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尚志是东北抗日联军的创建者和主要领导人之一，是东北地区最早的共产党员抗联第三军的军长，与杨靖宇并称为“南杨北赵”。抗战期间，他指挥着抗日联军与日军周旋在林海雪原，驰骋在松花江两岸，创造了东北战争史上的奇迹。他以钢铁般的意志和绝不做亡国奴的坚定信念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他是铁骨铮铮的男儿，被东北人民亲切称为“北国雄狮”。他出生于辽宁省朝阳县，肥沃的黑土地养育了他，赋予他东北汉子的铮铮铁骨。他生于斯、长于斯、战于斯、死于斯，对这片肥沃的黑土地满怀着深深的依恋，直至洒尽最后一滴血。
赵尚志1908年10月26日出生于热河省朝阳县（现辽宁省朝阳市）喇嘛店的一个农民家庭。父亲是清末秀才，在家乡教私塾，因此赵尚志在幼年时期就受到了良好的教育。1917年，他的父亲因参与聚众抗捐失败，被迫外逃避难。1919年，他跟随母亲举家来到哈尔滨投奔父亲。因家境贫困不能继续读书，11岁的赵尚志从此走上社会谋生，先在一白俄家当杂役，后在银匠铺当学徒，摆地摊卖面粉、烧饼。1923年，15岁的赵尚志在华俄道胜银行哈尔滨市分行道里支行当信差。1925年2月，赵尚志考入哈尔滨许公工业学校读书，同年夏加入中国共产党，冬季受命南下广州，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学习。
1926年中山舰事件之后，他受党的派遣，返回东北投入反帝反军阀斗争，先后在哈尔滨领导组织学生运动，在双城从事党建工作，在长春市开展党的工作。同年10月，中共长春支部正式成立，赵尚志在中共长春支部负责共产党的长春通讯站工作。11月，他利用国共合作的时机，与国民党员一道成立了国民党吉林省党部，并担任常务委员兼青年部长。1927年3月赵尚志被奉天军阀驻长春宪兵逮捕并被关进了长春第一监狱，后押至南京。在狱中他一再遭受严刑拷问，他始终坚持说自己是国民党员，没有暴露自己共产党员的身份，5月2日被释放出狱。出狱后，赵尚志又被党组织派回东北工作。1930年4月，由于叛徒出卖，他的共产党员的身份被暴露，尽管敌人软硬兼施，但他始终都没有屈服。1932年初夏，刚刚出狱的赵尚志被任命为中国共产党满洲省委军委书记，化名李育才来到张甲洲领导的巴彦游击队，开始了抗日活动。张甲洲出身于大地主家庭，在清华大学读书时加入中国共产党，故土沦丧，他放弃了清华大学的学业返回巴彦老家拉起一支约200人的抗日队伍。然而这支队伍成分复杂，绿林习气严重。赵尚志了解到这些后劝说张甲洲整顿队伍，成立教导队培养骨干，直属司令部。这样做对于加强队伍建设，改掉游击习气无疑有好处，但又引起了一些人的猜疑。1932年8月，游击队进攻巴彦县城受损，赵尚志的左眼受重伤。待他伤愈归队时，满洲省委派巡视员来传达贯彻“北方会议”的精神，将游击队改为红军，打土豪，分田地，进行土地革命。对此，赵尚志认为条件不成熟，提出了不同意见。但因中共满洲省委特派员吴福海的坚持，遂将部队改编为工农红军三十六军江北独立师，张甲洲任师长，赵尚志任政治部主任。改编后的巴彦游击队转战于呼兰、绥化一带。由于战斗目标的转移，部队处境日益艰难。一面是日伪军的包围、追剿，一面是地主武装的袭击，再加上部队内部的混乱，1933年春节前夕，部队遭到日伪和地主武装的袭击，在铁力被瓦解。赵尚志只好带着十来个人回哈尔滨向省委汇报。
