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烈士塔矗立拒城河畔
1946年初春，高密县南部大多数村庄得到解放，高密县民主政府驻拒城河街，以政府的名义修建了一座高十多米的烈士塔，以纪念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初期牺牲的部分革命烈士。至今，这座经历了战火硝烟的烈士塔还矗立在拒城河（柳沟河上游的一条支流）东畔，默默地诉说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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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的一个春日，我驱车来到离高密城15公里的拒城河街，参观了城南革命烈士陵园（原称“拒城河革命烈士陵园”），拜谒了高密县抗战殉难烈士纪念塔（简称“烈士塔”）。
烈士塔，是陵园（潍坊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的标志性建筑，也是极具纪念价值的历史文物。1946年3月，中共高密县委、高密县民主政府决定，在拒城河村北、拒城河东岸建立一座烈士塔，安葬在高密及附近地区英勇献身的江涛、孔楚白等40名革命烈士。是年6月，高12.5米的烈士塔建成。
1947年，国民党军队对山东解放区发动重点进攻，还乡团打进了拒城河街，进行反攻倒算，烈士塔也横遭摧残。据1990年版《高密县志》载，1953年10月高密县人民政府重建烈士塔竣工。1964年拒城河革命烈士陵园增建纪念堂一幢，陈列著名烈士事迹，并筑起陵园围墙。1982年重修纪念堂。
2012年高密市民政部门对烈士陵园又进行了大规模修缮扩建。陵园现占地面积4500平方米，五间纪念堂内供奉着467名烈士英灵，纪念堂后排列着296座原置及后来迁入的零散烈士墓。
拒城河是高密南乡的一个重要集镇。清代编纂的《山东通志》载：“柜城，在县（治）南三十里，汉（置）县，属琅琊郡……今名柜城河。”柜指柜（jǔ）柳，落叶乔木，羽状复叶，性耐湿、耐碱，可固沙，枝坚韧，可以编筐。后来柜城河演绎为“拒城河”。民国时期，这里长期驻有高密县第九区区公所。
1945年底，高密县委、县民主政府组织武工队自高密、胶县、诸城三县交界地带向北开辟新区，进展顺利，到1946年初春将解放区扩大到了拒城河一带。这里一度成为中国共产党建立的高密县民主政府所在地。时任县长祝恺然后来回忆：“登上（拒城河）北面的岭头，可以隐约地望见高密城。有的同志兴奋地对我说：‘祝县长！照现在这样发展，不需几天，咱就可以到城根儿逛逛了！’”数月后的1946年6月13日，山东解放军胶东第五师和滨北独立团收复了高密城，此为高密城首次获得解放。
耄耋之年的高密地方史学专家姜祖幼先生（原拒城河镇迟家村人）回忆，1946年春末，烈士塔建成，他印象最深的是，塔的最顶端站立着一尊威武的年轻战士的雕像（着八路军服装，当时老百姓一般称解放军为“八路”）。这战士双目炯炯，一手挎枪，一手持着放出光亮（用数根直挺挺的铁丝示意）的手电筒，面向南方，巍然而立。
姜老说，建烈士塔那会儿，他十岁出头，常约同小伙伴，从四里外的迟家村跑到拒城河来看现场。烈士塔上面的碑文，是一个叫王书斋的老道士写的。王道士是位于北王柱、西隅两村之间的东岳庙（乡民称“天齐庙”）的道长，字写得好，还会画画。他个头、身量适中，很文雅，当时约莫七十岁，看起来有些仙风道骨的神态。当时，县政府托人先后去请两个书法有名的“老学包子”来写烈士塔的碑文，两人都以写不好推辞了。这两人很可能担心国民党军队打回来，受到打击报复。毕竟，当时国共双方胜负未定，且国民党有中央政权，有美帝国主义支持，有几百万军队，有飞机大炮，其军事、经济实力远大于共产党。这两个“老学包子”想不到，为共产党所立的烈士塔写碑文的王道士恐亦想不到，烈士塔建成后，经过了不到三年半的时间，共产党就领导人民群众将国民党反动派打垮，建立了新中国。
