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全球酒精生产和消费的模式和趋势

近年来，俄罗斯男性公民预期寿命的急剧下降警示饮酒严重危害健康。WHO在全球饮酒消费的控制中起着重要作用，为检测饮酒对世界健康的危害、制定有效政策控制和减少酒精消费及酒精相关问题，自1980年开始，WHO搜集了175个成员国酒精使用、酒精相关问题和酒精政策的资料，建立了全球酒精消费数据库。2018年，WHO发布了全球饮酒与健康状况报告（“Global status report on alcohol and health 2018”），报告指出，2016 年约有300万人因饮酒死亡，占全球所有死亡人数的5.3%，其中大多数为男性；对全球公共卫生造成了巨大负担。

一、全球酒精消费变化

酒的易获得性是指一个国家酒的生产量加上进口量和储存量减去出口量，可粗略地反映人均年饮酒量。全球酒的易获得性在1983年达到峰值后出现下降，原因是全球人口的增加和世界富裕国家酒精消费的下降。啤酒、葡萄酒和蒸馏酒（即白酒）是全球三种主要的酒类，啤酒的生产量从1970—1996年间一直保持稳定，葡萄酒持续下降，蒸馏酒持续上升。全球酒精消费量的下降掩盖了区域间差异，发达国家酒精的消费减少，而经济落后国家、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由于经济的不稳定和变化，酒精消费水平上升。

经济发展水平和宗教信仰是影响国家酒精消费的最重要的因素。中东地区国家的酒精消费就反映了宗教在酒精消费和消费模式上的作用，在这些国家酒精消耗很少，主要是外国工人和游客在饮酒，而受欧美文化影响较重的摩洛哥和苏丹的酒精消费数量则很大。另外，人均年饮酒量也并不能总是非常精确地反映饮酒对健康的影响，例如南非人均年饮酒量在全球列第47位，但绝大多数黑人都不饮酒，因此饮酒者的人均年饮酒量超过20L纯酒精，远高于统计数值。再者，大多数国家男性饮酒多于女性。

二、全球饮酒状况

在全球范围内，饮酒是一个普遍行为，从偶尔有害饮酒到每日大量饮酒等一系列酒精消费模式在几乎所有国家都造成严重的公共卫生和安全问题。据WHO 2018年估计，全球饮酒者约23亿人，有2.37亿男性和4 600万女性存在酒精使用障碍（AUD）。在社区普通成年群体中，酒精消费模式存在较大差异，多数人在多数时间内均处于低危险水平的饮酒或非饮酒状态。然而，几乎在全球所有国家都存在不同危险程度饮酒方式的人群，从天天重度饮酒到偶尔的危险性饮酒，从而带来严重的公共健康和安全问题。大量饮酒系指每日饮用60g或以上纯酒精的饮酒行为，是有害饮酒模式的一个主要特点。

酒精消费对疾病影响和造成的伤害主要取决于两个单独但又相关的因素：饮酒总量和饮酒方式（或称为饮酒模式）。 成人人均酒精消费（adult per capita alcohol consumption，APC）系指某个特定地域15岁或以上人群年平均消费的纯酒精数量，用“纯酒精数量（L）/（年·人）”表示，可以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酒精消费的总体水平，间接评估或预测其酒精危害的程度。有关酒精生产、消费和相关问题的权威报告多来自WHO，数据显示，2005年全球人均酒精消费数量为6.13L纯酒精。不同国家间，成人人均酒精消费水平差异很大。全球最高酒精消费的国家是经济发达国家，多数位于北半球、少数位于南半球（如阿根廷、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中等消费水平的国家则多处于南部非洲（纳米比亚和南非也具有很高的酒精消费水平）、北美和南美；低消费水平国家则在北非、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中东地区、南亚和印度洋地区，这些地区汇聚了大多数信奉伊斯兰教义的群体，他们具有很高的戒酒率。WHO的数据早期依据的是各国食品工业部或统计局酒精生产、出口和进口的统计结果，然而这些资料存在一个重大缺陷，即饮酒者酿造用来自己消费的酒、私人酿造后卖给他人或用来招待客人的酒、免税酒、走私酒、外国公民在统计国的酒精消费、统计国公民在国外的酒精消费并未纳入此统计范围，难以准确地反映一个国家乃至全球的酒精消费状况。非正规生产的酒精系指家庭或地方上通过将水果、谷物、蔬菜等发酵和蒸馏而生产出的酒精饮料（如高粱酒、用甘蔗、谷物或其他农产品自酿而成的烈酒等），往往与当地的文化习俗和传统密切相关，多为自产自销，称之为 未登记酒饮料（unrecorded alcoholic beverages）。消费非法或非正规生产的酒精可能会因为酒精含量较高以及甲醇等有害物质的潜在污染而造成其他不良健康和社会后果，还可能妨碍政府对合法生产的酒精进行征税和控制，因而应当根据非法和/或非正规酒精消费的流行情况及相关危害，采取行动减少其不良后果，WHO后期的资料包括了相关数据。在2005年人均纯酒精消费中，有28.6%的酒精［或1.76L/（年·人）］来自非法家庭酿造，即未经政府登记注册，见表1-2-1。平均年人均酒精消费水平越低，未登记酒消费所占比例越高，即在酒精消费水平越低的国家，自家酿造或非法生产酒的比例越高，东地中海地区和东南亚地区，家庭酿造或非法生产酒精消费比例高达56.2%和69%。

