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大家称您是鬼才，您怎样评价自己？
答：很多传媒不约而同地向我提出过这个问题，主要是因为我只上过小学三年级，是当代中国作家里学历最低的“小不点儿”。高玉宝、陈登科的学历虽然比我还低，但他们在新中国成立后都曾到学院进修补课。小说家二月河的学历大约也不高，但总比我高一截。我九岁就失学唱戏，快五十年了，只在小剧团里生活，连一般的省市级编剧进修班都没上过，文化程度只算半文盲。大家很奇怪，问我的学识从哪里来的，尤其是对古汉语的驾驭能力是从哪里来的。我大半辈子待在小地方，九岁参加自贡市川剧团，四十八年未换供职单位。这里交通闭塞，信息不灵，经济贫困，文化环境欠佳，但大家从我的戏剧和杂文里可看出：魏明伦的思想观念与当代新潮汇合，甚至比大都市里一般文化人的观念更为超前！这又是怎么形成的？从我的经历看，舞台经验多，戏剧感觉好，这是情在理中。可是我的文学功底不浅，观念又很超前，这就显得奇异。无师自通，似有鬼神相助，鬼才之称，由此传开。其实，我的学识与能力并非只靠“鬼聪明”，是靠艰苦的自修自练。我的文学知识不是从校园课堂汲取的，是我从童年就开始自学而来的，我的舞台生活与读书生活从小就同步进行。我自幼养成了独立思考的习惯，从小就观念超前。我越独立思考，遭遇越坎坷；我越坎坷，我越加独立思考。如此“恶”性循环，形成我的特殊思维方式，即逆向思维、辐射性思维、创造性思维。一辈子创造成瘾，凡事都想再创造。烟可戒，但我的创造瘾大，实在戒不掉。我的逆向思维、辐射性思维、创造性思维，积累起来，自然化合为与众不同的“体制外思维”！人在体制内，思在体制外。最近，上海纪念改革开放二十年，发行纪念信封，请我题词。我写了两句话：要大力促进体制改革，必须采纳体制外思维！我国不是号召改革体制吗？体制到了非改革不可的时候，单靠体制内思维能够真改吗？所以说，要动真格的，要大力促进体制改革，必须采纳体制外思维。乍一听来，这又是“鬼话”！对，这就是《巴山鬼话》。我回答中央电视台《读书时间》说：“有时候，人话是假话，而‘鬼话’接近真话，至少不是套话。”黄苗子先生给我送来两幅墨宝，一幅大书四字：有鬼无害！一幅大书三字：董狐笔！寓意是鬼才狐笔，继承董狐精神，敢于秉笔直书。
问：据说钱锺书先生也赞扬您的文章，请问，有这事吗？
答：确有其事，早已见报。据华君武、舒展等师友转达，又经钱锺书先生的女儿钱瑗证实，再蒙钱先生本人赠书题词，钱先生的确对我的杂文、碑文有过好评。众所周知，钱锺书先生治学严谨，人格高尚，平生不作溢美奉承，为什么破例对晚辈拙作垂青一赞？可能是我的《致姚雪垠书》《雌雄论》《毛病吟》《半遮的魅力》等文章有独到见解，引起钱老注意。也可能是我文章的形成，即文体，与钱老有一点儿灵犀相通。据柯灵先生撰文介绍钱老的文言观点，恰好与我的看法暗合。我的行文方式，实践了钱老的“现代文言”主张。最近，上海、广州都有学者研究我的碑文系列，再联系我的剧作《夕照祁山》，从文学造诣看，绝不是靠“鬼聪明”能够成篇的。他们深感我是苦吟成戏，苦学成才，怎一个“鬼”字了得！
问：《夕照祁山》不像您的《潘金莲》《变脸》《中国公主杜兰朵》那样名传全国。《夕照祁山》发在什么刊物上，这出戏说什么内容？
