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其交流，方成文化
——从《文化是流动的》论起
卞仁海
王京生先生的《文化是流动的》是一部知识性、思想性和学术性兼具的著作，字里行间洋溢着作者的真知灼见。这些关于文化的深邃思考，体现了一个学者型官员的文化自觉。作者高屋建瓴，在世界文明的大背景下审视文化，以很高的文化理论修养驾驭了一个让人耳目一新的命题：文化是流动的。
笔者于“文化是流动的”之观点颇为认同。作为文化学的晚辈，兹不揣冒昧，将王氏的观点解读为：唯其交流，方成文化；并以下列五端就教于王先生以及其他文化方家。
一 文化生成：始于积淀
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种人文教化只是众多文化形态中的一种。物质文化、精神文化、社会文化、语言文化四种形态中，无论哪一种，它们的生成都需要积淀。教化是一个过程，她是需要时间的。文化必须以占有时间和空间为前提：以广阔的空间使其兼收并蓄，以充裕的时间让其积累沉淀。在当今世界民族之林的文化生态中，可以说千姿百态，姹紫嫣红，但无论哪一个民族的文化，她们都是有基因的，即和该民族特有的思维方式、民族心理、审美情趣和行为习惯紧密联系，而这些都是时间积淀的产物。比如，中国的“和”文化就是适应农耕生产方式的人伦型文化长期积淀的产物，甚至凝聚升华为一个哲学概念。
时间是流动的，生成后的文化也是流动的。积累是一个过程，沉淀是积累的阶段性成果，但它们也是一个动态的过程：积累，沉淀，再积累，再沉淀，如此随着时间的流动而不断丰富发展。一个民族的文化积淀着这个民族最深层的情感和精神追求，而唯有让她随着时间的流动而历久弥新，才能使这种文化成为保持该民族生机与活力的源泉。中国的儒家文化就是随着时间的流动而不断变迁的。春秋末期孔子建立了以“仁”为主体思想的政治伦理体系；到战国时儒家又分为孟子、荀子、子思、子张等八派；汉代董仲舒又改造了儒家而使之神学化，并取得了政治上的独尊地位；魏晋时期，儒家受到了佛学和玄学的挑战，其影响一度减弱；唐代儒学中兴，和释家、道家形成鼎力之势；宋代以后，儒学吸收佛、道思想形成理学，后又发展为心学；清代又出现提倡经世致用的实学。
太多的文化因为时间的流动而成为过眼云烟，因为它们满足于既有的积淀，不能与时俱进，不能随着时间的流动而吸收新质。
文化的流动在时间的维度上的反映就是文化的传承。北宋大理学家张载所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说的就是文化纵向流动的意义：为社会重建精神价值，为民众确立生命意义，为前圣继承已绝之学统，为万世开拓太平之基业。随着时间的流动，文化的传承其实也是交流的过程：或借助于语言耳提面命，口耳相传；或借助于文字，传之于世，世代流芳；当然，这种交流也是有变化的：或有量的积累，或有质的飞跃。
文化的积淀形成传统，但在传统和现实之间，也是流动变化的：传统一方面具有强烈的遗传性和历史性，一方面又有着鲜活的现实性和变异性。这种流动也为我们开创新文化提供历史的根据和现实的基础。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中说道：
传统并不仅仅是一个管家婆，只是把它所接受过来的忠实地保存着，然后毫不改变地保持着并传给后代。它也不像自然的过程那样，在它的形态和形式的无限变化与活动里，永远保持其原始的规律，没有进步。
二 文化勃兴：成于交流
《左传》：“男女同姓，其生不蕃。”《国语》：“同姓不婚，恶不殖也。”这是中国古人朴素的优生意识。生理上的基因杂交可以产生旺盛的生命力，不同文化基因的融合交流同样也能使她们勃兴繁荣。
