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东林寺之外的庐山其他僧团

东晋时期的庐山教团，自以慧远教团为最大、最著名。一般而言，举慧远僧团则可概括整个庐山，故慧远僧团亦可称庐山僧团。若从细部着眼，庐山僧团除慧远东林寺僧团外，尚有凌云寺、西林寺、庐山寺等多个僧团。这些僧团多与慧远僧团互通声息，互相支援，有密切的关系，共同为庐山成长为佛教中心、圣山庐岳做出了贡献。由于历史资料记载的缺乏，我们今天仅能大概地描画出当时庐山佛教发展的概貌。

一 慧永西林寺僧团

慧永僧团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例子。首先，庐山有两慧永，一为“凌云寺释慧永”，二为“庐山西寺慧永”，此则西（林）寺慧永也。此点学界较少注意，容笔者在此略作辨析。

有关慧永，以《高僧传》之说最为流行，其文云：

释慧永姓潘，河内人也，年十二出家，伏事沙门竺昙现为师，后又伏膺道安法师。素与远共期，欲结宇罗浮之岫。远既为道安所留，永乃欲先逾五岭。行经寻阳，郡人陶范苦相要留，于是且停庐山之西林寺。既门徒稍盛，又慧远同筑，遂有意终焉。[75]

《西林道场碑》《十八贤传》所载与此相吻合，疑即源于此。欧阳询撰《西林道场碑》：

先有昙比丘，俗姓竺氏，本为赵将。知苦器之难安，悟浮生之易尽。以荣利为桎梏，视名闻为羁绊。屏弃喧说，专修冥寂。虚舟触远，津渡罕概。玄风独肩，息心无侣。匡阜北岭，地接层峰。日月之所萦回，云雾之所蒸液。激白水于紫霄，照离晖于石镜。南瞻五岭，北睇九州。贞遁忘归，幽栖是卜。法师秉心萃止，负锡来仪。树宇山间，游情梵表。及迁即化，藉草崖间。……有息慈慧永，河内繁氏，高足称首，人师物匠。仪无虚位，理必渊源。服道御身，弘善被物。形性两忘，冤亲等观。故异香入室，猛兽驯阶。绍修主业，安禅结宇。……晋光禄卿寻阳陶范，慕彼清声，游兹胜地。崇信正道，拥彗式闾。为出俗之藩篱，为入室之。兴建佛寺，缔构伽蓝。指景瞻星，鸠徒揆日。薙草开林，增卑架。夷峻筑台，疏峦抗殿。长廊绕涧，斜砌环池。冬燠夏凉，经行毕备。命曰西林，是岁，太和之一年。[76]

昙现比丘，俗姓竺氏，而为赵之良将，应是出生于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天竺后人。后赵人民，如石虎所说，“生自边壤”，奉佛之人本多。昙现大概如同后来的昙邕一样，在自己的国家衰亡后，正式入了佛门，隐居在庐山。昙现既经历过人生繁华，遁入佛门，所以“贞遁忘归，幽栖是卜”，实际是行头陀之行，是以“及迁即化，藉草崖间”。笔者以为，此正说明竺昙现在庐山的修行并无定居之所，过的正是树下荒冢的生活。竺昙现后得一徒，即“息慈慧永”。“息慈”为梵语Srāmanera的意译，或译为“勤策”“求寂”等，意思是息恶行慈，求取寂灭解脱道果，音译一般省略为“沙弥”。唐智实《致杜正伦书》：“实怀橘之岁，涉清信之名；采李之年，染息慈之位。”[77]慧永为竺昙现之徒后，才安禅结宇，于绍修主业之中又有所变化。陶范仰慕慧永清声，乃为之兴建佛寺，缔构伽蓝，命名为西林寺。西林寺之建为太和一年，此据《全唐文》，吴宗慈《庐山志》录文同，而欧阳修《集古录跋尾》、陈舜俞《庐山记》、《永乐大典》引《江州志》皆云二年。若果为太和一年，似当云“太和之元年”，故以“二年”为是。太和二年即公元367年。

