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北京时期的奥野先生（代序）

直江广治[1]

奥野先生任北京辅仁大学文学院日语文学系客座教授，是昭和十九年（1944）九月的事情。中国采用的是美国学制，新学年是从九月开始的。当时，日语系的学生升入了三年级，为了强化日语师资力量，辅仁大学便从庆应义塾大学[2]聘请了奥野先生，讲授“日中比较文学”课程，合同期限为一年。讲授中世纪文学课程的风卷景次郎[3]先生也一同赴任。当时，日语系的主任是细井次郎[4]教授。日语系一共聘有日本教员六人，我与川添达人[5]最年轻，任专职讲师。

辅仁大学的建筑物中西合璧，校园别具风韵。走进学校的大门，迎面的楼房顶上，竖着一尊青瓷制作的十字架。校园的后面是修道院，神父们都住在那里。辅仁大学是由罗马教皇直接管辖的天主教大学，所以，大学里教职人员的面孔可谓多姿多彩，教员休息室简直就是一处人种展览馆。按照学校的惯例，教师们在上课之前要先进教员休息室坐一会儿，喝点热茶，彼此寒暄、闲聊一会儿。陈垣[6]先生也常常从二楼的校长室下来，参与大家的谈话。教员休息室里常常会聚集十多个国家的人，教员之间一般是用汉语或者英语交谈。由于当时的国际形势十分微妙，有些话题特别敏感，所以，我们在闲聊的时候，除了学问，其他一概不谈。就是在这样的氛围里，我们迎来了奥野先生。校方对奥野先生十分重视，这一点，从陈垣校长指派自己的爱徒刘小姐给奥野当专职助手这件事情上，我们也能有所领悟。

奥野先生住在什刹后海的湖边，雇用了厨艺高超的厨子桂夫妇。厨子桂夫妇平时就住在奥野家的门房里，帮忙打理日常事务。他的寓所叫“池上草堂”。听他说，这个名字还是辅仁大学的同事孙楷第[7]教授给起的。孙先生是著名学者，在小说、戏剧研究方面成就卓越，被誉为中国学界的“第一人”。他与奥野先生关系密切，可以说是无话不谈的好朋友。奥野曾经写过一篇题为《池上草堂》的随笔文章，详细叙述了他与孙先生的深厚友情。

从“池上草堂”步行去学校，大约只需要七八分钟时间。而我与川添君加上雇佣的老妈子，就住在他去学校途中的大学公寓里。所以，奥野先生与我们之间的交往也很频繁。

世事茫茫。如今回忆起来，许多往事都已在岁月的烟尘里被淡忘，可任教辅仁的那段经历，奥野先生领着我们四处跑戏院看京剧、走街串巷品尝古都美食的情景，却是终生难忘的。对于奥野先生来说，来北京是故地重游，大街小巷他都了如指掌。他领我们去得最多的，还要数什刹后海北边的“烤肉季”饭馆。在东京，这种吃食被称为“成吉思汗料理”。据奥野先生说，“烤肉季”烤羊肉所使用的铁板，都是具有百年以上历史的老古董。客人们亲自动手，将涂抹了他家自制调味料的牛羊肉放在铁板上烤，一只脚立在地上，一只脚踩在圆凳子上（据说这种姿势能够吃得更多），边烤边吃。“烤肉季”的东邻便是“集香居”老酒馆，是京城颇负盛名的酒家，我们也经常去那里欢聚，推杯换盏，好不开心。“集香居”紧挨着什刹后海的水边，盛夏之时，我们坐在酒馆的楼上饮酒，清秀芬芳的荷花就盛开在我们脚下。

大概是昭和二十年（1945）的七月，我们一帮酒鬼在“集香居”大过酒瘾后，摇摇晃晃地往回走。途中，奥野先生兴致高昂，主动给我们讲起了幽灵的故事，这也是奥野先生特别擅长的。记得那是一个月色朦胧的夜晚，我们走在什刹前海的路上，路边有一棵高大的古槐。奥野先生指着老槐树道：

“你们知道吗？这棵老槐树里面住着妖怪呢。”

说完，他就指挥我们爬老槐树，说是躲在树顶上，可以吓唬路过的行人。我一口气爬到了树顶，得意扬扬地坐在树杈上。奥野先生大概是年龄的缘故，边爬边滑，就是爬不上去。他无计可施，只得服输，道：

“那我就躲在树荫里吓唬吓唬他们吧。”

