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相关概念和理论

理论基础是文章的基石，不仅能够增加文章逻辑的紧密性，也能够为文章提供扎实的理论依据。在经济新常态时期，城镇化作为经济增长的新动力，会影响和改变着农村贫困状况。当前城镇化影响农村贫困还没有被完整地阐述为单一完整的理论，而一些可能解释城镇化与农村贫困的理论被单独提出：大推进理论、低水平均衡陷进论、二元结构理论、非均衡发展理论、城市最优规模理论。下面对这些理论进行详细的介绍。

一、相关概念界定

（一）贫困的内涵

贫困是一个复杂的问题，研究贫困的视角不同或者研究贫困的内容不同，贫困的内涵也会有所差异。虽然国内外专家学者对贫困进行了各种解释，但迄今为止还没有统一的能够让大家信服的关于贫困的定义。

亚当·斯密、马尔萨斯等人是最早开始研究贫困问题的学者，但是他们并没有对贫困给出确切的定义。直到19世纪末，Rowntree（1899）提出了贫困的概念，他认为贫困是指不能够维持生理效能最低需要的状态。Townsend（1979）认为贫困是缺乏获得基本食物和参加社会基本活动能力的居民。Amartya Sen（1989）从社会学角度对贫困进行了阐述，即贫困不仅仅是人的基本的生活需求得不到满足，而且基本的社会福利机会也得不到满足，贫困是人无法获得最低限度需求的能力问题。对贫困进行分析时，最重要的是确定衡量最低限度物质能力的绝对标准，如果社会居民达不到这个标准，就属于贫困者。Oppenheim（1993）在他出版的《贫困的真相》一书中阐述贫困是指人的物质需求、情感需求和社会认同感低于平均水平。Strobel（1996）指出贫困群体就是被社会排斥，无法享受应有基本权利的群体，具体包括工作不稳定、收入水平低、没有公民权利和政治平等。

此外，国际组织对贫困也进行过多种定义。1981年《世界发展报告》指出当某些群体或个人没有能力去获得社会公认的能够享受到的基本生活权利机会，就被认定为贫困(6)。1990年《世界发展报告》中对贫困的定义增加了新的内涵，报告指出，判定一个人的生活水平，不仅要考虑个人经济情况，还要考虑社会福利状况(7)。欧共体（1898）对贫困的定义是，居民因资源限制导致他们生活在社会最低生活标准之外(8)。关于贫困的认识并不是简单的一成不变，而是随着人类经济发展水平、文明水平以及社会的进步发生相应的变化。如2000年《全球贫困问题报告》中指出，贫困是指缺乏如健康、自由、社会地位等基本的机会和选择，导致人类不能够发展(9)。该定义强调了贫困的多元化特征，包括收入、教育以及参与社会活动的能力等。

中国学者将西方学者的观点与中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提出了对贫困的见解。唐钧（1993）在出版的《中国城市居民贫困线研究》一书中指出，贫困可以从三个角度来理解：①贫困是客观生活状况的反映；②贫困是社会公认的一种评价；③贫困是社会环境产生的后果。童星、林闽钢（1994）认为贫困是由于低收入造成的生活基本物质和服务的缺乏，是经济社会文化落后的综合表现。董辅礽（1996）从生理需求、精神需求和社会需求将贫困分为三个层次：即第一层次是生理需求得不到满足；第二层次是精神需求得不到满足；第三层次是社会需求得不到满足。田飞（2010）则从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角度对贫困进行定义，认为绝对贫困是从个人视角而言的，即个人缺乏维持基本生活的物质条件，而相对贫困是从整体视角而言的，即相对于一定的生活水平而处于的贫困。梁树广、黄继忠（2011）从收入、能力和权利三个视角定义贫困，收入贫困是指收入水平满足不了基本生活需求，能力贫困是指缺少获得基本的生活需求的能力，权利贫困是指基本的政治和文化权利的丧失。

由上可知，贫困是一个多维的概念，可用经济学中的收入水平界定，也可从政治学中权利被剥夺来理解，还可以从社会学社会排斥角度去分析。本书立足于经济学范畴，仅从收入视角定义贫困，并不涉及权利、社会排斥等领域。

