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几件鲁迅手稿谈到赵家璧出版的《母亲》

2008年是赵家璧先生诞辰110周年，赵家璧先生是我国近现代编辑出版史上著名编辑家、出版家。在其长达六十多年的编辑写作生涯当中，他开创性地编辑出版了一系列的丛书，在中国现代文坛上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为“良友”赢得声誉，为中国现代出版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良友文学丛书》就是其中影响最大的丛书之一，它汇集了当时中国一流作家的文学作品，赢得广大读者的喜爱。鲁迅把最新翻译的《新俄作家二十人集》交给赵家璧作为这套丛书的开篇之作，成为赵家璧毕生难忘的记忆，在《编辑忆旧》一书中，赵家璧撰写回忆文章——《鲁迅为〈良友文学丛书〉开了路》，表达对鲁迅的感激之情。也正是由于编辑这套丛书，赵家璧开始了与鲁迅的交往。

《良友文学丛书》中有一本根据作者丁玲未完成手稿出版的小说《母亲》，奇的是作者丁玲当时还不知所踪，出版后的《母亲》却产生轰动效果，成为赵家璧编辑生涯中绝无仅有的一次。那么，赵家璧为何要出版这样一部未完成的书稿？笔者最近在阅读了几件鲁迅手稿后，了解其背后的故事，触摸到这段历史，感慨良多。以下就这几件鲁迅手稿为出发点，来翻开这段远去的历史。

1933年6月26日鲁迅致王志之信

王志之（1905—1990），笔名楚囚、含沙等，化名思远，日记又作识之，四川眉山人，作家。鲁迅在1932年回北平探望母亲时，王志之等三位学生代表北平师范大学来邀请鲁迅演讲，从此与鲁迅结下不解之缘。在鲁迅支持下，王志之与谷万川等一起创办《文学杂志》，并加入北方“左联”，所著短篇小说集《落花集》曾经鲁迅校订发表。他与鲁迅经常通信，保持联系。1933年6月26日鲁迅致王志之信就是诸多通信中的一封。该信中有一段话：“……丁事的抗议，是不中用的，当局那里会分心于抗议。现在她的生死还不详。其实，在上海，失踪的人是常有的，只因为无名，所以无人提起。杨杏佛也是热心救丁的人之一，但竟遭了暗杀，我想，这事也必以模胡了之的，什么明令缉凶之类，都是骗人的勾当。听说要用同样办法处置的人还有十四个。……”“丁事的抗议”是指当时上海、北平报刊登载蔡元培等三十八人为抗议国民党逮捕丁玲、潘梓年致南京政府电，以及文化界丁潘营救会发表的宣言等。丁玲（1904—1986），原名蒋冰之，湖南临澧人，著名女作家，“左联”成员，《北斗》主编。《莎菲女士的日记》使她一举成名，还著有《在黑暗中》《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等。1933年5月14日中午一时左右，一群国民党特务在叛徒马绍武的带领下，闯进昆山花园路公共租界丁玲的住处，绑架了丁玲与来访的潘梓年，接着来访的应修人中了敌人埋伏，争斗中坠楼牺牲。这时，丁玲已是一位在国内外颇有影响的人物，她不仅是众所瞩目的著名女作家，而且是左联的党团书记。她的被捕，在上海滩上激起了轩然大波，也给左翼文坛造成了巨大的震动。

按照当时的规定，中国当局不得在外国租界捕人，必须由外国巡捕房拘捕后“引渡”，否则属于绑架，是违法的。丁玲的被捕就属于这种违法的秘密绑架，因此，事后有关当局封锁消息，上海的中文报纸得不到确切消息，都没有及时报道。直到5月17日，美籍人士办的英文报纸《大美晚报》才第一次作了披露。丁玲被捕后，上海党组织立即开展营救活动，决定由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出面，组织“丁、潘营救委员会”。楼适夷代表左联参加了这个组织。委员会曾举行记者招待会，宣布向国民党要人，还请外国进步记者伊罗生和史沫特莱发消息给上海的外文报纸与外国进步刊物，揭露国民党的罪行。5月23日，《申报》和其他报纸都刊登了蔡元培、杨杏佛（即杨铨）等三十八人联名发给南京国民党政府营救丁、潘的电文。随后还发表了《文化界营救丁、潘宣言》。6月15日，《时事新报》记者访问了蔡和杨，杨先生就营救丁、潘的问题发表了谈话。同日，上海各报都在显著位置登载了一条新闻：恶贯满盈的特务马绍武，被我地下工作者击毙街头。《大美晚报》（中文版）还介绍了马的身份与被击过程。一位读者通过电话向报馆揭发，5月14日中午，停在丁玲门口的汽车车牌号码，和马被击毙时所坐汽车的号码4223相同，这也间接证明了绑架丁玲就是他所为。马绍武的毙命，对国民党反动派是一个打击。敌人恼羞成怒，决定对民权保障同盟下毒手，施以报复。他们拟定了暗杀宋庆龄、蔡元培、鲁迅等十五人的名单，首先则拿营救丁、潘最力的杨杏佛（民权保障同盟执行委员兼总于事）开刀。三天后，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将其惨杀在大马路旁的汽车上。

