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 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战略

京都时代，积极参与气候议题

可以这样说，在气候议题方面，从1992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到整个京都机制的运行，中国都一直扮演一个积极参与者的角色。在具有实质性的减排机制——京都机制生效后，中国是最为积极响应的国家之一。

为配合有减排义务的发达国家到中国开发清洁发展机制项目，中国从国家层面成立了清洁发展机制平台，同时在所有省市建立地方清洁发展机制中心，并且以清华大学为依托，积极研究和推广清洁发展机制的相关规则和项目开发指南。中国也是首个从国家层面开发电网基准线排放因子[1]的国家，大大降低了清洁发展机制项目的开发难度。京都机制期间，中国为发达国家贡献了最多的CER[2]，为发达国家实现《京都议定书》下的减排目标做出了巨大贡献。

后京都时代，从激烈博弈到自我转变

当中国的碳排放在2005年超过美国并以惊人的速度上涨的时候，气候谈判的风向就开始有了变化，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抛之脑后，开始指责中国碳排放过多，应当担负减排的义务。

当时中国处于经济的快速上升期，经济发展和消除贫困才是中国的首要任务。我国在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提出了到2020年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相对于2005年降低40%～45%的目标，但此目标被西方国家认为是“数字游戏”，并不是实质性的减排目标。从此中国与发达国家就谁应该为全球变暖的责任承担更多责任展开了长达数年的激烈辩论，甚至有时的辩论变成了毫无意义的争吵。

在这些争论中，以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冲突最为激烈。在之后的气候谈判中，美国一直以中国的碳排放已经超过美国为借口，声称如果中国不做出强有力的气候承诺，美国也不会在气候问题上有所行动。中美碳排放比较如图2-1所示。

当时的国际形势是，作为应对气候变化的先行者欧盟和日本持续给美国和中国施压，要求做出实质性的减排承诺，并表示如果中美承诺减排，它们将实施更加积极的减排政策。而美国则坚持要与中国绑定在一起，表示只有中国承诺实质性的减排，美国才跟进减排政策。最终，所有的目光都聚焦在中国身上，此时的中国承受着前所未有的压力。

当时中国的经济发展仍然处于最快速发展期，而且仍处于粗放式发展，风电光伏等低碳相关技术还不成熟，其他的大部分低碳技术都在西方国家手里，如果中国承诺更加激进减排，那么中国的经济将遭受重大打击。在巨大压力下，中国据理力争，坚持应对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坚定自己的减排目标，并特别强调中国的减排目标不与任何国家挂钩。

如果说在后京都时代的气候政治博弈时，中国顶住各方压力坚持自己的减排路线是为自己争取发展的空间，那么后来的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则是为了中国未来实现永续发展主动提出的国家级战略。从2011年开始，“雾霾”一词就一直成为公众最关心的热点话题。2013年，中国遭遇了史上最严重的雾霾天气，整个一年雾霾发生频率之高、波及面之广、污染程度之严重前所未有。PM 2.5指数爆表，白天能见度不足几十米，中小学停课，航班停飞，高速公路封闭，公交线路暂停营运，创下历年之最。人们逐渐认识到，单纯的经济发展并不能代表美好的生活，中国要从高速度的发展走向高质量的发展。中国的能源消耗要从粗放式转变为集约式，并严控环境污染和碳排放。同时中国国内的新能源技术正进行技术与规模的快速提升，更清洁和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出现端倪。

在此期间，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态度也开始变得积极，并将应对气候变化作为实现发展方式转变的重大机遇。2014年9月，中国发布了《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规划（2014—2020年）》，提出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工作的指导思想、目标要求、政策导向、重点任务及保障措施，从“十二五”开始，碳排放下降指标就作为约束性指标列入每个五年规划纲要中。不仅如此，在国际气候谈判上，中国还主动与美国沟通，并于2014年年底最终促成《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为2015年《巴黎协定》的谈成奠定基础，充分体现在气候领域的大国担当。

巴黎协定，中国展现全球领导力

前面我们介绍了巴黎气候大会对全球制定碳中和目标起了决定性作用，但巴黎气候大会的成功并非一蹴而就，中国在促成巴黎气候大会的成功举办以及巴黎协定的生效过程中扮演了最重要的推动者角色。巴黎协定取得成功后，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曾激动地表示，中国为《巴黎协定》的达成、巴黎气候大会的成功举办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基础的贡献、重要的贡献、关键的贡献”。中国对巴黎协定达成的贡献由此可见一斑。