省委领导人认为巴彦游击队的失败，完全是赵尚志执行右倾路线的结果，要他作出深刻检查。赵尚志想不通，据理力争，以致许多领导人不愿与他见面，后来竟被开除党籍。一时间，他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又被日伪逮捕，但因查无证据获释。委屈、苦恼和孤独围绕着他，在给朋友的信中，他曾写道：“风打麦波千层浪，雁送征人一段愁，披靡无术，被屏逐于千里之外。”尽管如此，他却没有消沉下去，毅然改名为赵三，来到哈东一带宾县反日义勇军孙朝阳的队伍，当了一名马夫。对赵尚志来说，只要能抗日，当马夫和当司令没有区别！[3]
在攻打宾县的战斗中，孙朝阳采用了赵尚志的军事谋略攻打下了县城，赵尚志因此由马夫升为参谋长。但不久孙朝阳被日军诱杀，其部分下属企图谋害赵尚志。他不得不和6个同伴一起脱离孙部。两次参加地方游击队的经历使赵尚志认识到，自发的、松散的抗日队伍没有多大战斗力。他决定独辟蹊径，自举义旗。1933年10月的一天，在珠河县（今黑龙江省尚志县）铁道南的三股流，珠河反日游击队在中共珠河县委领导下建立了，赵尚志任队长，李福林任政治指导员。他带领全体队员庄严宣誓：“我们珠河反日游击队全体战士，为收复东北失地，争回祖国自由，哪怕枪林弹雨，万死不辞，赴汤蹈火，千辛不避，誓为武装东北三千万同胞，驱逐日寇出东北，为中华民族独立、解放而奋斗到底！”这支队伍，有13人，机枪1挺，步枪13支。成立初期，人少力薄，为了争取当地老百姓的支持，赵尚志率领大伙先缴了东西五甲、二道河子、张家湾等警察所的枪，没收各地汉奸走狗的财产，分给贫苦农民。后又依靠群众解除了宾县七区保卫团长的武装，并夺得了一些枪支、子弹和马匹。不到三个月，游击队在三股流一带接连打了十多个胜仗，名声越来越大，队伍由13人发展到70余人，草创了以珠河三股流为中心的铁道南游击区。小股日军和伪军不敢轻易进犯，又没有苛捐杂税，哈东地区百姓称这里为“红地盘”。
新生的珠河游击队威震哈东地区。当时除了游击队，还有数十支反日山林队和义勇军。赵尚志根据党中央的指示，次年春天，提出了联合各反日部队共同抗日的主张，条件是不投降、不卖国、反日到底；没收敌伪财产充当抗日经费；保护群众利益，武装群众共同抗日，允许群众反日自由。通过大量细致的说服教育工作，珠河地区20多名义勇军和山林队的首领共同协商成立了东北反日联合军司令部，一致推举赵尚志为总司令。他为人朴实，关心战士，赏罚分明，很善于治兵。许多小股反日义勇军部队纷纷前来加入联合军。从此，他领导的抗日队伍声威大震。1934年5月，赵尚志率领游击队和义勇军各部500多人，接连攻克侯林乡、黑龙宫日伪据点，使珠河县铁道南、北的游击区连成了一片。他们用木制的大炮作为火力掩护，攻入城里，与敌人展开激烈的巷战，缴获了大量枪支弹药，并用步枪击落敌机一架。这次战斗，赵尚志战前向敌人下了战书，敌人已有准备。联合军攻入城内后，终因寡不敌众，不得不撤出。但从此，赵尚志“木炮打宾州，威震敌胆”的佳话就流传开来了。
从宾县县城撤出军队后，赵尚志率部来到三岔河一带开辟新区。三岔河是三条小河的汇流之处，有高、柴等四家大地主在此居住。赵尚志来了以后，将汉奸、日本人的走狗与一般地主豪绅分开。他宣传，只要不是日伪走狗，不反对打日军，即使家有百万之富，也不会动他的家产，不限制他们的自由。同时，他也向群众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鼓励有钱出钱、有枪出枪。