答：从某种意义讲，《夕照祁山》是《潘金莲》的姊妹篇。当我重新审视了中国家喻户晓的最坏的女人潘金莲之后，又斗胆重新审视了中国家喻户晓的最神的男人诸葛亮。在我看来，最坏的女人没有那么坏，最神的男人也没有那么神。在我的笔下，民女潘金莲是善恶并举，伟人诸葛亮是晦明并存，都是复杂组合性格。重写潘金莲，是我对古典名著《水浒传》的女人观提出疑问。再塑诸葛亮，是我对又一部经典巨著《三国演义》的圣贤观提出商榷。我绝不是作简单的翻案文章，要突破传统必须吃透传统。我钻进故纸堆，潜心做学问，沉重的历史反思，艰苦的艺术探索，《夕照祁山》五次改稿，问世之时正值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这戏不及《潘金莲》幸运。《潘金莲》是在80年代中期思想解放大潮中诞生，引起巨大反响。但《夕照祁山》的剧本没有夭折，这戏的文学价值受到海内外出版界的重视。1992年，大型文学期刊《中国作家》全文发表此剧。编者按语：“《夕照祁山》尤其值得一读，怎么说呢？就凭本刊破例一发，足以证明一切。”接着，又被中国香港《大成》艺术杂志破例全文转载，后由中国台湾尔雅出版社收进《魏明伦剧作三部曲》。新加坡《联合早报》醒目标题报道说：要了解魏氏剧作，应细读《夕照祁山》！
问：戏剧性与文学性并举，是您剧本的主要特色吗？您写戏还有哪些经验？
答：戏剧性与文学性并举，是我写戏的追求之一。还有，可看性与可思性相结合。“可看性”是流行词儿，“可思性”是我试用之词。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以“一戏一招”鞭策自己。力求不重复别人，也不重复自己。我换招颇大，但万变不离其宗：招招不离人间烟火，每戏关注世上波澜。我是平民作家，不迷信帝王。我觉得《国际歌》的第二句中文翻译不准确：“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没有神仙和皇帝。”世上没有神仙，但确有太多的皇帝。怎么会没有皇帝呢？这一句应该译作：“也不求神仙和皇帝。”我的头脑是“三无”之地：无禁区、无偶像、无顶峰。我作文写戏坚持“三独”精神：独立思考、独家发现、独特表述。还有一种不必泛用于作文，而专用于写戏的三层境界：引人入胜、动人心弦、发人深省。三者统一，才算上乘之戏。张艺谋导演歌剧《图兰朵》，发挥灯光优势，他说他是“光不惊人死不休”！我看歌剧《图兰朵》的优势是音乐，即演唱与演奏，是“声不惊人死不休”“乐不惊人死不休”。再加上导演运用灯光变幻，精制豪华服装，巧妙调度场面，构成活动的巨型油画，确是“光不惊人死不休”“画不惊人死不休”。我很佩服张艺谋的导演才华，但我写戏是另外四个“死不休”：一是“语不惊人死不休”，二是“戏不抓人死不休”，三是“情不动人死不休”，四是“理不服人死不休”。几点写戏体会，仅供同行参考。
问：请比较一下您的剧作《潘金莲》中的潘金莲与安娜·卡列尼娜这两位女性。
答：我写的荒诞戏《潘金莲》，让一群古今中外知名人士跨朝越国同聚一台，与潘金莲比较命运，其中就有安娜·卡列尼娜。她们都是家庭、婚姻不幸，第三者介入，造成更不幸的后果。安娜是帝俄时代贵族阶层的荡妇，潘金莲是封建中国下层社会的荡妇。一个出自托尔斯泰笔下，一个出自施耐庵笔下，两个人文学形象的知名度都很大。但托翁对待安娜，完全不像施耐庵对待潘金莲。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央电视台播映英国电视剧《安娜·卡列尼娜》，社会舆论指责安娜是不道德的女性，批评电视台播放这部名著是鼓吹婚外恋，会影响中国家庭的稳定。此时，中国的封建思想依然根深蒂固，这就是我重新评价潘金莲的动力之一。