问渠清如许，为有活水来。文化在空间的维度上也是流动的，正如流水，有容方成其汪洋之势。华夏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它的包容性、不排外性。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各抒己见；三教九流，观点纷然，正是这种学术文化的碰撞交织才成就一个文化的辉煌时代。时至汉代，以农耕文化为代表的华夏文化、以游牧文化为代表的草原文化和以中原周边民族文化为代表的域外文化互相交流、融合，最终形成以中原文化为核心的隆兴的汉代文化，其基本特征即是：多元文化基础上的统一和统一条件下的文化多样性，共生并存。唐代政治统一开放，民族政策开明和睦，外交政策开放兼容，儒释道三教并尊，异域文化兼收，他族文化并蓄，才成就中国文化的鼎盛之世。欧洲的古希腊人利用得天独厚的航海条件，同其他民族尤其是埃及和西亚各国有着十分广泛的商业、文化联系，正是这些交流使得他们得以吸收各种异质文化，才有灿烂辉煌的爱琴海文明，后来甚至成为西方文化的源头。唯其交流，文化方成其大。
相反，如果一个民族不懂得交流，不善于兼收，画地为牢，固步自封，最终这种文化也会走向山穷水尽。晚清闭关锁国，顺治十八年（1661）海禁，康熙二十二年（1683）开关，历时23年；康熙五十六年（1717）海禁，雍正五年（1727）开关，历时10年；乾隆二十二年（1757）开始全面闭关。恰在其时，西方完成了工业革命，经济社会突飞猛进，使夜郎自大的晚清和西方差距进一步拉大。仅100多年的时间，我们落后了，积贫积弱，结果被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得体无完肤，一败涂地。面对西方强势文化的冲击，有人迁怒于我们的传统文化，他们忧心民族政权的存亡，提出“全盘西化”主张；而“国学立本”论者更看重的是民族文化传统的存亡，具有强烈的弱势文化的悲情，章太炎曾云：
夫国学者，国家所以成立之源泉也。吾闻处竞争之世，徒恃国学固不足以立国矣。而吾未闻国学不兴而能自立者也。吾闻有国亡而国学不亡者矣，而吾未闻国学先亡而国仍立者。
我们的文化曾让我们的民族辉煌数千年，汉、唐、宋、元、明、清（康雍乾）等都曾是其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既然文化落后，何以撑起曾有的数千年的辉煌？文化的虚无主义和国粹主义一样可怕，前者让这种文化失去基因，随波逐流于他族文化，后者则易于落入狭隘民族主义的陷阱而裹足不前。文化是流动的，唯其交流，文化方得自立！
中国文化是一种伦理型文化，而西方文化是一种宗教型文化，前者是农耕生产方式的产物，后者则适应了渔猎生产方式，梁漱溟言：“以我所见，宗教问题是中西方文化的分水岭。”透视一种文化，至少得有三个视角：政治、宗教和伦理，中西文化都是宗教、伦理、政治相统一的文化。中国文化的特点是宗教政治化，政治伦理化，三者统一的基础是伦理；西方文化的特点是政治宗教化，伦理宗教化，三者统一的基础是宗教。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小史》就引述Derk Bodde的观点：“中国文化的精神基础是伦理（特别是儒家伦理）不是宗教（至少不是正规的、有组织的那一类宗教）。”中国文化以天人合一为哲学认识论的基础，其特征是自然与人文的结合，宗教与伦理的结合，讲究的是人文主义；西方文化以天人相分为认识论基础，其特征是主体与客体对立，宗教与科学两元，讲究的是僧侣主义和理性精神。
两种文化的关系是异质互补，而不是根本对立。西方人需要中国的智慧，中国人也需要西方的经验。中国文化的终极目标是“万世太平”，这是农业文化的自足属性决定的；西方文化主张追求利益的最大化，这也是渔猎文化的交换特质使然。中国人需要学习西方的市场经济和理性精神，西方人也需要学习中国人的平和心态和人文关怀。
不同的文化塑造不同类型的人。中国的文化能够使我们成为同一种人格类型的人，辜鸿铭在《中国人的精神》中说：