然而，不久来自珠河、宾县的700多个日伪军攻击赵尚志部，将驻军院落重重包围，用机枪猛烈射击。赵尚志沉着指挥部队应战，利用土墙、炮楼做掩体，与敌人奋战了两天一夜，最后在夜幕下撤出。这次战斗，打死打伤日伪军110多人。赵尚志部伤三人，游击队创始人之一、骑兵队队长李根植也在战斗中英勇献身。三岔河之战后，敌人悬赏一万元要赵尚志的人头。因此，民间流传着赵尚志是“一两骨头一两金，一两肉一两银”的说法。
纵然如此，赵尚志却深感自己队伍的弱小，在日伪军的严密统治下开展抗日活动，流动性大，松散庞杂的队伍容易被敌各个击破，应该扩大灵活机动、敏捷精悍的游击队伍。于是1934年6月末，赵尚志又收编了一部分义勇军，将珠河反日游击队扩编为东北反日游击队哈东支队，共有450人，赵尚志任司令员。他们以珠河县为中心，分三路在铁路南北开展活动，不断扩大游击区域，使抗日的烽火在哈东地区燃烧起来。
日军用武力无法消灭反日游击队，就使用阴险手段，派特务暗杀了和赵尚志同甘共苦、一起从孙朝阳部逃出来创立珠河游击队的战友李启东。同时，还在哈尔滨逮捕了赵尚志的父亲，伪造“规劝”信诱骗赵尚志投降。赵尚志看穿了敌人的诡计，他冷静地分析形势后，向大家表示：“敌人抓我父亲是阴谋，他抓他的，咱们还是抗咱们的日。”紧接着，他组织了对日伪更坚决的打击行动：他组织联合军主动出击，破坏敌人的交通线，扒铁轨，炸桥梁，缴物资，使敌人惊恐不安，哀叹“满洲交通变为地狱”。1934年中秋节前夕，赵尚志又奇袭哈南重镇五常堡，并乘胜攻下了八家子、康家炉、梨树沟、方城岗等地，缴获了一些枪支和大批子弹，以及布匹、胶鞋、面粉等物资，解决了哈东支队冬季军需的燃眉之急。
要巩固战果，更有力地打击敌人，必须有自己的根据地。赵尚志除了率部东西出击外，还在珠河地区建立各种群众组织。他经常和老百姓一起下地，帮助他们劈柴、推磨，对他们秋毫无犯，赢得了群众的信任。群众也把游击队视为自己的子弟兵，主动为他们烧水做饭、缝洗衣衫，站岗放哨，传递情报。这样，在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哈东根据地的面积大大扩展，东西200多里、南北350多里，人口有10多万。在这片被敌人称为“共产王国”、被群众称为“红地盘”的区域内，赵尚志实行低税政策，其税率只等于过去军阀收税的三分之一，日军占领区的五分之一，开荒地还免税。同时，他还组织农民开展生产自助，冲破敌人封锁，组织物资交易。为宣传、动员民众，他们创办了《哈东人民革命报》，又派李兆麟、赵一曼等帮助地方开设小学和夜校。
哈东根据地的壮大，直接威胁到日军对北国名城哈尔滨的统治，他们又惊又怕，决心将其“彻底摧毁”。1934年11月，日伪军3000多人“围剿”哈东支队。敌人的方法是切断交通要道，实行分片进攻，妄图将游击队“各个击破”。赵尚志避开敌人的锋芒，化整为零，处处袭扰却又避免与敌正面作战，敌人被拖得精疲力尽、进退两难。在肖田地，赵尚志率骑兵主力200多人突然与日军望月部200多人和伪军邓团300多人相遇。当时，敌人不但数量和武器装备上占优势，而且抢占了有利地形。赵尚志率部一连打退了敌人的几次冲锋，但毕竟力量悬殊，他们仍被敌人包围，且包围圈越缩越小。赵尚志右腕中弹，血流不止，他的战马也跑失了。紧急关头，他命令几名战士带着30多匹战马强行突围，主力仍隐蔽在原地。当敌人以为赵部主力全部突围，集中火力发动追击而脱离阵地时，赵尚志指挥主力从敌人背后发起猛攻。敌阵立时大乱，赵尚志趁机突出包围圈，安全转移，以三人伤亡的代价换来了消灭日伪军110多人、白俄警察20多人的胜利。望着赵尚志率部转移的方向，日军司令望月不禁惊叹：此战“必有名将指挥！”一年多的时间里，赵尚志领导的东北反日游击队哈东支队与日伪军进行了大小战斗上百次，抗日联军越战越强。
