爆发于1851年的太平天国起义，是咸丰皇帝遭罪的起点。从那以后，为了镇压起义，这位年轻的皇帝白天黑夜地忙，都觉得时间不够。更让他觉得晦气的是，花了这么多力气，成效却不高。前线送过来的奏折，不是说这里让人给捅了一刀，就是说那里挨了一棒，久而久之，皇帝的自信心大受打击，都不怎么敢相信自己也能赢了，直到曾国藩的崛起。
湘潭大捷点燃了喜庆的爆竹，接着岳州、城陵矶，甚至是武昌克复的捷报接踵而来，让人有应接不暇之感。那情景，仿佛是倒霉了一千年，眼看着就要转运了。
原来人生也可以充满温暖！
要说在籍官员办团练的不止一个，包括曾国藩在内，合计共有四十五人之多，然而除了曾国藩，没有一个整出样子，不是半途而废，就是销声匿迹。曾国藩成了当年的主打款，一众官员中，就数他最帅，帅得一塌糊涂，帅得无边无沿。
依稀还记得在京时，这家伙跟打了兴奋剂一样，拼着命往上递意见书的情景，也幸亏当初留了一手，要不然，现在纵使能收到礼包，也得落下一个不会用人的恶名。
显然这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得赶紧用，还要重用。尽管曾国藩当初出任时，有言在先，守孝期间不接受奖励或升职，但咸丰仍授他以署理湖北巡抚一职，并赏戴花翎。
授他署理，就是考虑到曾国藩尚在守孝期间，一旦守孝期满，代理即可转正，然而仅仅七天之后，咸丰又急匆匆地收回了成命。
不阴不阳的一句话
具有戏剧性的转折出现在一次君臣谈话之后。谈话的主角，一个是咸丰，另一个是军机章京彭蕴章。
军机章京不是军机大臣，说穿了只是军机处的文书，专门帮着军机大臣们抄抄写写，比如王鼎案中那个给穆彰阿通风报信的陈孚恩，就是军机章京。由于军机章京实际参与了机要，所以也被称为“小军机”。
彭蕴章的诗文很有名气，一辈子写了很多书，若是一本本摞起来，比他人还高哩，不过此人有学问归有学问，却是食古不化，在政务上迂腐得很，是一个“有学无识”的典型。
咸丰跟他聊天，起初只是想抒发一下自己的好心情，没指望从这个木讷的小军机身上得到什么高见。
咸丰说：“你想不到吧，曾国藩这么一个书生，竟能建成奇功。”
彭蕴章当然也是书生，这话听了足以让他浑身醋味儿乱冒。于是来了一句：“曾国藩不过是前礼部侍郎，一个老百姓罢了。小小老百姓，在乡间竟然能一呼百应，随者以万人计，这恐怕不是国家之福吧。”
就是这么一句不阴不阳的话，让咸丰脸色大变，沉默了很长时间。
很多人将咸丰的防范心理归结于“满汉藩篱”：曾国藩是一个汉臣，一个汉臣具有如此大的号召力和影响力，手中又掌握兵权，对满洲皇帝当政的王朝来说，当然不是什么好事。
应该说，有这个因素，但并不能概括全部。清代用汉臣掌兵权并非没有先例，比如横跨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名将岳钟琪。当时雍正任用岳钟琪，谣言满天飞，仅雍正自己收到的举报信就满满一筐，说他是岳飞的后代，要替祖先报“宋金之仇”云云，雍正根本就没有理睬。
其实很多时候，猜忌谁不猜忌谁，跟出身没有多大关系。康熙时期的鳌拜（满八旗），雍正时期的年羹尧（汉八旗），谁是纯汉臣？他们的下场可比岳钟琪惨多了。因为是汉臣，就想着要给对方穿小鞋，那是后人太小看这些清代皇帝了。
其实在曾国藩之前，江忠源追本溯源，也是手握兵权的湘军将领，不照样得到咸丰的信任重用，还被授以安徽巡抚？
曾国藩的事应该说是个案，其中彭蕴章的话起到了关键作用。他抓住了两点，一是咸丰已经被下面的造反造怕了，生怕一不小心再跑出一个什么“秀全”来跟他捣乱；二是咸丰一向非常看重湖北的战略地位，认为它的作用和价值远在广西、湖南、江西诸省之上，潜意识里就不愿将如此重镇轻授予人。
在咸丰眼里，曾国藩与江忠源虽都出自湘军，但两人并不相同。江忠源的定位主要是武将，任务就是打仗，曾国藩却有号令一方的作用，他创建湘军的时候，虽有个湖南帮练大臣的名义，其实是赤手空拳，凭什么能一下子拉起一个如此大的摊子呢？如果让他长期据守湖北，谁又能担保他不会黄袍加身，成为下一个“曾秀全”？要知道，在这种内乱频仍的情况下，要趁机跳出来自己做皇帝的人不计其数，让咸丰防不胜防。
人心之复杂难测，是说不清楚的一件事，从此咸丰就对曾国藩不太放心，而且这种担忧在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都难以消除。
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咸丰决定收回成命，改任曾国藩为兵部侍郎，专办军务——反正打仗要紧，就是让你当湖北省的一把手，估计你也没那闲工夫。
可话不是这么说的，咸丰的朝令夕改，不可能不引起曾国藩的疑惑，在从其他渠道得知个中内幕后，他的心顿时就沉了下来：原来是皇帝在猜忌我！
曾国藩的脸色也变了。他万万没想到，自己军事上好不容易有了点起色，可以替皇帝分忧解难，换来的竟是对方的不信任。
他曾国藩像岳钟琪一样，毫无疑问是一个忠臣，然而他有什么办法让咸丰知道他是忠臣吗？没有！
这种时候，最好是朝中有人，能帮着说上两句，偏偏朝中无人，当年的座师穆彰阿即使身为首辅之际，也不为咸丰所喜，何况他早就被咸丰赶回家，闭门思过去了。
在给朋友的书信中，曾国藩谈到了东汉时的大吏杨震。关于杨震，有一个极有名的故事，说有个曾被杨震推荐的官员为表示谢意，晚上给他送钱。杨震拒而不受，并且说：“我们是老朋友，可是怎么回事，我这个老朋友了解你，你却不了解你的老朋友，不知道我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呢。”
送钱者愣了愣，还没回过味来，以为是杨震担心事情暴露会名誉受损，因此赶紧压低声音：“您老别怕，天黑着呢，不会有人知道这件事的。”
碰到这么不上路的，杨震只好拉下脸来：“天知，地知，我知，你知，何谓无知！”
一席话说得送钱者羞惭满面，落荒而逃。
奸臣与忠臣
杨震能力出众，又廉洁奉公，出仕二十多年，官衔只升不降，一度位居太尉。东汉时的太尉，可掌全国军事大权，比清代首辅还吃香。
这样一个大人物，没有丝毫把柄握在别人手上，但也就是皇帝身边出了那么几个宵小，一通耳朵咬下来，使皇帝对杨震有了看法，结果罢免了杨震的太尉之职，并下诏遣送其回乡。
杨震气不过，在路上服毒自杀，死前留言：“以杂木做棺材，以粗布做寿衣，不回祖先墓园，不要设祠祭祀。”
一代名吏的愤慨和无奈，让曾国藩在阅读史书时感同身受，而杨震的不幸结局又令他悲从中来。
对于身处前线的曾国藩来说，这种感觉确实很让人难以接受：当你尽心竭力，顽强苦斗的时候，那些既无能又妒贤的家伙却在背后指指点点，弄得你最后极可能爬得越高，摔得越重。
当然，这些都只是曾国藩心里面犯嘀咕。若是单纯从论功封赏这个角度看，咸丰其实并没有错待曾国藩：你以前是侍郎，没多长时间就让你官复原职了。
再说回去，古来忠臣一个样，曾国藩和杨震恨的都不是皇帝，他们恨的是专门拆台的彭蕴章之流。曾国藩也不是非当那个湖北巡抚不可，他只是想利用这个职务，好好地经营湖北，进而以两湖为后方基地，逐步逼近南京，这种稳扎稳打的战略，倒与安徽的石达开有异曲同工之妙。
湖北巡抚当不当没关系，战略构想最重要，曾国藩上疏咸丰，要求在武昌待上一段时间再说。
咸丰却忍不住了，战事拖得越久，越消耗银子，他能有多少银子消耗呢？就此而言，太平军拖得起，他拖不起，而前面赢的那几仗又让他对时局产生了乐观情绪，认为湘军只要再赢几仗，摆平太平军就不是什么难事。