《十八贤传》则谓：

大师讳慧永，姓繁，河内人也。年十二，事沙门竺昙现。慧悟宿习，内外典籍，无不洞达，于佛事中，习禅为乐。先与远师同依道安于恒山，亦约结宇罗浮。永师先止寻阳，即晋太元之初也。刺史陶范挹其道风，宛如夙契，于是留憩庐山，舍宅栖止。[78]

综合这三种资料，其中颇有疑点。三则资料皆云慧永幼时即出家事昙现为师，《高僧传》《十八贤传》并谓后师道安。除非昙现一直在北方，而非庐山僧，否则很难相信慧永少时出家于庐山，而后又师事道安，甚至“习禅于恒山”。而据《碑文》，昙现明确是住锡庐山。然则，慧永方当道安新野分张徒众时来至庐山，此时方师事昙现？[79]此又与《高僧传》明显不合。即此一端，已是不能调和的矛盾。

笔者怀疑《碑文》及《十八贤传》的资料来源于《高僧传》，至少深受其影响。而《高僧传》的资料则来源于《名僧传》。

《名僧传》卷二十二为《兼学苦节第一》，其中有《晋寻阳庐山西寺惠（慧）永》，卷二十三为《感通苦节第二》，其中有《晋寻阳庐山陵（凌）云寺释惠（慧）永》。陈士强以为二者当为一人，笔者以为证据不足，因为类似情况的卷二十一《神力》中之“晋南海罗浮山单道开”与“晋南海罗浮山沙门”，陈士强则以为：“或为重出，或指同山的另一沙门。”[80]同一卷之中的同名僧人尚可能不是重出，分处两卷的同名僧人自然不能就认定是同一人。

《名僧传抄》保留的资料无“庐山西寺惠永”部分，而仅有“陵云寺释惠永”部分。该文云：“惠永，河内人也，出家为竺昙现弟子。现笃志直方，少有清节，长慕肥遁，山栖养志，以晋太和中于寻阳庐山北岭下创立寺庙。永以北岭下尚多喧动，移于南岭之上。筑葺房宇，构起堂殿，与烟霞交接，名曰凌云精舍。”[81]下记惠永精舍禅室内有虎相伴及乌桥遇醉客之事，皆为《高僧传》所承袭。此即是说，《高僧传》所记西林寺慧永部分事迹即是“凌云寺慧永”。

不过，《名僧传》记载“凌云寺释惠永”卒于晋太元五年则不为《高僧传》所采用，汤用彤《高僧传》校记云：“何无忌在寻阳时，已是义熙中，《传抄》不载何无忌事。而慧远入庐山在太元四年，永为之立寺，则永不应卒于太元五年。《传抄》似误。”[82]汤用彤同陈士强意见显然一致，认为《名僧传》中的“凌云寺释惠永”即西林寺慧永，所以不可能卒于太元五年。但笔者以为，这个矛盾（或错误）恰可说明《名僧传》中的两惠永未必即是一人。

如果《高僧传》中的慧永传是集合了《名僧传》中的两慧永传而成，则《高僧传》之慧永传与“凌云寺释惠永”传相异的部分当即是“庐山西寺惠永”传的材料。这包括慧远与慧永同为道安徒弟，共期罗浮，陶范为其造寺，永请为远造东寺，以及集会虎溪，卒于义熙十年等等。准此，我们就可以看出，在《名僧传》里，两慧永是独立成立的：“庐山西寺惠永”与慧远为同学，皆师事道安，大约在太和二年先至庐山，陶范为其造寺，后与慧远同止，卒于义熙年间。而“凌云寺释惠永”则是随竺昙现在庐山出家，与道安并无联系。昙现太和中先在山北岭建寺，后慧永移往南岭，建凌云寺，弃绝人事，卒于晋太元五年。

