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文献综述

2.1　关键审计事项研究

新审计准则从发布到实施一直备受社会关注，吸引了大量学者对其展开研究。具体来说，以往研究主要包括审计报告模式改革的背景和需求、关键审计事项披露内容、关键审计事项披露的影响因素以及关键审计事项披露的经济后果。具体文献梳理如下：

2.1.1　审计报告模式改革的背景和需求

随着资本市场的形成和发展，审计师审计制度应运而生，但审计师出具的审计报告信息含量不足的问题一直未从根本上得到解决（Church, 2008）。2008年金融危机的发生，更是加剧了报告使用者对审计师审计的期望差距。国际审计与鉴证准则理事会（IAASB）等有关机构在社会各界对传统审计报告改革的迫切需求下，陆续发布了一系列准则修订议案，讨论如何对传统审计报告模式进行修改（IAASB, 2011；PCAOB, 2011，2012，2013a, 2013b）。2003年，法国要求审计报告中披露审计评价理由。2013年，美国公众公司会计监管委员会（PCAOB）提出在审计报告中披露关键审计事项的新审计报告准则草案。2013年9月，英国和爱尔兰的财务报告委员会对国际审计准则的修正ISA 700开始生效（FRC, 2013）。IAASB提议的审计报告变革得到了高达74.4%的支持度，于是在大多数专业人士的支持下，IAASB最终决定采用KAMs代替审计师评论（Simnett and Huggins, 2014）。2015年IAASB修订发布了新的国际审计准则ISA 701，要求在审计报告中增加KAM事项披露。

在议案修订时期，国外诸多学者响应征求意见稿的号召，对传统审计报告模式存在的不足和可改进的空间进行了探讨。Carcello（2012）通过调查问卷发现，信息使用者对传统审计报告的信息含量不足问题存在诸多不满，期望能够了解审计过程，获取内容更加丰富的审计报告，而不仅仅只存在审计意见区别的审计报告。Mock等（2013）通过问卷调查方式探讨了报告使用者可以从审计报告中获知哪些信息，以及在决策时会使用哪些信息。研究发现，报告使用者更加关注企业的特质性信息，如会计政策的运用、企业风险相关信息等。Asar和Wright（2012）主要关注了传统审计报告存在的固有局限。比如，对审计师的审计责任和审计的功能，报告使用者和审计师就可能存在不同的理解；信息使用者对审计报告中特定专业词汇的理解存在差异或理解不足（如重要性水平和合理保证等），会导致沟通差距的存在，因此大家都期望新的审计报告模式能够消除信息使用者的误解，使信息提供者和使用者之间能更加顺畅地沟通。

在对社会各界反馈的声音进行采纳和探讨之后，国际审计与鉴证准则理事会（IAASB）等机构陆续完成了审计准则改革，于2015年颁布了关键审计事项准则。此次改革是对审计报告模式的重大修订，其中在审计报告中沟通关键审计事项是本次改革的重要内容。Cordos和 Fülöpa（2015）认为在审计报告中增加关键审计事项具有积极意义，通过对 IAASB（2013）征求意见稿的反馈信件进行定量分析发现，报告使用者在进行投资决策时，由于自身专业知识有限，往往会依赖于审计师的工作，当审计师并未充分详细地解释如何形成审计结论时，使用者往往会感到不安，因此，绝大多数的使用者对关键审计事项的披露非常欢迎。Masdor和Shamsuddin（2018）在研究中指出了该准则的实施可能带来的影响，对投资者而言，关键审计事项的披露可以提高审计工作透明度、提升使用者对审计结果的理解能力，但是对审计师而言，关键审计事项准则实施也带来了巨大挑战，如可能会增加审计师责任、增加诉讼风险等。

