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历史比较、自然实验与抽象演绎

“许多学者都强调小题大做。这个原则基本上是对的，但是有两个条件：第一，在细致研究上所投下的精力必须与研究结果的功能相称，过分细致的追索没有必要，甚至是一种人力之浪费。学术研究不是手工艺品，只见功力，没有功用，也未必是佳著。第二，小题经过大作之后，还需要有人来综合处理，才能看出全貌。把森林中的许多叶子作了十分详尽的化验和分析，但对于整个林相一无所知，并不是理想的林业研究工作。”——赵冈：《中国城市发展史论集》，新星出版社，2006，序，转引自赵红军（2010）。

确实，尽管对作为一个综合的社会转型、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过程的现代经济革命的解释远不能令人满意，但新制度学派对微观市场与产权制度的讨论，社会学对文化、宗教、民族作用的分析，政治学对国家、民主制度作用的探索都取得了令人信服的成功，真正缺乏的恰恰是用经济学的成本收益分析工具将所有这些已有的研究成果纳入同一个框架中进行抽象与综合，因此本书拟采用的研究方法就是抽象综合与历史比较相结合，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特别是英国产业革命过程中的社会结构的转型与财政制度的变迁给予完整的经济学解释。

然而，自从经济学成为显学以来，经济学家随心所欲地借用现代经济模型来进行经济分析就成为一种时尚，这其中当然也包括那些新经济史学家用现代经济模型来解释历史上的经济事实。于是，20世纪以来的经济史分析，要么受制于以唯物史观为基础的阶级斗争分析模式，要么受制于以新古典理论为基础的利益最大化模式。只有和文凯（He，2013）对历史非决定论的坚持让我们意识到，历史的当事人根本不可能把全部的备选方案放在桌面上进行最优化抉择。当旧体制崩塌时，面对不确定的未来，历史当事人只能进行试错式尝试，而成功只是应对挑战的幸运结果而已，而不是一个可以用现代经济模型进行倒推式分析的必然结果。

何况，即使能找到一个接近历史史实的复杂行为模型，这个具有普适性的理论综合模型也必须用来源于现实生活中的经济发展事实来检验其正确性与解释力。而检验的方法，就是要看一看这个模型是否既能解释不同历史时期的经济发展事实，又能协调各种不同的经济理论与学说观点。由于经济学目标变量（幸福与效用）的主观性，变量的差异很难进行客观测量，因此人为检验的方法在经济学中的应用就要受到相当大的制约。于是，用已经经历过的历史进行纵向比较与区域横向对比作为一种自然实验的方法就成为一种近似的替代，这种方法的应用给我们提供了许多新的机会。正如比较制度学派的代表青木昌彦所说（Aoki，2001），不同经济体的比较相当于社会科学研究中比较缺乏的“科学试验”。

事实上，近年来实验经济学的蓬勃发展已经对经济学的研究产生巨大的影响，而用自然实验[39]的方法来讨论影响经济发展的因素更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分支。不过，关于这个方法应用的前提条件，阿西莫格鲁等曾指出，“最为理想的实验是在一个近似的国家集合（比如他们都有落后的制度特征）中，我们能够随机地选择一个子集（比如拥有极权的古代体制）作为实验组，然后把剩下的作为控制组，进行分析研究”。他们强调，“就像在实验中一样，我们可以比较这两个组在实验组制度改革前后的经济绩效，并探讨这个实验组是否开始变得相对富裕了。从某种程度上讲，这个讨论将提供制度改革有利于经济繁荣的证据”。“当然，为使以自然实验为基础的推理更为有效，受实验影响的地区在实验之前和控制组处于类似的轨道之上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条件。”（Acemoglu，Cantoni，Simon Johnson，and Robinson，2010）此外，戴蒙德与罗宾逊也强调，“在自然实验中，一个必须考虑的问题是，观察到的结果差异是否真的是实验者观察到的特定的干扰因素或初始条件的结果，或者它们仅仅是其他差异的产物”。“由于这些变量并非都是可控制的，因此自然实验中其他因素的影响带来的误解风险是非常巨大的。”（Diamond and A.Robinson，2010）更何况，一个简单的相关性分析并不能保证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因此，我们必须清醒，历史的对比分析同样只是一个印证理论的参考，而不能替代理论思考本身。换句话说，我们首先需要一个经过了深思熟虑的抽象理论体系来进行因果推断，然后再用一些历史史实来做验证。实验只是为了验证因果推断，而不是推出因果关系本身。[40]