评估一个文明，不是看它修建了巨大的城市、宏伟壮丽的建筑和宽广平坦的马路，也不是看它制造了漂亮舒适的家具、精致实用的工具和仪器，甚至不是学院的建立、艺术的创造和科学的发明，而是看它能造就什么样的人格类型，即造就什么样的男人和女人。
辜氏所说的人格类型，其实就是基于人伦型文化所塑造的以注重人的精神世界、人的观念、精神、情感和价值为特点的文化类型。这种文化类型能够使我们更有生存智慧，使我们内心更加平和、坦然而宁静，所以，中国人是幸福的，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小史》说道：
中国的人生观也许错了，但是中国的经验不会是失败。如果人类将来日益聪明，想到他们需要内心的和平和幸福，他们就会转过来注意中国的智慧，而且必有所得。
当今世界，市场经济风靡全球；但是，这把双刃剑在带来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孕育着各种危机：人与自然的生态危机，人与社会的道德危机，人与人关系的人文危机，人的心灵内部的精神危机以及不同文明之间的价值危机。要消弭这些危机，法制并不是万能的，中国传统的生存智慧可以提供文化建设的经验，瑞典汉学家汉内斯·阿尔文就主张：
人类要生存下去，就必须回到公元前六世纪之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
英国的汉学家汤因比则主张从中国的“和”文化中汲取智慧：
世界现在最需要的是中国文明的精髓——和谐。如果中国不能取代西方成为人类的主导，那么整个人类的前途是可悲的。
三 文化推手：经济力量
经济力量是文化发展的重要引擎。中国历史上的经济盛世如汉帝国时期、唐帝国时期、清帝国的康雍乾时期，也是文化的大繁荣时代。如今，中国经济规模重回世界前列，带动了传统文化和国学热的又一次升温，世界各地也掀起了汉学热潮，传播汉语言文化的孔子学院遍布全球，方兴未艾。
管子曰：“衣食足而知荣辱，仓廪实而知礼节。”文化如此流动：经济的力量带来民族文化的自信，这是一个真正的文化自觉的时代；经济的转型带来的失和文化也使民族精神与伦理道德的重建成为社会公众的强烈需求；全球化背景下多元文化的沟通和交流，促使我们寻找自己的民族之根和文化身份。
经济何以推动文化？因为经济的本质是效率，而效率的实现必须以社会分工为前提；社会分工使人们的生产更多是以商品交换为目的；经济越是发达，商品交换越频仍，进而带来人、财、物的大量流动和人们思想、观念的交流碰撞，文化也因为这些交流而得以发展。可见，经济发展仅仅是表象，推动文化繁荣的真正动因还是文化间的交流，因为，文化是需要流动的。
这就可以解释经济和文化发展的不平衡问题。经济发展的低迷时期也可以是文化的大繁荣时代。如春秋战国时期，战乱频仍，经济凋敝，但百家争鸣，文化鼎盛；魏晋时期，政治黑暗，民不聊生，却能出现魏晋风度、玄学兴盛；五四时期，军阀混战，满目疮痍，但因为新旧交替，西学东渐，古今中外文化碰撞交织，成就了中国文化的又一个兴盛时代。他们的共同之点在于：虽然经济低迷，但思想观点的交流碰撞却非常激越、频密、多元，文化也因之而繁荣。
经济和文化是互动的，文化对经济也有反作用，表现为经济的文化化和文化的经济化，前者是指文化可以为经济发展提供动力和平台，后者是指文化产业的兴盛。
文化可以促进经济，今天的文化就是明天的经济，甚至就是现实的经济。玫瑰花在西方文化传入中国后，因为被赋予了可以表达爱情的人文内涵而身价倍增；情人节文化风靡后，节日当天其价格可陡增10倍以上。如果有一天，全世界的人都过中国的春节，相关的节日消费所带动的人员流动和经贸出口也是惊人的！可见，文化的流动也可以带来经济的流动与发展。人文性，即文化属性才是人的根本属性，经济是手段，文化才是目的。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告诉我们，在物质需要得到满足以后，人们更多的还是关注心理的、精神的、文化的需要。