在美国发布修订议案时期，我国学者也对此次审计改革保持高度关注，并结合我国国情提出了建设性见解。杨明增和张铭君（2013）认为美国 PCAOB于2011年6月发布的概念性公告符合决策有用的信息观和决策有用的计量观，对提高审计报告决策有用性具有重要意义，也对审计实务界、投资者和监管机构等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比如对审计师的综合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投资者面对更多的信息可能会出现决策困难的情况，以及监管机构可能需要制定更详细可行的审计准则来规范披露内容。柳木华等（2015）认为关键审计事项的披露有利于减少信息不对称，缩小信息差，也有助于促进审计双方的沟通，缩小沟通差，对提高审计质量具有积极作用。唐建华（2015）认为，就内容而言，关键审计事项应当是审计师在审计过程中投入较多、影响较大、审计师较为重视和重点核查的事项。这些事项具有较高的风险，应该引起投资者的高度关注；具有决策相关性，有助于提高审计过程的透明度，便于信息使用者理解财务报表。但他也对该准则的具体实施提出了一些疑虑，如审计师对这些事项描述的详细程度，投资者是否具有相应的信息解读能力，等等。阚京华（2017）分析了此次国际审计报告准则变革对我国审计准则制定产生的影响，认为目前我国审计师审计行业所处的环境和自身发展阶段与国外审计市场有一定的差异，因此在制定相关准则时应当充分考虑我国的制度背景，以提高我国审计报告的质量，发挥出关键审计事项的重要作用。结合我国制度背景的分析发现，我国制定和颁布新准则对我国提高审计质量具有重要推动作用。2016年12月23日，中国财政部印发了《中国审计师审计准则第1504号——在审计报告中沟通关键审计事项》等12项准则。1504号审计准则自2017年1月1日起，首先在对A+H股公司及纯H股公司按照中国审计师审计准则执行的审计业务中实施，2018年扩大至所有被审计单位。

2.1.2　关键审计事项披露内容

以往研究主要集中在披露数量、披露类别和披露内容的语言表达等三个方面，具体文献梳理如下：

第一，披露数量方面，与英国准则实施结果相比，我国沟通事项数量偏低，国内事务所沟通数量也低于国际四大所（路军和张金丹，2018）。从行业特征来看，金融业的披露数量要远高于行业平均值，其次是房地产业和农林牧渔业。房地产业可能由于开发周期长且成本归集复杂，同时受到各项调控政策的影响及审计师的关注；农林牧渔业由于生物资产较难以计量，交易形式不固定，审计过程更加复杂，致使审计风险较高，从而受到审计师关注（余中福等，2019）。

第二，披露类别方面，基本可以反映出投资者关注的风险高发领域，具体划分为资产减值、收入确认、商誉、投资、关联交易、涉税事项、研究开发及其他关键审计事项（耀友福和林恺，2020）。披露事项类型虽然分布较广，但主要集中在资产减值和收入确认方面（张呈等，2019）。冉明东和徐耀珍（2017）发现，在关键审计事项披露的类别中，资产、商誉减值、收入确认和公允价值问题最受关注。我国对收入确认及关联方交易更加敏感，而国际四大所更加关注长期投资及合并、公允价值计量及金融工具运用等事项（余中福等，2019）。

第三，披露内容的语言表达方面，冉明东和徐耀珍（2017）对2016年首次按照新审计准则发布审计报告的94家A+H股上市公司进行分析，发现与国际审计准则发布后的审计报告相比，甚至与英国和美国改革后的审计报告相比，我国新审计报告的篇幅明显增加，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审计师具体的审计工作，使投资者更加清楚地理解审计过程，但也存在一定问题，如行业之间的披露内容并没有太大的差异，在语言表达方面趋向标准化，但描述的详细程度却存在较大的差异等。张呈等（2019）对我国 2016—2017年披露样本进行了整合分析，得到了同样的结论，即关键审计事项披露篇幅差异较大，内容详略不一，描述准确性参差不齐。阚京华和刘超宇（2018）以2017年A+H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从关键审计事项信息披露的详细特有程度，以及应对措施的充分性等方面展开分析，发现关键审计事项披露在形式和内容上有很大的差异，其是否能产生信息价值仍存疑。柳木华和董秀琴（2018）发现部分公司披露的关键审计事项在应对措施中使用的审计程序随意性较大，对关键审计事项的确认原因的说明也不详细。