从孙朝阳部的马夫到哈东游击支队的司令，赵尚志用鲜血证明了自己的忠诚。1935年1月12日，中共满洲省委作出了“恢复赵尚志党籍的决议”，承认“开除赵尚志党籍是由于当时省委执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结果，是错误的”。1月28日，以哈东支队为基础，正式成立了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赵尚志任军长兼第一师师长，冯仲云任政治部主任。第三军的壮大和珠河游击根据地的扩展，使日本侵略者犹如前胸挨刀，后院失火，恨之入骨。不久，日伪军开始了春季“讨伐”，实行“重点烧杀、血洗匪区”政策，残酷屠杀抗日民众，切断他们与游击队的联系。日寇在哈尔滨召开六省“治安肃正”会议上策划消灭抗联第三军，珠河抗日根据地遭到严重破坏。为保存有生力量，赵尚志率领主力部队经方正、延寿、依兰，向松花江北岸实行战略转移，进入汤原县境，与夏云杰领导的游击队汇合。他协助夏云杰将汤原游击队改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六军，夏云杰任军长。1936年1月，北满抗日部队领导人赵尚志、李延禄、夏云杰、张寿、冯治刚、李华堂、谢文东等在汤原附近召开北满抗日部队领导人会议，经过协商，决定成立东北民众反日联合军总司令部（后改为北满抗日联军总司令部），推选赵尚志为总司令。随后部队统一序列、统一指挥、统筹给养，赵尚志仍兼任抗日联军第三军军长。
汤原根据地得到了巩固，为进一步扩大松花江北游击区，1936年春，赵尚志率第三军司令部直属队和5、6两团，开始向木兰、东兴、庆城、铁力、海伦等地区远征，拔掉日伪据点，破坏敌人归并的“集团部落”，收编了40多支义勇军小部队，在松花江北岸点燃了抗日烈火。赵尚志领导的第三军迅速壮大，达6000多人。他积极帮助的第六军也迅速成长，以三、六两军为核心，团结了近两万人的北满抗日队伍，转战在松花江两岸30多个县，又一次将北满的抗日斗争推向高潮。在根据地内，他们建起了兵工厂、被服厂、仓库、医院以及抗日联军政治军事学校。赵尚志兼任抗日联军政治军事学校校长。
对此，敌人如同热锅上的蚂蚁，心神不宁，惊惧交加。从1936年开始对北满实行新的“三年治安肃正计划”，除继续军事“讨伐”外，强迫实行“集团部落”制，企图实现“匪民分离”，割断游击队与根据地老百姓的联系。赵尚志领导的以第三军为主的抗联部队就成为敌人企图剿灭的主要对象。9月，赵尚志又接受了一项艰巨任务，率第三军西征，开辟小兴安岭和黑嫩平原新根据地，跳出敌人的包围圈。西征途中，在海伦县附近，赵尚志指挥队伍一举消灭敌人300多人，其中包括七名日军指挥官。赵尚志率领西征部队冒着零下40多度的严寒在森林里趴冰卧雪，忍饥挨饿，遭遇了难以想象的艰辛苦难。他们在半年多的时间里，从松花江下游到黑龙江岸，纵横2000多里，历经大小百余战，攻克了20多个城镇，开辟松嫩游击新区，保住了汤原后方根据地。[4]
