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才林奕华导演的话剧《红娘的异想世界之在西厢》（以下简称《在西厢》），于2011年首演。故事讲述了一对离异已久的夫妇艾利和晓裳，不约而同带着新欢，前往豪华饭店——西厢度蜜月。当俩人偶然碰面，一丝旧情浮现在俩人心头。心慌意乱的艾利与爱人大吵一架，晓裳也与同伴发生争执，在一番剪不断理还乱的情感纠缠之后，俩人终于发现没人比对方更适合自己。观众在剧场看话剧《在西厢》，通过180分钟的观看体验，可以享受到既古典又现代，是游戏也是课堂，是梦境也是现实，是想象的天空也是琐碎的日常生活的艺术盛宴。
《在西厢》是林奕华导演的第三部由经典古典文学引发的剧场狂想。在解构了《水浒传》《西游记》之后，他把创作目光落在了《西厢记》上。令林奕华萌生把《西厢记》搬上舞台的念头，“一开始并不是《西厢记》原著，而是一场又一场豪门与皇室大婚引发的社会关注——封建时代门不当户不对的有情人都能终成眷属，但在21世纪的今日，部分男婚女嫁却要先得到公众舆论开放绿灯才能入洞房”[1]，因此而引发了林奕华为爱情驱除魔咒、将浪漫爱情在现代复兴的想法——试图让观众通过对《西厢记》原著的重新建构，将“门不当户不对”的婚姻呈现出来，影射现代人希望借情感婚姻往上爬的尴尬处境。现代人的爱情需要“驱魔”，红娘就是“驱魔人”。
元代王实甫的杂剧《西厢记》讲述书生张君瑞与前朝相国的女儿崔莺莺在普救寺相遇，俩人一见倾心，无奈莺莺早已许配给表哥郑恒。誓要抢莺莺为妻的叛将孙飞虎，此时带兵围困普救寺，处于危机中的崔夫人承诺：“谁有退兵之计，便将莺莺许配给谁。”张生挺身而出，向白马将军发信求救，孙飞虎被擒。不料崔夫人言而无信，以莺莺早已许配郑恒为由逼迫莺莺与张生以兄妹相称。幸得丫鬟红娘出谋献策，安排莺莺与张生月下幽会，两情相悦，私订终身。后被崔夫人察觉，夜审红娘，红娘巧妙地说服崔夫人将莺莺许配给张生，一对才子佳人终成眷属。
《西厢记》是围绕普救寺这个场景进行的“情景喜剧”，而《在西厢》是对现代人的各种爱情命题进行深度思考的话剧。“解构剧场”的故事内容可以天马行空，但林奕华认为：“学会‘把故事说好’才是当务之急，因为在剧场内‘说故事’，渐已被视为是导演加诸观众身上的压力和负担。电影院是梦幻的，而剧场是清醒的，现在却有一种趋势要把剧场也变成满足观众官能和情感需要的电影院。而当这种趋势成为主流，剧场对观众所要求的一些‘人’的素质——观察能力、思辨能力、分析能力，就会随之成为历史。当‘人’不能再从‘整体’认识生命的意义，却情愿通过‘部件化’的处理，来感受所有喜怒哀乐，不但‘故事’将有可能绝迹于剧场，‘人性’亦会有绝迹于人生的一日。原创剧本在此时此刻的意义，不是止于写出一个新的故事那么简单，它的更大使命，是让观众重新意识生命是多么需要不断被创造。”
《西厢记》中的三重幽闭之门
《西厢记》根据元稹《会真记》修编而来，经过历代多次增删，如今上演的定型故事，是一部“浪漫轻喜剧”，其中有三重环环相扣的幽闭之门。
第一重幽闭之门是普救寺西厢；第二重幽闭之门是沟通，夹缠着人性与非人性的对抗；第三重幽闭之门则是婚嫁。
普救寺西厢是一个格外幽闭的空间，是隔绝空门与红尘的象征，已经许配人家的崔莺莺，在这里要做出艰难选择；张生要从这里奔赴考场，谋取功名。因此，这里是他们人生的十字路口，在叛将孙飞虎带兵围困普救寺的危急关头，对于他们，既是机遇也是挑战。
在这样一个幽闭空间之中，崔莺莺与张生之间的沟通，通过红娘的穿针引线，遵从一种非人性化逻辑；而内在的欲望，又迫使他们想尽办法逾越婚姻伦理；他们既要用非人性化方式压抑各自的欲望，又要用非人性化方式释放各自的欲望。
红娘也有隐秘的情感
《西厢记》中，最吸引观众的角色是乖巧机灵的红娘。她是崔莺莺和张生之间穿针引线之人，她行事果敢的动机则最令人费解。红娘会不会也有隐秘的情感？有趣的是，这情感并非单向，而是存在于她和张生之间。原著中的红娘为何不去追求爱情反倒促成张生和莺莺？如果说这一切仅仅是因为那个时代的婚姻伦理导致的，那么在阶级逐渐模糊、身份却日渐突出的现代社会里，红娘、张生和莺莺的故事又会如何合乎情理地发展？
回到《西厢记》中的红娘，身处相国之家，作为独生小姐的贴身丫鬟，不仅要照顾小姐的饮食起居，还要监督小姐对婚姻伦理的执行，每天八面玲珑，负责搞定一切。而对婚嫁这个市场，红娘基本是场外人士，无权选择，只能当一个陪嫁，最好的命运是成为通房丫头。
语言的撩动和情景的设置
在只有规则、没有禁忌的时代，男女之间难以产生真正的浪漫爱情。《西厢记》中的“淫词艳曲”，让人心潮起伏、耳红心跳，恰恰是当代男女寤寐求之而不得的状态。