（二）贫困的分类

根据不同的划分标准，贫困可以划分为多种类型，最常见的就是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英国社会学家Rowntree（1899）最早提出了绝对贫困的概念，他认为绝对贫困是由于物质资料的缺乏使身体不能够满足基本的生存需求。因此，绝对贫困又称之为生存贫困。在计算绝对贫困时，根据最大限度地节俭原则，即除了维持基本生存的必需品，其他物品一概不能包含在内。但在如何确定身体有效活动的最低指标时，学术界一直存在着分歧，因为无法确定一个固定的标准表明个人每日所需的营养量。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满足维持个人生存的必需品的范围会有所扩大。通常情况下，绝对贫困一般有三个限定：①处于贫困线水平的收入仅能够满足人的生存需求，而人的智力发展、医疗服务、生活享受等都不包含在内；②计算绝对贫困线时，对贫困居民的消费支出具有严格的规定；③绝对贫困线是一种客观衡量贫困的标准，不受外界生活水平的变化，因此，绝对贫困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无关。绝对贫困是维持居民生存的最低收入水准，通常只包括狭义的收入概念。

相对贫困是指个人和家庭的生活状况低于社会平均生活水平。相对贫困是由于各社会阶层间的收入差异而产生的，或者是因为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社会整体的收入水平提高，社会贫困线也不断提高而产生的。相对贫困是一个动态概念，随着社会发展水平、居民收入水平的变化而不断调整。因此，即使是在社会富裕程度很高的发达国家，相对贫困也依然存在。此外，相对贫困还会受主观因素的影响，如果一个经济收入中等的人总是和经济收入较高的社会精英比较，那么他就处于相对贫困状态。不过通常情况下，相对贫困是根据社会的一般水平认定的，因此，它也是对社会上处于较低生活水平人的确认。相对贫困通常包含以下要素：①相对贫困是由经济发展不均衡造成的；②相对贫困是一个动态概念，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而不断变化；③相对贫困反映了社会成员之间的不平等关系；④相对贫困具有一定的主观性。

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并非两个相互对立的概念，在某些情况下，两者是相互交叉、相互统一的。而本书中涉及的农村贫困是以国家统计局制定的农民纯收入2300元（2010年不变价）为贫困标准，是绝对贫困的概念。

（三）贫困的测度

对贫困进行定性分析后，就需要对其进行定量描述，即贫困的测度，贫困的测度包括贫困线的确定和贫困程度测定两方面内容。

1．贫困线

贫困线是指个人或家庭在一定经济发展水平下，为维持基本生存所需要的生活必需品的费用支出。而农村贫困线则指农民的人均纯收入仅仅能够维持最基本的生活需要。贫困线可以划分为绝对贫困线和相对贫困线。相对贫困线的测量需要与社会其他成员的生活水平进行比较，量化起来比较复杂。因而，在具体操作中，通常采用一些易测量又易比较的经济指标对贫困进行衡量。世界发展报告（1990）指出，“家庭的人均收入和支出是衡量生活水平的合适尺度”(10)。因而实际中通常采用人均收入或人均支出指标衡量贫困程度。由于本书主要研究城镇化消除农村绝对贫困问题，因而采用的是绝对贫困指标，是以2011年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确定的农民纯收入2300元（2010年不变价）为贫困标准。

2．贫困的测算

确定贫困线以后，就可进行贫困测量，常见贫困测量指标有贫困发生率、贫困缺口、森指数、FGT指数等。

（1）贫困发生率反映贫困规模的相对数，是处于贫困线以下人数占总人数的比例。计算公式为：

其中，H为贫困发生率，q为贫困人口，n为总人数。贫困发生率是最简单的贫困指数，能够直接反映贫困状况。但这个指标也存在缺陷，不能反映贫困人口的平均收入距离贫困线的程度，以及贫困人口内部的收入不均等状况。当贫困人口的贫困程度出现恶化时，贫困发生率是不发生变化的。为弥补此缺陷，引入贫困缺口指标。

（2）贫困缺口是用来衡量贫困人口收入低于贫困线程度的指标，是“贫困赤字”的度量，换句话说，贫困缺口是贫困人口为摆脱贫困所需要的社会财力。其计算公式为：

其中，PG为贫困缺口，n为总人数，z为贫困线，y_i为第i个贫困者的收入，Q为贫困人口数。贫困缺口是贫困深度的反映，贫困缺口值越大，表明社会贫困程度越严重，反之，贫困程度越低。