从全球来看，酒精消费较高的地区均为发达国家，其中欧洲是人均消费最高的地区，特别是东欧地区和俄罗斯。2010年，俄罗斯男性的年人均纯酒精消费量为32L，女性为12L。美洲和非洲在过去5年中的酒精消费量保持稳定，而东南亚和西太平洋地区则呈现上升趋势。其中，中国2010年的纯酒精消费情况如下：69%为烈性酒，28%为啤酒，3%为葡萄酒；男性年人均消费量为18L，女性7L。WHO物质滥用管理处官员表示，根据报告提供的数字，至2025年，南亚和西太平洋地区的人均酒精消费将出现显著增长，这主要是受到该地区两个人口大国的驱动，即印度和中国。

表1-2-2显示的是国家收入水平与总体酒精消费水平和未登记酒精消费水平之间的关系。由此不难发现，国家经济收入水平越高，总体酒精消费水平也越高；国家经济收入水平越低，未登记酒精消费水平在全部酒精消费数量中所占的比例也越高。

三、酒精消费种类

酒精的种类很多，包括白酒、啤酒、葡萄酒以及其他酒精性饮料，本文中白酒包括所有的蒸馏酒。全球范围内，酒精消费存在明显的区域性种类差异。由表1-2-3得知，按照消费的纯酒精数量计算，白酒是亚洲和东欧洲国家消费最多的酒类。在某些欧洲国家和南美洲国家（如阿根廷、智利），葡萄酒消费数量所占比例最大。在欧洲，传统上欧洲北部国家的国民喜爱饮用啤酒，欧洲南部国家的国民喜爱饮用葡萄酒，然而近年该种饮酒喜好差异正在逐渐消失。时至今日，葡萄牙纯酒精消费数量最多的酒类是啤酒，而瑞典则是葡萄酒。除啤酒、葡萄酒、白酒外的其他酒类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消费数量最多的酒类。在全球其他地区，包括多数西半球国家、欧洲北部和许多非洲国家以及澳大利亚，纯酒精消费数量最多的酒类是啤酒。总体上看，全球消费纯酒精数量超过45%的登记注册酒类是白酒。纯酒精消费数量最多，这在东南亚地区和西太平洋地区占有绝对优势。约36%的酒精消费是啤酒，在美洲消费所占比例最高，可达54.7%。一般来说，独联体国家白酒类的消费水平最高。

四、人均年饮酒量和不同酒类消费的时间变化

酒精消费数量随着时间的进展而发生的变化可以反映全球酒精消费的概况，可用两种方法表示： APC和最近5年APC的变化估计。对于全球酒精消费来说，两者反映的状况基本一致，后者可以不受较小酒精消费水平变化的影响。自1990年以来，全球范围登记在册的APC基本稳定，保持在4.3～4.7L/（年·人）之间。在美洲地区，人均年饮酒量自1990年开始持续下降，到2000年降低至6.7L左右；在西太平洋地区，该数据到二十世纪末期持续增加，但登记在册的APC维持在4.7L左右。在2001—2005年间，全球3/4的人口登记在册酒类消费数量维持稳定，多数地区均呈稳定消费的态势，而美洲地区和东南亚地区则呈增加的趋势。