当时王道士颤颤悠悠地站在脚手架上，用老眼四下里打量了一番，就一手端着盛墨的白瓷碗，一手拿毛笔蘸上墨，直接将需要写的碑文“唰唰唰”写到碑上去。写完后，再瞅瞅留的天地、左右和间距，恰到好处。看王道士写字的干部和群众不禁为之叫好。写完烈士塔八个面上的大大小小、长长短短的20多块碑的碑文后，他自己也不免有些得意，脸上添了些红润的光泽。县民主政府又请来柏城镇于家屯的约莫六十岁的民间画家杨维清，他在烈士塔通向纪念堂的一堵长约5米、高近2米的影壁墙上，绘上了数棵亭亭玉立于水塘中的一大片彩色的没骨荷花。从远处看，那些荷花宛若真的一样。
烈士塔约有四层楼高，在1946年的拒城河一带是最高的人工建筑。建成后，民主政府安排人，请来一家京戏班子，在拒城河唱了六天大戏。来看烈士塔的人，听戏的人，买卖东西的人，凑热闹的人，挤挤攘攘，人声鼎沸。烈士塔后，有两条甬路，自左右两个便门绕过影壁墙，通向纪念堂（姜老很清楚地记得，那时已建了纪念堂，有三间），里面供奉着百来个烈士的灵牌。烈士塔周围，当时尚未建烈士的墓穴及墓碑。姜老说，1947年，还乡团回到拒城河，看到烈士塔，觉得不顺眼，就开枪打，把烈士塔打了个稀里哗啦，尤其是那个举着手电筒的战士雕像被打得不像样子。1948年秋，随着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全国解放的日子为期不远，高密县委、县民主政府重修了烈士塔。碑上的字，没再用王道士写的，而是由高密书法界有名的邹龙友先生在县民政科先用毛笔写好小样，由通信员送到拒城河，再依小样放大到塔上，由工匠刻出来。这次重修，把烈士塔顶端原来立着的那个拿手电筒、被还乡团打得残缺不全的战士雕像拆了，新建了一个半圆的顶，并在顶上竖起了一个立体的红色大五角星。
1953年，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周年，中共高密县委、县人民政府重修了位于拒城河村的烈士塔。该塔自上而下，可分顶部、主体部、基座部。主体部、基座部均呈八面体。顶部为立体的红色五角星，约高1.8米，因为做了艺术处理，人们不管从哪个方向看，都感觉看到的是五角星的正面。
烈士塔主体部的每一面又可分为上下两层和过渡层，上层约有下层一半高度，且比下层收进一些，过渡层位于上下层之间，浮雕着两个红色五角星。
主体部朝向正南方的碑面，为正面，上层竖刻“烈士塔”三个大字；下层的上端横刻“日星河岳”四字，下层的下部（为主要部分）分三列，分别竖刻“一九四六年六月建 一九五三年十月一日重建”“高密县抗战殉难烈士纪念塔”“高密县人民政府制”。
主体部朝向西北方的碑面，其下层的下部（为主要部分）刻有18位烈士的英名及职务，大部分注明了籍贯。自右向左，竖刻：殉难烈士芳名——县大队政委 江涛，广东人；县大队政委 孔楚白，沂水人；区长 寇文斋（应为繁体“齋”字，误刻为“齊”字），五莲人；区中队指导员 盛怀森，藏马人；区中队指导员 夏乃臣，莒南人；文教科员 王友之，莒南人；区武委会会员 时文春，日照人；区武委会会员 王松元，临沭县人；营长 宋贤栋，固县（应为“故县”）庄人；区助理 胡梦纬，莒北人；排级 王洪利，葛家桥人，李丹钧，双庙人，张永吉，王十字庄人，王佩莱，院头人；战士 李述德 刘戈庄人，李增金，田学思，冯仁千，朱公人。（碑文为繁体，标点符号为笔者所加，下同）。
主体部朝向东北方的碑面，其下层的下部，自右向左，竖刻：殉难烈士芳名——副政指 彭家起；文书 高祥绪；排级 孙洪钧，翟京芳，王冠三，胡传滴，宋振邦，袁仲三，宋志武，张连云，刘仲堂；战士 许家宇，苗玉金，徐培福，杨述杉，崔正廷，刘祥信，何子见，包成，张传杰，王培东，邱泽普。共22人。
