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明代北京話及北京話文獻

（一）明代“北京”行政區劃及“北京話”的範圍

明清時期“北京”的管轄範圍都比今天的北京市要大，明代以北平爲北京，改北平府爲順天府，清沿明制，下設四路廳。不過“從秦漢到隋唐、再到元明清三代，甚至一直到今天，北京的政區劃分都没有脱離先秦時期的燕地範圍”[4]。據《北京市行政區劃》（2003年），明代京畿八府的順天府包括通州（下又有三河、武清、寶坻、漷縣四縣）、涿州（下設房山縣）、昌平州（下設順義、懷柔、密雲三縣）、霸州（下設大城、文安和保定三縣）、薊州（下設玉田、遵化、豐潤、平谷四縣）等，除此之外，還有宛平、大興、良鄉、固安、永清、東安、香河等七縣。

林燾認爲“北京官話”和“北京話”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北京話指的只是北京城區話。以北京市城區爲中心，東至通縣（今通州區），西至昌平，南至豐臺，北至懷柔，説的都是北京城區話，只占北京市總面積三分之一左右……從我國東北地區（包括内蒙古自治區的東部）經過河北省東北部的圍場、承德一帶直到北京市城區，形成一個東北寬闊、西南狹窄的區域。在這個相當廣大的區域内，各方言的聲韻系統十分相近，調類完全相同，調值極其相似，無疑應該同屬於一個方言區，這個方言區可以稱爲北京官話區”[5]。本文所指的北京話，不僅僅是北京城區話，但範圍絶没有林先生的“北京官話”那麽寬，指的是順天府這個行政區劃内的人所説的話。

（二）明代北京話語料選取的依據

太田先生在《中國語歷史文法》跋中説：“在語言的歷史研究中，最主要的是資料的選擇。資料選擇得怎樣，對研究的結果起着決定性的作用。”蔣紹愚、曹廣順（第5頁）也指出：“語言史的研究，材料是基礎，基礎打得不牢，研究得出的結論就不會可靠。”選取口語性强的代表性語料是研究明代北京話的基礎。

1.依據作者籍貫或者寄籍

周振鶴、游汝傑（第190頁）指出鑒定作者籍貫最好從方言的語音或語法入手。書中指出《張協狀元》有温州方言成分，如“豆腐一頭酒一頭，也一擔擔”，“一頭”是量詞，“半擔”的意思；“爲孩兒特特來蜀地”，“特特”是“特地”的意思，今温州方言作“特特能”。這都是温州話。《水滸傳》一般認爲有山東方言色彩，但是文中有“怎生鬥得他過、打那虔婆不過”的説法，吴語中也有“打無伊過，捉無伊牢”的説法，由此可推斷《水滸傳》“並非一人一時所作”。《金瓶梅》第53～56回有“可曾吃些粥湯”這樣的反復問句，第53～57回“我每、我們”不區分排除式和包括式等，由此可判斷這幾回是江南人所增補。既然可以從方言語音、詞彙、語法來判斷作者身份和籍貫，反之，也可以從作者的籍貫或者寄籍來討論其作品中的方言語音、詞彙、語法現象。如明初劉君錫籍貫是北京，其創作的雜劇可以説是當時北京話的代表語料。劉效祖幼年就遷居並長期寄居北京，其創作的散曲也可以説帶有北京話的特徵。

2.依據文獻所記載的内容

有些文人筆記，雖然作者並不是北京人，但是對北京話有比北京人更强的敏感性，如《宛署雜記》的作者沈榜是湖南湘臨人、《長安里語》的作者徐昌祚是江蘇常州人，他們長期任職於京師，書中記録了不少北京詞語。更有朝鮮人筆記如“朝天録、燕行録”及朝鮮時代的北京話教科書，也是北京話語料的來源之一。

（三）明代北京話文獻分類

1.本土文獻

（1）雜劇和散曲

元代文學的繁榮，主要體現在戲劇上。大都（今北京）是當時全國最大的北雜劇創作和演出中心。鍾嗣成《録鬼簿》所記載的北雜劇作家，屬於大都籍的就有19人之多。今人曾大興（第308～309頁）統計了出身大都的文學家共25位：曹鑑、關漢卿、費君祥、費唐臣、梁進之、楊顯之、庾天錫、馬致遠、王實甫、王仲文、紀君祥、李時中、李子中、張國賓、趙明道、孫仲章、李寬甫、石子章、秦簡夫、宋本、宋褧、曾瑞、何失、貫雲石、高拭。他們創作了大量的帶有大都語言特徵的元雜劇和散曲，爲研究元代語言提供了豐富的資料。

元末明初雜劇中心南移。方志遠指出：“無論是理學家還是文學家，在明代都集中産生在江南地區。比較而言，江西是理學家的摇籃，南直和浙江，則是文學家的樂園。”[6]明代的長江中下游和沿海地區“歷史演義、神魔公案風靡暢銷”，有《三遂平妖傳》《水滸傳》《西遊記》《金瓶梅詞話》《清平山堂話本》及馮夢龍“三言”、凌濛初“二拍”等。相比而言，北京的小説創作卻非常蕭條。這跟“明王朝的文化專制和言論禁錮嚴密”有關[7]。但“京師居北辰之所，惟人文之藪……是以代有紀載，時有述作”[8]。程莉萍（第17～18頁）對明代京畿八府的作家有細緻的研究，梳理了明清各家對明代京畿作家的統計，其中順天府作家見表一：

