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致瀚章兄（同治六年六月初七日）（1867年7月8日）

哥哥大人左右：

二十四日宋郡一缄，当早接到。昨得二十五日十二号手书，敬悉一一。沅翁亦有复函，允派刘、谭万二千人出境守黄堤。兹例守运河情事相同，仅多走四天路，谅兄等必无不愿。昨已奏明，抄咨呈阅。前商沅公派队扼荆紫关，亦系闲中着眼，究不若东路添兵围堵之为急。连日调派情形已详公牍。

贼于二十八九日由平度州东窜莱阳一带，已深入海隅。东军紧追，名为扼剿，意仍驱回西路。琴轩初三日至平度，省三与董凤高等十三四日可至平度、胶州。弟已迭函商请丁稚璜，令东军与铭、鼎分扎胶、莱，堵其出窜，未知肯见听否，赶得及否。无论果否出窜，运防筑墙修垒一齐动工，月底蒇功。河水渐涨，必欲扼之使不过运，早迟终有办法，亦免得鄂、豫、皖各省防不胜防也。此举非东人所愿，张子青亦不为然，师相当赞成之。

凡办大事，只论是非，不能顾毁誉利害，弟与诸将可力持之。兄已为谭、刘筹定一月行粮，甚好。弟日内拟即飞咨坐催，乞赶紧就道。（该军无车驮，可由鄂雇定长夫小车径送济宁，计麻城、黄安至济半月可到。过单县后三站，米面俱难，似宜委员沿途预为采办。周口设局与否，乞再妥酌。此军到济后，不如移设清江，令钱调甫帮同照料。）运河下通清江，每月派专员解送饷银，另派人由高、宝办米，运济军食。军装笨重，亦可由水路随后运解。弟拟请刘、谭来济宁听调，届时察看何处运防须替换出剿，即令填扎，客军可勿过运远剿矣。子药尚可由弟处随时借济（此层略备缓急，仍由鄂炮船顺流解济，二十日可到）。师拟留霆营老勇八千余人，鄂、豫之交不患空虚。日来忙冗万状，不及多书。此叩日祉。弟鸿谨上。

释读与评点

布置“兜剿”罔顾毁誉利害

李鸿章的这封信，主要是向哥哥通报军情和商酌军务布置的。写此信的六月间，李鸿章驻地由河南归德移至山东济宁。此际，他听取将领刘铭传、潘鼎新等人的建议，正实施“倒守运防，进扼胶（州）莱（阳），蹙之海隅，制贼奔窜”之策，这是针对捻军特点有的放矢的作战谋划。他认为欲灭捻军“惟有兜剿之一法”。所谓“兜剿”，就是扼制其流动，将其围圈在一定的地域，伺机聚歼。其实，这也不是李鸿章的首创，自曾国藩挂帅时，原则上也与此仿同，只是战线较长，难以严密，加上对麾下淮军的指挥效能受限，未能成功而已。李鸿章这时是想结合河防，将捻军蹙于山东登、莱一带。为此，自然首先是对直辖部队作有相应布置，像涉及潘鼎新（字琴轩）、刘铭传（字省三）、董凤高等部。此外，还多方商请调援。

譬如，信文中言及，“沅翁亦有复函，允派刘、谭万二千人出境守黄堤”。“沅翁”，是指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字沅甫），时任湖北巡抚。所说其复函，业已查见，其中有言：“前次尊函嘱弟拨军出境，早与筱帅（按：指李瀚章，其字筱泉）商酌，拟候大咨到后，即遣谭仁芳、刘维桢统带万二千人，前往助守。”可知，李鸿章信中所说“刘、谭”，即刘维桢、谭仁芳二将。除此之外，还商请山东巡抚丁宝桢（字稚璜）的军队就近协防。不过，对山东方面能否真心协防又表示怀疑，从信文中“东军紧追，名为扼剿，意仍驱回西路”之语，便可见知。若真是这样的话，那山东就是有点“本位主义”了，不想把战场完全集中在自己的地盘上。这也有非山东本地大员的呼应，按信中所说，像漕运总督张之万（字子青）就是。

尽管清方阵线中并非能协调一致，甚至不免有公开非议、攻讦李鸿章的声音，但其决心还是坚定的，信文中“凡办大事，只论是非，不能顾毁誉利害，弟与诸将可力持之”的话语，不但是自己表决心，自也是给哥哥打气，让他在后方配合好自己。像粮饷，就是很关键的事情，李鸿章以“甚好”夸赞哥哥“为谭、刘筹定一月行粮”的做法，进而对筹饷、运饷之事提出更精细的拟议。粮饷环节上的保障，的确是缺失不得的。不过，无论李鸿章怎样筹划、布置，事实将很快证明，对于这一轮次的军务结果来说，远未达到预期，七月中下旬之际，捻军就成功冲破了李鸿章精心经营的胶莱之防，暂时又获得了转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