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红衣主教大人

可怜的格兰古瓦！在这庄严而激动人心的时刻，即使所有的圣约翰双筒大爆竹[78]一齐鸣放，二十支火枪一并发射，即使比利城楼遐迩闻名的古炮一声轰响（1465年9月29日星期日，勃艮第人围困巴黎时，一炮炸死了七个围城者），甚至寺院门库存的黑色火药全部爆炸，也比不上门官通报一声“波旁红衣主教大人驾到”更震动他的耳朵。

倒不是皮埃尔·格兰古瓦畏惧或蔑视红衣主教大人。他既不懦弱，也不盛气凌人。拿今天的话来说，格兰古瓦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折中主义者。和许多哲学家一样，他高尚坚毅，沉着稳重，信奉中庸之道（stare in dimidio rerum[79]），富有理智，崇尚自由哲学，但也恪守基督教的四德[80]。这类哲学家是世界上永不绝灭的珍贵一族，智慧好比另一个阿里阿德涅[81]，赐给他们一个线团，从开天辟地以来，一直引导他们穿过人间沧桑的迷宫。这样的哲学家每个时代都有，他们始终如一，就是说，总能适应各个不同的时代。还不算我们的皮埃尔·格兰古瓦。假如我们能够给予他应有的名誉，他倒真是这类哲学家在15世纪的代表。应该说，正是这些哲学家的思想激励迪·布勒尔神父在16世纪写出了天真而又高尚的值得流传百世的话来：“按籍贯，我是巴黎人，按言论，我是自由派，因为在希腊文中parrhisia是言论自由[82]。我甚至对两位红衣主教，也就是孔代亲王殿下的叔父和兄弟也讲言论自由。不过，我很尊重他们，也不得罪他们任何一个仆从。他们的仆从多如
牛毛。”

因此，尽管红衣主教这时候进入大厅使皮埃尔·格兰古瓦心里很不高兴，但不是因为对他心怀仇恨，也不是鄙视他的光临。恰恰相反，我们这位诗人头脑是非常清醒的，而且穷得只能穿破衣服，他巴不得让红衣主教大人亲耳听听他在序诗中的丰富隐喻，尤其是对法兰西狮王之子海豚的赞颂。然而，在诗人高尚的天性中，占主导地位的不是个人私心。假如诗人的天性以十来计算，由化学家作分析，用拉伯雷[83]的话说，由化学家“进行分析和做药物测定”，那么，可以肯定，诗人的天性是由一分私心、九分自尊心组成。然而，格兰古瓦的九分自尊心在听众热烈的赞美声中膨胀得很厉害，就在看台门打开、红衣主教进来的时候，已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刚才我们在分析诗人天性中辨别出来的那点儿难以觉察的私心，被这膨胀的自尊心扼杀，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可私心却是极其珍贵的组成部分，很实际的充满人情味的压舱物，没有私心，诗人们就不可能脚踏实地。格兰古瓦可以说已感到、看到和触摸到全场观众的狂热情绪，这对他是莫大的享受，虽然观众都是贱民，但这有什么要紧？在洋洋洒洒、长篇大论的祝婚诗面前，他们看得目瞪口呆，如醉如痴，连气儿都不敢透一下。我敢肯定，格兰古瓦本人也和观众一样心醉神迷，但表现形式和拉封丹相反：拉封丹在看他自己的喜剧《佛罗伦萨人》[84]时，问别人：“这些歪诗是哪个混蛋写的？”而格兰古瓦却会情不自禁地问身旁的观众：“这部杰作出自哪位高手？”现在我们可以想象出红衣主教不合时宜地突然降临，格兰古瓦会有怎样的想法了。

他担心的事偏偏发生了。看到红衣主教进来，全场顿时乱了起来，谁都把脑袋转向看台。议论的声音大得互相听不见说话。观众嘴里不停地重复：“红衣主教！红衣主教！”多灾多难的序诗只好再一次停下来。