表一 明清各家對明代京畿作家的統計

曾大興（第382頁）也羅列出籍貫（或占籍）爲順天府的作家，如蘇志皋、頓鋭、岳正、朱瞻基、張文臺、陶縣區、周秋汀、劉士昌、米萬鍾、劉君錫、薛論道等。

這其中多數作家的詩文比較典雅，口語性不强，如前期的大都人馬中錫的小説《中山狼傳》就是用文言寫成，不是研究語言的好材料。但是劉效祖、薛論道的散曲和劉君錫的雜劇倒是頗具口語色彩，較能反映明代北京話的特點。

劉君錫（約1368年前後在世），元末明初戲曲作家，燕山（今北京）人，元末官省奏。所作樂府，行於世者極多，惜今皆佚。作雜劇三種，今存《龐居士誤放來生債》。生平事蹟見《録鬼簿續編》。《來生債》基本繼承了元雜劇的詞彙語法特點，如元關漢卿《山神廟裴度還帶》第二折：“大剛來則是我時兮命矣！”這裏的“大剛來”是表示揣測的語氣副詞，意爲“大概”[9]。《來生債》第一折也有：“我爲甚一生瀟散不戀那一生錢，大剛來這十年富貴也只是十年運。”

劉效祖（1522～1589），祖籍濱州，幼年即遷居宛平。沈榜《宛署雜記》説：“其子孫蕃衍，至今爲京師右族。”[10]劉效祖著有《雲林和稿》《空中語》《閑中一笑》《裁冰剪雪》《都邑繁華》《蓮步新聲》等，惜當時就多散佚，僅存輯本《詞臠》一卷。鄭振鐸在《中國俗文學史》中曾稱劉效祖等人的散曲是“破天荒的一種工作”，他們“不甘爲古舊的規則所拘束，寧願冒同輩的譏嘲而去擬仿俗曲的……勇敢地把俗曲作爲自用的了”，鄭振鐸甚至褒揚《鎖南枝十六首》“哪一首不是絶妙好辭呢”[11]。如：

團圓夢，夢見他。笑臉兒歸來，連聲問我：我在外幾載經過，你在家盼望如何？説一會功名，敘一會間闊。唤梅香把酒果忙排，與俺二人權作賀。萬種相思一筆勾抹，猛追魂三唱鄰雞，急睜眼一枕南柯。

這一段寫女子大膽潑辣的愛情心理，幾乎都保持了口語生動活潑的特點，顯得自然真實、非常貼近生活。

另一順天府作家薛論道（1531～1600）的散曲有《林石逸興》十卷，每卷100首，如卷六載有諷刺慳吝者的《桂枝香》四首，其中一首云：

舌尖留唾，針尖下銼。一文錢便是財神，兩個客天來大禍。算今年運低，分毫不挫。虚慌掏火，假意刷鍋。家親去了忙加額，外祟出門就念佛。

“掏火、刷鍋”這些口語詞在現代北京話中依然使用。

2.民間説唱和民歌時曲

張瀚的《松窗夢語》（卷四）：“余嘗數遊燕中，覩百貨充溢，寶藏豐盈，服御鮮華，器用精巧，宫室壯麗，此皆百工所呈能而獻技，巨室所羅致而取盈。蓋四方之貨，不産於燕，而畢聚於燕。”[12]“百工所呈能而獻技”之“技”，就包括説書（平話）、彈詞、小唱、倒喇等北京主要的説唱形式。明代北京民間説唱等俗文學形式的發達，爲我們開啟了瞭解北京話的另一扇窗。

3.文人筆記及方言志

明代還有一批文人筆記及方言志是值得注意的。沈德符《萬曆野獲編》、陸容《菽園雜記》、沈榜《宛署雜記》、史玄《舊京遺事》、徐昌祚《長安里語》、徐懋賢《忠貞軼記》、蔣一葵《長安客話》、李東陽《燕對録》、火原潔《華夷譯語》記録了當時部分北京話詞語。其中《宛署雜記》和《長安里語》有《方言》卷。太田辰夫（1994年）特别指出：“《宛署雜記》和《燕山叢録》這兩本書附録了明代北京語録集（也可以叫作詞彙集），因此在漢語史上極爲重要。”

沈榜（1540～1597）《宛署雜記》成書於明神宗萬曆二十一年（1593年），爲明代順天府宛平縣知縣（後又升任户部主事）沈榜所纂修。涉及内容豐富，有山川、街道、民俗、方言、掌故、街巷、壇廟、陵園、賦役、宫莊、土地、馬政、商税、契税等，對於研究明代北京的政治、經濟、文化、歷史、風土人情、地理等方面都有非常重要的價值。傅芸子説：“治北京歷史風土者，莫不知明有臨湘沈榜《宛署雜記》一書。”如《雜記》卷一抄録了白話體的宣諭文：

