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理性与帝国

在我们所生活的世界，宗教极端主义正在抬头。理性高于信仰，这原本是18世纪的“启蒙运动”在智识和文化方面的伟大成就之一。但是在当今世界，这样的信念正在受到质疑和挑战。宗教极端主义的部分拥护者甚至反对现代科学技术所取得的成就，认为它们败坏道德。因此，在耶路撒冷的老城，墙上贴满了用希伯来语写的海报，谴责那些使用互联网或智能手机的人。然而，其他人（特别是伊斯兰极端主义者）却抓住了科学（尤其是现代通信技术）提供的机会来传播信息，发表观点。于是，科1学就被这些人用于推广他们所认为的真正的宗教事业。

那些从世俗视角看待世界的人，可能会认为这样的立场自相矛盾，但事实上启蒙运动在理性与信仰之间所挑起的对立，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历史的反常。这一点可以从拜占庭的历史中得到最清楚的验证，这个基督教帝国以君士坦丁堡为首都，延续了一千多年。

根据统治者推行的官方意识形态和政治宣传，拜占庭不仅仅是一个基督教社会，由皇帝作为上帝在人间的代表。帝国也被许多人认为是上帝对人类神圣统治的核心部分。从神秘主义的角度来理解，君士坦丁堡治下的世俗帝国与基督的天国融为一体。

因此，就其核心意识形态而言，拜占庭比同时代的任何其他社会、王国和帝国都更加深刻地受到宗教的影响。有人声称，拜占庭实现了天地合一。与此同时，它在技术和科学上是中世纪早期欧亚世界西部最先进的力量，它可以用秘密武器“希腊火”（可能是一种基于石油的化合物，借助虹吸效应，可以喷射并点燃，从而摧毁敌舰，烧死敌人）震慑来犯的穆斯林军队。此外，在首都的公共空间和皇宫都有巨型机械设备，来自拉丁西方的访客无不为之惊叹。

当然，正因为拜占庭被认为是高度宗教化的社会，启蒙运动的作家和思想家才会对其不屑一顾。同时也正因为他们的轻视，中学和大学教程一直没有关注拜占庭史，这一状况过了很久2才得到改观。

爱德华·吉本的史学巨著《罗马帝国衰亡史》，给受过良好教育的英语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他看来，拜占庭历史是“一个乏味、单调的故事，反复诉说着软弱和痛苦”。他宣称：“在王位上，在军营里，在学校中，我们只能徒劳地寻找那些值得名垂青史的人物。”对伏尔泰来说，这里“汇集了毫无价值的演讲和奇迹……是人类思想的耻辱”。他的法国同胞孟德斯鸠表示赞同，他把拜占庭复杂的政治关系描述为“反抗、暴动和背叛，仅此而已”。

正是孟德斯鸠率先使用“拜占庭式”一词，来指代长期的官僚政治复杂性、无休止的阴谋和随处可见的腐败。理性思想在德国的代表人物黑格尔也同样持批评态度，他告诉读者，拜占庭帝国的“总体面貌呈现出令人厌恶的愚蠢特质；可怜的激情近乎疯狂，扼杀了思想、行为和人性中任何高贵的成分”。由于政治方面的专制和宗教方面的虔诚，拜占庭被上述思想家描绘成一座拘禁智慧和灵魂的监狱。结果就是，拜占庭的思想和科学成就遭到了否定。他们忽视了一点，那就是，拜占庭的宗教文化远比官方认可的意识形态更加多样化。

那些浪漫主义作家和神秘主义诗人，比如W. B. 叶芝和查尔斯·威廉姆斯，在19世纪和20世纪被拜占庭文化所吸引。但他们之所以向往它，正是因为其所谓的理性的边缘化和崇高的相应提升。终其一生，沃尔特·司各特爵士未能完成以十字军东征时期的拜占庭帝国为背景的历史小说《巴黎伯爵罗伯特》。对于这个备受偏见的古老文明来说，这是个好消息。因为在司各特的所有作品中，这是最浮夸的一部（不过，必须承认，作者本人是抱着同情的态度来写这部作品的）。

在本书的剩余篇章中，读者将会看到，不管是启蒙运动时期的批评者，还是浪漫主义时期的拥护者，对于拜占庭的认识都不够全面。拜占庭的文化和社会比他们所认为的更为复杂，并且3正是这种复杂性让它如此迷人。拜占庭是基督教社会，但正是在这里，僧侣、教士以及教会之外的世俗人士保存了古希腊（和异教徒的）哲学、文学和思想。正因为如此，这里总会诞生一些个体，他们博览群书，眼界开阔，他们更喜欢荷马，而不是基督；更喜欢柏拉图，而不是圣保罗。

拜占庭文化倾向于回避创新，但它融合了不同起源的多个民族，因此它必然会催生多种多样的新的文学、艺术以及建筑风格和样式。它是个世界强国，几个世纪以来与伊斯兰世界冲突不断，但它学会了与邻国相处，并以巧妙务实的方式与邻国打交道，很大程度上避免了“他者”被妖魔化，而这却是拉丁国家和西方对待穆斯林东方的方式。拜占庭同时也是个大型经济体，在许多世纪里，保留了古代经济的复杂特质。相比之下，在5世纪，随着罗马帝国统治的消亡，西欧已经丧失了这种复杂性。

总的来说，拜占庭是个非常特殊的文明，没有哪个现代的民族国家或政体可以声称是它的后裔，也没有哪个民族可以声称完全继承了它的遗产。不仅是希腊人，还有土耳其人，不仅是俄罗斯人和塞尔维亚人，还有亚美尼亚人、格鲁吉亚人、叙利亚人和其他民族，他们都以不同的方式（以及在不同程度上）声称自己继承了拜占庭帝国的部分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