文化的流动本身就是经济的一部分，就是文化产业，它是极具潜力的朝阳产业。文化产业就是按照工业标准，生产、再生产、储存以及分配文化产品和服务的一系列活动，它有文化属性，更具经济形态。深圳作为中国文化产业的高地，其文化产业方兴未艾，大有可为；而一年一度的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作为一个国家级平台，不仅会促进这一朝阳产业的发展，也会促进不同文化间的互动与交流。
四 文化镜像：语言文字
语言文字是交流工具，更是文化的载体。而文化在时间、空间上的流动必须以语言文字为媒介，于是文化的流动在语言文字上也留下了烙印，所以我们说：语言文字是文化流动的镜像。
文化在时间维度上的流动就是文化传承，而语言文字即能说明文化的传承与变迁。“姓”是从女从生的会意字，指称女性所生的孩子，说明“姓”字是母系社会文化的产物。女部的姜、姬、姚、嬴等古老姓氏都产生于母系社会。而一些从女字的坏字眼，如奻、奸、嫉、妒、婪、妨、妄、佞、嬾（懒）、婾（偷）等，说明了女性社会地位的下降，它们应该产生于父系社会或之后。“小姐”词义的嬗变也能说明社会文化的变迁：（一）小姐称谓最早出现于宋朝。当时，该词一般指社会地位低微的女性，是一个贱称，是专指乐户和妓女的。（二）宋末元初发生了一些变化，小姐多指大家闺秀，如元杂剧《西厢记》：“只生得一个小姐，小字莺莺。”这里的小姐指的是宰相女儿崔莺莺。（三）明清至民国，大致沿用元朝时的意义，小姐专指有钱人家的未婚女子。（四）新中国成立后，人们认识到封建等级制度的不合理，凡是未婚女子都可称为小姐，没有了等级色彩。到了20世纪50至70年代，极左思想使小姐又成为被打倒和批判的对象。小姐一词又有了贬义色彩，指那些娇生惯养、养尊处优的年轻女子。（五）改革开放至90年代前期，“小姐”又作为一种尊称开始使用。如“导游小姐”“香港小姐”等。（六）90年代后期以来，部分从事“三陪”服务的小姐害苦了整个“小姐”，小姐成了从事色情行业女子的代名词而又具有了贬义。黄色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高贵的文化意义，如天子穿的衣服叫黄衣甚至只有皇帝才能穿黄色衣服，皇帝的车子叫黄屋，但20世纪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美国用黄色纸张印刷的淫秽书刊传入我国，黄色就有了“淫秽”“色情”的文化意义，如黄色书刊，黄色电影等，在现代中国人的文化联想中，“黄色”“黄”已逐渐失去了传统文化中的那种神圣与尊贵。
文化在空间维度上的流动也可以从语言文字中找到蛛丝马迹。汉代中原汉族和西域各民族交流频繁，如张骞出使西域、丝绸之路开辟等，当时汉语的胭脂、琵琶、葡萄、苜蓿、石榴、胡麻、胡瓜、胡笳等西域借词就是这些文化交流的见证；英语中的丝、瓷、茶都是汉语发音的直接音译，反映了中西方通过丝绸之路交流的历史。中古时期，佛教传入中原地区，佛教为汉语带来了数万条词语，现在保留有3500余条，常用的有500余条，如现在、实际、化身、忏悔、芸芸众生、清规戒律、三生有幸、缘分、五体投地、借花献佛等，它们即是汉文化和佛教文化交流的活化石。明末清初，西学东渐，西方传教士在学习中国文化的同时，也带来了西方科技，于是汉语中就引入了天文、数学、力学、地理、经度、纬度等科技词语。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中，东西方文化碰撞交流，西方文化被大肆宣传，赛因斯（science）、拷贝（copy）、咖啡（cofee）、足球（football）、沙发（sofa）等音译词就是这个时期文化交流的反映。而汉语中转用日语的英语译名如革命、文学、经济、封建、同志、机械等词则反映了近代中国通过日本学习西方的一段历史。