时代呼唤戏剧出现彻底反思中国妇女婚姻问题的爆炸性题材，《潘金莲》是时代的产物，我是用托翁看待安娜的那种观点来看待潘金莲的不幸遭遇。当然，安娜与潘金莲是同中有异。我用魔幻现实主义手法，让西方安娜与东方潘金莲同病相怜。安娜主张自我毁灭，劝告潘金莲不要参与杀人，最好的结局是跟安娜一起去卧轨自杀，或者服毒自杀。但武则天阻止了潘金莲跟随安娜卧轨自杀，叫潘金莲休了男人，或杀了男人。潘金莲进退两难，中国只有休妻的传统，没有休夫的条例。若去杀人，更是犯罪，民女更不敢为。武则天狂笑说：可怜你是个老百姓，不似孤王掌大权。杀一个人有什么关系？我杀了千千万万的人，后代还是歌颂我的文治武功。我为了夺取政权，嫁祸政敌，亲手把我的小女儿扼杀在摇篮中！我为了保障政权，下令处死了我的同胞姐妹和亲生儿女！我的手沾满千万人的鲜血，可后代还是认同我的杀人道理，还是夸我功大于过。你潘金莲吃亏在是个民女。窃国者侯，窃钩者诛。你要是做了皇帝，别说杀一个窝囊丈夫，杀多少人都合法！
问：您的妻子漂亮吗，你们是何时认识的？您理想中的妻子是什么样的？
答：我在“文革”落魄时晚婚，配偶比我小九岁，先结婚后恋爱。我妻子相貌中上，是家庭主妇型。一说家庭主妇，就易被归结为公式化的贤妻良母。人有千差万别，我妻子能干，勤劳，但不顺从，很好强，不入贤惠公式。倒是我很贤惠，常常迁就她。夫妻之间三天两头为小事争执，总是我妥协息事。大风大浪相依为命，小吵小闹怎么也吵不散。绝不会有婚变，肯定是白头偕老。你问什么是理想中的妻子，我借用老作家张中行的说法作答。张中行把妻子分为四种类型：可意、可过、可忍、不可忍。他与杨沫是从一类走向四类，开始可意，最后不可忍了，终于散伙。我的妻子是一、二类，始终在可意与可过之间。
问：报告文学作家陈祖芬有一篇文章提到您的两个儿子，请问，您的儿子会继承您的事业吗？
答：我的两个儿子，老大叫魏来，老二叫魏完，谐音未来、未完，寓意家事国事天下事未完未了。两个儿子性格不同，老大粗壮、爽快、活跃、大大咧咧，老二内向、俊秀、智商较高、知识面较广。可惜他们缺乏实践，更没有我这一辈的患难经历。以后有无作为，现在还很难预测。我不勉强他们从事文艺，更不奢望青出于蓝，苏东坡《洗儿》诗云：“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惟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孩子能平平安安过一生，足矣！
问：1998年，您在中央电视台《读书时间》中说最喜欢的词句是“如来”。为什么是“如来”呢？
答：我前年有了孙子，小家伙长得跟他爸爸小时候一个样。我儿子叫魏来，孙子就起名魏如来。本意是如同其父魏来，引申为佛家偈语：“一花一世界，一叶一如来。”关于“如来”这个名字，陈祖芬、冯骥才、贾平凹、文怀沙等友人各持己见。此事说来话长，请参阅《家庭》杂志1999年第3期的卷首文章《我家如来》。
问：您的业余爱好是什么？平常生活中对什么最感兴趣？
答：我一生奉献多，索取少。不喝酒，戒烟五年了，不打麻将，不跳舞，不唱卡拉OK。以前没事下下象棋，现在闲暇看看电视。近五年来，特别爱猫。很多作家都爱养猫，夏衍、冰心、巴金、王蒙、柏杨、季羡林、钱锺书……猫能唤起人的爱心。我养有一对猫，公的叫花花公子，母的叫白雪公主。五年来，花花公子伏在案头伴我写作。我这五年的剧本、杂文、散文、碑文，都是花猫瞧着我写出来的。不幸，上个月花花公子外出，失踪了。平时，花猫寻花问柳，半天一宿必回，可这次一去不返，消逝在人海里。我托人四处寻找，悬赏也无效，花猫杳如黄鹤。我一个多月写不出作品，一到案头拿笔，就想起可爱的花猫。家里留下可怜的白猫，它失去了相处五年的丈夫，白雪公主成寡妇了。唉，说起花猫我心疼，我们换个话题，好吗？
