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理性主义到非理性主义

“人文主义”一词的英文原文Humanism，译自德语Humanismus，而后者则是迟至1808年才由一位德国教育家在一次有关古代经典在中等教育中的地位的辩论中，依拉丁语词根Humanus杜撰的。但这位教育家杜撰人文主义这个词，却也有所本。15世纪意大利的学生称呼他们教授古典语言和文学的教师，就使用了一个词叫Humanista，英文即Humanist。这些教师所教的科目在文艺复兴时代被称作Studia humanitatis，英文即“the humanities”（人文学），在15世纪指的是以希腊文、拉丁文为基础的那些学科，如修辞学、逻辑学、天算学、历史、文学、道德哲学等人文学科。至于历史学家用“人文主义”一词来概括文艺复兴时期人文学者强调人和人的价值具有首要意义的世界观，则更要晚到19世纪。1859年乔治·伏伊洛特出版了《古代经典的复活》一书，又名《人文主义的第一世纪》，他是第一位用“人文主义”概括文艺复兴历史时期的历史学家。翌年，伯克哈特的名作《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明》出版，更使上述的概括成了权威性的历史诠释。

人文主义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人们对它的内涵见智见仁，有不同的理解。这主要有两种不同的界定：一是狭义的，强调人文主义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出现的一场新思想、新文化运动，“这就是说，人文主义是在特殊的环境下发生的，是一个历史范畴，有其不可重复性”75；二是广义的，强调人文主义是西方文化的一种传统。英国的阿伦·布洛克在《西方人文主义传统》一书中说：

我姑且不把人文主义当作一种思想派别或者哲学学说，而是当作一种宽泛的倾向，一个思想和信仰的维度，一场持续不断的辩论。在这场辩论中，任何时候都会有非常不同的、有时是互相对立的观点出现，它们不是由一个统一的结构维系在一起的，而是由某些共同的假设和对于某些具有代表性的、因时而异的问题的共同关心所维系在一起的。我能够找到的最贴切的名词是人文主义传统。

尽管布洛克强调人文主义传统充满着争论，但他仍指出人文主义传统具有以下最重要的和始终不变的特点：其一，“以人为中心”；其二，强调“做人的尊严”；其三，对思想批判的重视。76

本书对人文主义的界定取广义。人文主义一词虽出现甚晚，近代人文主义运动史也确是肇端于文艺复兴时期，但是，西方的人文主义传统却可追溯到古希腊时代。古希腊哲学家从苏格拉底开始，就已将人提升到了首位。智者派的普罗泰戈拉更明确提出了“人是万物的尺度”的口号，力图以人作为衡量一切的标准，从而在哲学上第一次突出了人的主体地位。但因历史的局限，古希腊先哲可贵的人文主义思想还处在萌芽状态，无由形成强势的社会思潮。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学者们将“人和人的价值具有首要的意义”的认知，锻炼成新兴的资产阶级借以反对封建主义的世界观和思想武器，从而开创了近代西方人文主义运动的新时代。但这一切既是在“古学复活”的旗号下进行的，其与古希腊的人文主义传统一脉相承，是不言而喻的。西方人文主义传统也并未随着文艺复兴时代的完结而中绝，相反，它与西方社会的发展相伴而行，一以贯之；同时，其内涵也多变动不居，充满着争议。需要指出的是，本书所研究的美国人文主义大师白璧德及其中国的追随者梅光迪、吴宓等学衡派，自称新人文主义以与古典人文主义相区别，显然，他们对于人文主义的理解同样也是取广义的。