贫困缺口也写成收入缺口率与贫困人口数的乘积形式，即：

PG=I×H

其中，I=（z-μ_q）/z，表示收入缺口率，μ_q为贫困人口的平均收入。I值越小，贫困程度越轻，I值越大，社会贫困越严重。两种极端的情况是，当I接近于0时，说明贫困人口的平均收入已基本达到脱贫的临界点；当I趋向于1时，表示贫困人口基本没有收入来源，必须依靠政府救济维持生存，因而贫困程度较深。

（3）森贫困指数鉴于贫困发生率侧重于贫困面的测量，贫困缺口侧重于贫困程度的测量，森贫困指数将两者的优点结合起来，以综合反映贫困状态。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S表示森贫困指数，G表示基尼系数，当q很大时，q/q+1→1，这时森指数就可以整理为：

S=H×[PG+（1-PG）×G]

可见，森指数是综合贫困指数，包含了贫困发生率、贫困缺口和基尼系数。森指数还能反映收入分配对贫困的影响，收入分配不公平会导致森指数增加，贫困程度加深。

（4）FGT指数是1984年由Foster，Greer和Thorbecke提出的测量贫困指数，FGT指数直接使用贫困缺口作为权数，计算公式为：

其中，n为总人数，y_i为第i个贫困者的收入，z为贫困线，Q为贫困人口数，g_i=z-y_i，a为参数。当a=0，FGT=H，为贫困发生率，当a=1，FGT是等比例贫困距；当a=2，FGT是加权贫困距。可以看出，加权贫困距关注收入更低的穷人，对其赋予较大的权重，较好地反映贫困的严重性。

FGT指数并不是一个指数，而是一族指数，当a=0，1，2时，分别代表不同的贫困指数，反映贫困广度、贫困深度和贫困强度；FGT指数还可进行分解，进一步发现贫困在不同群组之间的分布状况，提出更具有针对性的减贫建议。

本书贫困线是国家统计局根据马丁法计算出来的农民纯收入2300元（2010年不变价），涉及的贫困计算使用的是FGT指数，测算出农村贫困发生率、贫困深度和贫困强度。

二、相关理论

贫困作为长期困扰人类社会发展的主要问题，使得反贫困成为各领域学者和政策制定者关注的焦点，形成了经典的贫困理论。而伴随着工业革命产生的城镇化是指农村人口向城镇地区不断转移的过程，同时也是资源配置、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等由农村向城镇转变的过程，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体现，由此也形成了城镇化的相关理论。虽然当前城镇化影响农村贫困还没有被完整地阐述为单一完整的理论，但一些可能解释城镇化与农村贫困的理论被单独提出：主要有大推进理论、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二元结构理论、非均衡发展理论、最优城镇规模理论等。

（一）大推进理论

大推进理论是由英国经济学家保罗·罗森斯坦·罗丹于1943年提出的。罗丹认为，落后的生产方式是发展中国家贫困的主要原因，实现以农业为主的生产方式向以工业为主的生产方式转变是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的必然选择。由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基础薄弱，基础设施条件较差，技术水平和生产效率也较低，因此要想实现工业化，需要对工业各部门进行大规模的投入，促进其生产效率的提高，进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大推进理论是建立在生产的不可分性、需求的不可分性和投资储蓄的不可分性的前提下的。生产的不可分性能够提高资金的投入产出比，增加投资的收益。需求的不可分性是指不同的产业部门都能作为对方要素的投入者或者产品的需求者。投资储蓄的不可分性是指充分的储蓄能够扩大投资规模，而投资规模的扩大又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储蓄。大推进理论主要强调以下五方面的内容：①实施全面投资的经济增长计划。发展中国家要想发展，需要通过对各行业大规模的投资为经济发展提供动力。②通过外部经济效应促进内部经济发展。罗丹认为，大规模的投资能够创造外部经济效应，因为投资主要是针对两类部门进行，一类是互为补充的工业部门，能够创造互为需求的市场；另一类是互为补充的产业部门，为扩大再投资创造条件。③资金主要投资于社会基础设施部门和相互联系的轻工业部门，而重工业部门并不作为建设的重点。④资金的来源不仅包括国内投资，也包括海外投资。罗丹认为，如果对一个地区进行了资金投入，但并没有促使这个地区的经济迅速发展，表明资金投入量小于经济起飞所需的最小资金规模。因此，发展中国家除了国内投资以外，还应引进大量的海外资本，以此保证经济发展所需的资金。⑤政府应该发挥主导性作用。由于发展中国家的机制不健全，如果依靠市场的力量分配大量的投资资金，会出现市场混乱的局面，因此需要借助政府的力量，通过制订宏观经济发展的计划合理地分配投资资金，促进经济的均衡发展。