五、饮酒模式

对于评估酒精对个体健康的影响，饮酒模式比人均年饮酒量更为准确。不同的饮酒模式会导致不同的急性或慢性健康结果，重度饮酒则会产生有害的健康结果。过去30年的研究发现，适度饮酒者能够降低冠心病和其他心血管疾病、2型糖尿病的罹患风险，是上述疾病的保护因素，同时还对预防缺血性脑卒中、动脉末梢疾病等血管疾病具有保护作用；与不饮酒者相比，适度饮酒者具有较低的全死因死亡率；与饮酒频率较低的适度饮酒者比较，饮酒频率较高的适度饮酒者，包括每日饮酒者，其发生多种疾病的风险较低，特别是饮酒伴随进食时，该关联性更强。有害饮酒模式包括长期和偶尔的重度饮酒，如“狂饮（binge drinking）”或极度饮酒。重度饮酒模式会对饮酒者造成长期的危害，与出血性脑卒中、心房颤动（房颤）、充血性心力衰竭等血管疾病的发生有关；随着饮酒量的上升，脂肪肝、肝硬化的罹患风险随之增大，甚至对于某些肝硬化患者，即使是适度饮酒，也可能影响其病情发展或病程。

（一）戒酒率

饮酒模式主要用于描述饮酒行为的几个不同方面，如怎么喝酒、喝什么酒、喝多少酒，以及喝酒的频率、在哪里喝酒、和谁一起喝酒等，常用指标有戒酒率和重度发作性饮酒。前者与饮酒模式和酒精消费数量等指标同等重要，从另外一个方面描述了全球酒精消费趋势，戒酒率包括终生戒酒率、过去1年戒酒率和既往饮酒者。终生戒酒率是指从未饮酒者在15岁或以上人群中所占比例。过去1年戒酒率是在过去1年内未饮过任何酒类者在15岁或以上人群中所占比例。既往饮酒者是指过去曾饮酒，但在过去12个月内没有饮酒者在全部15岁或以上人群中所占比例。表1-2-4表示了全球和WHO各地区男女戒酒率，总体可见全球45%的人群从未饮过酒，其中男性35%，女性55%。另外，13.1%的人群（男性13.8%，女性12.5%）在过去1年内从未饮酒。总之，全球近一半的男性和2/3的女性在过去1年内没有饮酒。

（二）饮酒模式评分

精确地测量饮酒模式对酒精消费的影响比单纯地计量酒精消费量更为复杂。2000年，全球疾病负担综合性危险因素评估研究中编制了一个综合性的饮酒模式评估工具——饮酒模式评估问卷，用于测量人们是如何饮酒，而非单单饮用了多少酒。该问卷评分从1（最小的危险饮酒模式）到5（最高的危险饮酒模式），评分越高，饮酒所致的疾病负担越重。特别是在同等酒精消费水平情况，不同饮酒模式可以导致不同的健康危害结局。饮酒模式评估问卷的具体项目评分如表1-2-5。

在全球，当前仅有少数国家属于低危险度的饮酒模式。虽然，欧洲南部和西部的国家具有较高的人均年酒精消费量，但从饮酒模式上看，仍属于低危险度饮酒模式的国家。综合性饮酒模式评估（PDS）评分较高的国家，意味着具有较多的高危险饮酒模式，包括哈萨克斯坦、墨西哥、俄罗斯、南非和乌克兰。南美洲（阿根廷因饮用葡萄酒除外）和许多非洲、东南亚国家则处于中等危险程度水平。我国属于低危险程度的饮酒模式。