也有研究通过对关键审计事项进行解读，提取其中披露的部分内容来衡量关键审计事项。冉明东和徐耀珍（2017）提出关键审计事项表达得越详细，提供的信息越多，投资者能够获取的有价值的信息也越多。如果描述段中包含数字信息，那么传递的信息会更加精确（王艳艳等，2018）。张继勋等（2019）采用实验研究法分析发现，投资者对能够在关键审计事项中进行结论性评价的审计报告更感兴趣，且审计报告的结论性评价表达得越明确，越能提高对投资者的吸引力。柳木华和雷霄（2020）发现关键审计事项披露过程中如果有专家参与审计工作，对企业应计盈余、真实盈余均有显著的抑制作用，说明关键审计事项披露内容越精确，应对措施越专业，越能发挥其价值。耀友福和林恺（2020）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分别从关键审计事项个数、关键审计事项详细程度（关键审计事项的字数，包括描述段和应对段）和关键审计事项可读性（分词技术）三个方面全面地刻画了关键审计事项信息量。

另外，各国关键审计事项的内容存在差异。法国的JOA要求披露内容应包括审计评论概要、审计程序和审计结论，以帮助报表使用者理解和使用。PCAOB提出的CAMs和IAASB提出的KAMs的主要区别在于：CAMs主要是指记录在案、由业务质量复核人复核，或者与审计委员会沟通的所有重要事项；KAMs则是从与治理层沟通的重大事项中选出的部分事项。而英国FRC的扩展审计报告，包括重大错报风险、审计重要性、审计范围的讨论（B é dard et al.，2016）。中国的KAMs与IAASB提出的KAMs在内容上基本一致。

2.1.3　关键审计事项披露的影响因素

我国审计准则仅要求披露KAMs的确认原因、应对措施等，而对具体包含的要素未做强制性规定，具有较大的主观性，因此审计人员的个体特征和企业特征对其产生了重要影响。具体文献梳理如下：

第一，审计特征对关键审计事项披露的影响。

（1）审计责任是影响KAMs披露动机的关键因素，逾期关键事项披露会增加审计师的法律责任（FAR, 2013；FRC, 2015），但这种法律责任的增加是有一定条件的，即简单识别CAMs对审计师没有减责作用，带有审计应对的Related CAMs提高了陪审员对财务错报的预见性，导致审计师法律责任的增加（Backof et al.，2019）。但在高会计准则精确度（规则导向）下，无论是Related还是Unrelated KAMs都会增加审计师的法律责任（Gimbar et al.，2016）。为规避法律责任，审计师可能会尽量少披露或者以信息冗余的形式来披露KAMs从而导致审计报告模糊不清（IAASB, 2011，2012a），或者通过过多使用专业术语的方式，增加KAMs的理解难度（Footprint Consultants, 2011），从而使审计报告再度变成标准化样板文件（IAASB, 2012a； Footprint Consultants, 2011）。相反，如果逾期关键事项披露降低审计师的法律责任，可能会激励审计师去披露CAMs或KAMs。对此，国内外文献采用实验方式让实验者感知审计师责任，基于过失归因的控制模型的研究发现，CAMs尤其是Related CAMs显著降低了审计师的法律责任，可能的原因是CAMs对财务报表使用者有预警作用（Wright and S. Wright, 2013；Kachelmeier et al.，2014；Brown et al.，2015；张继勋等，2015；Brasel et al.，2016）。

（2）审计师特征对关键审计事项的影响。例如，阚京华和曹淑颖（2018）以2017年首次披露关键审计事项的93家A+H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实证研究发现，当审计师为女性时，披露的关键审计事项数量更多，而审计师的行业专长与关键审计事项之间并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Velte（2018）通过对英国样本的实证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结论，即审计委员会中女性比例对关键审计事项的可读性产生显著影响，审计委员会中女性比例越大，关键审计事项的可读性越强，这主要是由于女性成员往往会实施更严格的监督行为和风险规避行为，以实现对关键审计事项可读性增强的积极影响。张凯旋和雷倩华（2018）从审计师个人层面研究其特征对审计报告的影响，发现签字审计师年龄越大，审计报告越能获得投资者的信赖，审计报告信息含量也越高。