主体部其余五个碑面的上层，分两排分别竖刻“烈士们的英名永垂不朽”“为人民而死英名千古”“殉难烈士永垂不朽”“为国捐躯虽死犹生”等字样。下层的上端分别横刻“精神不死”“气壮山河”“浩气长存”“名垂千古”“名垂青史”等字样；下层的下部，分别竖刻滨海行政公署第一专署（即滨北专署，高密县时属滨北专区）的挽词“烈士们的英灵千古”，滨海第一军分区（即滨北军分区）司令部、政治部的挽词“为人民而生生的勇敢，为人民而死死的光荣”，中共高密县委的挽词“烈士们的精神永远活在人民心间”，滨北独立团的挽词“踏着烈士们的鲜血迈步前进”，高密县大队政治处的挽词“用你们的热血换取了高密人民的福利，我们不仅悲痛追悼，更要继续奋斗”。
我绕着烈士塔祭拜了一周，来到烈士塔北的纪念堂。该纪念堂为五间前出厦的平房，门口两边廊柱上，贴有“为人民牺牲流芳万世，为人民殉难永垂不朽”的字样。在恭恭敬敬地向纪念堂内灵台上供奉的烈士灵牌鞠了三个躬后，我数了数烈士灵牌，又数了数靠南墙立着的两块汉白玉石碑（英名碑）上的姓名，发现两者数目基本一致，不一致在于石碑上将“孔楚白”多刻了一次。
陵园担负看护工作的葛连江师傅不经意间告诉我，这里还有一二十块烈士牌位（灵牌），多年前烈士陵园改造时，更新下来的。老葛出于一种对烈士的朴素的感情，把这些灵牌装进了一个蛇皮袋子，搁到了一间小仓库里。我听后，请他赶紧翻出来看看。
小仓库里的这些烈士灵牌，一共20块。有两块正反两面都用白漆涂了，其中一面分别写有“贫雇农组长刘宗祥”“农民刘宗高”，保存相对完好。
其他18块有些发黄，正反两面虽原来都用白漆涂过，但脱漆严重，有的连上面的字迹都脱落了。不过让笔者振奋的是，这18块时间久远的烈士灵牌，其正反两面都曾用毛笔写上了字，正面写有烈士的职业或职务、姓名，反面写有烈士籍贯。其中两块，正面写的烈士姓名因脱漆太厉害看不到了，反面的字迹则大体尚能辨认，乃“高密二区姚家村人”“高密十一区双羊□村人”。另外16块，分别写着如下的字样：“高密十三区店子人 战士鹿□春”“高密城□栾家□ 战士管庆均”“□□□□□□□□（字迹脱落）战士□天祥”“高密十一区郑公五村人 战士吴万富”“高密十三区杨□□人 工作员范清福”“高密十三区前水西人 联队长王仲文”“高密十三区上口村人 战士鹿光功”“高密十一区塔庄村人 □□排长杨□□”“高密四区陈家屋子人 战士孙从军”“高密十六区呼家庄人 炊事员徐连珠”“□密十六区路庄人 战士王孝清”“高密十二区丁家庄人 战士顾心金”“高密四区张家庄人 卫生员许学□”“高密十一区双羊一村人 战士赵□琛”“高密十三区大逄戈庄人 公安员徐泽海”“高密十一区郑公五村人 战士芸树林”。
此18块烈士灵牌，为20世纪50年代初期制作（史料载，高密县1951年9月将所辖各区改为以数字顺序命名，1954至1955年改为以区政府驻地命名）。我将这些珍贵的灵牌拍了照。我使劲拉着老葛师傅的手，仿佛自己就是烈士的后人，由衷地感谢这位朴实的、用心的农民大哥。
过了数日，我打电话给老葛师傅，询问保存下来的那18块历经沧桑的烈士灵牌，他说都还在，并说陵园南面建起了一个面积不小的广场，广场北侧建起了一堵影壁墙，西侧建起了主席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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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后，我再一次来到拒城河，发现城南革命烈士陵园南面的广场上的这堵影壁墙，其实是一座英烈纪念墙，有30多米长，一面镌刻着一篇缅怀先烈的祭文，另一面是浮雕群像，有冲锋陷阵的革命军人形象，也有举着马灯、推着独轮小车在踊跃支前的父老乡亲形象。
烈士陵园里，一声声如歌如泣的鸟鸣自肃穆的松柏、法桐、紫薇树林里不时传出，仿佛在诉说着什么……