他回复的谕旨让曾国藩无话可说：“既无地方之责，即可专力进剿。”——你又不是湖北地方官员，跟太平军作战才是你的本分哪，别废话，快点动身吧。
再拖下去，就有抗旨不遵的嫌疑了，曾国藩只得放弃初衷，率军东下。
要出武昌，就得先闯田家镇。田家镇与对岸的半壁山相对峙，两处所夹江面仅一里多宽，号称天险。无论你是要由东溯江而上，还是由西顺江而下，都得问它答不答应，所以半个多世纪后的中日武汉会战，日军要进入武汉，田家镇仍是必过的一关。
武昌失守后，杨秀清将石凤魁和黄再兴捉拿进京问罪，并派燕王秦日纲坐镇田家镇。
秦日纲的才情十分有限，军事上乏善可陈，列举一下他指挥过的战役，也是败多胜少。不过此君无才，却有“忠勇信义”之名，说白了，就是对上级俯首帖耳，你让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从不敢有任何不同意见。
在太平天国早期尚存诸王中，秦日纲仅次于翼王石达开，高于所有朝中之臣，但他把姿态放得比谁都低，让人几乎忽略了他也是个王。
杨秀清对他发号施令，他一点儿折扣不打，恭恭敬敬地服从命令，老实得就像杨秀清手下的一个普通兵丁。等到天京事变，洪秀全下密诏诛杀杨秀清，他也马上翻脸，把杨秀清一家人杀得干干净净。正因如此，无论是杨秀清还是洪秀全当政掌权，秦日纲都能高枕无忧，吃香喝辣。
很多时候，奸臣与忠臣，奴才与人才，前者总是比后者更得势更讨好，但战场是公平的，杨秀清又用错了人，并将继续为之付出代价。
三顾茅庐
秦日纲到达田家镇后全力组织防御。他盯准的是江面，天险嘛，不好好利用，岂不亏啦？
最好的办法是截断航道，不让湘军水师从这里开过去。秦日纲在长江上拉起六道大铁链，每道铁链相距数十丈，在铁链下设置固定的木筏和小船，上面安放火炮，一方面用于拦截，另一方面保护铁链，形成了一道密集火力网。
除此之外，还有杨秀清专门运来的木牌水城，有两岸的土城要塞，再加上铁链前后绵延数十里的水营船队。秦日纲有足够的理由认为，他的江上要塞已固若金汤，湘军水师再怎么牛，也难以从正面穿破这道防线。
秦日纲的逻辑思路是，以江面防御来确保田家镇，但他疏忽了一个地方，那就是田家镇对面的半壁山。事实上，半壁山是田家镇的天然屏障，半壁山若有闪失，田家镇则无藩可恃，湘军完全可以通过这一制高点，用火炮对田家镇进行覆盖式打击。
曾国藩紧紧抓住了这一漏招。1854年11月20日，罗泽南和塔齐布先后率部聚集于半壁山下，对守山的太平军发动猛攻。
秦日纲事先未能在半壁山周围组织起强有力的防御，加之此时两军士气可谓一升一降，所以守军连战失利，三天后，半壁山即告失守。
犹如做外科手术，曾国藩拿下半壁山后，下一步就是要对江上的铁链动刀，双方的水上特种部队也终于到了面对面决战的时刻。
自衡阳练兵以来，曾国藩就认准水师是重中之重，他把相当多的精力都放在了水师组建和发展上。初期的湘军水师在战船数量上无法与太平军相抗衡，作战经验上也很欠缺，因此多次吃败仗。无论是靖港水战还是城陵矶水战，都败得极其难看，但曾国藩好就好在能吃一堑长一智，以后他便扬长避短，用陆师来弥补水师的损失，借助陆师赢的空当，迅速对水师重新补充，所以他的水师损失得多，恢复得也快。
在战略眼光上，杨秀清和他任用的一干将领都落在了曾国藩后面。太平军水营看上去很庞大，却始终只是“虚胖”，整个水营用的还是改造民船，水勇也没有经过多少专业训练。更糟糕的是，他们还不太讲究水陆配合，基本上是各打各的，结果是：水营赢，无关大局，水营输，满盘皆输。
在先前的武昌战役中，由于石凤魁和黄再兴指挥无能，水营的四千艘战船尚未投入作战就被湘军付之一炬。太平军水营虽曾拥有上万艘战船，但再家大业大，也禁不住如此挥霍。眼见船只和水勇越来越少，至田家镇之战，秦日纲统领的水营已是太平军仅存的最后一点家底。
12月2日，湘军水师在彭玉麟的率领下，向太平军水营发起进攻。
湘军水师的两大名将，文为彭玉麟，武为杨岳斌。
彭玉麟的籍贯为湖南衡阳。当初曾国藩一到衡阳练兵，便四处访求贤士，衡阳人说，本地要说贤，谁也贤不过彭玉麟，此人真称得上人中麒麟。曾国藩听说后，便立即出面邀请彭玉麟。
彭玉麟不肯去，原因跟曾国藩在湘乡时一模一样：母亲病故，只想在家守孝。
相同的遭遇，自然知道怎么动员，你这时要跟彭玉麟探讨什么事业功名，对方会毫无兴趣，所以曾国藩对彭玉麟说的是——现在天下大乱，父子兄弟且不能相保，你还能指望一个人安安静静在母亲墓前守孝吗？
经过曾国藩“三顾茅庐”，反复劝说，彭玉麟终于答应出山，但与曾国藩约法三章：功成必身退，且不要官，不要钱。
彭玉麟在湘军水师中担当文职，并不是说他只会文不会武，事实上彭玉麟曾经像江忠源那样有过“剿匪”经历，是打过仗的，他的“文”，是说他出身文员。
湘军水师跟陆师不同，陆师给把刀就能上阵，因此即使是儒生也能做营官，水师则相对要求高一些，起码你得懂水性吧。在湘军水师，十个营官，有九个都是新提拔的武员，只剩一个会玩笔杆子的，就是彭玉麟。
文有文的好处，会思考，能动笔。水师草创之初，规章制度一片空白，若没有彭玉麟从旁襄助，曾国藩的一个脑袋会变成两个大。
无防护炮战
自湘潭水战以来，彭玉麟已屡次与太平军水营交锋，被称为“以书从戎，胆气过于宿将”，但他还从未有过田家镇水战这样的体验，具体来说，就是多了那六道横江铁链。
彭玉麟由此将所属进攻部队分成两组。第一组是敢死队，驾二十条快蟹，任务是冲到铁链下面，并弄断它。第二组是掩护队，专管发炮，以吸引太平军水营和来自田家镇岸上的火力。
敢死队在冲锋时沿半壁山一侧，且不发炮，不仰视，只管做准备工作，这样一来，就最大限度地避免了对方的炮火攻击。全部的炮火几乎都集中在靠近田家镇这边的掩护队身上，炮弹如雨。
早在水师创建之初，彭玉麟就下功夫研究过防炮之法。和曾国藩一样，他也是从古书里面找答案，甚至拜的老师都是同一个，即明朝时的戚继光。
火炮在明朝时叫火铳，与明军作战的倭寇装备了大量火铳。在《纪效新书》中，戚继光记下了他抵御倭寇火铳的方法。一种是将十几层渔网罩在战船左右两侧，通过渔网的坚韧和细密，来拦截弹丸，唤作罟网。另一种是戚继光的独家发明，叫作刚柔牌。简单说来，就是在盾牌外面套一层竹篱笆，中间以生牛皮、水渗湿的棉絮、人的头发依次编制而成。
按照戚继光传授的经验，只要使用这两大法宝，在四五十步之外，倭寇的火铳根本无法贯穿，到二三十步距离之内，虽可穿透，但威力已经大减。戚家军不仅以此为掩护，还能举着刚柔牌进行反击。
刚刚看到这几段的时候，彭玉麟别提多高兴了，想想戚老师真够意思，什么都不保留，什么都传授——您老人家怎么就知道几百年后有人还用得着呢。
彭玉麟在当下一一借鉴和试验，可是试验的结果实在让人沮丧：无论罟网还是刚柔牌，一炮就给打穿了。
不是戚老师藏着或掖着，只要动脑筋想一下就知道了，几百年前火铳的威力，能跟几百年后的火炮比吗？
当然只要防御了，也不是一点效果没有，战船四周上一道牛皮，多少总能起到一点保护作用，但是又不治本，还容易影响官兵的斗志和作战效率。
彭玉麟一狠心，索性把罟网、刚柔牌、牛皮之类统统撤去，船上无遮无拦，实施无防护炮战，然后他带头脱去上装，赤膊拿一把大刀立于船头，并大呼一声：“炮弹要是有眼，就先把我打死吧。”
主将不怕死，众人立刻胆壮起来，视危险如坦途。有谁低下头来躲避炮弹，还会被众人讥笑为怕死鬼。
没了畏畏缩缩，动作就不会走形，可以踏踏实实放炮，同时战船也不会停顿，然而这种疯狂的打法必然要付出惨痛代价，因为炮弹毕竟不长眼，也不认识你究竟是勇士还是懦夫。