中国先是认识到在之前的气候谈判中，美国一直以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没有明确的目标为由消极参与气候谈判，中国和美国作为世界上碳排放最多的两个国家，如果在意见上不能达成一致，那么气候谈判就永远无法有好的结果。所以在巴黎协定之前，中国主动邀请美国总统奥巴马到中国参与国事访问，并共同发表了中美气候变化联合申明。在这份申明中，中国首提碳达峰的远景目标，同时美国也相应提出了自己的减排目标。这份申明表明中美这两个世界最大的排放国在应对气候变化的态度和目标已经获得对方的认可，气候谈判中最大的不确定性已经变得确定，一项为拯救人类的伟大协定呼之欲出。

此后，我国又邀请巴黎气候大会的东道国法国进行国事访问，其间发表了《中法元首气候变化联合声明》，进一步为巴黎气候大会的成功扫清障碍。巴黎气候大会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了题为《携手构建合作共赢、公平合理的气候变化治理机制》的重要讲话，强调各方要展现诚意、坚定信心、齐心协力，推动建立公平有效的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机制，实现更高水平全球可持续发展，构建合作共赢的国际关系。获得了各国广泛的肯定和赞同。经过13天艰苦谈判，来自196个国家的谈判代表终于通过了历史性的《巴黎协议》，成为继1997年《京都议定书》之后国际社会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方面达成的最重要的国际协议。中国为此付出的努力终于有了圆满的结果。

除此之外，中国对《巴黎协定》的批准和生效进程也做出了重要贡献。根据《巴黎协定》的生效条件，需要至少55个缔约方批准并且覆盖全球55%以上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京都议定书》在确定协议内容的8年后才生效，就是因为迟迟不能满足生效条件。而《巴黎协定》开放签署后，在2016年中国举办的G20峰会[3]上，在中国的组织之下，中美两国举行了签字仪式，并先后向时任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交存了《巴黎协定》批准文书。同时，中国作为G20主席国，发表了关于气候变化问题的主席声明，推动各成员国落实《巴黎协定》，尽快签署并根据各自国内程序加入协定，以推动《巴黎协定》尽快生效。最终巴黎协定于2016年11月4日正式生效，离开放签署仅不到5个月。中国的行动使得《巴黎协定》加快了批准生效进程，获得了全球的广泛赞誉。

在《巴黎协定》达成的整个过程中，中国都扮演着积极主动的领导者和推动者的角色，可以说，没有中国前期的多方沟通、巴黎气候大会上的明确表态，以及后期协议签订的表率及呼吁，《巴黎协定》就不会得到圆满的落地。

碳中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最佳实践

2020年9月22日，在75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我国庄严地向世界宣布了中国2030年前二氧化碳排放达峰目标和2060年前碳中和愿景，消息一出，震惊世界，占据了全球所有主流媒体的头版头条。作为当前全球碳排放最高、经济体量第二并且仍在快速上升的世界大国，宣布碳中和目标可以说等同于确定了全球实现碳中和的总基调。

中国碳中和目标的提出有许多的考虑因素，但首先还是契合了我国自身发展的需求，那就是要走绿色发展的道路。中共十八大以来一直强调生态文明建设，解振华、潘家华的著作《中国的绿色发展之路》提到，生态文明是基于对工业文明的反思、改造和提升，是与工业文明有着根本区别的发展范式和社会形态。在理论上，生态文明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在社会关系上，生态文明崇尚互利共赢、和谐共生；在发展目标上，生态文明追寻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繁荣；在生产方式上，生态文明要求采用循环再生、低碳高效；在消费模式上，生态文明推行绿色、低碳、健康和品种的生活。中国的碳中和目标与生态文明建设目标有着高度的契合。

其次，我国的碳中和目标还是我国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的最佳实践。我国在中共十八大会议中明确提出“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所谓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各国共处一个世界。气候危机是全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没有任何一个组织和个人能够独善其身。面对气候危机，全人类自然而然就成了一个共同体，所以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导者，我们理应作为应对气候危机的领导者与推动者。

最后，我们已经做好了实现碳中和的准备。实现碳中和是一场漫长而艰难的长途跋涉，而我们现在才刚刚踏出第一步，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们无疑需要坚定的信念和过硬的实力。幸运的是，这两点我们中国都具备，我国的制度优势决定了我们的执行力是任何一个其他国家都无法企及的。我们只要认定一个目标，就能够坚持几年、几十年一如既往地干下去。我国拥有全球70%以上的光伏产能和40%以上的风电产能，我们占据了新能源车产能的半壁江山。这不但能够保障国内的能源转型，还能支援全球的能源转型，充分体现大国的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