鲁迅经历过北洋政府对学生运动的镇压、对李大钊的残酷杀害、国民党的“四一二”大屠杀等，因此，对于敌人的残暴本性早有认识，尤其是杨铨的被害，使鲁迅保持高度的警惕性。尽管，鲁迅也积极参与营救活动，但对抗议一类的事并不寄予大的希望。因此，鲁迅在信中表示抗议之事是“不中用”的，表现了鲁迅丰富的斗争经验。同时，在信中，“……听说要用同样办法处置的人还有十四个。……”这段话分明表示鲁迅非常清楚自己已被列入暗杀名单，但却毫无畏惧，抱着宁死的决心，毅然出席各种活动，包括参加杨铨的追悼会。

1934年1月22日鲁迅致赵家璧信

在这封信中，鲁迅写道：“家璧先生：顷查得丁玲的母亲的通信地址，是：‘湖南常德、忠靖庙街六号、蒋慕唐老太太’，如来信地址，与此无异，那就不是别人假冒的。但又闻她的周围，穷本家甚多，款项一到，顷刻即被分尽，所以最好是先寄一百来元，待回信到后，再行续寄为妥也。专此布达，即请著安。迅 顿首 一月二十二日”信中“款项”是指丁玲的《母亲》一书版税。那时《母亲》的作者丁玲已经被捕，如何能够将其出版呢？鲁迅怎么会致信赵家璧，谈关于如何寄送版税事宜呢？

早在1932年，丁玲与赵家璧就有联系，丁玲将所著的小说《法网》交给赵家璧编入《一角丛书》，受到读者的欢迎，在赵家璧心目中，丁玲已然成为今后编书约稿的最佳人选之一。因此两人逐渐熟悉起来。当赵家璧获悉丁玲有长篇小说《母亲》的写作计划时，便向她约稿作为《良友文学丛书》之一，丁玲很快就答应了，并将此长篇小说分为三部曲：第一部写她母亲从大家庭走出来完成学业；第二部写她母亲从事教育后的一些建树，直到1927年；第三部写她母亲在大革命失败后，对革命的缅怀和向往，以及女婿胡也频牺牲后又如何抚育第三代。对于这部小说的创作思想，丁玲经常向左联同志提起，这缘于她从小生活在一个衰败而又分化的封建大家庭，她所见到她母亲如何勇敢地从这样一个家庭走出来，成了一位革命女性，从而影响了她的一生。一开始非常顺利，丁玲每写完一章就把稿子交给赵家璧，直到1933年4月中旬，已经有四章约8万字，原来计划再写二三万字即可完成，没有想到，5月14日，丁玲在寓所被国民党特务绑架失踪。一时在上海进步舆论界兴起一股抗议热潮，然而，国民党当局矢口否认逮捕丁玲，对丁玲采取不杀、不审、不放的所谓“绵中裹铁”的卑鄙手段，使得营救工作异常艰难。赵家璧觉得不知何年何月作者才能继续把小说写完，于是他暂时把这卷未完成的手稿放进存稿柜的最后一格，等待丁玲出狱，完成余下手稿。