罗丹提出的通过大规模投资促进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建议具有一定的应用价值。但在具体实践中，大推进理论强调的经济发展所要求的最小资金规模是难以确定的，而且发展中国家经济水平有限，也很难实现理论所要求的巨额资金。同时，实践证明，在资源极度匮乏的地区实行大推进战略是不现实的，甚至会产生更为严重的后果。

（二）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

1956年，纳尔逊提出了“低水平均衡陷阱”的著名论断。他认为，经济社会中存在着两种均衡：一种是低水平的均衡，即人均收入水平较低时，国民收入的增长会被较快的人口增长所抵消，人均收入水平又退回到原来低水平的均衡状态。另一种是高水平均衡，当人均收入水平收入较高时，较快的国民收入增长速度能够使人均收入持续增加，直到人均收入增长速度与人口增长速度相等为止，此时经济处于一种高水平的均衡稳定状态。可见，在低人均收入水平与人口增长率相等的人均收入水平间存在一个“低水平均衡陷阱”，处于这个陷阱中的国民经济增长都会被人口增长所抵消，退回到最初的低水平均衡。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一般处于维持基本生存的较低水平，即“低水平均衡陷阱”。为此发展中国家只有进行大规模的投资，使国民经济的增长超过人口的增长，才能提升人均收入水平，冲破陷阱。

纳尔逊的“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强调，发展中国家要想摆脱贫困，需要不断扩大投资规模，提高经济运行效率，促进经济均衡增长。此外，纳尔逊还提出了低收入水平下的人口过快增长对经济增长具有一定的阻碍作用，这对后来从人口学、社会学角度研究贫困问题提出了新的角度。

（三）二元结构理论

最早提出二元经济结构理论的是美国学者刘易斯。他认为发展中国家是由农业为代表的传统部门和工业为代表的现代部门构成的。由于传统部门中存在大量无限供给的劳动力，因此其劳动的边际效率很低甚至为零。如图1-1所示，函数F（L）为传统部门生产函数，横轴L代表传统部门劳动力人数，纵轴Q代表传统部门的经济产量，纵轴MPL为传统部门的劳动边际生产率。在L₂点之前，传统部门的生产函数与通常的生产函数并无异样，即经济产量随着要素投入的增加而逐渐增多，边际生产率随着要素投入的增加而逐渐减少。但在L₂点之后，不难看出，随着劳动力要素的不断增加，经济总产量却保持不变，而劳动的边际生产率也一直为零。因此，可以认为，L₂为传统部门的饱和劳动力的数量，超过L₂的部分为剩余劳动力。由于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导致传统部门经济增长缓慢，与快速增长的现代部门形成鲜明的对比。两部门之间的劳动生产率的差异导致两部门间的收入差异越来越大，促使劳动力由传统部门流向现代部门。一方面，现代部门的不断扩张吸引着传统部门的剩余劳动力，加快了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实现。另一方面，随着传统部门劳动力的不断减少，其边际生产率也在不断提高，劳动报酬也在增加，二元经济结构差异会逐步缩小。

