功烈”，系指武王克商而言。“允文文王”中第一个“文”字指文德；“允”即“实在”的意思。“嗣武”句接前一句“克开”两字，言武王承继了文王的志业。因此两句是说，文、武两代王前仆后继，终于大功告成。铜器铭文可以为这里的语法作证。克商后不久的天亡簋铭言：“不（丕）显王乍（作）德，不（丕）肆王乍（作）赓。”“丕显王”是文王，“丕肆王”指武王。稍后成王时器何尊铭亦言：“肆文王受兹大命，唯珷王既克大邑商。”两者都是文王、武王连言，与诗篇的句法结构、观念意识如出一辙。“刘”是“残杀”，指殷纣的所为；“耆”是“迄”的假借，即“终于”的意思。

诗义如上，再看其歌唱的情况。从《礼记》记载看，《大武》的首章，演出节奏较慢，与“再成灭商”适成鲜明对比。照所记孔子的意思，是因为周师“备戒”，即所谓“病不得其众”，“恐事不逮”。按郑玄的解释，“备戒”的气氛是由“击鼓警众”来表现的。表现的史事，当本周武王孟津会师。要注意的是，孔子在说《大武》的结构时“总干而山立”一语，“山立”就是正面而立，“山”字表武王的威重。这一句，是与“太公之事”、“周召之治”相连而言的，虽表结构，也未尝不是按着演出次第说的。就是说，“总干而山立”应是第一成结束时的造型，象征周家及其联盟的团结和力量。笔者以为，这一舞乐造型完成的时候，正是《武》“於皇”的歌声响起的时候。歌声赞武王，又赞文王，继而再回到对武王的颂扬，曲折跌荡，中心不乱，实际是一场大型隆重歌舞的开始曲，气势非凡。有一点须加说明：《礼记》中孔子曾问宾牟贾“咏叹之，淫液之，何也？”这话是否关涉《武》之诗篇的歌唱呢？笔者以为不是。因为从宾牟的回答“恐事不逮”看，“咏叹、淫液”是发生在“备戒”之时的。此时就歌唱“耆定尔公”显然不妥。那么这“咏叹、淫液”之声又是什么呢？笔者认为应当是类似后代“啊”的歌声，是摇曳的人声与“警众”的鼓声相伴，犹如后世戏剧里的“导板”。大概它是由弱渐强的，所以声音开始较细，因而有孔子“声淫及商”之问。宾牟贾的回答更说明问题：“非《武》音也。”即不是《武》歌唱发出的声音。至于是什么，宾牟说，“有司失其传也”。看来在《礼记》时代，人们已说不清那“咏叹、淫液”之声是什么了。

再看《赉》的演唱情况。据《乐记》，“再成而灭商，三成而南”。“灭商”的第二成，演出的场景是“发扬蹈厉”，上文说过，不须用诗。第三成则不同。据《左传》，三成之诗有“敷时绎思，我徂维求定”，正见于《赉》。其辞曰：

文王既勤止，我应受之。敷时绎思，我徂维求定，时周之命。於绎思！

诗中“应”是“承受”的意思；“敷”就是铺，展开的意思；“绎”即“继续”；“思”是语词。诗篇大意是继承周文王遗志，展开周家获得天下的大业，并称这是周家的天降大命。不难看出，此篇紧接着前一篇即《武》篇而来。前一篇说“嗣武受之”，言武王承的是文王基业，此诗上来就说“我应受之”，其义连贯如此，岂偶然哉！同时《赉》也正是“武王之志”的表达。《礼记·祭义》：“天子……冕而总干。”郑玄：“冕而总干，亲在舞位。”如此，诗篇当是舞乐中的武王或武王的扮演者所唱的歌。天子或天子的扮演者出场，对此《乐记》也有所显示，谓：“天子夹振之而驷伐，盛威于中国也。”郑注：“夹振之者，王与大将夹舞者，振铎以为节也。驷当为四，声之误也。《武》舞，战象也。每奏四伐，一击一刺为一伐。《牧誓》曰：‘今日之事，不过四伐五伐。’”据此，“三成而南”与“二成”的“发扬蹈厉”不同，它不是群体的舞蹈，而是周王在大臣陪伴下的独舞和独唱。所以诗篇的人称形式为第一人称“我”。“我”者，武王自谓也。乐章至此，西周大军正在乘胜前进，打击商朝残余势力，而武王或他的扮演者出来，高歌《赉》之篇章，正是向前进的大军发布将战争进行到底的命令。同时“我徂维求定”一句至关重要，正是由这一句，《大武》乐章才表达出它的中心意旨：周家克商乃至继续进军，只是为求天下的安定。这正是“武王之志”，也可以说是周家之“志”。没有这一句，如同画龙没有点睛。