1937年，东北抗日联军的处境更为恶劣。日军从本土和东北各地调集25000人对黑龙江进行频繁而残酷的“围剿”。抗联部队没有粮食，没有冬衣，没有枪弹，赵尚志心急如焚，多次派代表去找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但一直杳无音信。正在此时，原抗联六军的一个代理师长陈绍宾从苏联带回消息，说苏军要北满省委派主要负责同志赴苏联商讨重大问题。对这一线希望，北满临时省委十分重视，召开会议，决定派赵尚志为省委代表去苏联。1938年1月，赵尚志肩负着重大使命从萝北县名山东部过境。然而，苏方却否认邀请北满省委代表一事，把他关押起来进行审查，还缴了随后过境的抗联战士的枪械。虽然到后来苏方解除了误会，共产国际又任命他为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回东北主持工作。但是，赵尚志却被关押了一年半之久。
获得自由之后，赵尚志组织了一支有100多人的精干队伍返回东北，攻打乌拉嘎金矿，袭击日本测量队，后来因为敌人的严密封锁，分兵失利，不得不再次返回苏联。1940年3月，由于叛徒造谣说他要“捕杀省委”，北满省委未经调查就轻率地作出“永远开除赵尚志党籍”的决定。不久，他被调到东北抗联第二路军任副总指挥。1941年初，又被派去莫斯科学习，再次受到批判。赵尚志心情之沉重是可想而知的，他给中共中央写了一份长长的申诉书，深情地表示：“我参加党，作革命斗争已将15年，党的一切工作，就是我一生的任务……我一天也不能离开党，望党组织一天也不要放弃对我的领导。”同时，他也坚决向苏方要求，准他回到东北，回到他魂牵梦萦的抗日战场。1941年秋，他的要求得到批准，苏方允许他带五个人的小分队回国。一到东北，赵尚志就对周围的同志说：“我死也要死在东北的战场上！”他要重新组织起队伍与日寇大干一场；他还想骑马到延安，向中共中央去汇报工作。
然而，这时的东北形势更为严峻。百万敌军遍布各地，抗联的活动几乎无法进行。敌人得知赵尚志回来了，精心策划派遣特务打进赵尚志的小分队，阴谋诱捕他。他们派特务刘德山等人化装成收山货的老客进山，正巧赵尚志身边的一个战士认识刘德山，便被收留在小分队。1942年2月12日，小分队袭击梧桐河警察所。途中，刘德山乘人不备，从背后向赵尚志开枪。赵尚志腹部受伤，但仍忍着剧痛，回枪击毙了刘德山。赵尚志因重伤流血过多，在昏迷中被俘。
敌人对赵尚志进行突击审讯。据伪三江省警务厅给满洲国治安部的报告记载：“赵尚志受伤后，仅活八小时。当警察对他审讯时，他对满人（中国人）警察说：‘你们不也是中国人吗？你们出卖了祖国，还不觉可耻吗？我一个人死去，这没有什么。我就要死了，还有什么可问？’说完闭口不语，狠狠地瞪着审讯他的人，而对他受重伤所造成的痛苦，未发一声呻吟。其最后的表现，真不愧为一个‘大匪首’的尊严。”
这一年，赵尚志34岁。40年后，中共黑龙江省委作出了《关于恢复赵尚志同志党籍的决定》。新中国成立后，为了表彰赵尚志的抗日功绩并永远缅怀这位抗日英雄，黑龙江省珠河县第一届工农代表大会通过决议把珠河县改名为尚志县，把他的牺牲地改名为尚志村，把哈尔滨的一条主要街道命名为尚志大街。1988年5月，黑龙江省尚志县和宝泉两处的赵尚志烈士纪念馆同时开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