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今天我们有的专家反对以任何西方哲学为参照，要讲纯而又纯的中国古代哲学。他们认为，近百年来，中国哲学史的诸位专家、作者，只不过是用西方哲学的不同话语系统来宰割中国本土哲学，那至多只能算是某种比较哲学研究，并没有发掘出中国哲学的真髓，需要反思甚至根本颠覆这种“汉话胡说”的处境，而建构一种真正纯粹的即用本民族的话语叙说的“中国哲学”学科。这些看法当然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从解释学的立场看，这是根本不可能的。有的人甚至说只能用古代的话语方式来讨论中国哲学，当然他们没有说用哪个朝代、时段、地域的语言，是官话抑或某方言？他们认为中西哲学发展的轨道不同，两者的框架不一样，不可通约，不可以相互诠释，不免因噎废食，恰好掉进了中西隔绝的陷阱里。
如上节所述，人类的哲学思考，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当然有可以通约、可以比较之处。不同文化背景下产生的哲学具有某种一致性、互通性，因此相互翻译、诠释、比较、沟通、会通的哲学研究工作不仅有可能，而且有意义与价值，它有助于我们吸收不同哲学传统中的精华，促进哲学创新。诚如本杰明·史华兹在《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中所说：“超越了语言、历史和文化以及福柯所说‘话语’障碍的比较思想研究是可能的。这种信念相信：人类经验共有同一个世界。”（见该书中译本，程钢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2页）
哲学史是发展的、具体的。文化与哲学传统本来就是流动、变化的。当然变中有不变，不变中有变。从印度佛学在东汉传入中国并经过中国学者消化的八百多年的历史经验来看，首先是“格义”。“格义”的前提，即是佛教与我国原始哲学的观念有某种一致性，以及意义间的可通约性。从非中国化到中国化，印度佛学中的哲学体悟与哲学义理在中国经过了佛学家们“格义”、创造性误读到消化吸收、融会贯通、自创新说的过程。中国哲人与佛学家不仅创造了佛学的新义理、宗派、方法，促进了佛学的中国化，而且进一步创造了以儒家思想为主干，吸纳佛道二教的宋明理学。中国化的佛学各宗派与宋明理学，特别是朱子学与阳明学，又陆续传到东亚，深刻影响了东亚与全世界。
明季以来，西学东渐与东学西传的双向互动，已有四百年。西方哲学在中国经历了一定的传播过程，西方哲学的汉语化、中国化过程仍在进行之中。今日在中国，中西哲学已经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了。与过去印度佛教的各宗派一样，古今西方哲学的各流派、各大家的思想慧识都为我们提供了新的视域与方法，并正在与中国哲学的诸流派相互摩荡。今天，但凡用汉语撰写的西方哲学介绍及西方哲学原典的汉译，也已经不完全是原来意义上的西方哲学了。西方哲学的翻译与研究，西方哲学与中国哲学用语的比较，西方思维方式的吸收与批判，西方哲学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与中国的哲学创新等，都是广义的“中国哲学”的题中应有之义。西方哲学的汉语化或中国化，中国哲学的建构及其在西方的传播，表明比较哲学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现实的。
狭义的“中国哲学”学科形成的过程，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西方哲学相互比较、交融互渗的过程。如运用西方哲学范畴、术语的问题，在借取中有发展，不能不借取，又不能不增加、渗入本土义与新义。牟宗三先生借用佛语说“依义不依语”“依法不依人”，即自主地创造性地运用西方范畴、术语，有很大的诠释空间。当然，有关中国、西方哲学概念、范畴的解读、整理的方法，需进一步结合中西哲学文本的特性，避免牵强附会和削足适履。中国哲学能哲学地建立起来，即以现代话语与现代哲学形态，使中国哲学现代化与世界化，这可能对中国哲学有所损伤，但却是不能不通过的途径。以西方观念诠释中国哲学，自有不少限制，这是毋庸讳言的。然而实际上，我们今天离开了西方哲学的观念与范畴，已不会说话，不能说、写、讲哲学。
因此，我们强调中国哲学学科成立的正当性，强调中国哲学学科自身的特色，并不把中国哲学作静态的处理，其本身即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包含着内外不同地域、民族的和同一民族不同的哲学传统的渗透与融合。而且，我认为，中国哲学的“自己写”与“写自己”，绝不是排他的，不需借鉴的，不考虑事实上已存在与发展着的创造性融会的。果如此，那就成了“自说自话”，不可能与其他类型的哲学对话与沟通。
狭义的“中国哲学”学科的完善与发展，仍然离不开中西方哲学的多方面的更加广泛深入的交流、对话与沟通。现象学、解释学给我们提供了新的视域与方法。当然，我们应力图发掘中国哲学之不同于西方哲学的特性与价值，力图改变依傍、移植、临摹西方哲学的状况，但中西哲学的交流互渗已是不刊的事实，且也有助于逐步发现中国哲学的奥秘。中国哲学学科的生存与发展，必须保持世界性与本土化之间的必要的张力。包括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方法，也需要借鉴欧美日本，当然不是照搬，而是避免自说自话。
在中西文化与哲学的比较研究与中国哲学学科的构建方面，冯友兰先生曾提出过“辨同异”“别共殊”的问题，业师萧萐父先生特别强调这一问题，又指出要注意同中之异，异中之同，殊中之共，共中之殊，注意普遍、特殊、个别之间的复杂关系。我们当然不能如冯先生有时强调的那样，把中西之别的问题化约为古今之异的问题，不能把古、今、中、西、同、异、共、殊的任何一方任意加以忽略或夸大。有一些哲学问题在某些层面是普世性的，在某些层面又具有特殊性。历史上的中西哲学家所面对、关注、解决的问题有相似性和差异性。总之，中华文明中的哲学智慧绝不亚于西方，需要我们在与西方哲学的比照、对话中，超越西方哲学的体系、框架、范畴的束缚，确立起我们中华民族的哲学传统、哲学智慧与哲学思维的自主性或主体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