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问题的性质：英国崛起之谜与文明转型

第一节 英国崛起之谜与资本主义之谜

人类文明兴衰交替原因的探究历来是学者们百谈不厌的话题，也是迄今为止仍悬而未决的谜案。特别是，近代以来为何人类文明的中心开始由亚洲转向欧洲，或者说为何西欧能在近代的现代文明转型中领先的问题不仅吸引了众多人文学者的注意，[1]而且引起了那些试图帮助发展中国家制定发展战略、调整发展政策的经济学家们的关注。[2]

尽管从现代文明肇始之日起，就有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两类文明进行了对比分析，[3]但当代的大多数对比研究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李约瑟之谜的影响。笔者对经济发展的研究兴趣虽然是从日本的崛起之谜开始的，[4]但从东西方对比的角度对经济发展原因的探讨也是从李约瑟之谜开始的。[5]然而，随着研究的深入，李约瑟提出的问题的性质究竟是什么越来越受到质疑。已有的质疑主要是从两个角度分别进行：针对狭义的李约瑟之谜“为什么近代的科学革命没有发生在中国或印度？”即技术变迁之谜，广义的李约瑟之谜逐步将问题扩展为经济发展之谜、市场发展之谜与制度变迁之谜；[6]而针对广义的经济发展之谜，即中国为何未能走上现代经济发展之路，经济史学家们逐步意识到了早期问题性质的非历史性特征，[7]于是更为客观的基于历史背景的欧洲奇迹（Jones，2003）、欧洲例外[8]、英荷与法西对比（诺思，1973）、英国例外[9]的问题才逐步进入学者的研究视野。以这两个领域的发展为背景，本书的研究试图回答的问题是为何是英国的资本主义在近代的东西方文明竞争中获得了胜利？问题分为两个层面：第一是英国之谜，为何英国获得了胜利？第二是现代文明之谜，为何是资本主义帮助英国获得了早期的成功？换句话说，为何早期的现代文明是资本主义，其二者的经济本质与制度内涵究竟是什么？

正如梅尔和斯蒂格利茨（Meier and Stiglitz，2001）在其编的《发展经济学前沿问题》的前言中所指出的那样，如何使不发达的经济迅速转变为发达的现代经济不仅是发展经济学的目标与主题，而且也是斯密、李嘉图与马克思这样一些古典经济学家关心与研究的经济学的核心与重点。[10]然而，尽管前人在这个问题上的努力与贡献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但已有的研究并未能提供一个令政策制定者与专业文献阅读者满意的框架来解释现代经济的发展与现代文明的转型成功。特别是，现有的发展经济学既不能解释以英国为代表的原发性现代经济革命成功的早期探索经验与以东亚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追赶成功的当代发展经验，也不能解释以中国宋朝、意大利北部城市以及荷兰共和国的转型不成功与南美各国在当代发展转型中失败的教训，于是这些研究当然就无法给欠发达国家与地区在现代化转型与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探索以科学的指导。

事实上，现有的对这个标志着现代文明出现的经济革命与现代化转型过程的比较研究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类：第一，近十几年来刚刚涌现出来的、作为对欧洲中心论的一个反动的、不承认东西方在现代化转型与市场经济发展中有本质差异的加州学派，以及以荷兰与英国的对比为目标的欧洲内部比较学派；[11]第二，从古典经济学时期就开始主导经济学领域的技术资本决定论；第三，20世纪50年代以后，特别是七八十年代以来才得到广泛认可的制度决定论。其中制度决定论又分为产权制度决定论、地理环境决定论、历史文化决定论与主权制度决定论。

首先，以加州为基地的一部分学者[12]不承认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在近代西方文明开始崛起时就已经落后了的传统结论。其中的一部分学者（Allen，2005a、2005b；Shiue and Keller，2004；Clark，2007）在反复匡算了中国经济近代史的材料后指出，中国18世纪时的经济，无论是人均、总量，还是速度，甚至是市场制度本身，都与西欧相差无几。他们认为，在工业革命开始时，东方传统文明古国的人均及经济总量在发展水平上与西方国家并没有本质差异。[13]而另一部分以哈雷和克拉夫茨为先驱的经济史学家（Harley and Crafts，2000；Crafts and Harley，1992；Clark，2007）则再次核算了英国的经济史料。他们认为，在产业革命爆发时，英国的GDP或工业产值的增长并没有出现革命性变化，产业革命的经济意义似乎是令人怀疑的。他们甚至试图否定，在近代工业革命的过程中西方国家的经济增长本身曾经出现过革命性的突变。

