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白璧德与他的中国门生

白璧德在哈佛大学任教数十年，学识渊博，德高望重，对于学生有很强的吸引力。曾是他的得意门生的美国著名文学评论家薛尔曼，对乃师有一段素描，颇能现其风采：

白璧德先生为研究生讲授（一）文学批评史，（二）卢梭及其影响两学程。……（师生）上课时围桌而坐。先生携布囊来，囊中储书且满，至不能容。先生入座，则由囊中取出讲义稿若干页，排列案头。于是先生于椅中大摇其身躯，而批评之学说忽自其口中如潮涌出。或抨击某派之主张，或纠正某诗之章旨。……至其所称述，则忽而释迦，忽而亚里士多德，忽而柏拉图，忽而霍布士，忽而但丁，忽而巴斯喀尔，忽而弥尔顿，以及其他，不可俱举。先生以古今东西之智慧，浸灌学生之身。先生之思想，如急流巨潮，奋迅冲决，使学生承受应接之不暇。学生多未能了解先生所言，但皆知先生异常认真，十分热诚。皆知先生所言者极关重要，他日于世道人心必有绝大之影响。又皆知先生所言者词意坚决，自信不疑，直对学生平生昔之信仰深深刺入，于学生往日所爱好者，出以讥笑而摧毁无余，使学生不得不细心整理从新建设其智识之全部系统。先生积年累月，以此为训，如炮火矢石，愈来愈猛，使学生之幻思妄念尽行消除，而先生之思想义理之系统遂得成立矣。……学生课毕走出，则觉胸中充满各种义理，经白璧德先生之启示而认为不可须臾离者。……本来诸多分离独立各不相关之趋势，先生乃皆以思想潮流之中心问题解释之，而明其间之关系。同时，学生又深知博学之益与多读书之要。先生所传授之文学及人生之理论，虽尽终身遵行之，体验之，有不能尽者矣。122

对于中国留学生来说，白璧德的魅力还在于他尊重中国文化，使人感到亲切。如上所述，白璧德摆脱了“欧洲文化中心论”，肯定东方文化的价值。同时，也许是因其夫人出生于福州的缘故，他虽然不懂中文，对于中国文化却十分关注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曾应美东部中国学生会的邀请，作关于“中西人文教育”的讲演。在讲演中，他不仅强调当综合古今东西以保存人类文化的精华，而且指出，中国文化重道德观念，最富于人文精神。“孔子之道有优于西方之人文主义者，则因其能认明中庸之道，必先之以克己及知命。”白璧德认为孔子与亚里士多德的学说多不谋而合，中西方都应该对二者的伦理学作比较研究，以期“告成一人文的君子的国际主义”123。他的讲演被刊登在《中国留美学生月刊》1921年12月的第17卷第2期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白璧德的第一位中国学生是梅光迪。他是安徽宣城人，1915年毕业于芝加哥的西北大学文学学院。是年夏天，梅光迪与胡适、任鸿隽等人都在绮色佳度假，时常讨论中国文学问题，胡适认为古文是半死或全死的文字，梅光迪大不以为然，两人展开辩难，愈趋激烈。同年，梅光迪因柯瑞恩介绍，读了白璧德的《法国现代批评大师》，惊为圣人复生，遂转入哈佛大学研究院，从学于白璧德。他说，白璧德的著作，“对我来说是一个崭新的世界，更是一个被赋于新意义的旧世界”124。意思是说，白璧德的学说使人类的文化传统展现了新的意义。由是，梅光迪更加执着于自己的文学主张。也因是之故，他向国人介绍白璧德、穆尔时，特别强调他们与东方文化的关系，他说：

吾今之急欲为介绍者，尤以其深知东方文化也。盖两人无不通巴利与梵文，研精内典。白璧德先生兼及吾国文艺哲学，凡英法德文之关于吾国文艺哲学著作无不知，而尤喜孔子。两人固皆得世界各国文化之精髓，不限于一时一地，而视今世文化问题为世界问题者也。……白璧德先生尤期东西相同之人文派信徒，起而结合，以跻世界于大同。则两先生思想与吾人关系之密切，又不待言喻矣。125

1933年白璧德逝世，其好友门生为文述其言行，凡39篇，合为《白璧德——人与师》一书，于1941年出版。其中第15篇为梅光迪文，中引中国古语：“经师易得，人师难求。”书名本于斯义，足见梅光迪于乃师相知之深。

