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章 致瀚章兄（同治十年五月十三日）（1871年6月30日）

哥哥大人左右：

前接四月十一、十五日途次手书，敬悉行程迅速，一是平顺为慰。计月杪可抵金陵，如无耽搁，午节前后当抵鄂署。

昨接四月二十六日五弟鄂署来书云：慈亲入夏畏热汗多，时而发晕，片刻头眩（若散步闲行，须随时着人扶掖）。现腰后生小肿，令白回诊治，当可暗消。腰后不宜生肿，亦不可令出头，未知已医愈否？向无头晕之症，闻弟妇云，去夏始有一次，今是否常发，实深悬念。医云：九天不宜服纯阳补药，夏间即不生肿毒，似亦近理。惟头晕畏热，由于气虚，鹿茸自不必服，参似无碍。我兄到署，想已妥商调摄之方。前奉慈谕，以陈元章医药尽心，允为调剂，须于省城附近筹派差使，务望留心酌办。慈意近不思归否？过皖与诸弟如何商议？署内屋宇深凉，较可避暑。只要诸事先意承志，小住为佳耳。

远堂奏报：湘中会匪攻陷益阳、龙阳，调子美一军赴荆，谭军回鄂，闻奉旨准，日来情形如何，韫斋此时计有续报。阮翁是否遵旨募勇剿办，饷从何出？江、鄂恐须代筹，又抽减淮军入款，则两不能支矣。常德如不可保，去路甚多，似难速蒇厥事。且兼募延日久，他处响应，鄂境未必无事。省三来信，谭军在陕，主人亦不甚爱重，鄂如可调，秦必不争，可严檄催提回楚，较有腾挪。湘患若未遽平，川、淮分销之议似须暂缓。此间日本使臣尚未到，敏斋在沪等候。

前忽传言，法国将派水陆军来华，重议津案。总署缄属筹备海防，仓猝如何筹画，上海报称似是谣言。崇地山日久无信，亦是怪事。美人与高丽兵端未息。弟前往大沽、北塘看炮台工程，毫无把握，只有逐渐做去。西沽城工秋初当可兴办。五弟何时回里？烟瘾闻已戒断，确否？近来论事似前老成。蔗农初九日由津起程，孙学侃尚未见到。英香岩过此畅谈，欲即告病，到京进见，未赏朝马，可知兄眷胜常人矣。

弟妇近未犯病，桂儿读书颇勤。梓芳改知县，狼狈来商，欲改捐员外，或指省道、府，拟资助若干。沈三、赵九均部属。世侄在京，闻尚用功。母亲大人叩禀万福。弟颈核久愈，勿念。顺颂任喜。弟鸿章上。

刘姨太太暨侄辈均好。孙燮臣已告终养，可羡可羡。

释读与评点

孝亲忧朝情两牵

李鸿章写这封信的时候，当在哥哥入觐（到北京朝见帝、后）以及兄弟相见后南返，途径南京而刚回到武昌不几天。李瀚章离开督署期间，当是由五弟凤章在那里照料母亲，操理家务。上月末他刚致信二哥鸿章，告知了母亲的身体情况。看来其母是疾病缠身，老衰明显，身体大不如前了。李鸿章自然十分惦念，写这封信给哥哥，议商母亲治病之事。