图1-1中横轴代表劳动力总的供给数量，横轴上任意一点代表劳动力在传统部门和现代部门的分配情况。其中Q_r是传统农业部门劳动力的数量，Q_u是现代工业部门劳动力的数量。假设经济最开始是农业经济社会，Q_rL₁是有效劳动力供给，Q_uL₁为农业部门剩余劳动力，其中，L₂L₁为隐性失业劳动力。假设整个社会的工资水平为W，等于农业部门L₂处的边际产出。从现代工业部门来看，劳动力的需求曲线是一条向下倾斜的曲线，而劳动力的供给曲线则由一段水平线和向上倾斜的曲线构成。当工业部门的劳动力数量低于Q_uL₁，只需要支付略高于W的工资，劳动力便会从生产效率为零的农业部门流向工业部门。因此，工业部门劳动力供给曲线在Q_uL₁是具有完全弹性的水平线。当农业部门Q_rL₁这部分劳动力转移到工业部门后，农业部门的边际产出会上升，为此把L₁称为“短缺点”。但由于L₂L₁这部分劳动力在农业部门的产出小于W，所以这部分劳动力在工业部门的供给仍为水平线段。但如果工业部门继续吸收农业部门的劳动力，会导致农业部门的工资水平上涨，而工业部门的工资需高于农业部门的工资才能吸引劳动力。L₂称为“转折点”，在转折点前，农业部门的工资不发生改变，转折点后，农业部门和工业部门的工资同时上涨，经济开始快速发展，因此，转折点也被称为“起飞点”。

费景汉和拉尼斯（Fei & Rains, 1961）认为刘易斯的观点有些偏颇，因为他并未重视农业对工业发展的促进作用，也并未注意到农业剩余为农业人口流向工业部门提供了可能。为此，他们进一步完善了刘易斯二元结构模型，形成了刘易斯—费景汉—拉尼斯模型。该模型将经济发展划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经济中存在隐性失业，劳动力处于无限供给状态；第二阶段，工业部门吸收生产率低于农业部门平均生产率的那部分劳动力，随后农业部门的总产出开始下降，边际生产率开始上升；第三阶段，农业部门全部剩余劳动力转到工业部门，经济开始进入飞速发展时期，工业部门和农业部门的工资都开始上涨，当两部门的工资相等时，经济便进入新古典阶段。

托达罗（Todaro, 1970）结合刘易斯—费景汉—拉尼斯模型创建了托达罗人口流动模型，即公式：

其中，V（o）表示迁移者作为的行为决策，若为正，表明迁移者有意迁移，为负，则代表迁移者不愿迁移。P（t）为迁移者在城镇获得工作的概率，C（o）为迁移成本，包括物质成本和精神成本。

托达罗认为，即便城市存在大量的工作岗位，农村剩余劳动力还是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作出合理的决策，因为他们要综合考虑现在和未来的收入差距、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方面的差异，将这些所有的差异进行比较后进而决定是否转移。将预期纳入人口流动动机中是托达罗模型的重要特点。由于发展中国家没有实现充分就业，农村劳动力在城市找到工作的概率很大。如果农村劳动力仅因目前的城镇居民收入高于农村居民收入而盲目向城镇地区流动，那么进入城镇后，他们会因技能的限制处于失业与半失业状态，城镇地区的就业压力会不断增大，同时，农村地区会因劳动力的流失出现空心化。刘易斯模型只注重了劳动力流动对城镇地区发展的积极作用，忽略了大规模人口流动对城镇地区造成的经济、社会的负面影响。而托达罗模型对农村劳动力流动到城镇地区的正负作用同时进行了分析，并指出要正确引导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合理控制流动的规模和速度，促进城乡均衡协调发展。

西方经济学家主张的通过推进工业化使二元经济结构转化为一元经济结构的想法遭到了李克强（1991）的质疑。他认为这种理论对许多发展中国家并不适用，而且事实也并不像理论描述的那样理想。如亚洲和拉美国家的大部分农村转移劳动力并未被工业部门吸收，而是被城市贫困部门吸收，这部分转移劳动力就形成了城市贫困阶层。而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如果完全按照刘易斯的经济理论，不顾基本国情的话，不仅不会促进城乡的协调发展，而且会增加二元结构转换的难度。因此，直接由二元结构转换为一元结构在中国是不现实的，应先逐步形成农村工业部门，再形成城市工业部门的三元化转移路线，在三元经济的基础上实现城乡一体、城乡统筹的发展道路。