鲁迅对于敌人的残暴本性早有认识，因而对进步团体进行抗议一类的事并不寄予太大的期望，上一节提到的鲁迅那封信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写的。当丁玲被捕后的第三天，鲁迅即托郑伯奇带口信给良友图书公司编辑赵家璧，“鲁迅先生建议把丁玲的那部未完成长篇立刻付排，书出得越快越好。出版时要在各大报上大登广告，大肆宣传，这也是对国民党反动派的一种斗争方式”，给予国民党当局压力。这体现了鲁迅非常丰富的斗争经验和有针对性的斗争策略。对鲁迅的建议，赵家璧没有丝毫犹豫，他不顾自己个人、家庭的安危，为了正义，为了朋友，马上进行出版的准备工作，特意把原稿重读一遍进行校对，亲自在书末写了四百字的《编者言》作为交代本书的来龙去脉及未能完稿的特殊原因。于是，赵家璧于5月20日将书稿发排，6月27日出书，此书从编辑到发行，前后只用了一个月零十天，出版速度之快，在中国出版史上罕见。在6月25日的《时事新报》和6月27日的《申报》上，还刊登印有丁玲照片的《母亲》一书出版的大幅广告，并特别注明6月28日早晨，在良友图书公司北四川路门市部先发售作者亲笔签名本一百册，售价不变。由于广大市民刚知道丁玲被绑架失踪的消息，对丁玲著作的出版并出售作者签名本，自然产生了很大兴趣。这天上午9点，书店铁门一拉开，读者蜂拥而入，签名本被一抢而光，也带动了非签名本的销售，售出很多。面对如此局面，国民党当局非常尴尬，一方面否认秘密逮捕丁玲，另一方面指使流氓到售书现场捣乱，企图阻挠《母亲》的发售。他们装扮成购书读者，一到现场就高声咒骂：“这种签名本完全是假的，大家都知道丁玲早已失踪被捕，你们的书刚刚印出，她那里会来在你们新出的书上签字。你们骗人！”但当赵家璧等拿出丁玲预先签好字的签名纸时，这两个人登时傻了眼，只得灰溜溜地走了。原来，赵家璧和作者签订约稿时，就交给作者一百张有编号的空白签名纸，签好后先交书店保存，一待书籍印刷装订时，就把这一百张纸作为书的里封衬页，裱在一百册布面精装封面的背后，这样就成了作者签名本，这也得益于赵家璧勤奋好学，吸收引进国外的一种书籍营销出版手段，取得很好效果。果然，《母亲》出版后，尽管是未完稿小说，但立刻成为《良友文学丛书》中最畅销的书，第一版印4000册，一个月销光，10月和12月又各再版2000册，创业界奇迹，年底结算作者的版税，为数还非常可观。但由于作者丁玲失踪不能联系，这笔钱如何处理却难倒了赵家璧。1934年1月22日鲁迅致赵家璧信就是说明鲁迅帮助赵家璧解决了这个棘手问题。据赵家璧后来回忆，1934年1月15日下午，鲁迅冒雪到良友图书公司交《一天的工作》附记稿子，赵家璧就向鲁迅诉说关于《母亲》版税支付的难题，对丁玲亲戚们闻说有版税，都纷纷从湖南老家来函要求汇款，难辨其真伪。一周后（也就是1月22日），鲁迅就寄了这封信，在信中鲁迅不仅把丁玲母亲的通信地址和姓名——“湖南常德、忠靖庙街六号、蒋慕唐老太太”打听清楚后告诉赵家璧，而且仔细叮嘱赵家璧“如来信地址，与此无异，那就不是别人假冒的”。同时，为谨慎起见，鲁迅还建议：“最好是先寄一百来元，待回信到后，再行续寄为妥也。”从这封鲁迅亲笔信件的字里行间，真切地感受到鲁迅丰富的社会经验和对丁玲的关怀备至，替丁玲母亲的生活设想得如此体贴周到，令人感动。

鲁迅手书“悼丁君”

从丁玲被捕到杨杏佛遇害，鲁迅一直处于极度的悲愤之中，尤其是杨的被害，引起鲁迅对丁玲更深的担忧和关切。自丁玲被捕，特别是6月下旬以后，有关她的消息常见于报纸杂志，真真假假，难以辨明。一方面，由于流传丁玲已遇害，北京有关各界为她召开了追悼会，《文学杂志》《文艺月报》等刊物上发表了悼文、悼诗，对丁玲作了很高的评价。上海的《文学》《现代》等杂志，也登载了丁玲的照片、手迹和要求为她出纪念专号的读者来信。另一方面，国民党当局和某些黄色小报，则造出种种卑劣下流的谣言，蛊惑视听。