可是，不巧的是，那天晚上路上一个行人也没有。我只得从树上跳下来，与奥野先生握了握手，道了别就各自回家了。

第二天一大早，我被奥野先生从睡梦中叫醒。他对我说：

“直江君，昨天夜里的那棵老槐树还真是妖怪变的啊。我今天早上起床一看，衬衫上有好多血迹，可再看身上并没有受伤啊。你说奇怪不奇怪？”

其实，他这是故弄玄虚。昨晚我从树上跳下来的时候，手撑在地面上，大概是被玻璃碴子之类的利物扎伤了。酒喝多了，身体麻木了，手上出血也不知道痛。而临分别的时候，我就是用那只受伤的手与他握手的，他也就无意识地将血迹弄到了自己的衬衫上。奥野先生是知道其中缘由的，可他还是要编造老槐树变成妖怪的故事来逗弄大家。回想起来，我们在一起的那段时间，也不知道他开过多少这样的玩笑。

还有一次，我们也是喝多了。回家的路上，看到一块写着“某某中医”的店招牌。乘着夜色，我们就把它给抱了回来。奥野先生说道：

“这块牌子就给你当柴火吧。”

于是，这块店招就被扔在我家屋子的墙边，时间一长也忘记了。战后某一天一大早，奥野先生就来敲我的门，一边紧张地说：“不好啦，昨夜中国的宪兵来搜查我家了。我想他们也一定会搜查你家的。上次的那块店招牌怎么办？要是被他们搜查出来可就麻烦啦！”

我们商量的结果，就是把那块店招牌送还给人家。可就在这个时候，奥野先生居然还有心思闹着玩。他说：

“就这么还回去多没意思？还是写点什么吧。”

于是，他提笔写了张纸条，贴在店招牌上：

“贵店之物，物归原主。”

我们俩又乘着夜色把店招牌还了回去。走到那里一看，人家的门楣之上，早已郑重地换过一块“中医某宅”的新招牌了。

说来说去，我对奥野先生的回忆，似乎只是一些吃吃喝喝的印象了（现在，我的酒量有了一点点提高，实在都得归功于奥野先生），真是有些过意不去。对于北京时期的奥野先生，我的怀念之情是绵绵不断的。就说他费尽心思从琉璃厂淘回来的那些古旧书籍吧，都快堆到他“池上草堂”的天花板了。有时我也纳闷儿，奥野先生整天忙着玩，忙着看戏，忙着吃喝，哪来读书的时间呢？后来总算弄明白了，他每天都坚持早上读书和写文章，即使夜里醉得不省人事，一大早也必定要起来，那是他专门的学习时间。

战争结束后，由于需要指导日语系学生的毕业论文，奥野先生被特别留用，还是居住在“池上草堂”，依然与孙楷第、赵荫棠等著名学者交往。大概是在昭和二十一年（1946）五月，在那个柳絮纷飞的春天，他同我们这些先行回国者一样回到了日本。去北京之前，他有庆应义塾大学的合约在身，没承想在北京耽搁了那么久。他这次在北京任教的时间比较长，又恰逢日本战败。在此期间，他写作出版了《日晷仪之风景》《幻亭杂记》两部随笔集子。这些脍炙人口、珠玉般精致的文章所描写的这段日子，无论对于奥野先生来说，还是对于我们这些“奥野迷”来说，都可以说是一个“黄金时期”吧。

注释

[1]直江广治（1917—1994）：日本民俗学者，筑波大学名誉教授。1941年毕业于东京文理科大学，1942年任北京辅仁大学讲师，1962年获东京教育大学文学博士学位。1966年获得日本“柳田国男文学奖”。

[2]庆应义塾大学：日本历史最悠久的私立综合性高等教育机构，以位于东京都中心的三田校区为主校区。

[3]风卷景次郎（1902—1960）：日本文学家。1944年任北京辅仁大学教授，后任北京大学教授。

[4]细井次郎（1897—？）：东京帝国大学教育学专业毕业。曾任北京辅仁大学教授、副校长等职。

[5]川添达人（1916—1993）：日本民俗学研究家。毕业于早稻田大学。曾任北京辅仁大学讲师等职，教授“日本现代戏曲选读”等课程。

[6]陈垣（1880—1971）：字援庵，广州人。中国杰出的历史学家、宗教史学家、教育家。历任辅仁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校长，燕京大学“哈佛燕京学社”首任社长。与钱穆、吕思勉、陈寅恪并称“史学四大家”。

[7]孙楷第（1898—1986）：字子书，古典文学研究专家、敦煌学专家、戏曲理论家，教授。抗战胜利后，历任北京大学、燕京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