与此相呼应，为了解释欧洲的崛起，一部分学者试图将西方现代文明转型的成功仅仅归结为欧洲国家对农业文明发动野蛮的侵略战争的结果。他们认为，如果没有西方国家的入侵，东方的传统文明也会爆发产业革命；[14]同时，如果没有侵略过程中的掠夺与资本积累，西方国家就不可能有近代的现代经济革命。毋庸置疑，侵略战争在人类历史上确曾改变文明发展的进程，近代以前农业文明中心的转移几乎总是和野蛮民族的入侵相联系。然而如果我们对人类的历史做一全面的考察就会发现，尽管战争引起的文明迁移是一条普遍的规律，[15]但几乎所有的人类古代文明都没能在中心迁移中转型为现代文明。[16]由此可见，西欧特别是英国在这次文明中心交替中能彻底地改变传统文明的形式与内容一定还有其他更为独特的、有待解释的原因。因此，为何落后的西欧首先爆发了现代经济革命仍是一个有待解释的奇迹。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以莫基尔（Mokyr，1990）为代表的学者开始关注欧洲内部的差异，并进行了尝试性的，更为专业、更为细化的欧洲内部比较研究，正是他们的研究第一次将西欧的兴起问题转换为英国的崛起之谜。[17]

其次，主流的经济学家一直试图用技术的变迁来解释文明演变的原因（Landes，1998；Jones，2003）。由于主流经济学范式的影响以及经济实力日增的中国人自己的关注，以科技革命为主题的李约瑟之谜在经济学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18]因此欧洲在近代科学与工业发展过程中为何能领先的问题很快成为文明兴衰问题讨论的主流，[19]以至于技术决定论一度成了东西方文明对比研究中的主要模式。技术决定论[20]将西欧在近代文明中的崛起本质归结为科学革命，他们认为技术领先才是欧洲后来居上的关键，而欧洲在以前的文明演变中处于落后地位也是因为科学技术的相对落后。

但经济史学家爱泼斯坦（Epstein，2011）用越来越丰富的材料证实，产业革命以前的欧洲，技术并不落后；真正落后的实际上是决定技术应用与推广的制度。更何况在李约瑟之谜引发的新一轮讨论中，仍然没有人能在工业技术与农业生产技术之间做出区分。事实上，直到工业革命前夕，欧洲的农业生产技术仍很落后，产业革命中的欧洲人并没有在旧的农业生产技术方面取得重大的突破与追赶的成功，他们只是用工业技术取代了旧的农业生产技术而已。[21]可见，西欧的现代经济革命与其农业技术的领先与否并无关系，农业技术的变迁并不能对发生在英国的现代文明转型做出解释，而工业技术的变迁则因为是产业革命的结果而更无法对现代文明的产生做出解释。

此外，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以古典经济学为基础的技术决定论都把需要解释的核心地区——英国与荷兰——视为例外，而强调欧洲大陆的种种优势，并以此为基础宣扬欧洲中心论。[22]但缺乏了产业革命原发地——英国与市场革命原发地——荷兰这两个最为成功的典型案例，对现代文明转型与近代经济革命的讨论还有意义吗？何况从逻辑上讲，如果资本与技术是现代文明转型的关键，那么在现代社会中极易流动的技术与资本应该不会对落后地区的追赶造成严重的障碍，“二战”之后普遍推行了资本与技术引进战略的欠发达地区应该有比19世纪的欧洲大陆更快的追赶与收敛速度。但残酷的事实表明，不仅不发达地区的追赶仍然是一个困难与漫长的过程，而且追赶的成功仍然是一个不可操控的小概率事件。因此技术资本决定论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就开始逐渐失去了影响力。