然而，在经济学研究中，对条件的控制几乎是不可能的，于是比较对象的选择自然就成为对比分析研究成败的关键。换句话说，为了找出可靠的因果关系，选取大多数条件相同但结果有差异的地区进行比较就成为研究成功与否的基本前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彭慕兰（Pomeranz，2000）主张不要比较中国与欧洲，而是比较两个地区中各自最发达的核心地区的发展差异的观点就其方法论而言是具有相当的革命意义的（布伦纳，2003）。换句话说，对我们所关心的原发性现代经济发展或现代经济革命爆发与否的原因分析来说，不仅琼斯、格林菲尔德等人的欧亚两大洲的对比是不合适的，而且彭慕兰对两大洲中最发达地区之间的对比以及诺思在欧洲内部的英、荷与西、法之间所进行的比较同样是过于粗糙的，因为被诺思、韦伯等人放在同一个类型中的英国与荷兰在现代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产生了完全不同的结果。[41]因此，在进一步深入研究现代经济发展决定因素的问题时，特别是在探究为何在首先出现了诺思所说的产权制度变迁的荷兰并没有爆发产业革命（格林菲尔德，2002）、或为什么只是首先在英国而不是在整个西欧同时爆发产业革命这个英国之谜时，不仅以产权制度为核心的新制度学派的制度决定论不能做出令人信服的回答，而且他们在比较研究中对比较对象的选择也是不能令人满意的。[42]

因此，对于本书的研究目标来说，要探究英国产业革命的决定因素，就需要找到一个与英国最为类似的样本作为控制组，然后再来讨论与英国的现代经济发展相关的各个因素的决定作用。很显然，17世纪的荷兰共和国是最符合这个条件的经济体，因为不仅荷兰共和国与英格兰的地理位置很类似，政治文化接近，而且都属于深受重商主义与市场经济影响的小型国家。更为重要的是，尽管荷兰共和国在政治上非常“民主”，在经济上非常市场，但荷兰并没有实现现代经济发展的成功，荷兰共和国并不是第一个原发的产业革命爆发地。当代荷兰的现代化转型是荷兰共和国成功地进行了“倒退式”改革并成为君主立宪制之后才实现的。

一般而言，历史比较分析是以区域为单位来进行发展绩效的对比、以经济活动的区域性特征变量（如制度、文化、政治、地理）为依据来分析经济发展的影响因素的。根据影响经济发展的变量因素不同，区域对比分析的对象既可以是一个行政区划，也可以是一个地理区域，还可以是一个文化经济圈。但无论其选择的变量因素是什么，分析其对经济效率与经济绩效的影响始终是经济学研究的主线。本书试图以公共经济活动的效率为变量进行分析，因此将公共产品的提供者作为分析对象就成为一个必然的选择，而不管这个对象区域是一个部落、一个国家、一个庄园，还是一个文化经济圈。[43]

为此，本书沿着诺思所采用的地区差异比较的方法进行自然实验的尝试，通过进一步缩小历史比较的范围，并以公共产品的提供单位为对象，试图发现财政制度与公共经济效率差异影响现代经济发展的证据。一方面从公共产品增加与供给成本降低对市场扩张及随后的制造业生产方式变革影响的角度来对现代经济发展的起飞过程进行解释，另一方面来验证由综合分析与理论抽象得出来的现代经济发展模型的解释力。当然，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们不仅比较荷兰与英国的早期发展历史，而且也要分析近期发展中国家追赶过程中经济发展奇迹（早期的日本与亚洲四小龙、当代的中国等金砖五国）的事实，并以此作为理论模型验证的旁证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