在田家镇水战中，湘军水师相当多的伤亡均来自掩护队。后来水师将领在向曾国藩汇报，说到“损失如此之惨重”时，忍不住放声大哭。
太平军的护索水营虽不断放炮，但也构不成密不透风的火力网，存活下来的湘军水勇依旧能够猛力反击，结果有的太平军小船还未装上炮弹，就被炸沉了。其他人看到湘军如此悍不畏死，也多半开始胆怯起来，纷纷朝岸边闪避。
依靠掩护队不顾生死的护持，敢死队的快蟹终于冲到了铁链旁。
在江中铁链里面，维系船只的竖链较细，用斧头和钳子便能截断，最难搞定的是连接两岸的横链。
横江铁链古已有之，早在三国后期，东吴便采用了这一防守策略，他们在半壁山上游的西塞山江面拉起铁链，以阻止西晋东进。晋军大将王濬熔断铁链，才得以击破东吴自以为牢不可破的江上防线，这就有了历史上著名的“千寻铁索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
王濬是怎么熔断铁链的呢？史书中的描述是：制作巨型火炬，长十余丈，宽数十围，中间灌以麻油，当巨型火炬遇到铁链，即可将其熔化。
彭玉麟打造了相仿的火炬，每一艘快蟹上都放一口装满油脂的大锅，下面装有风箱，将油脂烧到滚沸。水勇冒着炙人的高温，将铁链拉到火焰上进行煅烧。等烧到一定程度，再用铁钳将铁链夹出，放在预先准备好的铁墩上，几个人拿出打铁的劲头，手执利斧，猛砍一番，便能将铁链砍断。
不到两个时辰，六道横江铁链全部被砍断。
巨石咽江声
铁链一断，第三组进攻部队“挤而过”，从断开的铁链中间穿行过去。另一个湘军水师的名将、占“武”字的杨岳斌上场了。
杨岳斌原名杨载福，他家从爷爷辈开始，都是绿营武官。绿营讲究资历，杨岳斌其时不过三十二岁，若是继续待在绿营，还不知道要到哪一天才能熬出头。关于这一点，只要拿关天培、陈化成、杨芳、向荣等人的简历出来瞧瞧就明白了，一帮老头儿，最小的六十多岁，最大的七八十岁，人家算算还都是特能干的名将。此情此景，非得让年轻人看了落冰窖里不可。
在加入湘军之前，杨岳斌是营千总，官衔为正六品。仅仅一年之后，因为在湘潭之战中立下大功，便被擢升正五品的守备，同一年，升都司，正四品，接着升游击，从三品。
一年之内，竟连升三级。也就是说，你只要肯拼命，光升迁就能升到眼花缭乱的程度，他杨岳斌有什么理由不拼呢？
杨岳斌也的确敢拼能拼。有一次湘军水师进攻受挫，杨岳斌对彭玉麟说：“敌军有十倍于我的战船，要想取胜，非得出奇不可。”
杨岳斌所说的出奇制胜，就是亲自驾驶一艘小舢板向太平军水营发起突击，彭玉麟紧随其后。在他们二人的鼓动下，湘军水师不顾一切地冲向太平军船队，反过来将太平军冲散了。
不过在田家镇水战中，却出现了让人困惑的一幕：杨岳斌率部闯过铁链后，并未直接向太平军发起攻击，而是顺流冲到下游去了。
这是杨岳斌等湘军将领从城陵矶一战中得到的教训。当时广东总兵陈辉龙要乘风进攻太平军，杨岳斌劝他说，顺风难收队，不能去，陈辉龙不听，结果大败。
杨岳斌冲到下游，一方面是要截断太平军水营的归路，另一方面是要逆流而上，从容地对太平军展开攻势。
水军近战，主要战法都是火攻，不是我烧你，就是你烧我。当天的风向也怪，突然就刮起东南风，风向让太平军不仅无法东撤，反而陷入一片火海，作战中战船被毁四千余艘，被夺五百余艘。
太平军在田家镇再也守不住了。1854年12月3日，秦日纲率残部退往九江。
为取得这次胜利，湘军付出了很大代价，共战死八百将士。曾国藩在田家镇建立昭忠祠，并撰写了一副挽联：“巨石咽江声，长鸥今古英雄恨；崇祠彰战绩，永奠湖湘子弟魂。”
对于曾国藩和他的湖湘子弟来说，所付出的代价是值得的。经过田家镇一役，太平军仅存的一点水上力量损失殆尽，水营基本瓦解。曾国藩水上定乾坤的深远谋略终见成效，湘军自此完全控制了长江上游。
咸丰得报，喜悦之情“莫能言喻”，都说不出来究竟是个啥滋味。
什么是生活，生活就是每一天都有一个新的开始。尽管咸丰听了彭蕴章的话，不敢把地方大员的位置再腾出来给曾国藩，但湘军作为一支地方武装出身的军队，能取得如此成就，他这个后台大老板还是舍得封赏的。
曾国藩保奏彭玉麟、杨岳斌等八将因功升职，咸丰眉头都不皱一下，便一一照准。此外，还赏曾国藩穿黄马褂，黄马褂可不是随随便便赏的，在道光以前更是少之又少。
凡是能赏的东西，咸丰都掏了出来，什么扳指、宝刀、火镰，一堆呢。
曾国藩也实在没什么可抱怨的了，剩下的就是再卖把力气，争取把奏报写得更漂亮一些。他踌躇满志，告诉咸丰，长江上游已被官军控制，太平天国所需给养起码因此断绝了一半，而他下一步的目标就是“肃清江面，直捣金陵”。
在潜意识里，这位湘军大帅已经在为进入南京进行彩排了。可是他忘了，人生没有彩排，每一天都是现场直播，而在新一轮直播中，他将可悲地沦落为一剂票房毒药。
前线的连连挫败，令杨秀清大为震惊，他不得不起用军中的超一流高手：翼王石达开。
石达开不仅能征善战，而且颇懂地方治理之术。太平军缺乏一贯的战略设计，往往是只顾前方，不顾后方，只有石达开在安庆建立根据地并使之维持了近十年之久。
石达开才能出众，太平军领导层人人皆知，杨秀清当然也很清楚，但身为实力派王侯，太能干了，对上面而言未必是好事。在这方面，谁都难以避免。
一方面是杨秀清对石达开有所忌惮，另一方面，作为一个聪明人，石达开同样十分谨慎小心，知道东王心里那块地儿就是再大，也容不下一个比他更强且可能超越他的人。于是只要战事尚看得过去，石达开就被束之高阁，他本人也从不嚷嚷着一定要到前线去。
田家镇战后，杨秀清和石达开的利益相关，一个急于用人，一个急于救火，这才放下了各自的小心眼儿，在共同目标上达到了会合点。
什么叫破绽
石达开奉命星夜兼程，从安庆赶到湖口。他去之前就知道局势严重，去了之后才知道不是一般的严重——杨秀清交给他的完全是一个烂摊子，太平军失地千里，军心混乱，加上湘军步步相逼，要想短时间内在九江、湖口建起牢固防线，几如天方夜谭。
他需要足够的时间用于部署防守，否则就算是神仙下界也无济于事。石达开立即命令长江北岸的太平军尽最大可能制造声势，以拖住湘军，使其不能全力东下。
按照湘军在田家镇的那股气势，曾国藩要拿下九江和湖口应是水到渠成的事，但被石达开这么一搅和，他不得不派塔齐布和罗泽南率陆师精锐前去北岸应付。
曾国藩出兵以来最讲究水陆并进，这也是他自湘潭之战以来可以做到所向披靡的重要战术。如今缺了陆师的支持，他就不敢派水师单独深入九江和湖口了。
什么叫破绽，这就叫破绽。抓住曾国藩的破绽，石达开得以从容部署，打造出全新的防线。
燕王秦日纲在田家镇败得那么狼狈，缘于他顾此失彼，江心、田家镇、半壁山这三座堡垒构不成整体，被人家各个击破。石达开也设置了三座堡垒，除九江外，还有湖口和梅家洲。
梅家洲是江心的一座大沙洲，由长江泥沙沉积而成，沿江而下的主航道，其北面狭窄，大船无法通行。曾国藩要想“肃清江面，直捣金陵”，非从南面的长江主航道通过不可。
石达开命林启荣守九江，命罗大纲守梅家洲，自守湖口。林启荣和罗大纲都是以防守见长的战将，经过这样的排兵布阵，三座堡垒不仅更为牢固，相互之间还能形成策应，最大限度地弥补了田家镇防线那样的缺陷。
石达开在长江北岸投下的棋子，令曾国藩忙活了将近一个月。1855年1月2日，当他把水陆两师调到九江城下时，发现九江已“屹然坚城，难以遽下矣”。
除城防扎实外，守城之将也不简单，此人便是林启荣，他将为知人善任的翼王带来开门红。
林启荣原本籍籍无名，在太平天国定都南京之前，他还只是杨秀清麾下的一个普通刀牌手，很长时间内都没有其他职衔，所谓“郁郁乎行伍”，在军队里面混得很不得意。后来总算进入了军官行列，并随军西征，但也不过是赖汉英、石祥祯等人手下的一名偏将。他的显山露水，是从防守九江开始的。
