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　普惠金融相关文献综述

2.2.1　国外相关文献综述

普惠金融理念兴起的原因在于金融排斥的存在，金融排斥是传统金融风险管理理念下的时代现象，国外传统的金融机构很早就关注那些遭受金融排斥的弱势群体，随后小额信贷产生并逐步发展为微型金融，直至普惠金融理念的诞生。因此金融排斥（普惠金融的受制原因）成为国外学者早期研究普惠金融的重要领域。

现有文献对于金融排斥（Financial Exclusion）没有一个共识性的定义，多数学者认为金融排斥是指经济主体中的弱势群体由于自身缺陷、制度等相关因素很难进入金融服务体系，缺乏正常的渠道获得必要的金融产品或金融服务。[32,33]最初Leyshon和Thrift（1993，1994，1995）研究了金融服务的地理可及性以及银行的网点布局，从金融地理学角度提出了金融排斥现象。[34,35,36]之后Kempson和Whyley（1999）开始关注金融排斥的人文指向性，并将金融排斥划分为地理排斥、价格排斥、评估排斥、条件排斥、营销排斥和自我排斥六个维度，明确了经济、社会、文化及空间等要素对金融排斥的影响，[37]至此，金融排斥由早期简单的地理排斥概念发展成为一个多维度的动态复合概念。

随着金融排斥理念的推广，更多的学者开始集中研究谁被排斥、为什么被排斥、排斥的程度及影响。

谁被排斥，也就意味着金融排斥的对象是哪些，其经历了从微观到宏观的拓展，“被排斥主体”微观层面包括个人、家庭和企业，宏观层面则包括社区与区域。Conroy（2005）认为贫困人群和弱势群体是金融排斥的主要对象，[38]Collard等人（2002）把金融排斥外延拓展至涵盖微观企业的商业社群层次。[39]而Chant Link（2005）把金融排斥外延扩展到企业和区域层次，认为金融排斥理论不仅适用于个人、家庭，也适用于企业、社区企业组织和区域；金融排斥不仅影响到个人、家庭、企业这些微观主体，而且也能使区域经济遭受损失。[40]来自英国2002—2003年的调查数据也表明金融排斥的对象主要是低收入家庭，65%的无银行账户家庭来自于三个数量庞大的收入最低层级。另外，从地域上看，约50%的被排斥人群居住在英国50个最落后的城镇或社区，一些收入极低的地区已出现金融服务沙漠化。

“为什么被排斥”研究的是金融排斥的形成原因或影响因素，Ce-bulla（1999）把金融排斥划分为主体排斥和结构排斥两种，其中主体排斥是指个人主动地拒绝或避免接受金融服务，而结构排斥主要是指由机构或金融系统引发的排斥。[41]Allen等（2013）也提出了相似的存在金融排斥两种主、客观原因。[42]Morrison（2001）则主要从营销行为方面分析了金融排斥的原因，认为经济个体如果达不到金融企业营销标准就会被排斥在金融服务范围之外。[43]

在影响因素方面，FSA（2000）认为社会因素和经济因素是影响金融排斥的两大因素，研究重点逐步从地理排斥延伸到社会排斥。[44]Ameriks和Zeldes（2004）、Gardener等（2004）、Guiso（2008）等学者则进一步研究家庭人口、居民年龄、受教育程度等因素对金融排斥的影响，认为这些方面会通过家庭收入、财富和认知能力等路径影响或加剧金融排斥程度。[45,46,47]另外，Devlin（2005）基于地区差异角度研究了居民阶层及区域金融发展程度对金融排斥的影响度。[48]

毋庸置疑，金融排斥是社会不平等的重要体现，对社会经济的影响（危害）是巨大的，其阻碍了弱势群体对金融服务的可得性，最终导致弱势群体更加贫困，直接或间接拉大城乡收入分配差距。Alwyn就认为金融排斥程度的高低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存在密切联系。

鉴于金融排斥的危害，各国试图采取各种措施来破解金融排斥，从起初的小额信贷到后来的微型金融，再到联合国在“2005国际小额信贷年”上正式提出了普惠金融体系（Inclusive Financial System）这一概念，国际上也称为“包容性金融”。

作为小额信贷和微型金融的延伸及发展，普惠金融是金融服务理念的提升，目标就是要“建立一个持续发展的、能为所有层面的群体提供合适的金融产品和服务的金融体系”，为国家整体金融发展战略服务，以解决金融排斥问题。相对于金融研究的主流领域，起初学者对普惠金融的关注略有不足，不过随着这一理念重要性的不断提升，学术界关于普惠金融领域的研究成果日渐丰富。

自普惠金融理念被提出后，国外学者对普惠金融内涵展开了研究，主要围绕着需求方和供给方两个维度来考量其内涵。有些学者在定义普惠金融概念时，考虑了需求方和供给方两个维度的因素，如世界银行扶贫开发小组CGAP（2006）把普惠性金融体系分为客户、微观、中观、宏观四个层面，这里的客户层面是指普惠金融的需求者，而微观层面则为普惠金融的供给方即普惠性金融机构。[49]Nachiket Mor和Bindu Ananth（2007）指出可把普惠金融理解为人人都有能力利用比较方便、灵活的方式获得包括储蓄、贷款、保险在内的基本金融服务，这些金融服务供给者在提供这些服务时必须考虑其花费的所有成本。[50]