问：好。您曾出任过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的总撰稿，您对这一类晚会的印象怎样？
答：我应邀出任过1993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的总策划兼总撰稿，那是总导演张子扬多次诚请。开初是请余秋雨作总策划，我作总撰稿。我愿意与秋雨结伴合作，才接受张子扬邀请。不料去后方知秋雨没上任。为什么？一是中央电视台文艺部负责人当时不知余秋雨是何方人物，二是秋雨表示要出任总策划就得有实权，挂名则不干。我鉴于总导演张子扬的情面，留下来试一试。消息很快见报，新华社、中新社发通稿报道“巴山鬼才出任春节晚会总撰稿”。我刚去时，还真想干点儿实活，可上任不久就感觉使不上劲儿。春晚有一套用惯了的班子、方法、规矩、程序、思维模式、审美标准，我的“鬼点子”在这里行不通。筹备三个多月，重要会议就开了十几次。广电部四位正副部长、中央电视台四位正副台长，加上文艺部主任邹友开、总导演张子扬、总撰稿鄙人每次到会，有时还请中共中央办公厅派代表到会一起审查节目方案。光是带观众彩排就搞了四次。彩排一次，总得“枪毙”一些节目。我预想的晚会创新方案，不可能被采纳实施。我沉默观察了一阵子，中途辞职告退。总导演张子扬执意挽留说：海内外传媒都已报道魏兄是今年晚会的总撰稿，你这样半路退出，我们怎么向传媒解释？请你顾全大局，坐也得坐到除夕晚上才行。我体谅张子扬的苦衷，留下来做装饰品，出名义不干实事。当然，也干了些活儿。例如流行很广的歌曲《众人划桨开大船》，是我加盟领衔作词。再如到处传唱的《涛声依旧》，是我协同张子扬，还有歌舞导演陈临春设法多次“护航”，才保住这首情歌没被拉下来。但晚会总体构思照旧，与我的关系不大，总撰稿挂名而已。我待了将近一个季度，收获是熟知了春节联欢晚会的全过程。中央电视台对我客客气气，我也是和气而来，和气而去，但我的“鬼气”在那里自行褪掉。粗略小结一下，我对春节联欢晚会有三点不太适应。第一，那里以北方文化为主，我的文化以南方文化为主；第二，那里的文化属于俗文化，我的文化属于雅文化；第三，春节联欢晚会属于升平文化，我的文化属于忧患文化。还有一点是分水岭。我的忧患意识可用于剧作，可用于杂文、散文、碑文，但不适宜春节联欢晚会。春节联欢晚会是歌舞升平之会，集歌舞升平之大成，是典型的升平文化。我的忧患意识在那里“用忧无地”，只算是挂上总撰稿的牌子走了一次过场。
问：近几年，歌星、笑星、影星、电视节目主持人流行写回忆录，您怎样看待这种现象？
答：这些“星”，许多都是我的朋友或熟人。他们的著作，我浏览过一些。我认为，公民有创作自由和出版自由。他们愿意写书，总比搓麻将强。他们出书，追星族买书，也不是坏事。但文化价值不大，生活琐事，隐私秘闻，连小女子散文都说不上，有的书是小男子随笔。真是随得漫不经心，快到“倚马可待”。飞速成书，萝卜快了不洗泥。文笔千篇一律，我疑心其中有的不是明星亲笔，可能有枪手代明星捉刀。如果从艺术和学术的角度审视，明星书多是平庸之作。如果从追星族的角度看，也不妨宽容、宽松，满足追星族的阅读需求。海纳百川，明星书权当通俗读物吧。索性放手让其一哄而上，看其自生自灭。泡沫文化，呼啦圈风尚，虽畅销一时，生命力却不长。1997年，长春举办全国书市，倪萍碰巧与中国台湾作家余光中一起签名售书。倪萍门庭若市，余光中门前冷落。但倪萍的火爆是短期行为，她那《日子》恐怕长不了。而余光中著作的含金量将随岁月增加，必会闪耀于中华文化史册。