第二，客户相关特征影响KAMs披露动机。JOA数量和性质会伴随公司规模的变化而变化，新增事项披露的数量会随时间的推移而降低，事项描述日趋同质化（B é dard and Gonthier-Besacier, 2014）；公司管理层和治理层可能担心让人感觉公司治理失败的KAMs被披露出来（EY, 2013），所以在KAMs沟通环节会与审计师进行无休止的争论，进而增加KAMs的披露成本（IAASB, 2012a）；受客户压力的影响，是否提供KAMs这样的疑虑使审计师表现出或高或低的质疑性审计判断，这表明提供KAMs会使审计判断能力受损（Ratzingersakel and Theis, 2017）。

此外，阚京华和曹淑颖（2018）的研究发现审计客户的财务状况越好，KAMs披露的数量越少，比如企业盈利能力和成长能力比较好、现金流充裕；反之，企业的资产负债率越高，KAMs披露的数量会越多。Lin等（2020）在研究中发现，当上市公司购买董事及高级职员责任保险时，会通过增强对高级管理人员的道德风险约束，增加关键审计事项的披露数量。李晓月等（2020）从企业盈余管理角度研究发现，企业盈余操纵程度与关键审计事项披露数量显著正相关，将盈余管理分为正负方向之后，发现关键审计事项沟通的数量只和正向盈余管理有相关关系。

第三，审计、会计准则影响KAMs披露动机。因符合审计准则要求，JOA披露是准确的，但在同一段中会提及很多事项，没有提供相关财务数据，语言描述模棱两可或过于专业（Barde and Raimbault, 2014）；那些执行国际会计准则（原则导向会计准则）的国家，CAMs对审计师法律责任的影响可能会较小，因此不会因规避审计责任而降低KAMs的披露质量。

2.1.4　关键审计事项披露的经济后果

以往文献研究主要集中在关键审计事项披露对审计师、被审计单位、投资者以及其他报告使用者等主体产生的影响上。

（1）关键审计事项披露对审计师的影响。目前，对关键审计事项如何影响审计师的研究主要聚焦在审计人员具体责任、审计质量和审计收费三个方面，这三者与审计师自身利益密切相关。其中，审计责任主要是基于信息使用者的视角，现有研究以实验方法为主；审计质量和审计收费是基于审计师的视角，分别运用实验方法和模型回归方法进行检验。

第一，审计责任。就目前的研究来看，关键审计事项披露对审计责任的影响仍存在较大争议。一种观点认为，KAMs披露会增加审计师的法律责任。Backof等（2019）采用实验研究的方法发现，当在审计报告中没有对审计责任进行明确说明时，披露关键审计事项会提高被试者对审计责任的感知，其会认为审计师并没有充分检测错报，存在工作疏忽，而当在审计报告中明确沟通了审计责任时，被试者会认为审计师已经充分履行审计责任，尤其是该事项与被检测错报相似时，被试者会认为审计师已经对审计结果进行了较高程度的保证而几乎不存在疏忽。此外，Vinson等（2018）通过问卷调查方式对后续年度移除某项关键审计事项是否会影响审计责任这一问题进行了研究，发现如果在初始年度披露了某项关键审计事项，而在以后年度不再披露该事项时，会增加审计师责任。

另一种观点认为，关键审计事项与增加审计责任无关，甚至会减少审计责任。Kachelmeier等（2014）通过问卷调查发现，关键审计事项具有一定“免责效应”，即当关键审计事项内容在以后被认定为存在错报时，审计师也会因其在关键审计事项中披露了相关内容而降低使用者的审计责任感知。Gimbar等（2016）选取高校学校作为被试者，对关键审计事项是否提高了其对审计责任的判定进行了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当披露的关键审计事项与未发现错报相关时，被试者将降低对审计疏忽的认定。

在以我国资本市场为背景的研究中，韩冬梅和张继勋（2018）从审计师的视角出发，选取事务所有经验的审计人员作为被试者，通过实验研究发现，与传统的审计报告相比，在披露关键审计事项的新模式审计报告下审计人员感知的审计责任更低，关键审计事项降低了审计人员感知的由重大错报风险引起的审计责任。这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审计人员的真实心理，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和启示作用。