最后，对欧洲兴起的解释最具有说服力的是以新制度学派为核心的制度决定论。但已有的制度决定论又可以细分为三个分支：以产权为主要变量的市场制度决定论，以文化为主要变量的历史文化决定论，以及以空间位置为主要变量的地理环境决定论。

其中以诺思广义的制度变迁分析为工具的历史文化决定论，早就在经济史与社会史的研究中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23]甚至在主流的经济增长模型中也得到了回应（Abramovitz，1986）。历史文化决定论认为是欧洲的历史文化传统，特别是西欧的基督教文化推动了市场经济的发展，从而导致西欧在现代文明的变迁中独占鳌头。然而，如果我们对欧洲的近代历史与古代历史做一对比，就会发现，一直被视为西欧文明发源地的希腊与罗马和其他文明古国一样在现代文明的转型中未能获得成功。因此历史文化决定论很显然不能解释南欧在近代文明中的落后与野蛮落后的西北欧的领先。更何况，究竟是西欧的先进文化带来了现代文明，还是现代文明带来了西欧的先进文化，其中的因果关系并没有得到合理的解释。[24]

正是在鸡先生蛋、还是蛋先生鸡的现代文明内生要素决定的悖论中，以外生资源条件为主要变量的地理环境决定论才具有了异乎寻常的说服力（Landes，1998；Jones，2003；文贯中，2005；赵红军，2010）。地理决定论分别从资源禀赋、气候条件对农业生产剩余、工业资本积累与制度演变方向的影响的角度指出，西欧独特的地理条件才是现代经济革命爆发的根本原因。然而，原有的地理环境决定论，一方面因过于强调气候对人性的影响而堕落为人种优劣论（Landes，1998），一方面因过于强调农业生产条件而滑向小农经济稳态论（Jones，2003；赵红军，2010）；何况，把地理优势归结为资本积累与技术进步的条件实际上会滑入技术决定论的陷阱（Jones，2003）；而将新文明的诞生归结为不可改进、不可移动的地理环境资源，忽视人类应对挑战所做出的努力与尝试，则会使该理论对人类社会的现代经济发展失去指导意义，因此这样的理论逐渐被人抛弃、淡忘是自然而然的。

只有以交易成本为分析工具的产权制度与市场制度决定论逐渐成为新制度学派的核心。近年来，新制度经济学在研究方法、分析工具与对象上的拓展已经在发展经济学与新经济史领域获得了丰硕的成果，[25]但将制度主要局限在市场与产权制度、将文化政治仅局限于基督教与希腊民主的影响有可能使这些研究的解释力大打折扣，并使这些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受到影响。例如，当问题进一步细化为为何既有市场制度、又有民主政治，还有基督教文化的荷兰没有爆发引领全球走向一个全新时代的产业革命时（Mokyr，1999、2000），新经济史的解释力便迅速瓦解了。因此，正如奥尔森所说，不仅现代增长理论几乎不能为我们对西方世界的兴起，特别是英国奇迹的解释提供任何帮助，而且新制度学派的解释也同样不能令人信服（Olson，1982：4）。

于是，问题的关键就集中并简化为：为什么只有英国的商业繁荣（重商主义）与民主政治（宪政结构）引发了表现为产业革命的现代经济发展与文明转型，而其他的文明古国、商业繁荣与民主宪政的先驱却只能成为后来的追赶者？于是李约瑟之谜、欧洲的奇迹、[26]西欧奇迹（诺思，1973）、欧亚发展的大分岔问题就转化为英国之谜。[27]作为例外的英国为何能从人类早已习以为常的自然生存经济体系过渡到现代工业经济体系，从而摆脱马尔萨斯陷阱、并实现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持续的、不可逆转的现代经济发展的成功？这样一种成功的现代经济革命究竟是一种历史的必然？还是一种社会的偶然？