烈士塔上镌刻的孔楚白（也写为“孔础白”）和李丹钧（也写为“李亶均”）两位同为高密县委领导成员，又同时同地被顽固派抓捕，同时同地牺牲。
孔楚白，原名孔庆杭（一说孔庆珩），曾化名郑新吾，山东省沂水县孔家庄人。1918年出生于农村一个小知识分子家庭，兄弟中排行老二。先后上过初小、高小，1935年自沂水师范讲习所毕业，在本县松峰高小任小学教师。1936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
据其弟孔庆瑞、妹孔庆东回忆，父亲孔宪儒1935年入党后，经常有“表兄”“表弟”以“走亲戚”“赶集”为名找父亲开会。这些“亲戚”来后，二哥孔庆杭主动放弃学习，将一个洋铁盆绑到大门外的树上，看到陌生人出现，立即用弹弓瞄准洋铁盆，打去一块小石子。“当啷”一声，“亲戚”们听到这一信号，赶紧从后门撤走。
因父亲整天忙于革命工作，耽误了生计，二哥高小毕业后，不得不投考了免学费的师范。寒暑假期间，二哥领着弟妹们到坡里干活，有时会指着一块块标记着私人田地界限的界石，说：“将来推翻了旧社会，建立了新社会，这些界石就连根拔掉，合成大块田地。”他憧憬着未来的社会，实行土地公有，穷人翻身做主人，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他告诉弟妹们，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能过上好日子。他在松峰高小教书的时候，正值抗日战争初期，常常白天领着学生上街游行，喊革命口号，贴抗日标语，晚上组织进步教师秘密学习党的文件，研究和部署开展革命工作。在二哥的带动和影响下，松峰高小的几个教师都加入了共产党，该校毕业的学生绝大部分走上了抗日救国的道路。大哥孔庆科和五个堂兄弟也参加了革命，后来三人牺牲。
1937年10月，中共沂水临时县委成立，孔楚白是临委成员之一。1938年初，孔楚白被党组织派到国民党沂水县政府所辖的十九中队任指导员。不久，孔楚白动员十九中队的十几人，携枪参加共产党领导的山东人民抗日游击第四支队第六大队，孔楚白任第一中队指导员。是年7月，这支部队被改编为第二支队，孔楚白任支队政治处干事。1939年2月孔楚白调任中共诸城县委组织部长，3月升任诸（城）胶（县）高（密）工委书记，统一领导诸城第二、七区和高密第八区的抗日活动，开辟新的游击区。
1939年10月，中共鲁东南特委决定成立高密县委，调斗争立场坚定、工作经验丰富的孔楚白到地处胶济铁路沿线、我党基础工作非常薄弱的高密县任书记。孔楚白接到上级任命即动身北上。他通过地下交通站，辗转联系上中共胶县工委发展的党员、高密县第九区西双庙人李丹钧，组建起县委，孔楚白任书记，李丹钧任宣传委员，对外名义为八路军高密铁道大队，孔楚白兼任铁道大队政委，李丹钧兼任大队长（烈士塔上标注李丹钧牺牲时的职务为排级，有误）。受敌、伪、顽压迫，铁道大队只能活动在胶县与高密交界的空冲水及附近几个村。孔、李二人在艰苦的环境中，积极开展工作。经一个多月的组织发动，建立了一支有50多人、20多条枪的抗日武装。集训后，铁道大队队员的军政素质很快提升。不久，在一个晚上，孔、李二人带领队员，冒着刺骨的寒风，急行军到胶济铁路的蔡家庄火车站以西，炸毁了一段铁路和日军的一列军车，引起了敌人惊慌，扩大了八路军的影响。
1940年农历二月初二黎明，原与共产党保持统战关系的山东省保安七旅旅长姜黎川，在蒋介石发动的反共高潮的影响下，立场趋于反动，派其七团七营营长徐祝三（高密九区徐家楼子人）率领人马突袭驻空冲水的高密铁道大队，抓去孔楚白和李丹钧，进行残酷折磨。孔、李两人坚贞不屈，没有泄露党的机密。半个多月后，党组织营救无效，两人被徐祝三部杀害。站在胶县西南乡朱陈沟已挖好的土坑前，孔楚白和李丹钧神色不变。当顽军把两人往土坑里推时，他们振臂高呼：“中华民族解放万岁！共产党万岁！打倒国民党反动派！”