这种存在于《西厢记》时代中的性感，绝非仅仅是异性的吸引力，还包括语言的撩动和情景的设置，崔莺莺与张生邂逅在月下、窗前，在这个一举一动都有规则可循的幽闭空间里，两颗甚至是三颗狂热的心，你来我往，膨胀又崩毁，晦暗又突然燃烧，隐藏在笑料之中的“淫”，让所有人如痴如醉，轰动了整个时代。浪漫爱情产生的真正原因，恰恰是因为幽闭而不能尽情释放浪漫风情，所以，莺莺与红娘的二合一，一定是在一个“欲求不满”的渴望状态中，展开了整个浪漫爱情游戏。而这个“游戏”的精髓在于，认真地“玩”，不求结果，只求享受跌宕起伏、引人入胜的过程。
折子戏《拷红》——典型情景中的心理剧
《西厢记》中的“淫”，是雅致的“淫”，是一种结构紧凑、内容鲜活，表演、舞美自成一体的折子戏，通过从古典诗词中吸取养料的语言来解读封建社会主流的家庭伦理和婚姻伦理，而《在西厢》是在雅致的风花雪月里撒野至癫狂。
传统戏曲中，最特别的体例是折子戏。折子戏是一个有机体的自成状态，是最为凝练的戏剧过程，其中包括危机、冲突、转变。观众在欣赏折子戏的时候，看点有二：一是会看在这个戏剧中，人物真实微妙的心理变化，每一出折子戏都是一个典型情景中的心理剧；二是在一出折子戏中，观众可以欣赏到这个行当中最精彩的看家活。《西厢记》中广为传唱的折子戏《拷红》，让观众不必完全了解全剧就可以看懂。折子戏《拷红》通过精妙的语言描写红娘穿针引线，促成崔、张二人私下结合，崔夫人气急败坏，严刑拷打红娘，红娘毫不躲闪，和盘托出真相，为崔、张二人辩护，从而揭露了封建礼教代表人物崔夫人的丑恶行径和虚伪本质，以及色厉内荏的性情。
女性身体里住着那个看不见的男性
女人从一出生起，就在用一双男人的眼睛看自己。男性接受的教育总是让他们去追逐，去猎取，而女性总是被教育成做一个成功被看到，但不那么容易被捕获的猎物。在崔夫人、莺莺和红娘这三个女性身上，分明映射着最古老的三重人格：除了器官之外，完全异化成男性的崔老夫人，是强大无比、尊崇父权伦理的超我；时而勇敢、时而懦弱的莺莺，则是那个永远纠缠在超我和本我之间的自我；敢爱敢恨、敢作敢当的红娘，是本我的代言人。超我要求自我像超我一样被看到、被负责，而本我则不断地冲突自我、索求欲望的满足，所以我们看到的莺莺，压抑欲望时痛苦，释放了欲望后又焦虑。这本是每个人都要面对的内心情景：在追寻欲望的过程中，却逃避付诸行动。
女人惧怕自己没有吸引力，内心里住着的那个男人总在对她下论断：此是对，彼是错，这套世俗逻辑在主宰了她的命运之后，又主宰了她对同性的判断，母亲、闺蜜、女儿，都难以逃离。而对爱，女人其实很难真实地与男性相爱，她们总在用内在的那套话语体系，观察自我和人生境遇。男人之间的友谊，是在阳光下的共犯，而没有共同秘密的女人，无法得到友谊，她们追求的只是月光下的耳鬓厮磨。女人之间的友情，其实是彼此的意淫，闺蜜之间私密情感的交流，是在语言中再经历一次恋爱，她们无法在各自的真实的两性关系中体验爱，只能互相在语言交流中体验爱。她们在私密的倾诉中得到亢奋，在抱怨中咏叹。
如果说，在当代社会情景中，红娘与莺莺二合一，最终会变成崔夫人，那么折子戏《拷红》其实只是女性对自我、对境遇的拷问。红娘其实是崔夫人、莺莺心中还未泯灭和同化的反抗灵魂，这三名女性，其实是女人的三个分身。
这样分裂的灵魂，是否真能逃离、真能改变自己的命运？世代命运相同的女人，是否能成功逃出西厢这个幽闭的人生驿站？
《在西厢》，一出鞭打自己的喜剧
救赎来自真正的发现和洞察。引入人的心理维度，是《在西厢》对《西厢记》最大的发现，所以，《在西厢》是一出关于女性、关于她们的命运、关于她们的爱情的心理剧。这部话剧不是那种看过之后让人有勇气多活一个星期的幻想曲，而是希望通过回到过去、面对创痛而给予所有人力量。在这个意义上，《在西厢》是一出心理剧，也是一出纾解生存压力的戏。主人公在阅读各自的秘密和命运之后，告别、释怀、放下，重新出发。
做一个普通人是最高的生存境界
一味地追求物质财富的满足，很容易迷失自我，从而欠缺营造浪漫生活氛围和生活情调的能力。《在西厢》中有许多浪漫情节，会让观众得到很多有益的启发。人最宝贵的财富是身体，功名利禄努力就易得到，人一旦失去了健康，只靠努力是无法恢复的；人最高的生存境界其实是做一个普通人，没有太多的计较，不会患得患失，在平淡中生活。
注释
[1]史小岩.林奕华《在西厢》7月来深刘若英王耀庆谱恋曲[N].深圳晚报，2011—07—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