红衣主教在看台门口停留片刻，目光漫不经心地扫视全场，这时，喧哗声变得更大。谁都想好好看看红衣主教，都把脑袋挤在别人的肩膀之上。

红衣主教果然不凡，看他比看任何一场戏都值得。他叫查理，是波旁红衣主教，里昂大主教和伯爵，高卢首席主教。他的兄弟皮埃尔是博热的领主，路易十一大公主的驸马，因而他家与王族是姻亲。此外，他的母亲阿涅丝是勃艮第人，所以与莽汉查理[85]也有姻亲关系。然而，高卢首席主教性格中最突出最鲜明的特点是，喜欢阿谀奉迎，对权贵忠心耿耿。所以，可想而知，这双重姻亲关系给他带来了多少麻烦。他的心灵就像一叶小舟，不得不在尘世的暗礁间小心航行，以免被路易十一和莽汉查理这两座暗礁撞得粉身碎骨。内穆尔公爵[86]和圣保尔陆军统帅[87]就是被这两个卡律布狄斯和斯库拉[88]的魔鬼吃掉的。多亏上帝保佑，他才一路顺风，平安抵港，当上了红衣主教。可是，尽管他已到达港口，也正因为他已经身在港口，每当他回想起他的政治生涯饱经沧桑、危机丛生、历尽艰辛时，就不免心有余悸。因此，他常说，1476年对于他是“黑暗”而又“光明”的一年。这一年，他母亲波旁公爵夫人和表兄勃艮第公爵相继去世，丧母给他带来了巨大的悲痛，但勃艮第公爵的去世却使他颇觉庆幸。

尽管如此，他仍是个大好人。他过着红衣主教的快活日子，对于夏约王家葡萄园的美酒，来者不拒，开怀畅饮，对于丽莎德·加尔穆瓦丝和托马丝·萨雅尔德之类女人从不仇视，对漂亮姑娘的施舍比上了年岁的妇女多。由于这种种原因，他很受巴黎民众喜爱。他每走一步，身边总是簇拥着一群主教和修道院院长，他们出身名门，个个风流倜傥，放荡不羁，有时大摆筵席，大吃大喝。圣日耳曼-奥赛尔教堂的信女们晚上从波旁府经过，不止一次地看见窗口灯火辉煌，听见白天还在给她们吟诵经文的嗓门，在觥筹交错声中唱着十二世教皇伯努瓦[89]的饮酒歌：“像教皇那样畅饮”[90]（就是这个伯努瓦，给教皇的冠冕加上了第三重冠），这些正直的信女看到这般情景极为愤慨。

也许正因为他深得人心，他进场时，群众才没有给他难堪，虽然刚才他们还愤愤不满，而且这天要选出另一名教皇——狂人教皇，并不打算对什么红衣主教表示尊敬。好在巴黎人很少记仇，再说，他们已自作主张，不等红衣主教到来就让演出开始，长了市民的志气，灭了红衣主教的威风，也就心满意足了。况且，波旁红衣主教大人还是个美男子，有一件非常漂亮的大红袍，穿在身上很得体，就是说，他赢得了在场所有妇女的拥戴，因而也就赢得了一大半听众的好感。一个脸长得那样漂亮，大红袍穿得那样合身的红衣主教，因为耽误了大家看戏而受到嘲骂，那未免太不公正、太没情趣了。

他进来了，以大人物对民众固有的微笑向观众致意，若有所思地款步走向天鹅绒座椅。他的随从，按今天的称呼，他的参谋部人员，也就是那些主教和修道院院长们，也跟着上了看台，使得大厅里的观众更加喧哗，更加好奇。大家指指点点，呼名道姓，争先恐后地显示自己至少认识他们中间的一个。有的说，那是马赛的主教大人，要是我没记错，名叫阿洛代；有的说，那是圣德尼教堂教务会的首席司铎；还有的说，那是罗贝·德·雷斯皮纳斯，圣日耳曼-德-普雷修道院院长，路易十一一个情妇的兄弟，是个放荡不羁的家伙……许多名字都说走了样，听上去怪腔怪调。至于那些大学生，他们口出粗言，骂骂咧咧。今天是狂人节，是他们的节日，是他们纵情狂欢的日子，是法院书记员和大学学生们一年一度狂饮的日子。这一天，任何坏事都可以做，而且都是神圣的。况且，人群里还有不少痴痴癫癫的荡妇，像西蒙娜·卡特勒利弗尔、阿涅斯·加迪内、罗比娜·皮埃德布等。在这样美好的日子里，又有这帮教士和娼妇做伴，至少可以随心所欲地骂几句，稍微亵渎一下上帝的名字吧。于是他们就抓住时机，恣意妄为了。在一片嘈杂声中，他们的喧闹尤为突出。他们亵渎神明，粗言秽语，不堪入耳。这也难怪，因为惧怕圣路易发明的热烙铁，大学生们一年到头咬紧牙齿，不敢说话，今天终于能放松舌头，张开嘴巴了。可怜的圣路易！这些人在他的司法宫里为所欲为，这对他是多大的嘲弄啊！他们从刚进入看台的人中间，各选一个对象，肆意攻击，有的选黑袍，有的选灰袍，有的选白袍，有的选紫袍。至于磨坊的约翰，作为副主教的弟弟，他大胆地抨击穿红袍的人，放肆地看着红衣主教，用拉丁文大唱：浸透美酒的
袍子！