第二，审计费用和审计质量。审计准则出台后，审计师为识别被审计单位的KAMs，会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执行更充分、适当的审计程序（阚京华，2017），随着成本的增加审计收费也会相应增加（Li et al.，2018）。但也有研究表明，关键审计事项的披露对审计收费并没有产生影响（Almulla and Bradbury, 2019；Gutierrez et al.，2018）。

关于关键审计事项对审计质量的影响都有哪些观点呢？一些研究认为，KAMs的披露可以显著地提高审计质量。Reid等（2015b）研究发现，在新准则实施后审计师的职业怀疑程度有所提高，被审计单位异常应计项目绝对值显著下降，审计质量有所提高。Li等（2018）对新西兰关键审计事项实施初期对审计质量和审计收费的影响进行了研究，发现该准则的实施通过降低异常应计盈余绝对值提高了审计质量。杨明增（2018）对我国准则实施前后的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法进行分析后也发现，披露关键审计事项显著降低了企业应计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程度，提高了审计质量，审计报告中披露的关键审计事项信息量越多，审计质量越高。而另一些研究则认为，在执行关键审计准则之后，审计质量并未受到显著影响。审计师出于规避监管风险的动机，可能会有选择地采用格式化手段模糊披露（张金丹等，2019），从而导致KAMs的披露并不能对审计质量产生实质性的影响。

（2）关键审计事项披露对被审计单位的影响。

第一，关键审计事项披露对审计双方沟通的影响。Cade和Hodge（2014）通过调查研究发现，当审计师在审计报告中披露新的信息时，管理层与审计师沟通私有信息的意愿有所降低，比如不愿沟通与审计报告披露内容相关的会计估计等，但是当在审计报告中只披露审计程序的内容时，其沟通意愿不会降低，并且当上市公司和审计师之间的信任度较高时，沟通意愿降低的情况就会缓解。张继勋等（2016）采用实验方法，测试了在审计报告改革前后，管理人员与审计人员之间的关系对沟通意愿的影响差异。研究发现，在管理人员与审计人员关系较好的情况下，审计报告改进前后沟通意愿均较强且无显著差异，而在管理人员与审计人员关系一般的情况下，审计报告改进后二者的沟通意愿明显增强。

第二，关键审计事项披露对企业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Anna Gold等（2020）研究发现，当关键审计事项披露了公司特异性信息时，由于增加了信息准确性和透明度而抑制了管理层的盈余管理行为；但当关键审计事项内容不太具有信息含量和准确度时，这种抑制效应则不复存在。Reid等（2015b）在后续研究中发现，实施审计报告改革之后，上市公司财务报表中的绝对异常应计减少，迎合分析师预测的倾向减少，财务报告信息质量有所提高。Almulla和 Bradbury（2019）以及Li等（2018）均指出，关键审计事项能够抑制上市公司应计盈余管理行为，从而提高财务报告信息质量。李延喜等（2019）和董钰凯等（2019）分别对我国2016年实施关键审计事项准则的A+H股公司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沟通关键审计事项显著降低了上市公司应计盈余管理程度，且相比于关键审计事项数目少的公司，关键审计事项数目多的公司应计盈余管理程度显著降低，然而对真实盈余管理的影响并不显著。但是董钰凯等（2019）通过分组分析发现，在低审计质量样本组中，披露收入类关键审计事项能够显著降低真实盈余管理总量；披露资产类关键审计事项和收入类关键审计事项影响异常现金流量和异常生产成本，进而抑制真实盈余总量，但对异常酌量性费用没有影响。因此，在一定条件下，关键审计事项准则的实施会对两类盈余管理起到一定的抑制作用，尤其在利用估值专家和信息技术专家的工作披露KAMs时，对应计和真实盈余管理的抑制作用更强（柳木华和雷霄，2020）。