在被徐祝三部看押期间，孔楚白即做好了为革命而牺牲的准备，他将一张纸条，偷偷地从窗户递给以亲戚名义前来探望的同事。当战友们看到上面写着“踏着烈士的鲜血前进”等字迹时，无不哽咽落泪。
孔楚白牺牲后，父亲孔宪儒又将其弟孔庆瑞、妹孔庆东送到了革命队伍中。
李丹钧，又名李维廉，生于1920年（一说1919年）。李丹钧出生于一个殷实之家，是独生子，其父除种地外，还做贩卖牛和经营杂货铺的生意，伯父无子嗣，李丹钧兼祧父亲和伯父，被父辈视为掌上明珠。李丹钧自幼聪慧，五岁上私塾，不久即能熟记古诗词数十首。他有着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九一八”事变的消息传到学校，老师在讲课时插入一段时事介绍，讲起了我国东北被日本鬼子侵占，三千万同胞流离失所，很多人遭受杀戮。李丹钧听到这里，无比激愤，忘记了是在课堂上，竟脱口喊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不少同学为之惊诧，纷纷将目光转向他。他则坐立坦然。
他1934年高小毕业考入高密县立中学，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加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他曾打入山东省保安第七旅（旅长姜黎川）六团政训处工作。1939年5月他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支持和推动高密县梁家屯人、亲戚李竹亭率领保安十团起义，改编为胶高第三大队南下。他受命留下做地下工作。他在西双庙家中建立了地下交通站，接待地下组织过往人员，向根据地秘密运送物资，动员父亲变卖家产，购买了部分枪支弹药，装备高密铁道大队。他利用苗家屯地下党员王振刚的关系，再通过一位朋友的帮助，动员了国民党一个游击队军械厂的20多人，南下到石青沟村（今属胶州），在此建起一个小型兵工厂，为铁道大队制造了一批炸药和手榴弹。
1940年被徐祝三部抓捕时，李丹钧跑到村外菜园，跳入一眼水井，他首先想到的是保护党的秘密，立即销毁了随身携带的文件。
1983年3月1日，《青岛日报》发表了薛世敏悼念老同学李丹钧的作品：
英俊维廉，翩翩青年。
忧国忧民，全校之冠。
苦难岁月，从戎毅然。
巧妙斗争，故乡震撼。
难忘四〇年，二次摩擦战。
遇难空冲水，距今卅三年。
往事难回首，念及泪潸然。
花甲愿努力，慰君在九泉。
“四化”告成日，把酒酹维廉。
孔楚白和李丹钧牺牲时，一个22岁，一个20岁。他们各自留下了唯一的遗照。孔楚白的遗照是1934年12月10日，即将自沂水师范讲习所毕业的他与四个同学的合影。但见他眉目清秀，目光炯炯，嘴微张，稚气未脱，对未来充满憧憬，头戴礼帽，上身外套西服领的大衣。李丹钧的遗照是穿军制服的个人照。照片上的他未戴帽子，平头，抿着嘴，眉目间隐含忧虑。照片上未注明拍摄时间，笔者推测当拍摄于其在山东保安七旅六团政训处工作之时。他们两人，出身殷实之家，且均为具有中等文化程度的青年（在文盲占国民多数的当时算得上高学历），但在民族危亡的关头，都选择了抗日救亡，不慕奢华，备尝艰苦，辗转奋战。
在中华民族全面抗战的时期，这两个风华正茂的翩翩青年，没有倒在日本侵略者的枪弹和刺刀下，却被国人中的顽固分子活埋，令人叹惋！那个对杀害孔、李负有直接罪责的徐祝三，后来虽于1945年7月随伪团长迟耀东投诚，参加了八路军，但终究没有逃脱历史的惩罚，后来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被枪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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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士塔上镌刻的第一个英名是江涛，职务为县大队政委（即县委书记）。