梅光迪固然是后来在中国宣传新人文主义的第一人，但对于白璧德来说，更重要的还在于，梅光迪为他引来了自己最为得意的中国门徒，后来在中国传播自己的学说最为得力的人物，这便是吴宓。吴是陕西泾阳人，1917年由清华留美预备学校派赴美，初入弗吉尼亚州立大学习文学，1918年入哈佛大学。因一偶然的机会，得以结识梅光迪。后者不仅向吴宓详细介绍了白璧德及穆尔的学说，且引他登门拜见白璧德及其夫人。早在清华时吴宓就已接触过19世纪初西方著名人文主义学者卡莱尔的著作，并深表赞许。1915年5月21日，他在日记中写道：

续读Carlyle文集。其论世变始末，谓今世为机械时代（Age of Mechanicism）凡政治、学问，甚至宗教、文章，以及人之思想、行事、交际，莫不取一机械的趋向。精神的科学与形而上之观感，几于消灭。是不可不急图恢复，以求内美之充实，与真理之发达。凡此云云，均合于余近数年来日益警觉之感触，特言之不能如氏之明显。所谓The chains of Mechanicism now lies heavy upon us（“机械论的锁链沉重地加诸我们身上”）者，切肤棘荆，渐增繁剧。又岂特是非利害之颠倒，为足致人之失望哉？虽然，Carlyle亦非尽悲观派，其结论之言，深足启发壮志，愿与有心人共究之。126

及谒白璧德，吴同样大为惊服，视白璧德为当代的苏格拉底，认为他的学说是最新的人文主义，“综合古今东西的文化传统，是超国界的”，“立论宏大精微，本为全世界，而不为一时一地”。自己能由梅光迪导谒白先生，受其教，明其学，传其业，深感荣幸。从此他奉白璧德为师，努力多读、细读他的著作，并通过课堂亲聆先生讲授，悉心学习先生的精神与人格。127吴宓后来回忆说：“（1918—1919年）中，宓最专心致志，用功读书。校课而外，又读完白璧德师及穆尔先生全部著作。是故宓留学美国四年，惟此‘第二学年’，为学业有成绩、学问有进益之一年也。”128

需要指出的是，吴宓及时将结识梅光迪及有关白璧德学说的信息，通报给了国内的好友吴芳吉。后者在1918年6月28日的日记中记述吴宓来信的内容说：

……又谓得一新交梅光迪君，皖人，辛亥年即来美。其志业与我辈吻合，彼专治文学，谓文学功用今尤切要。彼深鄙北京大学诸人，如胡适、陈独秀一流。又谓哈佛大学有教师某某极有实才，所见迥别，乃十年来美国新文学派之首领。此派主义，专与19世纪之浪漫派，Romanticism角竞，推陈出新，去粗返真，以脱离无政府个人主义，而归本于伦理美术之至理，以造就至善之文学，取各国文明之精华熔铸之。此其在世界地位，亦与我等在中国将来之攻斥《新青年》杂志一流同也。129

吴芳吉与清华同学组成的天地会国内成员（有关天地会下面即将谈到）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自然又会将这些信息传递出去。这说明通过吴宓，美国的新人文主义实早在1918年就传播到了中国。

时与吴宓一道师从白璧德的中国学生，有张鑫海（后改歆海）、楼光来、汤用彤、林语堂等。吴宓以为白璧德的学说应广为传播，发扬光大，但时留美学生多达二千余人，在哈佛者也有五六十人，受学于白先生者仅四五人，他深引为憾。故1919年7月陈寅恪初到哈佛，吴宓便赶紧引他去进谒白璧德。1933年白璧德去世时，吴宓发表有《悼白璧德先生》一文，其中提到的白璧德的中国弟子，计有梅光迪、吴宓、汤用彤、张歆海（即张鑫海）、楼光来、林语堂、郭斌和、梁实秋等八人。并谓：梅“从学最早且久，受知亦最深”；林则“虽尝受先生课，而极不赞成先生之学说”；梁“曾屡为文称述先生之人文主义”；而要以吴、郭二人“为最笃信师说，且致力宣扬者”。及门弟子外，胡先骕“尝译述先生之著作，又曾面谒先生，亲承教诲”130。这样看来，白璧德的中国入门弟子，终其一生，总共也不过七八个人。不过，后来成为“学衡派”主将的几位最重要的人物，如梅光迪、吴宓、汤用彤等，在吴1921年归国前都已聚首于哈佛了。不仅如此，他们在导师的影响下，实已在积极酝酿归国后联手宣传人文主义，以与新文化运动相抗衡。

