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春秀
世界上的事真乃神奇。有些事我做过后很快就忘记了，无论怎么回忆也记不起来。但有些事却永远地留在我的记忆里，尽管时光飞逝，岁月如梭，也丝毫不能冲淡那留在我脑海中的清晰记忆。
1969年的10月下旬的一天下午，我们中办“五·七”学校的“五·七”战士们，正在修整五连的晒场时，忽然连队负责同志派人通知我们迅速赶到女排大草棚宿舍前的小场院上。待我们的队伍以急行军的速度赶到后才知道，原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长期担任农垦部部长的王震将军，在校领导的陪同下到我们学校参观考察来了。
据我们五连指导员遇永斌老师介绍，王震将军是沿着我们亲手筑起的“五·七”大堤，自南向北参观考察3000多亩“五·七”田的。他沿着“五·七”田内的排水渠到电排站参观途中，看到我们连种的水稻“科情3号”长势旺盛，呈现一派丰收景象，就问我们连指导员遇永斌：“科情3号亩产是否能达到800多斤？”遇老师谦逊地说：“我们可能打不了那么多。”王震将军参观电排站后，又来到我们五连住地做短暂休息。指导员遇永斌老师抓住这一宝贵时机，特意安排我们女排九班和一排一个班的男“五·七”战士，欢迎王震将军的到来，并与王震将军座谈，以对我们进行革命传统教育。
王震将军曾经南征北战、功勋卓著，领导三五九旅把南泥湾建成“陕北江南”，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指挥军队屯垦戍边，对稳定新疆、开发北大荒、开辟华南出海通道、巩固东南海防，以及对我国的粮、油、棉、橡胶生产作出了卓越贡献。眼前的王震将军，身着深灰色的长裤和浅灰色的短袖上衣，脚穿布鞋，两条裤腿也像我们“五·七”战士一样往上边卷着。60岁出头的王震将军，人虽略显清瘦，但眉宇间透着英气，精神矍铄，风度儒雅，面带笑容，一点架子也没有。王震将军质朴和蔼的作风，瞬间拉近了我们的距离。
当我们指导员给我们介绍了王震将军来我们连队参观考察的大致情况，欢迎王震将军给我们讲话时，王震将军并没有急着讲话，而是不慌不忙地笑着用目光环顾在座的每一位“五·七”战士后，从上衣口袋中掏出纸烟盒抽出一支烟，随手递给坐在他身旁的一排“五·七”战士李汉城同学。李汉城同学赶忙摆手示意说：“我不会吸烟。”王震将军此举使在座的同志们都笑了。王震将军也笑了，随即他自己点燃一支烟吸了起来。
王震将军边吸烟边笑着说：“你们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到这里劳动锻炼，当年围湖造田，当年自给自足，非常了不起。”王震将军对毛主席有非常深厚的感情，他来我们连队前可能已听校领导同志介绍过，毛主席对中办“五·七”学校非常关心，所以他一开口便讲你们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到这里劳动锻炼的。
停顿一会儿，他若有所思地说：“我仔细看了，你们今年水稻长势良好，是一个丰收年。”王震将军还说了一些鼓舞我们的话，但由于他说话有浓重的湖南乡音且音量较小，我当时听得不是很清楚。
这时，有人提议请王震将军给我们讲讲他的革命史。王震将军非常谦逊，对于自己的革命史只字不提，却风趣地说：“你们是毛主席所说的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我已是晚上十一二点钟的太阳了。”说完他仰面哈哈大笑。
我们被他的风趣、幽默感染了，也都笑了起来。当我们意识到王震将军讲话的意思，是将希望寄托在我们这些朝气蓬勃的年轻人身上后，随即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会场气氛轻松、自然、融洽、和谐。
时间过得飞快，不知不觉中，红日已经西沉，因王震将军与我们学校领导还有事商谈，我们便用热烈的掌声欢送他和学校领导同志返回校部。
王震将军离开之后，我们三三两两地围拢在一起说着王震将军的讲话内容。但可惜的是，因当时我们既没有录音机，又没有照相机，王震将军来我们连队参观考察及同我们座谈的内容没能够保存下来。
王震将军到我们连参观考察的消息不胫而走，与我们同住一个山包上的七连的李新芝等“五·七”战士得知王震将军到来的消息后，一路小跑过来想一睹将军的风采，但此时王震将军已在学校领导同志陪同下远去多时。
当时，我们天天忙碌在“五·七”田里，并不知道王震将军其实就在与我们所在的进贤县毗邻的东乡县抚州红星垦殖场蹲点劳动。近来我查阅《王震传》和有关资料才知道，1969年10月，因战备形势紧张，中央决定把一批老同志疏散到外地去。当中央决定将邓小平、陈云、王震等老同志疏散到江西后，日理万机的周恩来总理按照毛泽东主席关于“要把陈云、王震他们放在交通沿线，来去方便。……万一打起仗来，要找的时候，我还离不了这些人呢”的指示，于10月18日上午亲自给江西省革命委员会办公室打电话，对办公室主任说：“有件事，你们先告诉一下黄先同志（当时任江西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中共江西省革命委员会核心小组成员），同时向程世清同志（当时任江西省革命委员会主任、中共江西省革命委员会核心小组组长、江西省军区第一政委）报告。中央决定，中央首长要到下面去蹲点，接触实际，适当参加些劳动。有陈云同志，一个秘书和警卫员跟随他；王震同志是夫妇二人。王震不是去过你们那里吗？他和你们比较熟悉。你们那里有个‘五·七’干校，还可以到干校玩玩，年纪大了，劳动也不行了。”