有的学者是从需求方维度来阐释普惠金融内涵的。需求方维度主要是指从客户自身（尤其是贫穷人群、小微企业等）的承受力出发，重点考虑这些群体获取金融服务的成本、及时性等要素，Mohan（2006）、Claessens（2006）、Rangarajan（2008）和Khan（2011）等学者都认为普惠金融就是使社会各阶层尤其是贫困、低收入群体能够以可负担起的合理成本及时、公平地享受金融产品及服务的过程。[51,52,53,54]

另外，还有部分学者从供给方维度（银行等金融机构提供产品和服务的多样性）来解析普惠金融的内涵。印度政府的Planning Commission（2009）认为普惠金融除了包括信贷形式之外，还包括储蓄、保险和汇款等其他一系列形式的金融服务，其发展须增加对于弱势群体真正需求层面的覆盖。[55]Hannig和Jansen（2010）认为普惠金融就是要把非银行用户纳入正规金融体系，使其有机会享受到信贷、储蓄、支付及保险等多方面的金融服务。[56]Demirguc-Kunt和Klapper（2012）认为狭义的普惠金融是指从正规金融机构贷款的途径，但是目前普惠金融的范畴则更加广泛，既包括正规账户的存贷款，也有诸如手机支付等可替代正规账户的手段，此外还包括医疗和农业保险等。[57]

普惠金融研究最关键的环节在于如何对其发展水平做出科学的测度及评价。国外学者主要通过金融服务的渗透性和使用效率（需求方维度）以及成本和便利程度（供给方维度）等几个维度来测度和评价普惠金融发展程度。Beck等（2007）开创性的构建了测度金融部门覆盖面的8个指标，这些指标提供了普惠金融不同维度方面（金融服务的可得性及实际使用）的重要信息，[58]但缺陷是还没能够用一个综合指数来测度普惠金融。Sarma（2008）也认为单一的反映普惠金融的指标之间存在矛盾，而且任何单一的指标都不足以反映金融包容的全部信息，甚至会造成金融包容程度的偏差。[59]

为此，Sarma和Pais（2010）在参考人类发展指数（HDI）计算方法的基础上首次提出了普惠金融的综合测度方法，即利用金融服务地理渗透性、使用效用性、产品接触性三个维度信息构建了普惠金融发展指数IFI（Index of Financial Inclusion），其中银行账户拥有率、营业网点数、存贷款与GDP之比几个指标分别反映了金融服务地理渗透性、产品接触性、使用效用性三个维度信息。[60]Arora（2010）也从银行服务范围、便利性以及使用成本三个维度比较分析发达和发展中国家的金融服务水平的差异。[61]

然而Sarma和Arora的方法都存在缺陷，其中Sarma未考虑使用金融服务的成本，Arora则忽略了金融服务的使用情况。Chakravarty（2010）改进了计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的方法，使之更加成熟、完善。[62]之后Gupte等（2012）在综合以上提及的几种指标体系的基础上对相关不足进行了改进，从覆盖面、使用效用性、交易便利性和交易成本4个方面提出了自己的指标设计。[63]Rahman（2013）用渗透便利程度、使用效率、吸纳率、满意度四个维度来衡量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这四个维指标的加权平均数就是最终的普惠金融指数。[64]

Ambarkhane等（2014）不仅关注了银行相关服务，还把保险、养老金、金融知识和汇款等其他服务也考虑在内，并从供给方、需求方、基础设施建设三个维度来测度普惠金融，同时纳入限制普惠金融发展的指标，建立普惠金融指数。[65]由此可见，虽然学者们提出的测量指标有所不同，但基本上都以包容最大的区域和人群为标准来衡量金融包容水平。

金融包容在促进信贷市场可得性、消除贫困等方面作用显著，因此发展普惠金融对一个国家或地区来说有着深远意义。Anne Stuhldreher（2005）认为拥有银行账户对一个贫穷家庭相当重要，因为银行账户可使这类家庭有机会进入到正规金融市场中，从而成为金融资产的所有者。[66]而普惠金融与贫困之间又存在相关性（Honohan, 2008），[67]很多欠发达国家处在赤贫线以上的穷人都将得益于这样一个普惠金融体系（Brigitte Young, 2010）。[68]如果没有这样一个普惠性金融体系，必将陷入持续的收入不均和经济增速放缓境况（Beck，Demirguc-Kunt和Martinez, 2007）。[58]Chattopadhyay（2011）测算出包容性银行体系的缺失会使GDP损失1%。[69]Demirguc-Kunt和Klapper（2012）[57]也认为普惠金融能帮助贫困群体得到储蓄和借款，从而能够积累资产并建立个人信用，使未来更有保障。Kapoor（2013）[70]指出金融包容性就是一个均衡器，它既可以促进经济增长又能让所有公民从中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