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斯柴尔德家族变成和平主义者

这种不幸的经历，似乎使罗斯柴尔德家族在和平与战争问题上，从根本上重新回到了原来的位置。从战争中获取的利益，使他们拥有了坚实的财富基础，他们便开始预备从事一些其他发财的事业。从那时候起，他们已变成大银行家，专门经办政府借款，兼以将他们自己的财产投资于政府公债。然而证券就像是一种娇嫩的植物，如果希望它的价值上涨，便需要有温和的气候，它是从属于和平时期的东西。如果要在战时的风浪之中期望证券价值上涨，则是非常困难的。因此，罗斯柴尔德家族变成了和平的爱好者。

我们应该明白，这只是一个银行家的和平主义。詹姆斯·罗斯柴尔德此时的职务所起的作用，相当于全家族的情报总监。1830年秋发生困难的时候，他写信给在维也纳的哥哥所罗门（梅耶·罗斯柴尔德的次子，被派遣到维也纳拓展业务）：“我们现在持有公债90万法郎，假使维持和平，可获得面值的75%；假使发生战争，那就将跌到面值的45%了。”因此，罗斯柴尔德家族便以他们在欧洲的资本势力，全力阻止比利时独立事件引发战争，他们的努力很快就取得了成功（1831年1月20日，法国、英国和普鲁士等国召开会议，承认比利时独立，并保证它永久中立）。

10年后，普法之间表现出了发生战争的可能，便也有了一次同样的情形。这次紧张的形势最后竟也化险为夷，这完全归功于财政压力的干涉。据说，梅耶·罗斯柴尔德的夫人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假使我的儿子们不愿意发生战争，那么战争是不会发生的。”这句话在一定程度上是很符合历史事实的。因为差不多一百年来，直到日俄战争爆发的前夜，每一次狂暴的风浪酝酿时，罗斯柴尔德家族总是不畏艰险，想尽办法避免战争的发生。

他们当然不能进一步地在原则上拒绝进行战争借款，因为他们在各自事业所在的国家中，已经变成驯良的爱国者了。如果他们在战争爆发后设法逆流而行，那么他们的金融与社会地位就很容易遭受严重打击。不过，他们始终设法躲避一切军事活动。

只有一次，罗斯柴尔德家族打破了这个旧例。在克里米亚战争中，他们活跃地参与了财政上的活动。他们以一种非常有利的条件，在伦敦的银行发放了一笔1 600万英镑的军事借款，并且由英法两国担保，罗斯柴尔德家族又另外供给了土耳其一笔借款。他们这一次破例，最大的原因也许是英国参与了战争。因为自从拿破仑战争以来，罗斯柴尔德家族便曾定下一个原则——凡是英国的同盟国，钱都不妨借给它，他们深信胜利是永远属于英国的。

罗斯柴尔德家族对于法兰西第二帝国（指拿破仑的侄子夏尔·路易·拿破仑·波拿巴在1852—1870年建立的帝国）的军事活动，虽然总抱着一种怀疑的态度，但是他们对于法国联合撒丁王国（当时意大利境内唯一独立的王国，后来由该国领导，实现了意大利的统一）对奥地利的战争，却特别热情地仔细观察着。这次的战争是经过了极严密组织的，他们虽然设法制止它，但没有成功。

他们在奥地利和意大利两国的利益同时受到了极大影响。卡米洛·奔索·加富尔最初得到了瑞士银行家德拉雷财政上的援助，随后又使伦敦享勃罗银行借给了他大批款项。加富尔也和罗斯柴尔德家族做了一些交易，但这些交易是直到他已不再能得到德拉雷的帮助，德拉雷已无力供给他借款时，才开始的。当意大利和奥地利两国的冲突已经达到了严重的地步时，他们发现自己正受到两面夹攻——不论哪一方战败，他们都得蒙受一部分的意外损失。这个晦暗的前景最终被证实了，奥地利的失败使他们遭受了极大的损失。波旁王朝在那不勒斯的颠覆，使他们在该城建立分行的活动宣告失败。

罗斯柴尔德家族在19世纪中叶时的财产极为庞大。据估计，单是他们在法国的一支，就拥有20亿法郎。这也许是被夸大了的，但他们确实是真正的金融王子。他们受到了君主和政治家的款待，拥有爵衔和勋章，然而罗斯柴尔德家族在政治上的势力逐渐明显减弱了。在每一个政府、每一个朝廷里，他们的忠告虽被采纳，但到了最后的时刻，那些政府不再照其执行。

在法国，他们的势力遭到削弱，也许是没有得到拿破仑三世信任的缘故，虽然表面上他们很受宠幸。在罗斯柴尔德家族眼里，拿破仑三世是一个冒险者。拿破仑三世始终不能饶恕他们对拿破仑一世的敌视，以及他们坚决拒绝帮助重建帝国的行为。

从拿破仑三世统治开始，产生了另外一个财政团体，其政治领袖是阿希勒·福尔德（法国金融家，和另一个金融家贝列拉，是拿破仑三世经济上的主要支持者），他曾当过多年财政部部长。这时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主要竞争者是动产信贷信托银行，它是由福尔德家族的近亲贝列拉兄弟经营的银行（贝列拉和福尔德向拿破仑三世提出建立动产信贷信托银行，其主要是募股集资形式的股份制银行，这种形式对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私人银行造成很大的威胁）。拿破仑三世入侵墨西哥所需的金钱是由动产信贷信托银行供给的，拿破仑三世这次不幸失败，但罗斯柴尔德家族聪明得很，没有参加。在法国国内，福尔德和贝列拉两家族渐渐地取得了朝廷和政府银行家的地位。

但这时所发生的重大变迁，已不是一个个朝廷银行家此起彼伏、互相交替了。自19世纪中叶以来，政府已经能够脱离一些大银行家的支配，而依靠大批小资本家了。持有政府公债人数的增长，显示出借款已经拥有了一种民主化的性质。在1848—1858年间，持有五厘国库券的人数增加了三倍。一直以来，银行家都享有一种独特的地位，当着投资界的顾问。但政府如今开始发行自己的债券，公众显然已经愿意把他们的金钱不经银行之手，直接信托给政府了。银行的地位被动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