还应当说明的是，《名僧传抄》记载了凌云精舍的位置在南岭，这是因为昙现最初草创的寺宇位于北岭，尚多喧动。北岭面对寻阳，地近驿道，自然喧杂许多，而南岭面向鄱阳湖，清静许多。而且新来之慧永为道安高徒，遽至即有陶范为其造寺，与行头陀之修的昙现、慧永风格大为不同，这大概亦是喧动之一。所以，新建的凌云寺之位置就与新来的慧永西林寺之位置正好相反。《名僧传》中另有《宋寻阳庐山陵（凌）云寺惠安》传记被《高僧传》保留下来，从《高僧传》卷七《宋庐山凌云寺释慧安》传记，我们可以发现慧安“蔬食精苦，学通经义，兼能善说，又以专戒见称”，和凌云寺慧永确有几分相似，而其“学徒云聚，千里从风”，则颇有与东林寺慧远相抗衡之意味。

凌云精舍所在南岭当指山南位置，庐山山南有凌云峰，两者间或有关系。慧远《游山记》云其“自托此山，二十三载，凡再诣石门，四游南岭”[83]。则南岭离东林寺较远可以肯定，南岭凌云精舍之慧永非西林寺慧永亦可以断定。《高僧传》正是将两慧永混在一起，而造成了诸多混乱，《西林寺道场碑》则受了《高僧传》的影响，亦是混淆不清。[84]

综上所述，太和前后，至太元五年，庐山有竺昙现与慧永师徒，先居庐山北岭，后移往南岭，建凌云精舍。而慧远同学之师弟、道安之高徒的另一慧永，兴宁三年告别道安教团后，于太和初至止庐山，陶范为其造寺，是为西林寺，他在这里等到了慧远的到来。[85]

慧永在庐山本意暂作停留，等待慧远，后来门徒稍盛，慧远也来到庐山，于是不再作南游的计划，终修于此。

慧永有自己独立的寺院，但两家既同出一门，而且又毗邻相居，所以一般也被认为是同一个教团。《高僧传》将慧永传记与慧远、慧持、法安等人放在一起，亦是此意。他们也的确一起组织和参与了诸多宗教活动，比如在弥陀像前建斋立誓，共期西方。在以后出现的各种文献中，慧永也被描写为慧远教团中的一员，比如“庐山十八高僧”“莲社高贤”等。

但这个团体和慧远僧团亦有一些差异。镇南将军何无忌作镇寻阳时，尝宴请僧人名士雅集虎溪。慧远门徒众多，从者百余，皆端整有风序，高言华论，举动可观。慧永则晚于慧远，独自前来，纳衣草屣，执杖提钵，但神气自若，清散无矜，大家更加敬重慧永清节贞素。慧远是当时的僧众领袖，很少赞许别人，独推崇慧永的高尚志节，在慧永面前十分恭敬。由此可见，慧永虽然与慧远结合紧密，但两人仍有不同的风格，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僧团。

二 昙邕僧团

昙邕僧团是从慧远僧团中分蘖出来的一个小僧团。

昙邕，俗姓杨，关中人，本在前秦为官，仕至卫将军。太元八年（383），从苻坚南征。淝水之战中，为谢安指挥的晋军所败。秦军伤亡惨重，号称百万的军队回至洛阳时仅剩十余万人，苻坚不久亦遭变而亡。经此惨烈巨变，昙邕心有所悟，拜在道安门下出家修行。

道安不久亦往生净土，昙邕乃南投庐山，复事慧远为师。昙邕虽为武将，但儒道诸书，亦皆略熟，跟随道安、慧远后，精勤佛学，诵经不辍，于是内外经书，多所综涉。北方苻坚前秦政权衰落后，姚苌、姚兴的后秦政权逐渐取得优势地位，并迎鸠摩罗什至长安。长安仍保持着北方佛学中心的地位，与庐山这个南方佛学中心保持着密切联系。秦王姚兴多次致信慧远，或探讨佛理，或赠送佛像等物品，慧远、慧持、刘遗民与鸠摩罗什、僧肇等人多有书信来往，南北佛学交流呈现兴盛局面，而往来长安、庐山之间的使者正是昙邕。