1946年6月高密城第一次获得解放。从全国范围看，高密县解放的时间并不晚，但比起山东省的若干地方，如沂蒙山区，胶东的大部分区域，滨海根据地的莒县、莒南、沂水、日照、五莲、诸城等县，高密由于被胶济铁路横贯，地处胶东半岛与昌潍平原的结合部，属日、伪、顽军的重点占领区或防御区，相对解放得晚一些，因此，到高密开辟新区（铁路以南）的县、区两级主要干部，主要为山东解放区滨海区（时辖山东省东南部至江苏省东北部、濒临黄海的部分区域）派出北上的干部，江涛就是其中的一员干将。
江涛，广东省（一说广东东莞）人，1938年参加革命，曾任八路军一一五师六八六团某营教导员、教导二旅政治部民运股股长。1943年春，因地方工作需要，调到日照县址坊区任工作团团长，后任该区区委书记。从一个主力部队的营级干部改任地方县辖区的负责人，从不熟悉日照方言、群众也难以听懂广东话，到学会与当地人进行语言沟通，从一个南方人不习惯北方的气候、水土、饮食，到能像当地人那样平常地生活，江涛面临巨大的挑战。在适应的过程中，江涛克服了太多的困难，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交上了一位老八路和一名共产党员的合格答卷。他深入群众，访贫问苦，发现和培养积极分子，发展了多名党员，使之成为区、村建政的骨干，开辟了新区。江涛生活简朴，经常自己打草鞋穿，一个晚上就可以打好一双。他学习刻苦，只要不打仗，不开会，不下乡，就全神贯注地阅读文件和有关报刊。一段时间，因为自来水笔坏了，而开会、记笔记急需用笔，他就动手用竹竿做了一支水笔代用。
1944年江涛调任滨海区路北（指泰安至日照之石臼所公路以北）工委副书记。次年8月，中共滨北地委决定建立潍东县委和潍东县（9月底改称“高密县”）民主政府，派江涛任县委书记，张秀潜任县长。县委驻乔家巴山（属诸城），县民主政府驻沟里路（属胶县）。潍东县其实是高密、诸城、胶县三县的边区，辖方平区、朱公区、道乡区、朱郭区、仁和区、牛沟区、沙河区，其中前四个区属高密，仁和区属诸城，牛沟区、沙河区属胶县。听起来潍东县管七个区，其实当时共产党的县区干部和武工队，只能在这些区偏僻的部分村庄活动。
1945年8月15日，是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投降的日子。这天，颇有书卷气的江涛带领县委几个工作人员、县大队部分队员和战时邮局的邮政人员，进驻了乔家巴山。
巴山北接高密，西临百尺河与潍河，海拔100多米，为方圆几十里的制高点，地理位置重要。山下分布着乔家巴山、王家巴山、孙家巴山等村。该地距曾任国民党山东保安第二师师长、伪山东建国军第三方面军暂编第一军军长的张步云的家乡——高密八区大双庙不远，在这里开辟新区存在极大的危险性。但江涛接到上级命令后，置个人安危于不顾，果敢地在乔家巴山驻扎下来。在巴山一带开展工作，其实也有一定的便利条件。1939年5月我地下党即在巴山建立了党支部，滨北军分区敌工科干事韩铁英就是巴山人。江涛与韩铁英接上了关系，整顿了巴山党支部。乘着抗日战争取得全面胜利的大好形势，他带领工作人员，积极发动群众，组织开展反霸斗争和减租减息运动。看到革命的烈火在巴山周围开始燃烧起来，且呈越烧越旺之势，年轻的县委书记江涛喜上心头，不免放松了对敌人的警惕。
1945年9月3日晚，江涛和几位同志开会研究如何推进下一步的工作，直到给油灯添了两次油，鼻孔里都窜满了油烟，江涛才回房间休息。危险已悄悄逼近。次日拂晓，被共产党的活动搅扰了美梦的数名恶霸分子，引来一个多月前遭八路军发起的“讨张战役”重创的大汉奸张步云的部属王金铭特务营，偷偷包围了村子，对人数甚少的潍东县委、县大队、战时邮局进行偷袭，江涛被敌人的子弹打中，流血不止，在送往后方医院的路上停止了呼吸。一同遇难的还有两名工作人员。