问：中央电视台《新闻30分》报道您在西安举行的全国书市上签名售书，特别引人注目。请问您售的是什么书？
答：是上海古籍出版社新出的《魏明伦剧作精品集》，收了我六个戏曲剧本。我应邀去西安参加全国书市，与我一起签名售书的有贾平凹、余秋雨、张贤亮、刘震云、陈忠实、刘墉，还有敬一丹、水均益等。我的售书点邻近敬一丹和贾平凹，彼此都畅销。我大约签名两小时，售出四百多本书，最后供不应求。主办单位临时从书库调来一百多本，一会儿又售完了。热心的读者还是不走，有一些青年男女躬着背，挺着胸，请我在他们的衣衫上签名。记者抢镜头拍照，传媒说这个现象是为戏曲争气的奇迹，或者说戏曲剧本以往就没条件上书市。但这次魏明伦的戏曲剧本集，竟然与最畅销的《山居笔记》《高老庄》《黑镜头》《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等小说、散文、报告文学以及一些明星的书排在一起竞卖且不逊色，这岂不是为戏曲添彩吗？从这个角度看，我没有给戏曲丢脸，总算是一件好事。
问：报载中国台湾才子刘墉在西安答记者问，把您和余秋雨、贾平凹并列为大陆三大才子。请问，刘墉与您会面了吗？
答：只是神交，没有见面。我常读刘墉的散文，却无缘结识。这次我到西安时，刘墉头天刚走，又失之交臂，只读到他在《华商报》上赞扬大陆三位才子。我想，刘墉如此提法，是因为这次秋雨、平凹和我都到西安而已。大陆才子甚多，岂止三位。何况平凹、秋雨成就都比我高，我叨陪末座，充数罢了。不过，在海外文化名人眼中，我以一个戏曲编剧身份忝列小说名家、散文高手之间，也算是为戏曲争气了吧。
问：报刊介绍您曾当选为中国艺术界十大神秘人物之一，这是怎么一回事？有哪些人和您一起当选？
答：这是天津《艺术家》杂志主办，京津沪三地报刊的文艺编辑参与的活动。首届称作1987年中国艺术界十大新闻人物评选，刘晓庆、范曾、谢晋、骆玉笙等当选。第二届改称1988年中国艺术界十大神秘人物评选，以得票多少为序，张艺谋、吴天明、英若诚、潘虹、我、姜文、韩美林、王立平、赵忠祥、马三立共十人当选。多是电影、电视、美术、音乐、曲艺界精英。戏剧界名额只有一个，没选角儿，选上我这戏曲编剧人员了。
问：为什么叫“神秘人物”呢？
答：主办单位解释：神秘，即奇特、异常、反常，不是通常。列举我的神秘事件之一：《潘金莲》在江南一带上演，剧场轰动，谢幕时观众不只是为角儿鼓掌，强烈呼唤编剧出场谢幕。编剧不亮相，观众不散场，这是极其反常的现象。而我当时没有随剧团演出，不在现场，始终没有亮相谢幕，观众长久不散，寻到后台，寻到剧团驻地，也不见我这鬼影子，所以显得神秘了！今年在上海演《变脸》，在北京演《中国公主杜兰朵》，也有呼唤编剧出场谢幕的反常现象。追星族正常，追鬼族反常！追角儿正常，追编剧人员反常！戏曲界长期实行“角儿制”，演员至上，编剧地位偏低，在剧团内，在文坛上，在社会上，戏曲编剧都是人微言轻。我这个“鬼”影出现，开始改变了观众对戏曲编剧的价值观念。从我身上，可以看到已经断裂了一百几十年的中国戏曲“编剧主将制”的影子！
问：这么说，一百几十年前，中国戏曲实行过“编剧主将制”？