（四）非均衡发展理论

在空间机制理论中，非均衡发展理论符合我国近些年发展的实践经验。其中，经典的“增长极理论”是由法国学者佩鲁在1955年提出来的。该理论认为，经济发展并非在各区域均衡发展，而是由一部分企业集聚形成“增长极”，通过“增长极”的集聚效应吸引更多的企业集聚发展，并以此带动周边地区经济的发展。可见，增长极的集聚效应和扩散效应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动力，对整个区域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除了增长极理论外，缪尔达尔在1957年提出的“回波效应”和“扩散效应”理论，以及赫希曼在1958年提出的“极化效应”和“涓滴效应”理论，也都是用于解释经济发展不均衡现象。其中，“回波效应”和“集聚效应”是指经济的集聚发展会导致生产要素流向集聚地，从而导致周边地区发展的落后，而“扩散效应”和“涓滴效应”则指经济中心发展到一定程度后能够辐射带动周边地区的发展。

赫希曼提出的“非均衡增长”战略认为，经济的发展不可能同时同步出现在各个地方，经济的不平衡增长是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当区域在选择投资项目时，往往会选那些具有显著前向联系和后向联系的产业。此外，中心区域对周边地区的集聚效应或扩散效应具有一定的时间规律性，如图1-2所示。一般而言，在经济发展初期阶段，区域的集聚效应要大于扩散效应，这两种效应形成的净溢出效应会越来越小，会在t₁时刻达到最小值。随着增长极的不断发展，集聚效应会越来越小，而扩散效应会逐渐增加，净溢出效应逐渐增加，在t₂时刻达到零。当越来越多的生产要素由增长极流向周边地区时，扩散效应的优势开始凸显，净溢出效应为正，此时，中心区域能够带动周边地区的快速发展。

弗里德曼于1966年提出了“核心—边缘”学说。该学说认为区域发展是积累创新的过程，区域发展通常起源于“变革中心”，然后再由“变革中心”将创新向周边地区进行扩散，促进周边地区的发展。克鲁格曼在“核心—边缘”理论基础上，引入空间因素，并由此提出了“核心—外围”理论。该理论假设社会中由农业和制造业两个部门构成，农业生产同质产品，属于完全竞争行业，边际收益不变，农民具有相同的工资水平，而制造业生产多样化的产品，属于垄断竞争行业，边际收益递增，并产生正的运输费用。该理论通过三种基本效应反映区域的集聚和扩散效应。①本地市场效应，即在垄断竞争的条件下，存在规模报酬递增的情况，产品需求量大的区域会进行大规模生产，并向产品需求量小的区域出口；②价格指数效应，产业的集聚导致产品的多样化生产，从而进口产品的类别和数量相对减少，由于支付较低的运费，导致该地区产品的价格较低；③市场竞争效应，即不完全竞争厂商通常选择在竞争者较少的区域进行生产，避免竞争带来的利益损失。前两种效应形成的向心力促使厂商的空间集聚，而后一种效应形成的离心力作用促使厂商的空间扩散。

克鲁格曼通过简单的模拟分析集聚与扩散之间的均衡问题，考察原本两个农业均衡分布的地区最终是形成制造业的“中心区域”还是形成制造业的“外围区域”。模拟实验表明，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原本均衡发展的区域开始出现差异，具有初微优势的地区开始不断积累资金、技术、劳动力等要素，最终发展成为产业集聚中心，而另外的区域则发展成为外围区域。很明显，这两个区域处在不稳定的发展状态，这种不稳定的状态是企业规模、人口流动、技术创新等多种要素相互作用的结果。虽然“核心—外围”理论与“核心—边缘”理论描述相似的经济现象，但在分析方法上差异较大。“核心—边缘”理论是根据经验归纳“核心—边缘”的流动规律，而“核心—外围”理论则通过数理推导和计算机模拟出来的结果解释制造业“中心”、农业“外围”格局的形成原理。

中国学者许学强（1997）认为中国的城市空间分布呈现出阶段性的特点，具体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如图1-3所示。第一阶段，离散阶段，主要是以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为主体特征，只有小城镇的发展，不存在大中城市，没有等级体系；第二阶段，极化阶段，工业化的快速发展使中心城市地位不断强化；第三阶段，扩散阶段，该阶段工业化发展到后期，形成工业高级化阶段，中心城市开始辐射带动周边地区的经济发展，形成“点—轴”发展格局；第四阶段，成熟阶段，此阶段的特征是信息化与产业高级化为主体，形成“点—轴—网络”格局，整个区域达到了一个高级化的城市区域。