纵观历史，从19世纪中叶起，西方的人文主义发生了深刻的变动：由近代向现代转型，即由理性主义转向非理性主义。这与其时西方社会文化思潮变动的大趋势，正相契合。

西方的理性主义传统，最早发端于古希腊神话的象征文化之中，太阳神阿波罗便是人类最高理性的超自然的本体象征。苏格拉底的名言“知识即美德”，最早揭出了西方以人类智慧和理性为道德基础的理性主义的重要命题。柏拉图相信：理性、灵魂和肉体是构成人的三要素，而理性尤居崇高与不朽的地位。其影响深远的“理念”说，实已包含着追求理性的最初自觉。其后，经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尤其是法国大革命，理性主义得到了空前高扬。恩格斯曾写道：

在法国为行将到来的革命启发过人们头脑的那些伟大人物，本身都是非常革命的。他们不承认任何外界的权威，不管这种权威是什么样的。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思维着的知性成了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77

新兴的资产阶级正是高揭理性主义的大旗，以与封建蒙昧主义抗衡。他们相信“理性王国”业已出现，理性将支配着世界，因而表现出了乐观主义与进取的精神。

同时，从苏格拉底、柏拉图，经笛卡儿、斯宾诺莎，到康德、黑格尔，西方理性主义的哲学日臻完备。此种哲学相信，理性乃是宇宙与世界的本原和内在化的秩序结构。宇宙和世界的生成与发展，说到底，都不过是先验的理性依其内在的逻辑自我展开的过程。理性也是人的本质。因之，人不仅可以认识和把握客观的自然界，而且其本身也遵循着理性的同一原则。此种对理性的崇拜，随着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和科学主义的兴起，愈趋于极端。例如，德国生物学家、哲学家恩斯特·哈克尔曾出版了一部有影响的科普读物《宇宙之谜》，试图为自希腊人以来一直使人类迷惑不解的宇宙谜团，提供一个解答。他把自己的“一元论哲学”归结为这样的信念，它是：

一个庞大的、统一的、不间断的、永恒的发展过程从整个自然中得出的；所有自然现象毫无例外地，从天体的运动和滚石的落下到植物的生长和人的意识，都遵守同一个伟大的因果规律；一切最终可以归于原子的力学作用。78

但是，自19世纪中叶以降，理性主义开始迅速褪色，出现了所谓的“理性危机”。究其原因，主要有三：其一，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日益显露。18世纪人们所欢呼的所谓理性的王国，说到底，无非是资产阶级的理想化的王国。然而，进入19世纪后，受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这一资本主义固有矛盾的制约，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日益显露：经济的周期性危机、贫富悬殊、阶级尖锐对立。同时，随着物质生产的不断发展，传统道德融化在了资产阶级利己主义的冰水之中，人欲横流，愈益加剧了社会的倾轧与动荡。所谓的理性王国，在人们的心中破灭了。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欧洲化为一片焦土，惨绝人寰，创深痛巨。“上帝死了”、“西方没落”，种种悲观的论调渐起，理性自然陷入了危机。其二，现代性的发展与人的主体性的异化造成了人的孤独。现代启蒙的结果造成了人与自然的分离，这具有双重的意义。一方面，世界的神性消失了，变成一个遵循科学理性原则的宇宙大机器。人不仅可以通过科学理性认识和把握这部大机器，而且可以以人的意志改造和利用它。由是，人成为支配自然界的主人，确立起了人的主体性；但另一方面，人在利用科学理性征服自然界的同时，其自身作为自然的一部分，也必然被科学理性的普遍有效性纳入被征服之列。这即是说，在现代性的发展中，人的主体性在确立的同时，便又异化了。它集中表现为理性的普遍性原则对于人的个性的压抑。说到底，人虽冲破了神的网罗，但他又发现自己复陷入了理性的樊笼之中。由是，人感到了孤独，再次出现了“人的危机”。其三，理性主义哲学的困顿。从苏格拉底到黑格尔，理性主义哲学发展达于极致，形成了封闭式的思维。它强调整体性、同一性，而抹杀特殊性、多样性；奢谈抽象的人性、本质，排斥人的情感、意志。它将活生生的人理性化、抽象化和虚化了，终至于掩盖了人性的真相。缘是，理性主义哲学走向了自己的反面：由反对封建主义的智者之学，浸成了理性教条主义。79