（三）重度发作性饮酒

重度发作性饮酒（heavy episodic drinking，HED）简称为重度饮酒，是另外一种评估酒精消费危险模式的方法，是急性饮酒危害（如外伤）最重要的预测因素，其定义为在过去7天内至少有一次饮酒的数量超过60g纯酒精。在全球许多人均酒精消费中等或高等水平的国家，诸如巴西、南非，均具有相当高的重度饮酒率。然而，在成年人均年饮酒量较高的国家间，重度饮酒率亦有差异。在某些低水平酒精消费的国家，如印度、马拉维、巴基斯坦和赞比亚，在单次饮酒中重度饮酒具有很高的比例，提示这些国家的饮酒者存在着“全或无”的行为模式，即要么不饮酒，要么就喝醉。在欧洲一些国家，如法国具有较高的人均年饮酒量，但重度饮酒率却很低，提示其人均年饮酒量被更多的规律性但并不大量的饮酒者所均摊。从全球来看，约11.5%的饮酒者属于重度饮酒者，男性显著多于女性（男∶女为4∶1）（表1-2-6）。在所有的国家和地区，男性危险性饮酒的比例均远高于女性。

然而，国家经济收入水平与重度饮酒之间的关系并无一致观点。经济收入较高的国家其重度饮酒的比率可能更高。在一些发达国家如欧洲和美洲国家，重度饮酒相较某些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如非洲或东南亚更常见。

澳大利亚全国药物与酒精研究委员会最新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许多澳大利亚人承认在日常生活中经常喝得酩酊大醉。58%的受试者承认，自己经常饮酒过量，54%的受试者在未满法定饮酒年龄（18岁）时，便已完成了与酒精的“第一次亲密接触”，其中那些年龄不超过30岁者表示，他们初次饮酒年龄在10～12岁之间。在英国，过度饮酒的人有820万人，其中710万人是“有危险和有害的酗酒者”。

六、饮酒导致的其他问题

饮酒除对饮酒者产生直接影响外，也对其他人群的健康和安全产生影响，诸如交通事故损伤、暴力犯罪、造成配偶或子女的酒精滥用。酒精对公众健康的影响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都很重要。文献报道饮酒与抢劫、强奸、暴力行为等某些形式的犯罪均有关系。酒精相关交通事故是最严重的急性饮酒后果，酒精会影响严重影响一个人的判断力、协调性和其他运动功能。在美国，交通事故是25岁以下人死亡的主要原因。交通事故致死的20～24岁者中70%与饮酒有关。非致死性交通事故中，15%的司机饮酒。在这些事故中95%的司机血液酒精浓度超过0.1%；交通事故致死者中37%～43%的男性和18%～43%的女性由于饮酒所致。联合国的资料显示，致死性交通事故与啤酒的销售关系密切，白酒次之，与葡萄酒没有关系，这可粗略地反映年轻司机的饮酒模式。

不同国家大量的研究发现酒精消费与自杀关系密切，酒精依赖者的自杀风险是普通人群的6～12倍，瑞典长期的追踪调查发现大量饮酒者自杀的危险是非饮酒者的5.1倍。整个人群的研究发现自杀与酒精的整体销售关系密切。大量的二次分析资料估计16%～41%的自杀与饮酒有关。这种比例通常男性高于女性。匈牙利和葡萄牙的研究说明人均年饮酒量与自杀率关系密切。酒精和自杀的关系并非局限于发达国家：巴西圣保罗36.4%的自杀者血液酒精浓度超过80mg/ml；1980年墨西哥38%的自杀者酒精血液浓度超过100mg/ml；智利1981—1983年38.6%自杀者与饮酒有关。研究者还发现相当大的一部分人符合酒精依赖的临床定义。在挪威，酒精滥用者自杀的危险性是普通人群的6.9倍。1993年埃塞俄比亚的研究者发现，青少年自杀未遂与饮酒呈线性关系。

酒精与凶杀和暴力犯罪的侵犯者和被害者也有关系。时间序列研究发现，在法国、瑞典、挪威和芬兰，42%的凶杀、36%的性侵犯、41%的犯罪、33%的抢劫与饮酒有关。同居者的调查资料估计18%的凶杀、15%的性侵犯和性虐待、17%的暴力攻击和儿童虐待、14%的抢劫与饮酒有关。酒精供应与暴力犯罪的关系更能说明这个问题。例如有报道，挪威酒精生产下降22%，暴力犯罪亦下降15%。联合国的两个研究提示啤酒高税收伴随着暴力犯罪率的下降，这也说明了酒精供应量与凶杀犯罪率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