第三，关键审计事项对企业融资成本的影响。赵玉洁等（2020）以2016—2018年我国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关键审计事项对股权融资成本的影响，发现关键审计事项通过降低信息不对称、提高会计信息质量和改善公司治理质量三个维度降低了融资成本。进一步研究发现，在融资约束严重的公司，非“四大”事务所审计或分析师关注度低的公司以及外部治理质量低的公司中，关键审计事项披露对股权融资成本的降低作用显著。姜丽莎等（2020）以2015—2016年首批采用新审计报告的A+H股公司为处理组，以其他A股公司为控制组，考察新审计报告对企业债务融资成本的影响。研究表明，新审计报告能显著降低上市公司债务融资成本，这一效应在信息环境较差、破产风险较高、规模较小及融资约束较大的公司更为显著。从该事项披露的具体类型来看，与资产确认与计量、重大资产交易和控制权问题相关的事项披露显著降低了债务融资成本，而与公允价值计量相关的事项披露却显著增加了债务融资成本。在控制审计师积极的结论性评价后，与抵押资产相关的关键审计事项增加了债务融资成本。此外，关键审计事项数量越多、信息越充分、审计师应对措施越详细，企业债务融资成本降低越多。

第四，关键审计事项对企业价值的影响。这一影响主要反映在股价方面。王木之和李丹（2019）使用双重差分模型对2016年执行关键审计事项准则的上市公司进行了分析，发现关键审计事项准则的实施降低了股价同步性，披露的关键审计事项越多，股价同步性越低；披露越多非行业共有性信息且披露内容越详尽，两者的负相关关系越明显。史永和李思昊（2020）以A+H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发现审计报告中披露关键审计事项能显著降低上市公司的股价崩盘风险，且关键审计事项披露的数量越多，对股价崩盘风险的抑制效果越好。

（3）关键审计事项披露对投资者的影响。现有文献对关键审计事项究竟如何影响投资者决策存在较大争议。总体而言，主要形成了决策相关论和决策无关论两种观点。

第一，决策相关论。决策相关论是指关键审计事项内容对投资者决策行为能够产生影响，Christensen等（2014）将141名高校商学院学生作为非专业投资者进行问卷调查，发现与标准审计报告相比，带有关键审计事项的审计报告更能改变投资者决策，而当报告中增加对如何解决关键审计事项进行说明的段落时，这种效应就会降低；Dennis等（2018）通过问卷调查发现，成段落的关键审计事项对个体投资者而言能够提高审计报告的信息价值，而简短的关键审计事项则不具有信息价值，因此他认为丰富具体的披露信息更加符合资本市场信号理论；Pelzer（2016）对个体投资者进行调查研究发现，当在审计报告中增加关键审计事项后，风险偏好型投资者比风险规避型投资者的投资意愿更高；Kipp（2017）指出关键审计事项能够通过详细描述审计过程增强投资者的信心；但是Rapley等（2020）发现关键审计事项的披露会降低投资者的投资意愿。

Köhler等（2020）的研究结果表明，关键审计事项的披露会对专业投资者判断过程产生影响，对非专业投资者则不产生影响，这说明非专业投资者难以理解关键审计事项传达的信息，与Christensen等（2014）对非专业投资者的研究结论相反；Sirois等（2018）研究表明关键审计事项能够吸引投资者的关注，当报告中披露关键审计事项时，使用者对与之相关事项的关注频率和关注程度都会提高，关键审计事项可以作为一种信号吸引使用者的注意力，同时使用者可以依靠这些信息，降低对其他无关信息的关注程度；Moroney等（2020）研究发现投资者能够感知关键审计事项的价值与可靠性，这种效应在非“四大”事务所审计的情况下更为明显，关键审计事项能够吸引投资者的注意力，使其更多关注扩展信息。

