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食其力

隐士历来是被认为有些高尚的，但是，隐士虽然清高，无奈也要吃饭穿衣。如果有家的话，养家糊口也是不能不考虑的现实问题。陶渊明那样安贫乐道的人，饥寒之际，也有牢骚，鲁迅说他并非浑身是静穆。《儒林外史》中的蘧景玉说得就很实在，他向王惠这样解释父亲急流勇退、挂冠归隐的原因：“家君常说：‘宦海风波，实难久恋。’况做秀才的时候，原有几亩薄产，可供粥；先人敝庐，可蔽风雨；就是琴、樽、炉、几、药栏、花榭，都也还有几处可以消遣。所以在风尘劳攘的时候，每怀长林丰草之思，而今却可以赋《遂初》了。”吴敬梓充满着愤世嫉俗的精神，在书里借王冕母亲之口诅咒说“做官怕不是荣宗耀祖的事，我看见这些做官的都不得有甚好收场”，又借蘧太守之口，说儿子的死，“只怕还是做官的报应”；但是，吴敬梓清醒地看到，一般的读书人，即便是为了生活，也不得不去走科举之路，去读自己所不喜欢的八股文章。

吴敬梓对此显然有过深入的思考，他深知“隐”是要付出代价的。他在《儒林外史》中设计的四位市井奇人，很能反映他在这方面的思考方向。

这四位奇人有一些值得注意的共同特点。人们首先注意到他们不汲汲于富贵、不戚戚于贫困的人生态度，作者的主要用意确实也在这里，因为全书的倾向是否定功名富贵。但值得注意的是，四位奇人都是自食其力，都有赖以谋生的小小职业：一个是会写字的，一个是卖火纸筒子的，一个是开茶馆的，一个是做裁缝的。与此同时，他们都有文人的那些爱好和雅兴：写字的季遐年不必说，卖火纸筒子的王太围棋下得非常好，开茶馆的盖宽会画画，做裁缝的荆元“每日替人家做了生活，余下来工夫就弹琴写字，也极喜欢做诗”。无非是“琴棋书画诗酒花”，看来他们也不是一般的老百姓，他们是有文化修养的市民。他们很类似于后来的自由职业者，经济上有自立的能力，因而在思想上保持着一定的自由。虽然这种自由非常有限，但毕竟不是寄人篱下，没有仰人鼻息。吃的是自家的饭，做的是自己喜欢做的事。因为是自食其力，所以没有职业的自卑感，荆元的话最能代表他们的心态：“至于我们这个贱行，是祖、父遗留下来的，难道读书识字，做了裁缝就玷污了不成？况且那些学校中的朋友，他们另有一番见识，怎肯和我们相与？而今每日寻得六七分银子，吃饱了饭，要弹琴，要写字，诸事都由得我，又不贪图人的富贵，又不伺候人的颜色，天不收，地不管，倒不快活？”快活的是“天不收，地不管”，“诸事都由得我”；自豪的是“又不贪图人的富贵，又不伺候人的颜色”；这种快活的物质基础是“每日寻得六七分银子”。如果没有这个物质基础，那就要和倪霜峰一样，当了三十七年的秀才，到最后，只为“读了这几句死书，拿不得轻，负不得重，一日穷似一日”，结果落到卖儿鬻女的悲惨境地。倪霜峰还是有手艺的人，他会修理乐器；如果像周进、范进那样，屡战屡败而又无一技之长，那就更惨。当然，后来周进、范进侥幸地晚年及第，终于脱贫。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儒林外史》第一回树立的读书人的榜样王冕，他会画画，而且画出了名，“诸暨一县都晓得是一个画没骨花卉的名笔，争着来买。到了十七八岁，不在秦家了，每日画几笔画，读古人的诗文，渐渐不愁衣食，母亲心里欢喜”。如果不是有此特长，如何能做到不愁衣食？如果不是衣食不愁，又如何隐得下去？沈琼枝之受到杜少卿的欣赏，主要是因为“盐商富贵奢华，多少士大夫见了就销魂落魄，你一个弱女子，视如土芥这就可敬的极了”；另一方面，也因为沈琼枝的自食其力：“沈琼枝自从来到南京，挂了招牌，也有来求诗的，也有来买斗方的，也有来托刺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