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　文献回顾

针对同胞性别结构效应的研究主要探讨两个问题：第一，同胞性别结构是否真的影响个人的教育获得？第二，同胞性别结构对教育获得的影响机制是怎样的？目前，有两类不同的理论对此进行解释：一类强调父母进行家庭内部资源分配时面临的预算约束及不同偏好的影响；另一类强调家庭内部同胞之间、父母和子女之间的人际互动会因为同胞性别结构不同对个人的教育发展产生异质性影响。

3.1.1　理论模型

（1）同胞性别结构与家庭内部资源分配

贝克尔和托姆斯（Becker和Tomes, 1979，1986）认为，父母在预算约束下必须理性地进行家庭内部资源分配，以实现其效用最大化。如果父母的目标是最大化子女的总收入，那么父母就会优先投资于边际回报率较高的孩子。由于男性参与劳动力市场的时间长于女性（李宏彬、张俊森，2008），并且很多国家的劳动力市场都存在针对女性的歧视，因此男性的教育回报高于女性（Lu和Treiman, 2008），从而使得父母对男孩的教育投资多于对女孩的教育投资。如果是这样的话，同胞当中有兄弟对男孩或女孩来说就是“威胁”，因为男孩会“吸走”更多的教育资源，不利于其他孩子的教育投资，同胞当中有姐妹则是个“好消息”。这一理论也叫作“效率假说”（李宏彬、张俊森，2008）。

然而，父母进行家庭内部资源分配时的目标也许并非为了子女总收入最大化。格瑞里奇斯（Griliches, 1979：S61）指出，“家庭事实上发挥着一个潜在的收入均衡器的作用”，父母会有意识地向先天能力较差的子女分配更多的资源。基于这一思路，贝尔曼等（Behrman等，1982）提出了“补偿假说”。假设父母厌恶子女间收入不平等，那么就会给能力较低或者在劳动力市场上处于劣势地位的孩子投资更多的资源，以此补偿其禀赋上的劣势，从而实现子女间未来收入的平等。因此，“补偿假说”所预测的结论正好和“效率假说”相反：兄弟的存在将有利于个人的教育获得，而姐妹的存在将产生相反的影响。

预算约束理论认为，男孩或女孩的养育成本差异也会导致同胞性别结构对家庭预算约束及教育获得产生影响（Amin, 2009；Bauer和Gang, 2001；Butcher和Case, 1994；Parish和Willis, 1993；Strauss和Thomas, 1995：1983-1985）。一个重要的影响抚养成本性别差异的因素就是婚姻支付。如果父母为儿子支付的彩礼和为女儿支付的嫁妆在数额上存在差异，那么抚养儿子和女儿的成本就是不同的。在一些文化当中，婚姻支付以嫁妆为主，从而导致养女儿的成本更高（Strauss和Thomas, 1995：1985）。因此，在既定的家庭资源下，为了给女儿将来的婚姻做准备，用于教育投资的资源就被挤占了。为此，可以预期：同胞中女孩的比例与个人的受教育程度相关（李宏彬、张俊森，2008）。

（2）同胞性别结构与家庭内部人际互动

另一类研究将同胞间及孩子与父母的互动看作一种社会化过程。这种家庭内部的人际互动又因同胞性别结构的差异而不同（Butcher和Case, 1994）。通过这种家庭内部人际互动的社会化过程，父母形成了对男孩或女孩不一样的预期和目标。

布彻和凯斯（Butcher和Case, 1994）提出的参照组理论认为，当女孩只有兄弟的时候，父母会用男孩的标准去要求这个家中的独女，但如果又生育了其他女孩，那么父母就会用女孩的标准去要求她。因此，有兄弟的女孩的受教育程度高于那些至少有一个姐妹的女孩。

罗森伯格（Rosenberg, 1965）的“少数性别假说”认为，不论男女，处于同胞中少数性别的孩子会受到父母的特别优待，因此其教育获得相对较高。康利（Conley, 2000）的“修正版少数性别假说”的观点则正好相反，该假说认为，处于少数性别地位或拥有异性同胞不利于教育获得，因为“同性同胞存在会形成一种竞争性的、以成就为导向的环境，而异性同胞会形成一种更友善的、不那么进取的环境”（Conley, 2000：445）。

3.1.2　经验证据

尽管有若干种理论解释同胞性别结构效应，但是经验证据并不一致。鲍威尔和斯蒂尔曼（Powell和Steelman, 1989）发现，同胞中兄弟数量越多，父母为子女大学教育提供的财政资助就越少，学生自我承担大学教育成本的概率就越高。布彻和凯斯（Butcher和Case, 1994）发现，只有兄弟的女性和那些至少有一个姐妹的女性相比，前者的受教育程度更高。但是，后续一些采用类似方法的研究发现，同胞性别结构效应在发达国家存在的证据相当微弱（Amin, 2009；Bauer和Gang, 2001；Hauser和Kuo, 1998；Kuo和Hauser, 1997；Jacob, 2011；Kaestner, 1997）。

然而，针对发展中国家的研究基本上都发现了同胞性别结构效应（等，2009；Morduch, 2000；Ota和Moffatt, 2007；Zeng等，2012）。帕里什和威利斯（Parish和Willis, 1993）对中国台湾地区进行的研究发现，父母在对子女进行教育投资时面临预算约束，对大家庭中年长的孩子（特别是女孩）尤为不利。李宏彬和张俊森（2008）针对中国大陆城市的研究发现，拥有兄弟对个人的受教育机会不利，拥有姐妹则相反。叶华和吴晓刚（2011）发现，兄弟数对教育获得的负效应大于姐妹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