周恩来总理在询问了江西的冬天是否有暖气时说：“因为从北方一下子到南方不习惯，希望你们适当注意他们的生活。当然吃是他们自己的，他们要花自己的钱，房费不要太贵了。他们除了到农村看看，还可以适当参加劳动。不过他们都是60多岁的人了，身体都不好，尤其是王震同志更差一些。我还告诉他们也可以到工厂学习，看看，接触一下群众。总之，你们核心小组要帮助他们。”周恩来总理讲完以上的话后郑重地说：“邓小平夫妇二人也到你们那里去。……毛主席不是在九大说过吗，邓小平的问题和别人不同，他下去是到农村锻炼。当然，这些人也不能当全劳动力了。最后一点，再三强调，这些同志下去，你们要多帮助，要有人照顾他们。”
根据周恩来总理的嘱咐，江西省最后决定，将邓小平安排在南昌市郊的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劳动，住在位于该厂附近的福州军区南昌步兵学校原少将校长的房子里，即“将军楼”；将王震安排在江西抚州军分区老干部休养所，住在抚州红星垦殖场蹲点调查研究。
其实在1967年11月，王震就给李先念副总理写信，表示自己“恳请下放到工农群众中去，接受基层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的教育”。信中还具体提出到海边或山区“一个公社生产队去长期安家落户”。
1969年10月1日，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冲击尚未安排工作的王震将军，应邀参加国庆观礼活动。在天安门城楼观礼台上，王震又向毛泽东、周恩来表示了他决心去江西插队落户、参加劳动的想法。毛泽东同意了，对他说：“你下去走一走，看一看，搞点调查研究、科学试验也好。”周恩来总理也表示同意，并关切地要王震“注意身体，量力而行，作点调查，听候调遣”。
同年10月17日，在首都体育馆召开的会议上，宣布王震等一批老干部将下放江西。王震听完传达后马上向周恩来总理提出了两个请求：第一，下去以后想到各处走一走，还要蹲点；第二，想带上王若飞烈士的遗孤王兴一同下去。周总理很理解王震的要求，知道王震之所以提出带上王兴，是因为王兴唯一的亲人，也就是他的母亲李培之正遭受迫害，已经失去了人身自由。把王兴带在身边，可以保护这一革命的后代。周总理当即同意了这两个要求。王震同时还获得了下放期间可在湖南、湖北、江西、安徽四省考察农业的权利。
1969年10月18日，王震便带着全家人、身边工作人员和王兴，乘火车南下。与王震同行的还有老一辈革命家陈云。10月20日，火车抵达南昌后，王震与陈云告别，转车去了抚州，全家住进抚州军分区老干部休养所。几天后，王震又带着身边工作人员离开抚州，来到地处东乡县抚州红星垦殖场，开始了蹲点劳动。
红星垦殖场是1957年兴办的国营农业企业。全国除新疆、东北、云南、海南四大军垦区外，江西省是国营垦殖场规模大、成效好的省份之一。
王震之所以选择在这里调查研究，一是因为20世纪50年代后期他曾两次来到这里，对于红星垦殖场发展畜牧业的情况比较满意。在他的号召下，红星很快成为全国农垦战线上的一面旗帜。二是勤于思索、善于钻研的王震壮心不已，他想攻克难关改造这片红壤地。因为无论在中国还是世界其他国家，红壤地都在陆地面积中占有很大比例，在江西竟占陆地面积的64%，而红星垦殖场的4.2万亩土地则几乎全是红壤地，如能改造成功，对垦殖场来说意义重大。
然而，王震要实现自己的抱负并非一帆风顺，因为“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江西的垦殖事业遭到严重破坏，红星垦殖场自然也难逃厄运。王震来到红星垦殖场后，以他的铮铮铁骨、不畏权势和大无畏的精神，淡化极“左”思潮的影响，他实事求是地解放了被打倒的场领导干部和科技人员。同年，他又纠正了场里利用召开生产汇报会之机，却按照上边的布置在会上分析阶级斗争新动向的不正之风，断然提出：“生产汇报会只谈生产，不讨论其他内容。”他在听取场里中层干部和科技小组同志汇报的生产情况后，严肃地说：“我到各处转了转，看到一些事情很难受啊。生产不出粮食，吃什么？吃红土？难道还要靠别人养活我们？”他在分析了全国老百姓每人一年只有几尺布票，每个月的口粮不够吃，天天饿肚子等严峻情况后，强调：“大家要安下心来，农民种地，工人做工，教师教书，学生上课，一律不准胡来。从今天起，白天必须搞生产。总场办公室的人都下去包队，哪个游手好闲，我就对他不客气！”王震一番铿锵有力的谈话，使与会同志欢欣鼓舞。自这次会议后，在红星垦殖场，人心大为安定，生产秩序也立见好转。后来，王震又先后排除不顾农村生产力的实际水平，“一刀切”地搞所谓“田园化”，让根本不具备生产拖拉机能力的红星农机厂生产出500台手扶拖拉机的不良指挥风的影响，使红星垦殖场狠抓生产的正气迅速占了上风。