1月14日，曾国藩将九江四面包围，并以塔齐布手下猛将童添云为攻城先锋。
童添云见过世面，曾在鸦片战争时随杨芳出征广东。此人有一把子力气，能拉开“五石弓”，这种弓一般都是用来考武状元的，绝对是大力水手级别的，而且他的箭法还挺准，要么不射，射必命中，加上胆量大，做事认真，所以很快就成了军中的佼佼者。
身为主将，童添云就像他的老上司塔齐布一样，每战必挺着长矛在前面冲杀，即使弹如雨下，也不肯稍有退却。由于他长了一脸麻子，太平军称其为“童麻子”，对方一见旗帜上有“童”字，便相顾失色，说：“不好，童麻子来了！”未战纷纷退却。
这是个擅攻的一流悍将，但是当擅攻之将遇到擅守之将，就没辙了。
当天湘军不仅没能攻入城池，童添云还被城炮击中并重伤而亡。“童麻子”战死，湘军诸将无不愕然，先前攻克武昌，拿下田家镇的劲头也为之一挫。
此后，林启荣白天仍然坚壁不出，且深沟高垒，旌旗林立，让攻城者找不到一点空隙。
想想累了一天，晚上应该松懈了吧。从表面上看也的确如此，只要夜幕降临，城墙之上便一片静寂，连打更击柝的声音都没有。可这是在湘军未打歪念头之前，此后只要他们敢动一动攻城的心思，还没等摸着城墙，城上就会立刻枪炮声大作，杀你个人仰马翻。
没有严明的战场纪律和出色的指挥，是很难做到这一点的。九江城下，连塔齐布和罗泽南都感到无计可施，罗泽南叹息说，九江不过斗城而已，却坚固如此，真是难以想象，“林启荣之善守，吾辈不能及也”！
取败之道
九江一时难下，有人便建议不如越过九江，先进攻九江东面的湖口和梅家洲再说。曾国藩用兵，向来谨慎，步步为营、稳扎稳打是他的基本宗旨，如果要跳过九江，就可能陷入两面受敌的困境，一般情况下，他不敢如此冒险。
不过这说的只是一般情况，现在情况特殊，除了九江打不下来以外，曾国藩还必须正视一点，那就是石达开正在重建水营。
石达开时年才二十四岁。曾国藩等人原先根本没把这位年轻王爷放在眼里，以为不过是个“毫无知识”的“乳臭小儿”，一旦真被拖到军事攻伐这口大缸里面，就算不揿他的头，他自个儿也得吐着泡沫，翻着白眼珠咕嘟咕嘟沉下去。
可是石达开很快就让曾国藩刮目相看了。自湘潭之战起，曾国藩不是每战都赢，但是总能反败为胜，关键在于他抓住了“水”这个核心。反观太平军，虽然也打了不少胜仗，加起来一算，却还是得少于失，要害也全在一个“水”字。
一直以来，太平军吃亏就吃亏在水师方面。那些由民船改造而成的战船、力量微弱的土炮、缺乏训练的水勇，以及粗放型的水上战术，没有一样能与湘军相比。更糟糕的是，他们还缺乏补血能力，眼瞅着有少无多，到最后砸锅卖铁，一无所有。
显然，竞技江上，得水师才能得天下，石达开要从根本上改变战局，就必须改变太平军的水上弱势。此前，他在安庆时就建造了一座规模巨大的造船厂，但造船需要时间，实战又急着要用，石达开便想到了“借船”，一到湖口，他便派人奇袭停泊于鄱阳湖内的江西水师。
当初在谕令曾国藩创建水师时，咸丰也下令四川和江西督造战船，组建水师。出发点是好的，多多益善嘛，省得江上只能依赖湘军一家。可惜地方官军太不争气，九十人的奇袭队，愣是吓跑了四千人的江西水师。凭此一役，石达开足足赚来百余艘战船和七百余门火炮，算是给太平军水营续了香火。
得知这一情况后，曾国藩真恨不得把江西官军全部抓起来，噼噼啪啪，一人先扇一千八百个耳光再说。他曾国藩好不容易熬到田家镇水战，消灭了太平军的万艘战船，从而建立了水上的绝对优势，可给这帮窝囊废一弄，双方的力量又起了变化，让太平军水营拥有了东山再起的本钱。
当时这批被太平军俘获的江西战船尚在鄱阳湖内，曾国藩便召集水师将领商讨究竟该怎么办。有人主张九江之战要紧，不如先将江西战船逼到长江下游，以后再慢慢收拾不迟。彭玉麟则说，要是让这批船出了鄱阳湖口，就会留下无穷后患，再想控制住就难了，不如趁此机会，将其一举歼灭于鄱阳湖内。
开会时，杨岳斌正在后方养病，彭玉麟在水师中的权威最高。大部分水师将领都同意他的意见，曾国藩也觉得未尝不可，这不失为一石二鸟之计：既制止石达开重建水营，又可以断绝九江外援。
两面受敌的问题，曾国藩也考虑了。他将陆师一分为二，塔齐布留于九江城下，继续进行牵制，罗泽南则和水师一起攻击湖口和梅家洲。
面对兵临城下的强敌，石达开给出了自己的推断和结论：从武昌出发后，湘军没有得到过充分休整，不吃力是不可能的，这叫久战必疲；由于连战连捷，这支军队从上到下又都有一股骄悍之气，尤其水师更以江上霸主自居，此谓骄必轻敌。
一个疲，一个骄，均取败之道也。
罗泽南创造过以静制动的经典战术，即等待时机，在对方“三而竭”的时候发动全力一击。石达开接下来设计的套路，几乎就是这一战术的翻版。
他训令三地堡垒，只能坚守，不准出战。在湖口，石达开自己身体力行，不管湘军如何讨敌骂阵，都“不动如山”，让对方不明虚实。
“静者安，动者摇。”敌人最活跃的时候，往往就是破绽暴露最多的时候，石达开重点关注的是湘军水师有没有破绽。
似乎没有。湘军水师此时正处于建军的全盛时期，船坚炮利，一副无懈可击的样子。可是绝对的无懈可击，在这个世界上是不存在的，所谓“百密犹有一疏”，即使是传说中的金钟罩铁布衫，也有攻破它的命门关节，只要你冷静观察和思考，就必有收获。
经过几天僵持，石达开终于发现了湘军水师的命门所在。那本来是湘军水师的长处，即大小船配合，长龙、快蟹与舢板取长补短，一个如重型战车，无坚不摧，一个如轻捷小鸟，倏忽来去。
二者合在一起，自然是优势互补，但如果把它们像水陆师一样拆开，则效果完全不同。有了发散性思维，便没有什么不可能，机宜已定，石达开开始一步步地将对手往自己的陷阱里引。
白天他继续高挂免战牌，守城不出，到了晚上，派兵在江岸之上敲锣打鼓，不停地制造紧张气氛，同时出动船只，将火箭火球接二连三地射到对方船上，湘军一旦警觉或出动追击，太平军就马上隐身，总之一句话，就是不让湘军睡好觉。
在疲和骄之外，湘军水师又多了一个躁。
分飞燕
1855年1月29日，石达开破天荒地在白天派出船只与湘军交战。不露面还好，一露面差点把曾国藩的牙笑掉。太平军用的是一种俗称小划的船，最多跟舢板一个级别，而且仅寥寥几条船，它们在江上晃晃悠悠，人在上面站都站不稳。
这么多天不现身，以为太平军要放大招，没想到出场就如此寒酸，那还等什么？湘军水师立刻猛扑过去，太平军果然支持不住，几个回合就慌忙退却。
湘军多少天无仗可打，好不容易逮着这么一个机会，哪里肯舍，当下迎头便追。那架势，恨不得三下五除二，立马把太平军揍到扁，然后像块饼一样摊墙上去。
太平军的小划虽小，移动却很灵活，像长龙、快蟹这样的大块头追赶不及，只有靠舢板。一个在前面逃，一个在后面追，眼见得小划一晃之下溜进了鄱阳湖，湘军也尾随跟进，因为都知道鄱阳湖内集聚着江西战船，正是将其一举歼灭的良机。
先后进入鄱阳湖的舢板计一百二十艘，水勇两千余人，湘军水师的轻便船只基本一个未漏地全进来了，留于外江的都是笨重的大船。
战斗仍然是一边倒，湘军抓住机会，焚烧太平军船只数十艘，这是湖口开战以来的第一个收获，众人无不欢欣鼓舞，心花怒放，都拼命往前追，没有一个肯背过身，回过头去看的。
湘军的舢板越往湖心划，离入口处越远，渐渐地与外江不通声息。曾国藩等了很长时间，还不见舢板返回，这才着急起来，亲自过来察看。这一看，令他大惊失色。
在鄱阳湖入口处，石达开竟然搭起了浮桥。浮桥下面是凿沉的民船，上面铺着木板，再盖以土石，将所有舢板完全堵死在鄱阳湖内。其行动之迅速，构思之巧妙，显见得是预谋已久的结果，绝非一朝一夕之功。