（五）最优城市规模理论

关于城市最优规模理论研究起源于19世纪，当时是为解决“大城市病”而对城市合理规模提出的一些设想。如英国思想家欧文提出的“新协和村”，英国社会活动家霍华德提出的“田园城市”，法国思想家提出的以“法郎吉”为单位的理想社会，这些都对现代城市规划的发展奠定了基础。随后，美国学者吉布森（1977）提出了最优城市规模理论，他认为如果仅考虑自然因素，人口小于5万的城镇规模是最合适的，如果综合考虑经济社会因素，人口数量为80万～120万的城市规模最佳。巴顿认为城市的最优规模会随着经济的发展而不断扩大，而且根据经济学理论，最优城市规模只有理论解，是根据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的原则计算出来的，其中城市的边际成本是指城市增加一单位居民的成本，包括住房、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成本，而边际收益是指每增加一位居民对城市带来的收益。一般情况下，城市经济增长的内在驱动力，使其实际规模超过最优规模，如图1-4所示。

图中平均收益曲线（AR）代表不同城市规模下居民的收益，是一条“倒U”形的曲线，表明在城市规模发展初期，城市的集聚效应比较明显，随着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城市产生的住房紧张、交通拥挤等负的外部效应开始凸显，居民的收益也开始下降。平均成本曲线代表不同城市规模下居民的生活成本，是一条向上倾斜的曲线，这是因为城市空间一定时，城市人口的增多会导致居民生活成本上升。迁移劳动力会通过比较做出迁移决定，只有当平均收益大于平均成本时，他们才会选择迁移。因此，当AR>AC时，迁移者会进入城市，城市人口会不断增加，直到AR=AC，城市人口不再增加，城市规模达到均衡为E。事实上，城市的最优规模是由边际收益和边际成本的交点M决定的。由于城市的边际成本大于平均成本，边际收益也大于平均收益，因此，城市的实际规模大于理论上的最优规模（E>M）（田莉，2009）。

关于城市规模的选择也一直是学术界争论的热点问题，主要形成了大城市重点论、中等城市重点论、小城镇重点论等多种观点。大城市重点论者认为中国应以大城市发展为重点，主要是因为大城市具有显著的规模和集聚效应，能够促进更强的技术进步，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带来更大的经济扩散效应。而反对此观点的人认为，我国大城市发展存在诸多弊端，如管理体制落后、公共服务供给不足等诸多问题，如果再进一步发展大城市，会造成城市质量的严重下降。而小城镇重点论者认为农村城镇化能联系城镇和农村两个市场，有利于增加市场需求，开拓农村市场，还能吸收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缓解大城市的人口压力。而且农村城镇化能使农民“离土不离乡”，降低农民的心理成本，因此，小城镇具有一定的优势吸纳农村劳动力。然而，也有一些人反对小城镇重点论，他们认为小城镇建设存在通讯不畅、交通不便、技术落后等问题，重点发展小城镇会导致资源浪费、重复建设、环境污染等问题，而且小城镇的集聚效应差、资源利用率低、资金回报率也不高，这些都与现代化的市场经济发展要求不符。中等城市重点论支持者在比较大、小城市发展的利弊基础上，认为中等城市处于城市体系建设中的中间环节，可被认作是一个地区的经济、政治、文化中心。而且，中等城市数量较多，分布比较均匀，能够有效连接大城市与小城镇，社会问题较少。因此，以中等城市建设为中心才是城镇化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选择。

随着我国城镇化的不断发展，也有学者提出城镇化的发展不能局限于哪种发展模式更优的争论上，而应该从国情出发，制定多元化的发展战略。周一星（1992）是国内最早突破单一发展模式，提出多元化发展模式的学者。他指出城镇体系是由大、中、小城镇构成的，重点发展哪一级城镇不重要，重要的是城镇的发展能够产生经济效益，使城镇产出的收益能够弥补投入的成本，而且能够带来社会效益，这就是合理的发展模式。因此，我国的城镇化发展在立足国情的基础上，采取大中小城镇协调发展的模式，这种观点得到了越来越多学者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