审计报告出具后产生的市场反应是研究投资者整体决策行为的重要参数，因此，研究者往往通过异常交易量或异常收益率考察关键审计事项对投资者感知和决策的影响。Reid等（2015a）通过回归分析发现，在实施新审计准则之后超额交易量明显增加。我国新审计准则的实施也引起了显著的市场反应，王艳艳等（2018）研究发现披露关键审计事项段的公司的累计超额收益率在披露前后的变化显著高于未披露公司，这说明准则实施首年的关键审计事项引起了显著的市场反应，体现了关键审计事项的沟通价值。通过进一步研究发现，审计报告沟通价值的提升效应主要体现在由国际四大所审计投入多以及客户重要性高的样本中。陈丽红等（2019）利用2015—2016年我国 A股上市公司数据进行研究发现，与未披露关键审计事项的公司相比，A+H股公司在披露关键审计事项之后，盈余价值相关性显著下降，说明关键审计事项提供的增量风险信息能够引起投资者关注，增强投资者感知的盈余不确定性，从而降低投资者决策中对盈余的依赖程度，并通过进一步研究发现与商誉减值、固定资产减值、存货减值、股权投资相关的关键审计事项披露对盈余价值相关性的影响更为显著。易玄等（2019）采用事件研究法对我国准则实施初期 A+H股公司的市场反应进行实证检验，发现市场短期反应显著为正，盈余反应系数显著为负，关键审计事项增强了投资者对审计报告的信任，同时详细披露更能增强投资者的风险感知。

第二，决策无关论。Lennox等（2017）研究发现关键审计事项并未引起显著市场反应，可能是因为大部分风险信息已经通过年报前发布的盈利公告、会议公告或以前年度财务报告进行了披露，关键审计事项中的风险已经被投资者知悉，因此无法产生增量的决策相关信息。Almulla和Bradbury（2019）的研究结论与 Lennox等（2017）相似，发现投资者关注的风险信息并没有在关键审计事项中体现出来，关键审计事项披露出的内容对投资者而言不具有价值相关性和决策有用性。

Velte和 Issa（2019）从行为代理理论解释了关键审计事项对投资者的影响。他们认为行为代理人具有不同的风险偏好，会产生不同程度的风险规避行为，如风险厌恶型投资者会对关键审计事项持有更为消极的态度，理性和非理性的投资者对关键审计事项的理解和评估也会不同，因此关键审计事项在不同投资者中既可能引起正向反应也可能引起负向反应，而市场反应作为投资者行为的总和，难以避免地出现不一致性。

（4）对其他信息使用者的影响。国内外有研究聚焦于关键审计事项对债权人的影响。针对关键审计事项提供的增量信息是否会影响债权人决策和信贷条款，现有研究得出了不一致的结论：Boolaky和Quick（2016）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发现，披露关键审计事项并不会影响债权人决策；Porump等（2018）研究发现披露关键审计事项增加了贷款人对借款人的风险评估能力，增进了对借款人具体情况的了解，因此贷款人会采用相对宽松的信贷条款，并且相关事项显示重大错报风险越低，信贷条款对借款人越有利；而涂建明和朱渊媛（2019）对我国 2017—2018年沪深 A股上市公司进行研究时却得出了相反结论，发现关键审计事项的披露数量与银行新增贷款总额呈显著负相关关系，审计报告改革所提供的增量风险信息负面地影响到银行对上市企业的新增贷款，总体上使得银行对上市企业的新增贷款额显著缩减。

此外，也有人研究关键审计事项对证券分析师预测的影响。证券分析师是资本市场的关键信息中介，关键审计事项对证券分析师预测的影响具有较高研究价值。赵刚等（2019）从证券分析师盈余预测准确性的视角，采用准则实施首年即2016年A+H股上市公司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模型进行研究发现，关键审计事项准则实施提高了分析师盈余预测准确性，且审计报告中披露的关键审计事项越多，这种效应越明显。主要是由于关键审计事项降低了分析师的乐观有偏预测，提高了分析师个人层面的预测准确性。刘圻等（2020）以2015—2017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关键审计事项准则实施与分析师预测准确性的关系，并分别检验盈余管理和盈余透明度对两者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关键审计事项准则实施使得分析师预测准确性显著提高，这种效应在盈余管理程度高、盈余透明度低的公司更加明显，而且关键审计事项文本可读性越高的公司以及收入确认事项和资产减值事项披露越多的公司，分析师的预测准确性越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