中计了！石达开修筑的浮桥乃水营得意之作，“关锁牢固，势难冲击”，想攻破非常之难，曾国藩唯有先鸣金收兵。
这天晚上，石达开又派船只出动了，只是不再是隔靴搔痒的袭扰，而是大举进攻。三十多艘小划，却足以搅乱湘军水寨。以往湘军作战，是以长龙快蟹做掩护，以舢板主动出击。在失去舢板护持后，长龙快蟹“如鸟去翼，如虫去足”，就好像鸟被砍断了翅膀，虫被斩断了腿脚。它们不仅没有出击能力，还处处挨打，防不胜防，昔日威风八面的长龙沦落为笨龙，快蟹也差不多成了死蟹。
湖口和梅家洲的太平军陆师也紧密配合，在岸上用火箭、喷筒对着湘军的船只射击，同时投掷以火球、火罐。湘军被焚九艘快蟹，七艘长龙，其他杂色大船二十余艘，若不是大船上装有洋炮，使太平军的小划不敢逼得太近，还不知要惨到什么地步。
突然的失败，令湘军官兵不知所措，大家再不肯遵从号令，纷纷挂帆向上游逃窜，连彭玉麟也阻止不住了。
这是战场上的一次重大转折。湘军水师被截为两半，曾经一快一慢的好搭档，此后变为分飞燕，你成不了我的梁山伯，我也做不了你的祝英台。
水师军心衰弱得厉害，原先归杨岳斌统率，现在由彭玉麟调遣的人马，也不听指挥了。曾国藩没有办法，只得将尚在养病的杨岳斌召回进行节制。
水师吃了亏，陆师也没能取胜。塔齐布屯兵九江南门外，整天仰着脑袋攻，官兵相继死伤，仍拿九江城没什么办法。罗泽南想从岸上克湖口，也是苦哈哈的什么都捞不着。非但如此，由于石达开用兵神出鬼没，罗泽南生怕对方劫营，还得夜夜戒备，有时一整晚都不敢合眼。
曾经勇不可当的两位陆师大佬半斤八两，窘迫如此，闻者无不寒心。曾国藩的心也凉了半截，意识到世上本无捷径可走，绕九江而攻湖口的策略原本就是错的。
此消彼长
还是回头走老路吧。1855年2月11日，曾国藩将原本计划负责进攻湖口的罗泽南调回九江，与塔齐布兵合一处，以加强对九江的攻势。
他想不到的是，当天晚上，石达开竟然又发动了一次更大规模的进攻，参加这次进攻的，除了数百艘小划外，还有安庆船厂刚刚造出的三十艘大船。
与上一次相比，这个晚上更黑，更适于夜袭，曾国藩输得也更惨。太平军水营翻江倒海，湘军水师被打得溃不成军，最后连曾国藩自己乘坐的特大型拖罟船都被惦记上了。
当时拖罟被十几只小划围攻，炮弹却已经打光，太平军一拥而上，上前拦截的亲兵越打越少。曾国藩脸都白了，惊惶之下推开舱门，跳入江内，要自杀了事。这时正好彭玉麟驾小船经过，见有人跳水，看身影有些像曾国藩，急忙救起，送到岸上的罗泽南营中。
这一仗，湘军水师被焚战船百余艘，拖罟船也做了人家的战利品，上面的所有书信文稿连同咸丰赏赐的物品，扳指、宝刀、火镰之类，统统送给石达开做了礼物。
拖罟船还是当初广东总兵陈辉龙送给曾国藩的，一共就造了两艘，一艘在城陵矶之战中被曾天养缴获，现在这艘又让石达开拿去玩了，敢情忙活半天，都是替别人忙的。
上岸后，曾国藩又羞又愤，先写下一封千余字的遗折，然后命人牵过一匹马，就要骑着马去与太平军同归于尽——当然以曾某的个人近战能力，只会他自己“尽”，对方是不可能“同归”的。
罗泽南等人见状，赶紧拉住马缰，并苦苦劝说，好话说了一箩筐，曾国藩才回心转意，冷静下来。
湖口一战，湘军一败涂地。屋漏偏逢连夜雨，1855年2月20日，水师又遭大风袭击，长龙快蟹被撞沉撞伤四十余艘。
人倒霉了，真是喝口凉水都塞牙。曾国藩盘点一番，能保持基本完整的战船只剩下七十余艘。他再也伤不起了，只得让彭玉麟带到湖北去修理。
此消彼长，战场态势和双方的力量对比自此都发生了改变。
曾国藩所犯的错误不止一个。自武昌出师，湘军全师东下，能打一点的部队几乎都被他带到江西去了，相比之下，留守湖北的兵力十分空虚。应该说，这种打法有利有弊，有利之处在于可集中优势力量，尽快取得战果，不利之处在于战事一旦不顺，大军就会被牵制在前线，湖北后方必然危险。
如果看不出对手这个错误，石达开就不成其为石达开。他随即发动的全面大反攻，便直奔曾国藩的后方湖北而去。
湖北军队维护个治安还凑合，打仗完全不是那块材料，往往还没看到太平军的影子，就杯弓蛇影，自己吓自己，一个人叫一声，则“万众瓦解”，一溃千里。曾国藩闻讯急派胡林翼、彭玉麟率水陆两军回援湖北，但已无力回天。4月3日，太平军第三次攻克武昌，并控制了湖北的大部分地区和长江航道。
不到半年时间，曾国藩又失去了武昌，“前此战功，竟成空虚”。与先前不同的是，这次还退步了，他最看重也最得意的水师支离破碎，完全破了相，再也不值一看。
曾国藩懊丧不已，连写下的文句都哀哀戚戚，不再有往日的大气磅礴：“闻春风之怒号，则寸心欲碎；见贼帆之上驶，则绕屋彷徨。”
就算皇帝原先对打仗这一套两眼一抹黑，在阅读和分析了这么多战场报告后，现在至少已经是一个眼光独到的军事评论员了。
湖口战役，曾国藩总结败因，说到舢板闯入鄱阳湖，以致被太平军一切两半。咸丰批道：“诚不免锐进贪功”，确实是你太求胜心切了，淡定一些嘛。
分析武昌为何失守，曾国藩承认是自己的失误，未能在后方预留强一些的军队。咸丰倒是通情达理，说算了，当时你那水陆两师全数东下，还怕兵力过于单薄，如果再分兵设防武汉，那不是更少了吗？这仗还要不要打了？没准儿现在的形势还更加棘手呢。
咸丰的语气能如此宽容平和，一定程度上，不能不说与北方战场形势的好转有关。
自从北伐的太平军被包围于束城，咸丰就希望能尽快将其歼灭，但事与愿违，双方足足对峙了二十来天，仍然解决不了问题。
问僧格林沁和胜保究竟是怎么回事，这两人的答复倒很一致：“太平军依墙施放枪炮，伤亡太大，冲不过去呀。”
咸丰一听，火冒三丈：“你们哇啦哇啦地讲什么梦话呢，以为朕啥都不知道是吧？束城那里都是乡下房子，不过砖土矮墙而已，太平军再怎么折腾，又能弄到多牢多厚，乃至连你们都攻不破？”
皇帝一发火，两个家伙都被吓住了，赶紧再次组织进攻，但接连两次大进攻都偷鸡不成蚀把米，反过来被太平军打了埋伏，其中一次胜保还被包围在村子里，怎么冲都冲不出去，最后靠僧格林沁的蒙古骑兵才救了一命。
看来皇帝的话听不得，僧格林沁和胜保又低下了头，跟太平军干耗起来。胜保负责烧毁太平军驻地周边的村庄，树林也全部砍掉，以免被太平军用作伏击。僧格林沁则开挖深壕，一步一个坑地进行挤逼。
双面胶
林凤祥和李开芳不惧硬攻，就怕用巧。在无法坚持的情况下，决定继续找机会突围。
1854年3月7日，清晨，趁大雾迷漫，太平军再次突围南下。僧格林沁的蒙古马耳朵都是竖着的，寸步不离地跟过去，结果又将太平军困于阜城。
这次僧格林沁吸取教训，他不等太平军在城外扎成营垒，便亲率蒙古骑兵猛烈冲击。此番冲击对太平军损伤很大，担任战场指挥的平胡侯吉文元中箭落马身亡。
太平天国早期分封的王侯不多，吉文元作为广西老兄弟，他的平胡侯硬是靠一场场战功累积起来的。这样的猛将殒命，对太平军的震动着实不小。
林凤祥急忙将军队收缩进城。为了尽快破城，僧格林沁和胜保各想各的办法，胜保预先设计一招，他从外地征调窑工，在阜城外开挖地道，想用地道来炸城墙。可是太平军有过土营，对挖地道埋地雷这一套最敏感，有个风吹草动都别想骗过他们的眼睛，胜保也没什么经验，只能不了了之。僧格林沁的办法还是挖壕。胜保的地雷没派上用场，他便拿过来，埋在长壕里，就等着太平军来踩雷。
阜城只是座小县城，粮草十分有限，撑到月底太平军就被迫再次突围。这时京城传来旨意，让胜保带兵去山东。原来早在一个月前，东王杨秀清已得知北伐军境况不佳，便赶紧派出援军北上进行增援，胜保须奉诏前去对付援军。