家事之外，信中特别言及湖南“会匪”事情。所谓“会匪”，是对反清的民间秘密会社成员即“会党”的诬称。湖南是所谓“会匪”深有根基的省份。远的不说，就说十几年前曾国藩膺任湖南团练大臣（借其名编练湘军）之初，在咸丰三年（1853年）二月间上的一道奏疏当中，就有“湖南会匪之多，人所共知”之语，举出的有“添弟会（天地会）”“串子会”“红黑会”“半边钱会”“一股香会”等名目。镇压下太平天国后，湘军营伍大量裁撤，“湘勇”不复归农而流落江湖者甚多，这就为“会匪”更增添了新的力量，他们屡滋事端，甚至武装起事，夺城略地。譬如李鸿章写这封信之前的四月间，就刚发生过益阳、龙阳两县城池先后被“会匪”夺占之事，是由湖南巡抚刘崑（韫斋）和提督刘明惠调派本省军队合同他军夺回。李鸿章这时根据所知湖北巡抚郭柏荫（远堂）奏报的相关情况，议及其事，并说到朝廷同意了调郭松林（子美）一军赴荆（州），谭仁芳军回鄂的拟请，这显然是鉴于湖南“会匪”之乱为加强湖北的防御着想。信中并说据刘铭传（省三）来信，谭仁芳军在陕，“主人亦不甚爱重，鄂如可调，秦必不争”，因而要哥哥将该军“严檄催提回楚”，隐意是此乃回调谭军的大好时机。李鸿章信中又言及湖南用兵的饷事问题，估计“江、鄂恐须代筹”，又担心“抽减淮军入款”。

李鸿章信中还向哥哥说到，“此间日本使臣尚未到，敏斋在沪等候”。这是日本要派使臣来与中国订立双边条约的事情。就大背景而言，当然是鉴于西方列强纷纷胁迫中国订立不平等条约，已开始“明治维新”的日本意在效法。不过，这时日本尚在崛起的最初起步阶段，实力尚不能与西方列强比肩，故数月之后的此次议订之约（名《中日修好条规》），尚无中西条约那样的严重不平等性，甚至可以说仅就文本而言是个基本平等的条约，这在中国近代条约史上已是不多见的特例。信文中所说在上海等候日本使者的敏斋，是在沪上参办洋务和外交多年的应宝时（字敏斋）。而日后与日本议约和签字的清方代表则是李鸿章，这开启了他在“北洋”任上与外国签约的先河。

信中提到的英香岩，即英桂（字香岩），满洲正蓝旗人，他在闽浙总督任上入觐，路过李鸿章驻地的时候曾晤面畅谈，当是说到入觐中“未赏朝马”的情况，也就是没有被赏在紫禁城内骑马。赏者，则是对年老重臣的特殊礼遇，而从李鸿章信中的口气可知，哥哥李瀚章入觐时是获赏此项了，所以有谓“兄眷胜常人矣”，颇有为之高兴和得意的味道。英桂当还说到自己想要申请病休。不过事实上未被批准，后几年里他留京历任过内务府大臣、兵部尚书、吏部尚书等要职，并至衔位极荣的大学士，即通常所说的“相国”，这可是李瀚章一生未曾达到的。看来，那番“赏朝马”与否，并不决定日后的发展。李鸿章信尾还说到“孙燮臣已告终养”，并表示“可羡可羡”。这个孙燮臣，就是安徽籍的孙家鼐（字燮臣）。他比李鸿章还要小几岁，到这时资历也远不如李，获准所谓“终养”，就是被批准免官回老家为父母养老送终。而其人是在“终养”复出之后，才进入仕途的“飞黄腾达”时期，他曾为光绪帝的老师，做过工部、礼部、吏部尚书，荣膺大学士，在宣统元年（1909年）83岁上去世，谥“文正”。这可是最高级别的谥号了，整个清朝，得此谥号的只有寥寥数人，晚清曾国藩算是一个，另外就是杜受田、李鸿藻和孙家鼐了，连李鸿章都没能获此“殊荣”，他得的不过是第二等级的“文忠”而已。当然，死后才有的谥号是本人不会知道也计较不了的了。

李鸿章此信中说到的另一件事也需注意，那就是天津教案本已议结，而前一阵子忽有法国要求“重议”，并“将派水陆军来华”挟制的传言，总理衙门（总署）因此致信李鸿章要他筹备海防，他为难于“仓猝如何筹画”，好在“上海报称似是谣言”。看来是虚惊一场，岂不是因那场教案弄得风声鹤唳了！也别说，列强出尔反尔、变着法地胁迫勒逼的事情实在多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