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家庭生育规模与儿童教育发展的关系

家庭生育规模是如何影响个人教育发展的？这是社会科学领域一个持久且热门的话题。中国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期的计划生育政策在缩小家庭生育规模的同时促使大量独生子女家庭产生，这对中国的社会发展，特别是人力资本积累和教育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此，不同学科的看法迥异，出现了“乐观的经济学、悲观的社会学和远离经济和社会问题观察的人口学”之分（蔡昉，2011）。基于贝克尔（Becker）等的子女数量-质量权衡理论（quantity-quality trade-off），经济学家认为，家庭生育规模的下降将有效地缓解父母对子女进行教育投资时所面临的资源约束，从而提高孩子的平均教育质量，如个人受教育年限会延长（Rosenzweig和Zhang, 2009）、子女的入学概率会提高（Li等，2008）。因此，家庭生育规模的下降被认为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教育发展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但是，也有些教育学家和心理学家认为，家庭生育规模的缩小会导致孩子在家庭教育中的社会化过程不完整，这对孩子的心理健康发展尤其不利，特别是在独生子女家庭，出现了不少以自我为中心、独立性较差（范存仁，1994）、合作能力欠缺、主观性较强的孩子（何蔚，1997）。因此，独生子女政策的教育后果可能并不像经济学家预言的那样乐观。

事实上，儿童教育发展既包括认知能力，也包括非认知能力。上述两种观点只考虑了教育发展的某一方面，而家庭生育规模对这两种教育发展成果的影响机制是截然不同的。为了更全面地阐述这一问题，本章基于来自中国西部农村地区的大规模抽样调查数据，考察家庭生育规模对上述两类教育发展成果指标（分别用标准化学业测试成绩和心理适应性水平来度量）的影响。本章主要探讨以下两个问题：第一，在不同的家庭生育规模下，特别是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在教育发展成果上是否存在不同？第二，独生子女家庭中的教育性别差异状况是否好于非独生子女家庭？本章对已有研究在度量指标上进行了有益的拓展，为这一重要的理论问题贡献了来自中国的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