合围要的就是人手，胜保一走，城外立刻露出许多空当，林凤祥乘机出城，但是一出城就上了僧格林沁的当，部队在冲过壕沟时踩到地雷，死伤百余人。
僧格林沁的缺陷是人手不够，盯不住，使太平军得以平毁壕沟。之后，他们通过向官军营盘账房投掷火弹，造成僧格林沁后方大乱，终于打开了通道。
太平军突围了，但是让林凤祥和李开芳感到难以接受的是，自从对手一栏中增加僧格林沁这么一个人之后，不管突围多少次，他就好像双面胶一样，总也甩不掉。
1854年5月5日，在无法摆脱追兵的情况下，太平军只得在连镇紧急布防。还没等弯下腰来喘口气，僧格林沁和他的蒙古骑兵就到了，呼啦一下，三度将太平军包围。
连镇横跨运河，分为东西两镇。林凤祥和李开芳商量一下，以运河为界，一人占住一边，成掎角之势，同时在运河上架起浮桥，使运河两边连成一气。
连镇“人口繁盛，蓄积颇丰”，附近村庄也都不是贫瘠之所。太平军从镇到村，将所有财物掠夺一空，作为军队给养。林凤祥另外在东西两镇之外建造木城，设立大小连营七座，以分官军兵力。
在作战方面，僧格林沁是个老手，普通花招在他眼里都不值一提。太平军分兵，他也依照东西两镇的位置，将兵马分为河东和河西各一路，此后便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牢太平军，并不断往前推移。
此时北方连降大雪，太平军虽得到了粮食上的补充，但冬衣不足，而且他们本身也不知道如何防寒保温，因此非战斗减员非常多，光冻死的就有数千人之多。僧格林沁的办法就是熬着耗着，在对付寒冷这个大敌上，长期生活在恶劣环境下的蒙古人显然要比太平军能扛得多。
耐不住的是咸丰。在看战报以前，他总揣着一种侥幸心理，但仔细读下来，却发现僧格林沁不过还是在拿话搪塞自己。
敷衍，敷衍，你就知道敷衍，不赶紧把太平军摆平，什么时候是个头儿啊！
僧格林沁口口声声地说下雪天冷得不行，非得等到冰雪消融才能有取胜的完全把握，咸丰真是恨不能劈脸扇过去一巴掌：早知如此，何必当初，你早点抓住时机，歼灭这股太平军，还会像今天这么费力吗？
他在僧格林沁的奏折上批道：“再不能宽限时日。”
斗兽场
可是事到如今，能不能宽限已不是咸丰说了算，而是僧格林沁说了算，他只把咸丰的话当耳旁风。
皇帝坐在紫禁城里说的现成便宜话，那是能听的吗？听不得。尽管太平军的境况已大不如前，但仍有近万之众，而且僧格林沁分明看到，太平军照旧悍不畏死，或战或守，均从容不迫，毫无溃乱之状。
这种样子，你要我立马将他们干掉，不是在说天书吗？只有长围久困，才是唯一之法。
僧格林沁的围困，像毒蛇缠颈，使得太平军的日子越来越艰难。这时杨秀清派遣的特使正好潜入连镇，林凤祥才知道天京援军将赶到救急，两人计议后，决定让李开芳率六百轻骑兵南下接应。
增援连镇的太平军尚无法到达，僧格林沁却已不断得到援兵，所统率的兵力增至三万。这不仅弥补了胜保率兵离开后人数不足的缺陷，也使僧格林沁得以采取新的动作。他采取环镇筑垒的方法，挖出三道壕沟，并配以土城，将镇外林凤祥所筑连营也一道困了起来。
随着时间的推移，缺少冬衣的太平军收集起来的粮食也渐渐吃光了，只能以黑豆充饥。林凤祥困窘无计，不知道怎样才能带着这支部队走出不利局面，但是这一天，有人忽然告诉他：“我有办法！”
说有办法的是一个广西老兵。他说有办法，不是说他个人有办法，而是附在他身上的耶稣有办法。
事情发生在军内举行的一次祷告仪式上。大家都在念念有词，就见这个老兵突然昏厥倒地，口吐白沫，醒来之后，老兵便以耶稣的口吻对林凤祥言道：“休要担心，少要害怕，某有的是神奇兵法，定能助你突出重围。”
在太平天国的宗教思想里，耶稣是天兄，即天王洪秀全的哥哥，有耶稣下界助阵，自然无敌。林凤祥很高兴，马上封老兵为军师，并建立军师府，事无巨细，都要请示“军师”后才执行。
“军师哥哥”其实不懂指挥打仗，但他以前在广西的戏班子里跑过龙套，于是便把舞台上的花花绿绿搬了过来，每日操演一些“诛妖阵”“锁妖会”一类的所谓阵法。
一个月过去了，这些阵法对实战毫无作用，林凤祥也渐渐瞧出端倪——“军师”竟然说出了让关羽、黄忠下凡助阵的话，太平军的宗旨是砸烂一切牛鬼蛇神，三国人物自然也在被砸之列。
林凤祥大怒，将“军师”愤而斩之。
对于揭不开锅的前线来说，虚幻的一套犹如画饼充饥，只能暂时起到一点鼓舞军心的作用，并不能解决实际问题。为冲出重围，林凤祥想到了吕公车。
吕公车是自明代起就有的一种大型军事设备，类似于古时候的重型坦克。太平军对其进行了改造，车上不仅可载人，还能装备火炮，北伐以来，多次用于攻城和野战。
可是吕公车仍然难以救急。僧格林沁所修的那些壕沟，深度和宽度都各达六米有余，土城则高达四米，厚近三米，上面安有枪炮。在壕沟后的土城内，每隔三米便支起一顶帐篷，每顶帐篷里都各有十名士兵昼夜巡逻。如此复杂的阵地工事，几乎可以和后世的反坦克壕相提并论，哪是吕公车这样的土坦克能够攻破的。
形势越来越恶劣，太平军内再次人心动摇，出现了逃兵。僧格林沁也像胜保那样，天天让这些逃兵高举“投诚免死”牌，在太平军营垒外转来转去，展开攻心战。
在太平军内，广西老兄弟，或者叫“老长毛”或“桂籍长毛”，是其中坚力量，战斗力相当强悍，能够让从黑吉调来的满洲骑兵吓到发抖，但有一利必有一弊，他们同时也有目空一切、看不起外省人的一面，一如湘潭之战中的“长发兵”对“短发兵”。
不团结的因素，加上饥困交迫，前后出降者达三千多人，竟占了守军的三分之一。在这些投降分子中，很少有广西籍的，大部分为外省籍，例如，湖北籍。
与胜保不同的是，僧格林沁的攻心战已可用恶毒来形容了，他把降兵集中起来，专门编成一支军队，名为“义勇”。僧格林沁立下规矩，义勇必须屯兵包围圈内，不得进入土城，而且不立战功就不能剃发，也就是说仍不被视作自己人。
不转正就成不了正规官军，仍是“伪军”，而由于仍留着长发，对面的太平军也一看便知此辈是叛徒，必欲除之而后快。在前后相逼下，为了取得一张血淋淋的投名状，义勇往往荷尔蒙大爆发，在战场上“舍死搏战”，比官军和太平军加一起还疯狂。结果，包围圈内，昔日的伙伴自相残杀，死伤枕藉，包围圈外，官军冷眼监视，坐山观虎斗，犹如西方的罗马斗兽场一般。
诈降
原先林凤祥抓到逃兵就杀，但众人特别是非广西籍的官兵，看到投降不仅可以不死，还摇身一变成了官军，想想留下来横竖一死，逃出去没准尚有活路，因此没人会被吓住，逃跑投降之风反而更加猛烈。
眼看着军心收拢不住，林凤祥只得改变策略，抓到逃兵不杀了，而是当着他们的面痛哭流涕，进行自我批评，骂自己无能，又赐给金帛财物，挥挥手说你们要走就走吧，不要管我了。
如此一来，逃兵们中有点义气的，倒良心发现，起誓不走了。见此情景，林凤祥忽然来了主意。
你僧格林沁不是要诱降吗，好，我也跟你玩一个诈降。林凤祥与诈降者约好，让他们进入官军阵营后，便与连镇守军里应外合，一举击破僧格林沁的包围。
诈降者的人选也特地进行了挑选，专门挑原先当过官军的。林凤祥认为，这样可以增加僧格林沁的信任感，减少斗兽场式的“考验期”。
谁知在见到这些诈降者后，僧格林沁却是一脸冰冷，说你们跟“老长毛”不一样，“老长毛”不过是些无知愚民，你们拿着朝廷的俸禄，吃着朝廷的口粮，却还要跟着太平军造反，真是太可恶了，对你们这样的人，我是来一个杀一个的，“杀无赦”。
这一席话，把诈降者说得面面相觑，汗如雨下。僧格林沁随即话锋一转：“不过呢，我这人从不杀俘虏，这么办吧，你们回去，把林凤祥的脑袋送来，我就允许你们归降。”他把诈降的二十来个人放了回去。
