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人皆自利 君国之利在耕战
韩非法治思想的理论根据在其人性论。韩非认为，人皆如动物一样趋利避害。韩非的老师荀子曾提出人性恶，认为人之为善是后天的，主张“化性起伪”。荀子认为，人之所以能“化性起伪”，其根据在于他有“虚静之心”，即人性虽恶，但其心则非。然而，韩非则认为人的心性俱恶。这样，也就堵死了“化性起伪”的德化教育之路。
韩非认为，人性莫不自利自私。他说：“好利恶害，夫人之所有也……喜利畏罪，人莫不然。”（《难二》）又云：“夫安利者就之，危害者去之，此人之情也……人焉能去安利之道而就危害之处哉?”（《奸劫弑臣》）因此，人与他人的交往莫不以自利为基本原则。人之社会关系莫不是利害关系。君臣之间，父子之间，夫妇之间，莫不皆然。君臣关系实际上就是相互利用之买卖关系。“主卖官爵，臣卖智力。”（《外储说右下》）“臣尽死力以与君市，君垂爵禄以与臣市。”（《难一》）这种各以自利为原则的交往不可避免会造成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冲突，即便是在血缘亲族之间亦莫能例外。为争名逐利而导致的互相残杀不仅在宫廷内部，即使在普通家庭里亦不乏其例。“后妃、夫人、太子之党成而欲君之死也，君不死则势不重，情非憎君也，利在君之死也。”（《备内》）宫闱中人盼望君主死亡，并非出于对君主的憎恶，而是君死之后自己可增加威势并得到利益。又说：“且父母之于子也，产男则相贺，产女则杀之。……然男子受贺，女子杀之者，虑其后便，计之长利也。故父母之于子也，犹用计算之心以相待也，而况无父子之泽乎?”（《六反》）自私自利乃人的本性，不可更改。“凡人之有为也，非名之，则利之也。”（《内储说上》）整个世界乃“君臣交计，父子相为”的无情世界。
韩非认为，人之自私自利的本性不仅不能，而且无须“化性起伪”，它是君主可以加以利用的对象，是君主治国安邦的一个有利条件。
韩非继承法家的传统，认为君主平治天下，必因人情之好恶。人皆趋利避害，法亦为人所同恶，君主用法实际就是利用人之爱利恶害来驾御人们。他说：“夫欲利者必恶害，害者，利之反也，反于所欲，焉得无恶。欲治者必恶乱，乱者，治之反也。是故欲治甚者其赏必厚矣，其恶乱甚者其罚必重矣。”（《六反》）正是趋利避害之本性才使君主所操持之赏罚二柄、生杀大权发生作用。“利之所在，民归之；名之所彰，士死之。”（《外储说左上》）韩非视君主之驾御群臣，乃如“畜鸟”。“明主之牧臣也，说在畜鸟。”“驯鸟者断其下翎。断其下翎，则必恃人而食，焉得不驯乎?夫明主畜臣亦然。令臣不得不利君之禄，不得无服上之名……焉得不服?”（《外储说右上》）君主只能利用功名利禄为诱饵来役使臣民，又以严刑峻法来威惧他们。“夫虎之所以能服狗者爪牙也，使虎释其爪牙而使狗用之，则虎反服于狗矣。”（《二柄》）对赏罚的操持当然是以其人性恶的思想为前提的。
韩非认为，人皆不可信任。“人主之患在于信人，信人则制于人。”（《备内》）对君主而言，一切人都可能成为“奸劫弑臣”。“为人主而大信其子，则奸臣得乘于子以成其私……为人主而大信其妻，则奸臣得乘于妻以成其私……夫以妻之近与子之亲，而犹不可信，则其余无可信者矣。”（《备内》）人从根本上是靠不住的，只有以法来控制与驾御他们。
韩非以君主之利作为一切行为善恶的判断标准。依韩非的观点，君主利益与国家利益是一致的。国家的公利唯在君主生命的安危与富国强兵。与富国强兵有直接关系的是农战。韩非发展了法家特别是商鞅“重本抑末”的重农思想。所谓“本”即农业，“末”为其他行业。韩非唯重实利实效的功利思想使他极力鼓吹农战，而裁抑贬斥儒侠。举凡儒家之所谓“学者”，纵横家之所谓“言谈者”，墨家集团之所谓“带剑者”，以及所谓“文学之士”“工商之民”，被他称为“五蠹”，与商鞅称之为“六虱”的传统诗书之士一样，均在被摈除之列。他认为，学者一类人的言行，不仅不利于国家之富强，而且直接有害于法令的权威性与政令的顺利推行，它使“言无定术，行无常议”（《显学》）。“五蠹”与“六虱”皆为“无用”之人。“博习辩智如孔墨，孔墨不耕耨，则国何得焉?修孝寡欲如曾史，曾史不战攻，则国何利焉?”（《八说》）供养这样的人可谓是“所用非所养，所养非所用”（《史记·韩非列传》）。“明主举事实，去无用，不道仁义者故，不听学者之言。”（《显学》）一切治国的措施，如法、赏赐、功名，只因对国家有实效而设。“立法，非所以备曾史也，所以使庸主能止盗跖也。”（《守道》）“赏必出乎公利，名必在乎为上。”（《八经》）
既是出于法治的理想，同时也是务求功利之“实”，韩非极力反对儒家的德治，主张“不道仁义”。他认为，仁义礼智并不足以治国。“今世皆曰：尊主安国者必以仁义智能，而不知卑主危国者之必以仁义智能也。故有道之主，远仁义，去智能，服之以法。”（《说疑》）他说：“严家无悍虏，而慈母有败子，吾以此知威势之可以禁暴，而德厚之不足以止乱也。”（《显学》）
韩非将君国的现实眼前功利视为唯一的价值标准，视法为群体社会的唯一行为规范，并以此要求全体社会成员步调一致，去实现君主的治国理想——国富兵强。这样，臣民的存在价值被完全忽视，只落得个君主治国的工具。韩非显然已将法治推向极端，企图以法代替人类生活、群体社会与个体人的其他的或长远的价值、利益、意义，使之成为唯一的强制性规范。
韩非的功利主义、工具主义，是服从于他治国的基本目的的。他受到墨子功利思想的影响。不过，韩非的功利思想已将墨子的“兼爱”“天志”“明鬼”等思想彻底摈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