丁玲被捕之所以引起各方如此关注，是由于她的文学作品对革命文学的贡献，受到了左翼文坛的高度重视，她的文学才华得到鲁迅的高度评价，也引起了国际文化界人士的注意。各报纸杂志发表了许多文章评介她的作品，鲁迅不止一次地对人谈过，“茅盾、丁玲”是中国“较好的作家”，丁玲“有写的才分”。在鲁迅推荐下，美国进步女作家史沫特莱多次采访丁玲；斯诺和他的前妻、作家韦尔斯在自己的著作中认为，现实主义的左翼文学是“迄今在现代中国文学上出现的最有前途”的文学，“茅盾和丁玲女士是这一新写实运动突然崛起的领导人”。因此，鲁迅时刻关注丁玲的消息，由于前年已经发生了左联五位年轻作家的被捕遇害、杨铨的突遭暗杀等事件，再加上社会上盛传丁玲被杀害，鲁迅也对丁玲已经遇害的传言深信不疑，而对敌人的恶言中伤进行严厉的抨击。在6月30日《我的种痘》和7月20日《伪自由书·后记》中，对丁玲事件都有提及。特别在8月1日致《科学新闻》编辑先生的信里，作了明确的表态。他说：“关于丁玲，毫无消息，据我看，是已经被害的了，而有些刊物还造出许多关于她的谣言，真是畜生不如也。”痛惜、愤怒和鄙夷之情溢于言表。经过紧张的编辑工作，《母亲》很快出版，6月27日，赵家璧送来丁玲的《母亲》亲笔签名本给鲁迅。1933年6月27日《鲁迅日记》：“得赵家璧信并再版的《竖琴》及《一天的工作》各一本，《母亲》（作者署名本）一本。下午及夏莱蒂来。”其中的文字“得……《母亲》（作者署名本）一本”则印证了这件事。平时赵家璧赠鲁迅书一般都不赠签名本，但这次意义特殊，所以，寄送了作者的签名本。鲁迅把这签名本列入这一年的书账中，作为纪念。

也许鲁迅见到这本丁玲的签名书，再一次的触景生情，在收到赵家璧送来的《母亲》后第二天的日记里写下了怀念丁玲的诗：“如磐遥夜拥重楼，剪柳春风导九秋。湘瑟凝尘清怨绝，可怜无女耀高丘。”这里鲁迅引用屈原《楚辞·离骚》中“忽反顾以流涕兮，哀高丘之无女”作典，写的这首诗，寄托鲁迅对于丁玲的悲悼和思念，为中国文坛失去这样一位有才华的女作家感到惋惜。也许鲁迅深受“丁玲事件”的刺激，这首诗曾被鲁迅多次题送。其中有一幅是郁达夫受杭州好友周陶轩之托转程从杭州赶到上海请鲁迅题字时所书，这首《悼丁君》条幅高65厘米，宽40厘米，题款“陶轩先生教正”和署款“鲁迅”，并钤“鲁迅”白文方印，通篇结构严谨、笔法朴质而浑厚。后来辗转被一位热爱鲁迅的老干部曹漫之收藏，因此，在这幅字的右下角钤上“胶东曹漫之印”的白文收藏印，其间曾被著名书法家沈尹默借去半个月挂在床头欣赏，称这幅字是鲁迅生平写得最好的字。后被上海鲁迅纪念馆获悉征集收藏。为了伸张正义，给那些对丁玲的谣言以还击，鲁迅一反惯例，于1933年9月21日在致曹聚仁的信中附上《悼丁君》，要求发表。这样，该诗便出现在当月30日出版的《涛声》第二卷第三十八期上。发表的诗稿上作了三处改动：“遥夜”改“夜气”，“拥”改“压”，“湘”改“瑶”。由这幅鲁迅手迹的影印件可看出，全诗提作二行，竖写，诗前冠有诗题，诗题下有署名，诗行中使用了标点，这些在现存的鲁迅诗稿中都是仅见的。这首诗也被作者冠以“悼丁君”为题。鲁迅逝世时，丁玲正在奔赴苏区停留西安的路途上，得知此噩耗，丁玲难以遏制内心悲痛心情，以鲁迅《悼丁君》最后一句的“耀高邱（丘）”为署名，致函吊唁。这个化名表达丁玲对鲁迅深深的怀念之情和对不能在鲁迅最后病重期间乃至去世时去见一面的深深遗憾。

《母亲》的总体创作风格从容淡定、清丽俊逸，却表现了“‘前一代女性’怎样艰苦地在‘寂寞中挣扎’！”。小说写作那种精雕细琢的匠心和灵活多样的笔法显示了丁玲在创作道路上艺术的自我提升和进入一个新境界。它是一个时代真实的史影，被茅盾誉为“纪念碑”，它填补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这类题材的空白。鲁迅的建议出版和赵家璧的尽心筹划，使得《母亲》得以面世，创造了出版史上的一个奇迹。以上几件鲁迅手稿，为我们真实地呈现了那段历史的片段，读来让人们仿佛又回到了那个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