答：“编剧主将制”这个词儿是我归纳概括的。这种戏曲体制确实是从元朝开始实行的，到晚清时断裂了。说来话长，中国戏曲的“编剧主将制”从兴起到断裂的利弊，写一本书才能论证完备。
问：请您简明扼要说说。
答：中国戏曲的辉煌时期是元代，元杂剧超越其他姊妹艺术，上升到当时的文化峰巅，与唐诗、宋词、明清小说并列为中国文学宝库的精品。其成功的主要原因是涌现了关汉卿、王实甫、马致远、白朴等一大群剧作家，并且形成了剧作家指导梨园戏班的“编剧主将制”。这种体制的特点是知识分子带动艺人，是文化高者带动文化低者，是剧本带动演出。“编剧主将制”延续到明清杂剧，延续到汤昇显祖、洪昇、孔尚任、李渔。从《窦娥冤》《西厢记》到《牡丹亭》《长生殿》《桃花扇》……代表中国戏曲的是剧作家。“编剧主将制”的最大成果是剧本文学极为发达，但物极必反，其负面效应是表演艺术跟不上趟。清朝中叶以后，剧本僵化为案头文学，昆曲钻入死胡同。时代呼唤表演艺术，京剧和地方戏兴起，表演艺术发达，形成戏曲“角儿制”，演员至上，名角称王。从“同光十三绝”到梅兰芳，扩及地方戏的各路“诸侯”，表演艺术达到炉火纯青。“角儿制”在产生和中兴阶段，是时代进步的产物，对中国戏曲功德无量。但物极必反，“角儿制”矫枉过正，把编剧贬低到幕僚与附庸的地位，甚至有奴仆之感。表演艺术独自发达，剧本文学衰落弱化。由于演员过分地大于剧作家，表演过分地大于剧本，势必造成形式大于内容，局部大于整体，唱腔大于唱词等畸形艺术现象。形式大于内容的弊端使戏曲接近形式主义、唯美主义。“角儿制”养成角儿满足于老唱传统旧戏，不思开拓一代新风。“角儿制”缺乏与之互相约束的配合机制，请参考影视的机制。影视实行“明星领衔制”，同时又实行“导演中心制”，两者互相约束，互相推动，成为双轨制。是明星为大，还是导演为大？两者职能平分秋色，相得益彰。时至今日，“角儿制”阻碍着中国戏曲的大力创新。京剧之所以不及地方戏的剧目创新，正是因为“角儿制”在京剧领域比任何地方戏更加根深蒂固。时代要求戏曲的表演艺术和剧本文学双轨并行，比翼齐飞。戏曲亟须体制改革，即实行“编导主将制”与“角儿领衔制”并存，互相约束、互相推动的双轨制。这种艺术实践，我已先行一步。
问：您对我们办好《南腔北调》有何高见？
答：在我看到的省级戏剧刊物中，贵刊办得最活跃，有生气，有开拓精神，有自家特色，明显不同于其他戏剧刊物。有的省级戏剧刊物习惯一种模式，仅仅是为本省戏剧工作者提供一个发表作品的园地。当然，这也是一种办刊的路子，无可厚非，尽可照旧办下去。但我更喜欢你们跨越雷池的办刊精神，不囿于省界区域性，且不囿于单纯的戏剧。敢于选登一些表面与戏剧关系不大而确为大众关注的文化热点文稿，又敢于集中登载外省争端大起而本省鲜为人知的戏剧事件。如上海《牡丹亭》风波，只因官方背景不明，连上海本埠都没有集中报道，世人不知详情。贵刊独具慧眼，卓有胆识，独家系列刊载《牡丹亭》风波双方争议文稿。这一期引人注目，成了争相传阅的读物。这是为河南增辉之事，对河南戏剧同人打开眼界也有裨益。贵刊去年每期内容都有新招，但排版和开本显得陈旧小气，有待改进。现在改名《南腔北调》，顾名思义，更不限于河南一隅，意在四通八达，兼收并蓄。好极了！我遥隔几千里，长途电话致意：祝贵刊南来北往，立异标新！
问：请您赐稿，杂文、散文都欢迎。
答：刚才问答中，几处提到我的碑文。附上两篇，一赋一铭，一庄一谐。响应贵刊不拘一格的召唤。高明的读者定能看出我的碑文与我的戏文之间的内在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