朔旦，文書房請旨傳宣諭一道，順天府府尹率宛、大二縣知縣，自會極門領出，府首領一員捧之前，至承天門橋南，召兩縣耆老面諭之。月一行，著爲令。語隨時易。

因爲是針對普通百姓的“面諭”，口語性强，且“語隨時易”，故而是對明代北京話較爲真實的記録。除了前言後語，宣諭文正文共計16段，録自正德十二年（1517）至萬曆十九年（1591），記録的是正德、嘉靖、隆慶、萬曆四朝的聖諭。第十七卷《民風》中，單列了“方言”條，這也是明代北京方志體例的一個創新。書中記録北京方言八十餘條，據此可知，現在的北京方言中，有不少是沿襲明代而來的。這是迄今所存最早的北京方言志，是研究北京社會生活史的可貴史料[13]。

徐昌祚（約明神宗萬曆三十年［1602］前後在世）所著《燕山叢録》第二十二卷《長安里語》卷下云：“余蹀躞長安，日耳於市廛間語，得其可笑及與南音異者輒録之。”《長安里語》記録並解釋北京話詞語三百餘條。《四庫全書總目》評價其“尤爲鄙俚”，太田辰夫（1994年）認爲這是“充滿汗味的庶民的語言”。

李東陽（1447～1516），字賓之，祖籍湖廣長沙府茶陵州，寄籍京師（今北京），著有《懷麓堂集》《懷麓堂詩話》等。他在《燕對録》中記録了當朝君臣間的許多對話。内中朱厚照時而裝傻，時而耍横，個性表露無遺，君臣對話也頗簡單、直白。如：

言未畢，上遽曰：“有翰林院最好，考據古今大典禮，須用翰林院。”又曰：“有科道乎？”皆對曰：“有。”上又曰：“好。”少頃曰：“别無説話，回去辦事。”

這些對話材料很多是口語的實録，可以作爲研究北京話的參考語料。

2.域外文獻

（1）朝鮮時代會話類北京話教科書

元、明的會話書主要是當時的外國人爲傳教、經商等方面的目的學習中國境内語言的漢語教科書，雖然算不得文學作品，但是其在北京話研究中有一定的價值。最典型的就是古代高麗和李朝時期人們學習漢語廣泛使用的會話教科書，如《老乞大》和《朴通事》。隨着語言的變化發展，兩種教科書都經歷了改編和修訂，現存有許多版本。目前所見《朴通事》主要有三種本子：《翻譯朴通事》《朴通事諺解》《朴通事新釋》。《朴通事諺解》是1483年經過中國使臣葛貴等人修改過的本子，已不同於元時的初版本，汪維輝認爲可以代表明初北京話的特點。《翻譯朴通事》（1517）是崔世珍對《朴通事》所做的諺解，與《朴通事諺解》差異不大[14]。《朴通事新釋》是《諺解》的修訂本，清乾隆三十年（1765）由金昌祚等編訂，邊憲、李洙等刊出。《老乞大》主要有五種：《古本老乞大》《翻譯老乞大》《老乞大諺解》《老乞大新釋》《重刊老乞大》。江藍生認爲“會話課本《老乞大》《朴通事》的語言跟直講體十分接近，比直講體還要口語化，更能反映當時北方漢語口語的真實面貌”[15]。

除此以外，朝鮮李朝時期的《訓蒙字會》《童蒙先習》都是兒童蒙學讀物，文字淺顯而通俗。《語録解》是教授學生書寫信函而用的書，這些都是口語性很强的教科書。

（2）《李朝實録》和朝鮮使者“朝天録”中的口語部分

《李朝實録》（又名《朝鮮王朝實録》），記録了朝鮮王朝從太祖到哲宗共25代國王的歷史。姜緯堂（1985年）總結了《實録》中保留的關於北京的建置、宫闈、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宗教、災異、軍事、科技、外國人在京活動、與朝鮮關係等12方面的史料。“朝天録”是朝鮮赴明使節在途中以及在明朝京城記録所見所聞的詩文集的總稱。除了詩文，“朝天録”還包括日記、散文、筆記等。楊雨蕾（2011年，第314～319頁）統計明朝“朝天録”共100種，如裴三益《朝天録》《裴三益日記》、鄭澈《鄭松江燕行日記》、崔溥《漂海録》、金誠一《朝天日記》《朝天録》、鄭崑壽《赴京日録》等。崔溥《漂海録》記録了大量與官民的筆談對話，雖不是完全的口語，但有相當口語成分，代詞“您、我每”多見[16]。李恒福《朝天録》“兩南流民，皆就傭於軍中，名曰幫子”，記録了“幫子”這一當時對奴隸的鄙稱。天啟元年（1621）安璥在《駕海朝天録》中有《路程里數記》，記載了航海途經的地點及相距的里程：“自廟島至登州百里許，通共三千三百餘里云。”“通共”這個表示統計的副詞在明代北京口語中常常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