《桓》为《大武》乐章中第六成所歌之诗。诗曰：

绥万邦，娄丰年，天命匪解。桓桓武王，保有厥士。于以四方，克定厥家。於昭于天，皇以间之！

“绥”即“安定”的意思。“娄”，《左传》引诗作“屡”；作“娄”训为“大”，“屡”即“屡次”，两者意思不同，并且关涉到《大武》的制作时间。如是“屡”字，则歌舞作于克殷后数年无疑。“丰年”，《老子》说“大军之后，必有凶年”，然而，《左传·僖公十九年》载宁庄子曰：“昔周饥，克殷而年丰。”在诗人这正是上天保佑有周的祥瑞。“匪解”之“解”就是“懈”，指上天眷顾周家未曾松懈。也就是说，诗人认为获得丰年是上天眷顾的表征。既作为天意表征，“娄丰年”的“娄”就应当读为“屡”。诗中“解”字是有利于“屡”字的确认的。“于以”两字为《诗经》固定语之一，“以”字，吴昌莹《经词衍释》：“有，古读若以。”是“于以”即“于有”，“于是有”的意思。“皇以”即“何以”；“间之”即“取代之”。篇中“克定厥家”之“克定”，是周初就有的用法，保卣、保尊和何尊铭之“克敬亡遣”、“克（弼）文王”皆其例。综上，诗篇是在以屡获丰年为上天眷顾周家的祥瑞，进而赞颂武王打下的江山永固。当《桓》的歌声涌起的时候，舞蹈应进行到“六成复缀”的时候。此时按《乐记》说法是“《武》乱皆坐”，洋洋然“桓桓武王”之声涌起，舞乐达到高潮。《乐记》说这一成象征着“周召之治”，是从“四成而分，五成而南国是疆”之说发展来的。料想舞乐的第四成应当有一个周军分兵进击的表演，犹如后世戏剧中的“过场”，舞蹈者分左右两队而行。从《尚书·顾命》篇记成王去世时召公率西方诸侯、毕公率东部诸侯的情况推测，西周初年似乎确曾实行过周公治东方，召公治理西方的分治制度。但《大武》之乐的“四成而分”是否就指的是这一史实却不一定。因为分兵进击，不一定就是周、召分治。多少年后人们看《大武》表演，把两者混淆了也不是不可能。然而《乐记》中孔子说的话语气很确定，也许舞乐本身对周、召分治就有明显的表达。不论怎样，有一点却值得注意，如果“《武》乱皆坐”时的歌声真的是歌颂“周召之治”的，那《大武》乐章非作于周朝建立后若干年不可。

以上就是按《大武》用诗只有《武》、《赉》、《桓》三篇的思路，把乐章演出次第做出的恢复。虽然只有《武》、《赉》、《桓》三首诗，却完全可以构成《大武》的有机艺术整体了。首章的序曲，中间的独唱和结尾时的合唱，三者意谓一脉相承，互相呼应，多一首不行，少一篇不可。首先是中心突出，舞乐是歌颂武王克商的，所以始终以武王为主。开始一章武王、文王并提，先武王而后文王，继之而来的第三成歌唱，以武王的口吻唱，上来就是“文王既勤止”，与首章的“允文”两句紧密呼应。而“《武》乱”之时的歌唱又盛赞武王的“克定厥家”，内容的分布，多一分则长，少一分则短。其次是意义明确。说《大武》盛赞武王克商，盛赞此一事件中的什么呢？是周家的膺受天命。因何而能膺受天命？是杀伐暴力吗？舞蹈部分的确表现了这方面的内容，但舞乐的歌唱，却努力将周师的武力“发德”为祈求天下的安定。最后的歌唱则以上天屡降丰年为休应，高歌周家已经获得了上天的眷顾。其内容的表现是如何的畅达贯通！《大武》是献给神听的，《武》中“耆定尔功”一句中的“尔”字即是明证。既然是献神的，还用得着在舞乐的进行中反复表达祭神的内容吗？假如我们把那些祭祖的诗篇放进去，是不是就与乐章“天命匪解”的主题大相龃龉了？《大武》的用诗问题，找了好几百年无可信结果，其中关键，是没把《大武》当作艺术看，或者说是小看了古人的艺术本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