林凤祥当然不可能把自个儿的脑壳割下来给人当信物。几天后，这些人又来见僧格林沁，手里还拿着几件衣服。僧格林沁问这是什么，回答是：“林凤祥的脑袋拿不到，只偷得他的衣服为证。”
僧格林沁挥挥手：拉倒吧，我要件衣服有什么用？
第二回，衣服变成了人头，但不是林凤祥本人的人头，据他们说是林凤祥亲近手下的人头。这回僧格林沁发火了：“什么亲近手下，我知道林凤祥的部下到底长啥样？你们不是故意来蒙我吗？”
林凤祥被逼得没有办法，第三回时便把自己的印绶取出，让诈降者带去。僧格林沁见到后点点头，说这东西还值点钱。随后，他却忽然问了诈降者们一个问题：“我知道太平军的军纪非常严明，那么请告诉我，你们上次是怎么样拿着人头穿梭来去的呢？”
接下来的疑问当然还有很多。比如在杀了林凤祥的部下后，要再把他的印绶偷出来，几乎是绝无可能的事，要么林凤祥和他的太平军将士都变成了白痴，要么就是在演戏。
僧格林沁将诈降者一律斩首，只留一人回去报告林凤祥：“鬼蜮伎俩，吾尽识破也。”凭你那点小零小碎，还想来糊弄我，省省吧。
诈降之计失败，林凤祥郁闷不已，这时突然有做过义勇的将领求见。
凡是加入义勇的降兵降将，几乎每个人双手都沾满兄弟同僚之血，就恨不得将你生擒活拿，你还敢主动现身？
这位降将倒很镇定，说我做了错事，现在是来补过的。他提供了一个重要信息：李开芳已带着援军来了，正在包围圈外与官军交战。
据降将说，他就是李开芳派来的，李开芳让他来告知林凤祥，赶紧里应外合，好一举击败僧格林沁。这个信息正是林凤祥和被围困在连镇的太平军所苦苦企盼的，不过林凤祥也留了个心眼儿，他必须看到联络信号才会行动。
当初李开芳南下时，两人曾约定，如果仍被官军分隔，彼此以喷火弹为号。林凤祥令降将返回，然后便开始等待。
到了预定时间，果然看到了喷火弹，林凤祥大喜过望，立即率兵出击。他不知道，这其实是僧格林沁布的一个局。正所谓戏从对手中来，你骗我，我套你，无非是看谁的演技更逼真而已。
至于联络信号，林凤祥以为是他和李开芳两个人之间的秘密，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孰料隔墙有耳，那个降将其实也偷听到了，喷火弹根本就是官军施放的。
林凤祥没有遇到李开芳和援军，所部却陷入了官军的埋伏，被打死四五百人。僧格林沁立马拿出官帽顶戴，赏给引诱太平军的降将——在这个世俗社会里，忠心和义气常常不是卑鄙和背叛的对手。
关键是看时机和成效
中埋伏不仅让林凤祥受到打击，也断绝了他待援的最后一点希望。不久，连黑豆都没得吃了。林凤祥下令杀骡马，骡马有限，杀完了开始煮皮箱刀鞘，带皮的也煮完了，又从地上挖掘马齿苋、当归这些野菜为食，还有人剥开榆树，取皮研末，做成面条。等到连这些东西都吃得差不多的时候，甚至俘获的官兵和逃兵也被杀掉，取人肉以食，尽显战场上最黑暗和悲惨的一面。
漫无边际的逃亡开始了。经过这次逃亡，太平军的兵力变得严重不足，只剩下两千多名死也不投降的广西老兵。考虑到兼顾两镇也变成了不可能，林凤祥遂放弃西连镇，率部进入了东连镇。
在此之前，僧格林沁曾经开壕筑堤，为的是蓄积雨水。等到堤坝建成，蓄水已达到房顶那么高，便掘堤放水，对太平军阵地进行围灌，之后再用大炮连续轰击。
看到太平军阵营出现混乱，僧格林沁才正式发起总攻。林凤祥往来督战，身受两处枪伤，他身边的两千勇者或战死沙场，或投水自杀，再没有一个肯屈膝投降。
1855年3月7日，东连镇被僧格林沁攻破，林凤祥也在躲藏的地窖内被俘。尽管地窖内还储有可供他一月食用的粮食，可这已经无济于事了。
两天后，也就是3月9日，咸丰收到了僧格林沁从前线发来的捷报。这段时间正是曾国藩在九江和湖口遭遇大败，石达开发起全面反攻的时候，咸丰太需要一个战场上的好消息了。尽管僧格林沁拖了这么长时间才解决问题，但毕竟是解决了，而且僧格林沁身为皇亲国戚，统率的是八旗官军，不同于曾国藩的湘军。换句话说，僧格林沁才是纯粹的皇帝的家里人，他赢了，就是在给皇家长脸。
咸丰加封僧格林沁为博多勒噶台亲王。在清代，一般只有皇帝的儿子才能被封为亲王，僧格林沁以一个蒙古郡王，皇帝的表兄（还不是正宗的）就被封亲王，这在当时非常少见。自此以后，僧格林沁的故乡科尔沁左翼后旗就被称为“博多勒噶台亲王旗”，简称“博王旗”，这一称谓一直沿袭至今。
僧格林沁的同伴就没这么好运了。胜保还未到山东，天京发来的援兵已在沿路消耗得差不多了，再给他倾力一攻，连山东都立不住脚，只剩得一千余人拼死突围后南返回京。
援兵余部刚走，李开芳来了。李开芳此行本为接应援军，但由于消息滞后，等他到的时候，北援早已失败，他自己也被胜保包围于高唐。不过随后遭到霉运的不是李开芳，而是胜保。由于胜保在损兵折将的情况下，仍迟迟无法攻破高唐，咸丰下令将其逮京问责，攻克高唐的任务也同时移交给僧格林沁。
高唐州是《水浒传》中梁山好汉救柴进的地方，似乎天生对造反者有利，对官军不利。到了高唐之后，僧格林沁发现，不是胜保无能，实在是高唐州太难攻了。
高唐以前是存储军火之处，当地盛产制造火药所必需的硝石、硫黄，粮草也很充裕，要打仗，李开芳几乎没一样缺的。他从连镇出发时虽只带了六百轻骑兵，但这六百余人“皆百战精锐”，都是打仗打出来的能战之士。
在此基础上，李开芳在城外挖掘三道深壕，三壕相通，壕内藏有太平军。官军从壕上穿过，不是被长矛挑个对穿过，就是被鸟枪打死，加上城内能够居高临下，以明击暗，所以每次官军都要碰得头破血流，伤亡十余人算是少的，多的时候一次就要损失百余人。
胜保攻城时，十八般武艺全都使上了，参加攻城的骑兵有满洲骑兵、蒙古骑兵，步兵更是五花八门，除了北方官军外，还包括南方来的川勇，可是无一例外地都战败了。
如果僧格林沁也像胜保一样采取大兵强攻的办法，显然效果不会好到哪里去。
高唐很难攻，那么换个地方呢？僧格林沁将胜保的四面包围改为网开一面——网开一面不是说都不对，关键是看时机和成效。
在主动闪出空当的同时，他像在连镇时一样加紧围城，能断的粮道全部断掉。胜保在时，太平军有时晚上还能到城外村庄里去征粮，随着僧格林沁越围越紧，连这种机会也没有了。
眼见得城中粮草不断减少，李开芳心里打起了鼓。这时他又得知了连镇太平军覆灭的消息，越发感到高唐非久留之地，于是开始计划突围。
1855年3月17日，李开芳扔掉所有马匹辎重，带着余下的三百人趁夜步行突围。僧格林沁那鹰隼般的眼睛始终紧盯着太平军突围的方向，如果他愿意，完全可以将李开芳挡住，把太平军重新堵回高唐州，但这并不是他想要的。
他想要的，恰恰是李开芳正在做的。在北伐以来的所有突围中，高唐州突围可以说是太平军最失算的一次军事行动，它为李开芳最终的失败埋下了伏笔。
将计就计
在太平军完全离开高唐州后，僧格林沁才发力猛追，所以李开芳并不能跑多远。确切地说，他跑到了离高唐州四十多里，一个叫冯官屯的地方。
冯官屯在区划上并没离开高唐州，此处皆为富户，有的人家光名下田地就有数千亩，而且都住在土城堡里面，周围砌以砖石墙垣，十分坚固。屯里还有护屯家丁，可家丁哪儿是太平军的对手，三下五除二，便被灭了个精光。
就在太平军占据冯官屯的同时，一前一后，蒙古骑兵也滚滚而来，李开芳立即派人用大木头将所有出口堵住，然后排列枪炮，做好防御。
僧格林沁到达冯官屯后，第一个举措是派骑兵将冯官屯围起来，之后筑堤造楼围困。在他的计划里，高唐州终于如愿以偿地变成了冯官屯，可是要攻克这座屯子也并不轻松。
由于无法接近，僧格林沁从高唐州运来大炮，一排排轰过去，“村内房屋皆被击塌”。李开芳见屋内待不住，就在屯内挖掘可以自由通行的壕沟。沟内建有地窖，既能躲避枪炮，也可以用来住宿，窖外另挖各种小孔，官军来进攻时，可以向上开枪射击。