昙邕形长八尺，雄武过人，身体魁伟健硕，本为关中人，又为秦官多年，熟悉长安情况，作为来往长安、庐山之间的信使是再合适不过了。昙邕无愧于慧远等人的期望，不惮疲苦。他那曲折的人生经历难免会引起别人的猜疑和轻视，但昙邕强悍果敢，专对不辱。再加上跟随道安、慧远等大师修习佛学以来，学问精进，所以承担使命十余年中，鼓击风流，摇动峰岫，众人莫不钦敬。东晋京师建康道场寺和尚僧鉴欣赏昙邕的道德风尚，曾邀请他到扬州。因为慧远年事已高，昙邕不愿远行，遂婉拒不赴。

当时庐山东林僧团中，常住有一百多人，其中戒行清高者，颇有不少。慧远担心昙邕性格过于强悍，终究与大多数弟子不同，若出现佛驮跋陀罗在长安的情况，于大家都不利。于是，借口一件小事将昙邕遣出寺门。

昙邕遭此变故，毫无怨忤之色，他仍然深深地敬爱着慧远法师，不愿离开庐山，乃在庐山西南搭建了几间茅屋，和弟子昙果在那里进行修行，澄思禅门。传说，昙果曾梦见山神求受五戒，他告诉山神：“我道行尚浅，家师在此，可前去谘受。”昙果醒后将此梦告知昙邕。过后不久，昙邕正在室内静坐，见一人穿着单衣帽，风姿端雅，后面随从二十余人，进门礼拜，请受五戒。昙邕知道此人就是山神了，于是为他说法授戒。山神受戒完毕，赠送昙邕一副精美的外国勺子和筷子，礼拜辞别。可见昙邕是以禅法、戒行知名。

昙邕在山南茅宇坐禅，直至慧远逝世。慧远临亡之日，他奔至东林寺，号踊尽哀，悲痛无比。此后，昙邕移住荆州竹林寺，后即卒于该寺。

三 庐山寺僧团

当时庐山名寺除东西二林外，庐山寺亦是名寺，居住着数位高僧。

释僧翼，《名僧传》与《高僧传》皆有其传记。僧翼为吴兴余杭人，少而信悟，早有绝尘之操。初出家，止庐山寺，依慧远修学。蔬素苦节，见重门人。晚适关中，复师罗什。后于会稽结草成庵，终于彼。[86]

释慧庆，《名僧传》与《高僧传》亦皆有传。慧庆为广陵人，出家止庐山寺。学通经律，清洁有戒行。慧庆以诵经著名，喜诵《法华》等经，每夜吟讽，常闻暗中有弹指赞叹之声。尝于乘船时遇风波，船将覆没，慧庆唯诵经不辍，觉船在浪中如有人牵之，倏忽至岸。慧庆卒于宋元嘉末，春秋六十有二。[87]

庐山寺代有高僧，南朝宋时又有释道慧，俗姓张，寻阳柴桑人。年二十四，出家止庐山寺。素行清贞，博涉经典，特禀自然之声，故偏好转读。发响含奇，制无定准，绮丽分明，是一位以转读闻名的经师。

四 凌云精舍僧团

山南凌云精舍继昙现、慧永之后，亦代有名师。

《名僧传》与《高僧传》中保留有凌云寺慧安传记，两传基本相同。慧安“蔬食精苦，学通经义，兼能善说，又以专戒见称”，似能继承昙现、慧永之风，而其“学徒云聚，千里从风”[88]，则颇有与东林寺慧远相抗衡之意味。慧安后曾至长安会见鸠摩罗什，终卒于山寺。

由于被庐山慧远僧团的大名所掩盖，庐山尚有不少高僧不为人知，如释僧融，苦节通灵，能降伏鬼物，有略传附在慧永之后。

又如释慧虔，本为皇甫高姓，年少出家，奉持戒行，志操确然。栖止庐山之中十有余年，道俗之徒，莫不慕其风采。此公应是受家学影响，亦是义学高僧，当时鸠摩罗什所出诸经，慧虔皆加以讲演，志在弘通。后“以远公在山，足纽振玄风”[89]，慧虔乃东游吴越，投山阴嘉祥寺，卒于彼。[90]

这些僧人虽不如慧远名高，但他们在庐山的修行，共同促进了庐山成长为佛教名山，是庐山僧团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