半个世纪之后，供职于高密市委党史研究室的鞠维积来到日照市址坊调查采访，曾被江涛发展入党的几名老党员不约而同地说起，江涛同志是个好干部、好书记，与群众心连心，工作扎实，待人诚恳，讲起话来和风细雨，从不对部下和群众发火，他在高密牺牲的消息传来，大家都感到震惊、难过，不住地叹惜，有的流下了眼泪。
1945年冬至1949年春任高密县民主政府县长的祝恺然，后来作诗两首，纪念为解放高密而牺牲的同志，其一曰：
当年奋战在潍东，史迹永存记忆中。
怀念牺牲诸烈士，临风洒酒祭江公。
在“江公”之后，祝恺然特意标注了“江涛”。
可惜，江涛的相片，江涛的出生时间，参加八路军前的经历，比如上学情况，是否参加过长征，以及何时入党等，至今阙如。
我在一位网友的提示下，上中华英烈网搜寻“广东 江涛”，结果查无此人。或许，江涛乃一化名。也或许，这位化名“江涛”、曾任抗日战争结束后高密县第一任县委书记的烈士，在其家乡尚未被作为烈士对待。不仅如此，笔者和姜祖幼先生到城南革命烈士陵园实地查看，未发现江涛的坟墓及墓碑，据说高密市烈士陵园（位于县城镇府街东段北侧）里也没有。
我认为，江涛的遗骨不可能迁回广东安葬（直到现在，连他到底是广东省哪里人都尚未弄清楚），他要么还埋在乔家巴山附近，要么早已迁入拒城河革命烈士陵园——姜老给我抄来《拒城河公社志》有关记载：“1946年，修拒城河革命烈士陵园时，政府将江涛同志的遗骨，移葬于拒城河革命烈士陵园。”但姜老对笔者说过，他记得1946年修拒城河革命烈士陵园，有烈士塔、纪念堂，但无墓地。现今，该陵园内有几十座无名烈士墓，江涛同志的遗骨是否掩埋于其中的一座，已不得而知。不知江涛书记是否会责怪几十年来我们这些后生者对他的“慢待”。当年，您和您的同志们头颅为轻信仰重，出生入死拯斯民，如果以现在流行的“性价比”一说，你们的干法是最不划算的。但信仰无价，理想比金子更珍贵，你们当时何曾想过死后谁的名字靠前，谁的坟头可供后人瞻仰呢？您来自老百姓，与老百姓打成一片，牺牲后亦与众多无名烈士不争不抢、朝夕相伴，或许正遂了心愿呢。我想。
后来，姜老告诉我，20世纪70年代初期，他听拒城河公社供销社的一位负责人说，江涛夫人（遗孀）曾来高密，到拒城河革命烈士陵园寻其遗骨，可惜当时有关部门未安排人员对江涛夫人进行采访。而讲过此事的那人，也已不在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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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长寇文斋、区中队指导员（即区委书记）盛怀森，他们的名字在烈士塔上亦占有突出位置，两人牺牲的时间只比江涛略晚。
寇文斋，山东省五莲县街头镇阎家庄人，约生于1914年。1939年加入共产党。1940年春，他受组织安排，出面任国民党五莲县街头区某乡乡长，与盛怀森等人以乡公所乡队的名义拉起一支抗日武装。后来，他曾任日照县沈疃区区长等职。
盛怀森，五莲县街头镇下官家沟人，生于1919年10月。曾上过完小，当过小学教师。1938年冬入党。曾任日照县某区副指导员、五莲县街头区民兵联防指导员等职。
两人的相貌和性格颇不同，寇文斋参加革命前以务农为业，识字不多，身体健壮，性情豪爽，作风泼辣勇敢，好打抱不平，在乡民中很有威信。盛怀森比寇文斋小五岁，参加革命前是一名教书先生，文质彬彬，言少心细，虑事周密。参加革命后，两人都赤胆忠心，不避艰险，勤恳工作，为革命事业做出了贡献。一次，叛徒带领敌人来捉盛怀森，在房东掩护下，盛怀森悄悄揭开屋里为老人准备的棺材的盖子，躺了进去，再不慌不忙地盖上盖子，瞒过了敌人的搜查，安然脱险。
1945年8月滨北专区潍东县甫一成立，寇文斋和盛怀森即被派到方平区，分别担任区长、区中队指导员。两人的工作刚刚有了一点眉目，被张步云的残部王金铭一伙捕去，活埋于双庙（今属诸城）。1946年春，民主政府惩办了杀害两位革命志士的凶手，找到了烈士遗体，运回原籍安葬。