王震进场后，经虚心向各层面的干部群众学习，多方深入调查，并从本场通过养猪积肥取得改土、增产的经验中，选准了改造红壤的突破口，动员大家从大力发展畜牧业入手，进而确定了红星垦殖场“以农促牧，以牧代工，以工促牧，以牧兴农”的发展方向。
他还把改造红壤、推动生产、发展经济的基础，牢牢地建立在依靠科学改进生产技术、优化生产条件上。他到红星垦殖场才半个月，就成立了科学种田试验小组，以解决生产中遇到的难题。他还用深耕细作、大种绿肥、多施厩肥等方法改良红壤，并进行小麦、油菜、黄豆、棉花间作，小苗带土移栽，甘蔗冬植等作物栽培试验。在他的带领下，科学小组种的实验田在一年之内，水稻亩产就由原来的200多公斤提高到800多公斤，为红壤的改良展示了灿烂的前景。与此同时，他还组织人员土法上马，制作植物生长素920。为了解决养猪所需的优质饲料，他亲自指导大家制作糖化饲料。这些成功的经验，有效地解决了许多实际问题，促进了红星垦殖场及周围县、市农牧业生产的发展。
为了加大科技兴农、兴牧的力量，向来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王震，利用他与许多科研单位和科研人员的密切关系，从北京、上海、湖南、湖北、山东及江西本省请来了10多位农、牧业方面的专家，还有20多位科学种田能手，与红星垦殖场的干部、职工一道，实施了一个以改造红壤为核心，以创造高产为目标的计划。
1970年前后，王震从一系列严峻现实中，看到“吃大锅饭”的管理形式并不能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于是，他就提倡发展个体养猪，并主张把一些旱地和水塘包给饲养户种饲料。这在大批“三自一包”的当时，王震能不考虑个人的得失，挺身而出，非常难能可贵。
为了搞好调查研究，进一步指导生产，王震不辞劳苦地跑了很多地方。他几乎走遍了抚州地区的每个县、市。南丰蜜橘栽培技术的提高，南城洪门水库的利用，进贤田间轮作、套种经验的推广，金溪水稻品种的更新，抚州蔬菜及肉食品市场的供应……所有这一切，还有其他许多成果，无不凝结着王震的大量心血。
王震下放江西期间，时刻不忘他的老领导、老战友。他巧妙地利用各种机会，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关心其他老同志。他去湖南长沙看过叶剑英元帅，他托王兴的妻子去看过邓小平。这次王震将军到我们学校，除了参观考察外，还看望了与他在江西苏区时相识的一度担任毛泽东的秘书、长期在周恩来身边工作的中办原第一副主任兼中办秘书局局长童小鹏。当时童小鹏尚未解放，王震将军把童小鹏请到红星垦殖场做客，鼓励他保重身体，坚定信心。
我是1969年1月到进贤修筑“五·七”大堤时认识童小鹏的。当时他所在连队负责的筑堤地段与我们五连的筑堤地段相衔接。被监督劳动的童小鹏副主任50多岁，身体硬朗，红光满面，将一条驼色与黑白色相间的围巾往腰间一扎，挑土筑堤一点也不比我们年轻人差。当时，我心里就想，童小鹏副主任有这样顽强的环境适应能力和刻苦的锻炼精神，无论遇到怎样的风浪，也不会把他压垮。当时没有想到，若干年后，他担任了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副主任，我则调到中共中央毛泽东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办公室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从事周恩来著作的编辑研究工作。由于他风雨40年跟随在周恩来身边，所以当我在编辑工作中遇到问题向他请教时，他总是非常真诚豪爽地帮助我，至今想来仍非常感念他。
1971年9月29日，王震奉召回到北京。虽然他先后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十一届和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军委常委、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兼中央党校校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等要职，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为党和国家的稳定、繁荣、富强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但是德高望重的王震将军，一直难忘红星垦殖场和毛泽东关心的中办“五·七”学校。1981年1月，他在新疆巡视时，曾经饱含深情地回忆起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这段往事。他说：“农垦这件事，就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也管着。”足见他对江西度过的两年难忘岁月是多么眷恋，对红星垦殖场和毛泽东关心的中办“五·七”学校是多么的牵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