服膺唯物主义历史观的马克思主义者以为，理性主义的衰堕和西方社会的弊端丛生，归根结底，是反映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危机。他们主张通过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根本改造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将社会引向更高的社会主义新阶段。与此相反，服膺唯心主义历史观的许多西方现代学者，却将问题归结为理性对人性的禁锢，因之将目光转向人的内心世界。他们相信，只要久受压抑的人的情感、意志和欲望得到尽情的发舒，隐耀不明的人性光华将普照大地，驱尽阴霾。缘是，他们呼唤人性的王国，径直走向了非理性主义。叔本华倡言无意识的“生命意志”论，成为非理性主义哲学的先声。1872年尼采在早期著作《悲剧的诞生》中，提醒人们注意希腊文化中代表理性的太阳神备受重视，而代表非理性的酒神却被忽略了。他说：“闪电、暴雨、冰雹，这些不带任何道德意识的自由之力是多么的与众不同啊！那些不受理性困扰的纯粹的意志多么幸福，多么强大啊！”80随后他大声疾呼“重新评价一切”，被公认是非理性主义崛起最具影响力的宣言。接踵而起的弗洛伊德强调“无意识”是人的本质，肯定性本能的意义；柏格森倡言神秘的“意识流”，颂扬直觉主义；波德莱尔、魏尔伦诸人的“为艺术而艺术”的美学崇拜，和热衷于“感官的混乱”的种种试验，如此等等，都进而使非理性主义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20—30年代浸成了强劲的社会文化思潮。

阿伦·布洛克说：“自从希腊人认识到批判理性的力量、系统思想的力量以来，理性在人文主义传统中的地位，就既具有中心重要性又引起众多争议。的确，人文主义的历史可以看成是一场常年的辩论，辩论的不是关于该词的含义，而是关于理性的范围和它的成就。”81这就是说，西方人文主义的历史实际上就是一场关于理性争论的历史，因之，19世纪中叶后西方社会文化思潮变动的一个重要表征，就是人文主义的转型：由理性主义的人文主义转向非理性主义的人文主义。也唯其如此，阿伦·布洛克称20世纪的非理性主义是一种“新版本的人文主义”、“新的人文主义”。

这里有必要指出两点：其一，非理性主义者并未轻忽人的尊严，相反，对人的理解深化了。但是，由于他们对理性主义采取了全盘否定的态度，却使自己走向了另一极端。孟子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人之所以有别于动物，就在于人的行为具有目的性和意义，他能够凭借自己思维的悟性，通过逻辑的演绎、归纳，认识与改造主客观的世界，即是理性的。归根结底，人无由最终摆脱理性的指导。从这个意义上说，“理性是人的本质”并没有错。非理性主义者反对理性主义的教条和理性专制是对的，但他们要踏倒一切理性的藩篱，盲目崇拜人的本能冲动，难免要陷入反理性和反科学的误区。其二，19世纪中叶后人文主义由理性主义向非理性主义转型，这不是绝对的，并不意味着理性主义戛然而止，无有继起者。同时，如上所述，既然人文主义的历史本身即是围绕着理性的范围与成就争论的历史，所谓理性主义的人文主义者并不等同于崇拜理性的教条主义者。阿伦·布洛克的《西方人文主义传统》在谈到19世纪末非理性主义兴起时说：“这样一种方向的变化对人文主义传统形成了直接的威胁，因为人文主义传统在反对过分依赖理性而提出要发挥想象力的要求的时候，曾经认识到需要用精神的客观性来制约主观性。”82这就是说，19世纪人文主义传统既反对过分依赖理性，同时也不赞成放纵主观性。明白了上述两点，便不难理解20世纪初年以美国白璧德为首的新人文主义何以崛起，自称前绍19世纪人文主义大师阿诺德的绪余，既批评理性教条主义，复与非理性主义异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