白璧德不仅看重中国旧有文化，而且关注中国正发生的新文化运动及其激烈的新旧之争。他在上述的讲演中，公开批评新文化运动矫枉过正，不免重蹈西方机械主义的复辙。他说，中国文化的最大优点在于以道德立国，富于人文精神。今天的中国应当有工业革命，发展科学，反对伪古学派的形式主义，以抵御列强的侵略，这是对的；但是，“同时必须审慎，保存其伟大之旧文明之精魂”，不应如在倒浴水时将盆中的孩子一起倒掉。他称新文化运动为“功利感情运动”，他说：“今日中国之功利感情运动，亦以文化与道德相标榜，惟其所谓文化道德，亦正如吾西人今日之不惜举其固有之宗教及人文的道德观念而全抛弃之。”在讲演的最后，白璧德主张中西方的人文主义者联合起来，为建立一个“人文的、君子的国际主义”而努力，这实际上是在号召中国的留学生归国与新文化运动抗衡。他说道：“吾所希望者，此运动若能发轫于西方，则在中国必将有一新孔教之运动，摆脱昔日一切学究虚文之积习，而为精神之建设。要之，今日人文主义与功利及感情主义，正将决最后之胜负，中国及欧西之教育界，固同一休戚也。”131白璧德肯定中国文化有自己的优长，以为新文化运动失之偏颇，不无道理；但他将这场于中国社会影响深远的新文化运动，简单地说成是“功利感情运动”，说明他对中国的问题缺乏深入的了解，因之其批评也就难免失之偏颇了。

上述是公开演讲，白璧德与自己弟子们的谈话，自然其情愈为殷殷。他曾对吴宓等人说，西人对于中国文化知之甚少，今中国国粹日益沦亡，怕日后即在中国欲明其圣贤哲理而不可得。应乘时发大愿，研究中国之学，且加以传播。此其功实较精通西学为尤巨。吴宓1920年11月30日的《日记》写道：“白师甚以此望之宓等焉。”他且十分感动，表示：“归国后，无论处何境界，必自以一定之时，研究国学，以成斯志也。”1921年1月，吴将发表在《中国留美学生月报》上的《中国之旧与新》（Old and New in China）一文送呈白璧德阅正。其《日记》又写道：“白师谓于中国至切关心。东西各国之儒者Humanist应联为一气，协力行事。则淑世易俗之功或可冀成。故渠于中国学生在此者，如张（鑫海）、汤（锡予）、楼（光来）、陈（寅恪）及宓等，期望至殷云云。”乃师的期望是明确的：弟子们应以弘扬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为职志，并借此共同推进世界人文精神的高扬。

导师的指点，令弟子们跃跃欲试，都想参与国内的文化论争。张鑫海表示，“羽翼未成，不可轻飞。他年学问成，同志集，定必与若辈鏖战一番”132。这是年轻的师弟的意见，梅光迪作为大师兄实已在积极的进行之中。据《吴宓自编年谱》记载：1918年吴宓初入哈佛，即有人告诉他说，有清华公费生梅光迪，治文学批评，造诣极深。他原与胡适争论新旧文学，“今胡适在国内，与陈独秀联合，提倡并推进所谓‘新文化运动’，声势煊赫，不可一世。故梅君正在‘招兵买马’，到处搜求人才，联合同志，拟回国对胡适作一全盘之大战。按公（指宓）之文学态度，正合于梅君之理想标准，彼必来求公也，云云”。不久，梅果然来访宓，并邀宓至其宿舍，屡次作竟日谈。梅慷慨流涕，“宓十分感动，即表示：宓当勉力追随，愿效前驱，如诸葛武侯之对刘先主‘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云云”。梅光迪四处招兵买马，其劲头十足可知。吴宓同样心旌摇摇，1919年10月梅先期回国，而吴于次年底即撰成《中国之旧与新》并公开发表，不啻已实际参加了与新文化运动的论争。吴宓晚年自述，1920—1921年最后一学年，学习思想不如前集中，原因是“移其注意于中国国内之事实、情况，尤其所谓新文化运动兼及新教育”，不少时间用于写汉、英文章刊布。“盖此一年，宓虽身在美留学，实不啻已经回国，参加实际之事业活动也矣。”133这是合乎实际的。

1921年5月中，梅光迪来书招吴宓，说：自己回国后先在天津南开大学任教一年，后改就南京高师兼东南大学英语及英国文学教授。现已与中华书局约定，编撰《学衡》杂志，但总编辑非君莫属。校长郭秉文已发出聘书，敬聘宓为南京高师、东南大学英语兼英国文学教授，请即应聘。“兄（宓）素能为理想与道德，作勇敢之牺牲，此其时矣！”吴先于1919年接北京高师之聘，且薪水远在前者之上，但他接函后，只略一沉思，即到邮局发电，毅然辞去北京高师之聘，接受郭校长的聘约。同时，即着手作回国准备。6月下旬，吴宓告别师友，离开波士顿，踏上了归途。由是，白璧德的中国弟子们风云际会，于国内东南一隅树新人文主义之帜，正式参与文化争论和致力于弘扬民族文化的时机便是成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