这是一种足以傲视后世的地道，其开掘时间之短，构造之精巧，均令人叹为观止。凭借地道战，李开芳多次击退官军的进攻，僧格林沁的大炮像拳头打在棉花上，听不到一点动静。
僧格林沁始终攻不破冯官屯。与围困连镇不同，这次他的时间十分紧迫。你想，对付一座小村落，又是不足三百人的守军，若再要耗上个大半年，别说咸丰无法容忍，恐怕他自己也接受不了。
僧格林沁再次想到水淹之策，临时蓄水是来不及了，他上奏朝廷，请求引运河水来灌屯。得到批准后，他便忙开了。在地势上，运河低，冯官屯高，挖渠的工程量很大，因此足足花了一个月时间，才修成一条百里长渠。
对于官军的行动，李开芳看得清清楚楚，他决计迅速组织突围。1855年4月15日，太平军乘夜从早已挖好的地道中潜出，全军扑向官军的炮台。官军毫无防备，被这些突然从地里钻出的“土行孙”给整蒙了，顿时死的死，逃的逃。
太平军将炮台上的炮眼封死，接着继续向外冲。僧格林沁闻讯赶来指挥堵截。在激烈的交锋中，他的亲兵被杀，自己的坐骑也被打死，拼了老命，才迫使太平军退回冯官屯。
这次险情让僧格林沁意识到，要灌得赶紧灌，不然一个不小心让太平军溜走，百里长渠就白修了。
冯官屯比长渠高，僧格林沁就把水车搬来，指挥兵勇连轴儿转，像农民灌田一样把水从低处抽上来，而且“昼夜不息”，一刻也不敢停工。经过十几天的浸灌，加上连降两天大雨，雨水和运河水交相灌入，低洼之处的水深已达一米以上，连地窖里也浸入了水。
冯官屯的情况更趋严重，屯内遍地都是水，仅剩下巴掌大小的干燥地面，除李开芳尚可坐在床上外，其余太平军官兵大多不是陷身泥淖，就是只能跑到楼上。堆在仓库里的火药粮食也都被浸湿，无法使用。
僧格林沁一边用水继续挤压守军的活动空间，一边集中枪炮对太平军群聚的楼房进行射击。他还想了一个毒招，将收购的大量青蛙投放于冯官屯的水中，让官军支着耳朵听声音，哪里青蛙不叫，就说明哪里是太平军的潜藏之处，也便是他的重点打击目标，太平军因此伤亡很大。
冯官屯里的水越涨越凶，低洼处的水已快升至两米，地窖内进水也接近一米，李开芳和余下的太平军被迫做好了鱼死网破的准备。对僧格林沁来说，鱼是早晚要死的，网破就不好了，最乐见的是鱼变成乖宝宝，自动送上门来，那他连网都用不着撒了。
在太平军山穷水尽的情况下，他决定继续采用诱降术。不过李开芳可不是个乖宝宝，连同依旧跟在他身边的太平军官兵，个个都是哪怕只剩最后一口气，也一定会掉头咬你一口的“老广西”，绝不可能成为官军中的“义勇”。
僧格林沁对此心知肚明，他所谓的诱降，其实是假诱降，说穿了不过是哄和骗而已。1855年5月26日，他亲自写了封信，对李开芳说，你这人很有才，我欣赏你，现在只要你在三天之内率部归降，就可以算作投诚，可以免罪。
哄骗能不能奏效，僧格林沁并无完全把握，他暗地里调来小船，为的是一旦李开芳不上钩，便不惜用水战的方式攻入屯内。
没想到李开芳一收到劝降书，便立马答应下来，只不过他的答应是将计就计——僧格林沁要使假诱降，他则想来一个假投降。
敢情大家都是假的。李开芳所设计的戏路是，先派一部分人去诈降，等诈降者进入官军大营后，他再亲率余下官兵开炮突围。大家约定的信号是炮声，诈降者以炮声为号，立即反戈一击，这样里应外合，即可突出重围。
李开芳和僧格林沁都是俗称的老戏骨，知道如何掌握火候。即使到这种关头，李开芳仍是不急不躁，一天天地倒数着日子。
以诈应诈
一天，两天，到第三天，即5月28日，僧格林沁远远看见一百多名太平军官兵招手出降。
眼睛唰唰地扫过去，僧格林沁就发现这批人不是真的归降，而是诈降，但是他丝毫未露声色。此时的冯官屯已成水城，无舟可渡，他让人拿出两根特粗的绳子，一上一下，两端各系牢在树上，做成一个简易的水上浮桥：凡归降者，可以脚踩一根绳，手抓一根绳，不用沾水便能过来。
这样的“浮桥”，对一般老百姓来说难度着实不小，但对于常年涉水过河的太平军来说却很简单。大家都觉得这个设计不错，刀枪背在身上，不用害怕受潮。不仅如此，僧格林沁接待得也很周到，每名太平军从绳子上下来，都会有五个官军把他们迎往大营。
眼见僧格林沁“中计”，李开芳马上传令放炮，准备在一片喊杀声中涉水杀出，但让他感到纳闷的是，诈降者并没有随着炮声起而响应。
不是诈降者不响应，而是早就身不由己。在众人进入官军大营后，才走出十步，背上的刀枪就被收掉了，走出三十步，双手也被捆了起来。
官军大营平静如初，李开芳意识到，他的诈降计露馅儿了，里应外合的行动只能“流产”。
这一轮的以诈应诈，僧格林沁又赢了，得意是免不了的。可高兴劲儿还没过去，官军大营中就发生了一件让他心惊肉跳的事。
诈降计失败的当晚，诈降的百名太平军便被处斩。就在押赴刑场前，有一个负责押送的官军骑兵眼睛突然放起了光，原因是他发现被他押着的一名太平军士兵手上戴着一只金镯。
如果金镯在处斩时被众人发现，就是集体战利品，这名骑兵贪心不足，想独占财物，于是便对太平军士兵说好话：“反正你都是要死的人了，金镯落谁手里不是落啊，看在我陪你这大半天的分儿上，就留给我吧。”
太平军士兵满口答应，但要他先解开绳索，说否则没法把镯子取下来。骑兵想想也对，利令智昏之下，就动手把太平军士兵的绳子解开了。太平军士兵果不食言，把胳膊伸了过去——不是要给金镯，却是要取性命！
说时迟，那时快，骑兵腰里的佩刀已被拔了过去。太平军士兵握着刀反手挥过，将骑兵断为两截，接着他夺过马匹，突围而出，上前阻挡的其他官军兵勇被砍伤了十几个。
僧格林沁闻讯大惊，急忙下令用桌椅堵塞街道，使马匹不能奔跑，而后通过前后堵截，靠人多优势才把太平军士兵杀死。
这次意外让僧格林沁对“老广西”作战意志之顽强有了更深的体会，他绝对不相信李开芳会真的投降，但问题是他要想攻破太平军防线，乃至启动水战，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所付出的人员伤亡也少不了。
恰在这时，李开芳却派人游泳过来，给僧格林沁送来一份“降表”，“降表”上说，只要官军能让开一条道，让他逃往南方，以后将永不再犯。
不知道李开芳写“降表”前，是不是受了戏曲的影响，戏曲中经常有这样的桥段：某某打不过了，就说我这就回去，今后再不来招惹你云云。
僧格林沁可不是舞台上矫揉造作的小生，胜券在握的情况下，他才不会理这个茬。李开芳写“降表”只是让他看到了另外一种可能，那就是还可以继续哄和骗。给李开芳的回复是：让路不可能，但只要你肯降，我仍可不杀。
1855年5月31日，李开芳再递降表，宣布投降。当天太平军缴出武器，李开芳亲自到官军大帐中来见僧格林沁。入帐后，他仅向僧格林沁及其几个主要将领弯了弯膝盖，算是敬礼，对其他人则完全不放在眼里。
都落到这地步了，还敢如此狂傲，帐中将官皆持刀怒视，但李开芳仰面四顾，毫无惧色，尽显悍将本色。他对僧格林沁说：“你们不是还要南下吗？要是硬打的话，损失可就大了。这样吧，如果能放了我，我就替你们去做说客，劝他们来降。”
接着，李开芳又说我肚子饿了，得吃点东西。僧格林沁传令上饭，李开芳开怀大嚼，谈笑如常，甚至说他可以到天京去劝降。
僧格林沁在一旁看明白了。江南或者天京的那些天罡地煞，有谁是凭几句话就可以说转过来的，我放你回去，还不是放虎归山？
原来又是演戏，又是诈降。吃完饭，他一刻不敢耽搁，赶紧派数百骑兵，将李开芳押往京师处决。
这一天，北伐太平军全军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