随着文化的流动，我们的语言文字曾远播东亚和东南亚，如朝鲜半岛、日本、越南、缅甸等地，形成了幅员辽阔的汉字文化圈。朝鲜、日本、越南甚至还曾使用我们的汉字记录他们各自的语言。
语言文字承载着文化，语言文字的传播其实也是文化的流动与传播。因此，随着政治、经济、文化联系的日益密切，世界各国对推广本国的语言文字越来越重视，如美国的美国英语协会，法国的法语联盟，德国的歌德学院，西班牙的塞万提斯学院，都是推广本国语言文化的专门机构。中国投入大量财力、物力和人力，在世界各地所办的孔子学院也是推广汉语和传播中国文化与国学的教育和文化交流机构。截至目前，全世界已有13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1000多所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它们成为汉语言文字推广与中国文化传播的全球品牌和平台。
汉语言文字不仅是文化流动的镜像，也是文化流动的桥梁。这个生生不息的文化精灵，不仅将占世界1/5的人们用同一种符号连接在一起，而且还作为我们的文化使者，将中华文明传播到世界各地，促进我们的民族复兴！在竞争日趋激烈的当今世界，文化的软实力能够支撑一个民族走得更远，我们的出路仍在汉语言文字所承载的历久弥新的文化！
五 移民文化：深圳表达
移民文化是文化流动理论的最好注脚，文化的流动还是基于人的流动。人口的流动和聚集在带来经济扩张的同时，也带来异质文化的交流和融合，而移民文化的魅力正在于此。
美国是一个典型的移民国家。美国的移民在种族、民族、文化构成上最为复杂，这种特点使其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人种博物馆，也是世界文化的博览会。不同的文化在这个熔炉里碰撞融合，真正实践了和而不同的文化理念：自由、平等、多元、包容。也正是这样的移民文化理念支撑了美国经济文化200多年的灿烂辉煌。
深圳是一个典型的移民城市。深圳不是文化的沙漠，而是一片文化的绿洲。深圳有着源远流长、悠久厚重的本土文化：广府文化、客家文化和福佬文化；新安古城、车公庙、天妃庙、大鹏所城、客家围屋、文武帝宫、山岗遗迹、咸头岭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龙津古石塔等文化遗迹就是深圳岭南特质文化的反映。改革开放，兴办特区，1000多万天南海北的移民操着带有浓浓乡音的普通话生活于斯，创业于兹，也将多元的地域文化融汇于此。深圳毗邻中西文化汇聚的香港，又受西方文化的浸染。
深圳的移民文化既是传统的，又是现代的；既有华夏主体，又有岭南特质；既是多元的，又有独树一帜的改革创新文化，甚至还有西域文化的熏染。
真正需要特别指出的还是深圳所具有的由于制度设计上的创新所释放出来的观念和文化：效率就是生命，实现文化权力，鼓励创新、宽容失败，来了就是深圳人……这是深圳的软实力，它们成就了今天的深圳，也是深圳永葆活力的源泉和前行的引擎。
移民文化，深圳表达。王京生先生所著的《深圳十大观念》《观念的力量》《学派的天空》就是深圳移民文化最具深圳气派的铿锵表达。兹不再赘论。
唯其交流，方成文化，因为文化是流动的。兹引王氏《文化是流动的》一文作为结束语：
流动是文化的原动力。每一个国家和民族，都可纳入世界范围的多向、多元的文化流动之中……文化在历史中纵向流动。那些曾经落后的地方，因流动文化的浸润慢慢地活跃起来，从蛮荒之地渐渐地演变成绿洲，甚至成文新兴的文化中心和世界的山巅之城……文化在空间中横向流动。文化的空间横向流动性造就的历史奇迹，更令人们惊叹。[1]
（作者系深圳大学教授）
[1] 《文化是流动的》，人民出版社，2013，第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