对于这样一个现代文明转型与经济发展过程之中的英国之谜，本书试图将诺思的交易成本分析与新经济史研究方法应用到英国的财政制度变迁分析中去，在与荷兰对比的基础上，从财政制度效率的角度对英国之谜这个困扰人类数百年的现代经济发展问题做一尝试性探索。本书认为，人类文明的核心概念是以集体利益为导向的公共经济活动的合作机制，而不是崇尚个性解放的市场交易机制。而现代文明的本质则是为市场经济服务的、构成了个性发展基础的公共财政机制，而不是技术革命或市场制度变迁。没有公共财政机制提供的保护，没有公共财政机制提供的市场将自私的经济人结合在一起，现代文明不可能成功。事实上，为自己谋利益的经济人性古已有之，甚至在丛林时代发展到极致，但只有文明的曙光将这些自利的个体的合作倾向开发出来之后，人类社会的分工合作才开始发挥出巨大的威力。而现代文明中的公共财政体制正是这样一个分工合作机制的典范，它使得长期困扰人类的外部性问题得以有效解决，使得无法界定产权、无法在市场上交易的公共产品得以有效提供。而公共财政体制的核心正是大纳税人决策机制，即表现为钱主的资本家主导的资本主义政治体制。

关于现代国家与资本主义的关系，除了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进行的负面分析之外，近年来的研究又重新赋予了新的内容。社会学家戈斯基（Gorski，2006）引用曼恩的观点强调：认为“国家的形成与（工业）资本主义的增长是相互影响、相互促进、不可分割的同一个过程。资本主义增长为国家提供经济实力，为国家提供建制型社会的基础，而建制型国家则为资本主义发展提供合适的环境。”这正是公共经济与私人经济相互促进关系的精确描绘。曼恩明确地指出，“西方领先与兴起的原因就在于以市场机制为核心的资本主义与以公共品机制为核心的建制型国家”（Gorski，2006）。

作为现代文明的核心内涵，英国大纳税人决策的公共财政体制又可称为“钱主机制”，而这种资本或资本家说了算的有效的公共经济体制正是真正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制度。该体制的经济含义首先表现为：由富人出钱购买公共产品，穷人不出钱即可享用。在这个公共财政体制中，和市场交易类似，公共经济效率的改进来源于以下三个方面：第一，纳税人参与决策带来的购买者偏好显示以及与政府直接进行谈判的供求之间的讨价还价；第二，纳税人自己内部的、以付费多少为依据的协调机制——董事会机制，从而既减少了参与决策人数、又确保了付费者的利益；第三，既给政府以强制力，又以经济约束的形式保留了付费者对政府或供给者的约束机制，以确保公共产品的提供与质量的监督。当然，作为现代国家的执行手段，强制力是由资本购买的，因此国家机器为资本或产权提供保护、受资本支配是符合经济学道理的。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资本主义制度（资本家决策公共产品的机制）在国家与资本家双赢的基础上推动了现代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然而，这样一种大猪（精英付费）原理基础上的付费者参与决策的机制，给小猪（弱势群体）带来的并不仅仅是免费的公共产品，它还意味着决策机会的消失。而随着决策机会失去的不仅仅是消费的偏好表达，很有可能是公共产品供给结构变迁导致的消费者本身的消失。正如马克思等学者早就观察到的那样，由于政府的职能在付费者决策的机制中完全忽视了弱势群体对社会保障的需要，经济上有效的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缺陷很显然是致命的。正因为此，社会主义运动与民主运动作为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反动就成了一个席卷全球的思潮，现代民主理论和现代政治原则也坚持认为，政治决策不应该和经济实力挂钩，更有甚者，一些经济学家把那些公共财政机制中的利益交换特征称作有效的腐败（资本决定行为的资本主义本质）。

于是，一方面这些早期的有效经济措施被定义为腐败或贿选，另一方面这些当代的学者却也无法否认，在经济学的意义上，付费的人参与决策是合理的。近百年来的实践也反复证明，在公共产品的提供效率上，这些大纳税人决策模式是有效的和成功的，相反，缺乏经济合理性的民主决策政体的经济却一再出现各式各样的经济危机。[28]因此，作为对这个资本主义之谜的破解，本书的分析不仅要解释作为现代文明核心内涵的资本主义公共财政体制的经济合理性，而且还要从产权起源的角度来分析资本主义制度背后的经济不合理性，从而为非付费者的弱势群体参与公共产品决策提供必要的合理性依据与边界界定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