所有这些细节，我们全盘告知读者，但当时大厅里喧哗声盖过了学生们的咒骂声，看台上的人根本听不见。红衣主教即使听见了也不会生气，因为这是一种风俗习惯。何况，他还有别的烦心事。从他忧心忡忡的脸上可以看出，他所担心的是弗兰德尔使团。他们几乎和他同时步入看台。

倒不是他政治上深谋远虑，也不是担心他的表妹勃艮第的玛格丽特公主和他的表弟维也纳王位继承人查理殿下的婚事会有什么严重后果。奥地利大公和法兰西国王之间这种涂脂抹粉的亲善关系能够维持多久，英王对于法王鄙视英国公主这件事将抱什么态度，他对这些并不关心，每晚照样畅饮夏约王家美酒。哪里料到就是这种王家佳酿，路易十一拿出几瓶（当然是由库瓦克蒂埃医生做手脚掺进了其他成分后），友好地送给爱德华四世[91]，竟在某天早晨帮助路易十一摆脱了这位英国国王。奥地利大公殿下极其尊贵的使团没有这类事情让红衣主教操心，但在其他方面却让他心绪不宁。这一点，我们在本书开头就提到过了。他，堂堂的查理·德·波旁，却要热情招待这些名不见经传的小市民；他，堂堂的红衣主教，却要热情欢迎这些乡镇小官吏；他，堂堂的法国人，快活的席上客，却要热情款待这些喝啤酒的弗兰德尔人，而且是在众目睽睽之下，这实在叫他不堪忍受。为了让国王高兴，他多少次装模作样，强扮笑脸。毫无疑问，今天是最乏味的
一次。

所以，当门官用响亮的声音通报“奥地利大公的特使先生们驾到”时，红衣主教便以世上最优美的姿态（他在这方面训练有素），把脸转向门口。不用说，全场观众也都把脸转了过去。

只见马克西米连大公[92]的四十八位特使两两步入大厅，他们神态庄严，与红衣主教查理·德·波旁的随行教士欢快的神情形成鲜明的对比。为首的是尊敬的神父，圣伯坦修道院院长，金羊毛修会主事约翰和都比领主，根特最高法官雅克·德·果瓦。大厅里顿时安静下来，偶尔传出低低的笑声，因为每个来宾都一本正经地向门官自报姓名和身份，门官再把他们稀奇古怪的姓名和微不足道的头衔乱七八糟地一一通报给全场观众，传到众人耳朵里已变得残缺不全、面目全非了。他们是：卢文市法官洛瓦·罗洛夫先生；布鲁塞尔市法官克莱·德·埃杜勒德先生；弗兰德尔议长，瓦尔米塞勒领主保尔·德·巴欧斯特先生；安特卫普市长约翰·科甘斯先生；根特市法院首席法官乔治·德·莫尔先生；该市检察院首席检察员盖多夫·冯·德·哈格先生，以及比贝克的领主，还有约翰·皮诺克，约翰·迪马埃尔塞勒，等等，不一而足。大法官、法官、市长，市长、法官、大法官，个个腰板挺直，装模作样，一本正经，身穿花团锦簇的节日盛装，头戴缀有几束塞浦路斯金丝缨子的黑丝绒风帽。总之，都有一副庄严肃穆的面孔，与伦勃朗[93]的画作《夜巡》中的黑色背景衬托出来的身强力壮、神情严肃的弗兰德尔人一模一样；他们的额头上都清楚地写着“通情达理，骁勇善战，经验丰富，忠诚老实”，“具有其他类似的优秀品质”。马克西米连大公在给法国国王的声明中赞美他们的这些品德，并要求“给予充分的信任”，他这样做是绝对没有错的。

但有一人例外。这人脸上洋溢着精明、聪慧和狡黠，尖嘴猴腮，一副外交家的圆滑相。红衣主教朝他走前三步，深深地鞠了一躬。其实这个人不过是根特市的参事，一个领取年金的人，名叫纪尧姆·里姆。

当时很少有人知道纪尧姆·里姆是何许人。其实他是个罕见的天才，要是遇上革命，准是个叱咤风云的人物，但在15世纪，他却只能躲在洞穴里搞搞阴谋，借用圣西门[94]公爵的话说，“生活在地道里”。但他很受欧洲第一“坑道兵”路易十一的赏识，与路易十一沆瀣一气，狼狈为奸，经常插手他的秘密勾当。在场的观众对这些情况一无所知，只是看到红衣主教对这个看上去像是弗兰德尔大法官的面黄肌瘦的人彬彬有礼，都感到很惊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