夏乃臣，山东省莒南人，是烈士塔上镌刻的两名区中队指导员之一（另一人为盛怀森）。1946年麦收前，淮安县（属鲁中区沂山专区，1945年建，后撤销）拟把中岭区移交给高密县。夏乃臣（新任中岭区委书记，对外称中岭区中队指导员）带了一个中心组前往接收。到了西傅家庄一带，尚未与淮安县驻中岭区的同志接上头，即遭敌人包围。夏乃臣带领部属，边打边突围，向西打过潍河，打到宋家泊，终因寡不敌众，夏乃臣等多人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夏乃臣牺牲后，高密县朱郭区（今属胶州市）区委书记祝剑锋调任中岭区委书记，后任井沟区委书记。祝剑锋回忆，高密干部牺牲最多的是1946、1947两年，胶济铁路以北的沂塘区一年就牺牲了两套半干部。1947年春，还乡团控制了井沟和院头村，三天时间，两个村的干部全被杀害。从这里路过的几个工商管理干部，除一人逃出外，均被还乡团用开水烫死。县通信班两名通信员，公安战士两名，复员军人一名，被敌人五花大绑，并用绳子勒着嘴，带到一个地方全部杀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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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结束至解放战争初期，对高密西南乡危害最大的是王金铭匪部。张步云的主力被我军消灭后，其部下王金铭带领精锐的特务营脱逃，流落在潍河沿岸的高密与诸城交界的部分村庄，伺机而动，频频报复行凶。县委书记江涛、区委书记盛怀森、区长寇文斋等同志即遭其毒手。1945年秋，荆山区中队长（胶东人）的父亲、妻子及两个孩子，从家乡来探亲，走到方平区水西一带，被该匪队杀害。1946年农历五月，王金铭指挥所部，突然窜到诸城县河崖区，包围、杀害了区干部、区中队队员100多人。
滨北军分区独立一团接到地方送来的紧急求援情报，迅即出发，跑步赶到河崖区，对王匪反包围。经过一番激战，毙敌近200人。王金铭被我军射中，受重伤，在其最核心的一个排（排长绰号“小道士”）的保护下，逃出包围圈，后医治无效而亡。小道士带领残部30余人，潜回方平区，继续为非作歹。店子村斗争汉奸恶霸，白天分了汉奸恶霸的存粮，晚上即有六名积极分子遭小道士毒手。方平区委、区中队发誓坚决除掉小道士。在区中队的连续追剿下，小道士等残匪到处躲藏，最后藏到顷王冢东北之刘戈庄村外的一户农屋里。经一晚激战，加上火攻，区中队将残匪全部消灭，活捉了小道士。曾几何时，王金铭匪部肆意为虐，然而最终灰飞烟灭。这是一切反动派的必然下场。
据姜祖幼先生回忆，1946年农历十一月，在高密县道乡区各救会长的发动下，他的家乡迟家村（位于拒城河村南2.5公里）有30余名基干民兵集体参加了县大队（后升编入主力部队）。那天上午，天冷风硬，穿着棉袄棉裤的迟家村众多男女老少，都聚拢到拒城河岸，为新兵送行。有哭鼻子抹眼泪的，有拉着新兵的手说话不停的，有很多小孩子跑来凑热闹，瞅这个，逗那个。
过了拒城河，不少新兵走出一两百米了，仍向西回过头来，频频挥着手，对着立在河岸上不愿离去的爷娘、小媳妇、大姑娘，大声喊：
“爷！娘！没有什么事！”“快回家吧！”“不用挂挂（记）俺！”
这30余名青壮年中，有四人再也没有回来，灵位供奉在城南革命烈士陵园的纪念堂里。他们是：
单兆全，1911年2月生，1947年2月牺牲于本县沙岭子；
孙贞俊，1927年7月生，1947年4月牺牲于吉林省四平；
李长友，1924年8月生，1947年4月牺牲于吉林省四平；
迟金友，1924年3月生，1948年8月牺牲于江苏省徐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