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膏方发展

关于膏，在《周礼·天官冢宰·宫正·外饔（yōng）》有记载：“凡用禽献：春行羔豚，膳膏香；夏行腒（sù），膳膏臊；秋行犊麛（mí），膳膏腥；冬行鲜羽，膳膏膻。”郑玄注引汉·郑司农曰：“膏臊，豕膏也，以豕膏和之。”所谓豕膏：即猪油煎熬去滓，冷冻而成，将猪膏含于口中，使猪油膏保留被覆于疽上，三天便会病愈。此乃外用之。

先秦古籍《山海经》虽有记载羊脂类药物，用于涂擦皮肤防治皲裂，但并未形成气候。《黄帝内经》中有关于膏剂的记载，如《灵枢·痈疽》云“痈发于嗌中，名曰猛疽，猛疽不治，化为脓，脓不泻，塞咽，半日死；其化为脓者，泻则合豕膏，冷食，三日而已……”。《灵枢·经筋》云“足阳明之筋……其病足中指支胫转筋，脚跳坚，伏兔转筋，髀前踵，疝，腹筋急，引缺盆及颊，卒口僻；急者，目不合，热则筋纵，目不开。颊筋有寒，则急，引颊移口，有热则筋弛纵，缓不胜收，故僻。治之以马膏，膏其急者；以白酒和桂，以涂其缓者，以桑钩钩之，即以生桑炭置之坎中，高下以坐等。以膏熨急颊，且饮美酒，啖美炙肉，不饮酒者，自强也，为之三拊而已”。书中记载有豕膏、马膏。张介宾《类经·卷十七·十二经筋痹刺》注：“马膏，马脂也，其性味甘平柔润，能养筋治痹，故可以膏其急者。白酒辣，桂性味辛温，能通经络，行血脉，故可以涂其缓者。”

内服膏滋是由汤药（煎剂）浓缩演变发展而来，凡汤丸之有效者，皆可熬膏服用，故膏方也有相当漫长的发展历史。《神农本草经》有“药性有宜丸者，宜散者，宜水煮者，宜酒渍者，宜膏煎者”的记载。最初的膏方，外用的叫“薄贴”，内服的叫“煎”。《金匮要略》中的乌头煎（乌头、蜜），猪膏发煎（猪膏、乱发），其制法类似现代膏滋方的制法。这也是将膏滋方作为内服的最早记录。

《金匮要略·腹满寒疝宿食病脉证并治》载“乌头煎方：乌头大者五枚（熬，去皮，不咀）。上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去滓，内蜜二升，煎令水气尽，取二升，强人服七合，弱人服五合。不差，明日更服，不可一日再服”。这里的乌头煎之“煎”，实乃膏之意。《金匮要略·黄疸病脉证并治》载“诸黄，猪膏发煎主之。猪膏发煎方：猪膏半斤，乱发如鸡子大三枚。上二味，和膏中煎之，发消药成，分再服。病从小便出”。这里的“煎”，也是膏的意思。这一时期，膏方已经出现端倪，并已在临床上应用，但所治疗的病种、病证尚单一，工艺较为简单。

晋代葛洪《肘后备急方》诸膏方制剂有用苦酒（即醋）与猪油做溶剂的特点，药制成后，既可外用以摩病处，又可内服。如《肘后备急方·卷二·治伤寒时气瘟病方》治温毒发斑，大疫难救之黑膏（生地黄、豆豉、猪脂、雄黄粉、麝香），功能清热解毒，活血散结。

晋唐时期将膏方也称为薄贴，根据现在的解释，薄贴的意思是：①为膏药之古称。②现在所云薄贴包括膏药、油膏，也包括由其他基质所调制的膏剂。晋末《刘涓子鬼遗方》中有多种“薄贴”的记载。该书主要针对外科用药，故所制作的所谓薄贴多为外用，其“薄贴”类似于现在所谓的“狗皮膏药”的制法。其制法是：将药物浸泡在麻油内几天，入锅煎熬，待药物枯黑，去渣，熬至极为稠厚的状态时，加入铅丹拌匀，将锅离火，药液逐渐凝固，凝固后取出切成大块，浸泡凉水中去火毒。用时加热融化，摊于布或厚纸或薄油纸上，贴于局部。这种内科膏药有祛风、化湿、行气、活血、止痛等作用。外科膏药对肿疡有祛腐、生肌、收口、护肉等作用。东晋陈延之的《小品方》中也有关于膏方的记载，如地黄煎（生地黄），是单独一味作为滋补膏方。

唐代，膏方已用于滋补强身，比如杏仁煎、枸杞煎。此时期内服膏方仍然叫做“某煎”，除用于治疗外，亦作为药饵补剂向养生延伸。《千金翼方·卷二十三》专设“薄贴”，其药方命名也多用此名称，如松脂贴、升麻薄、白蔹薄、寒水石薄、野葛贴等。薄贴作外用。

《备急千金要方》中有个别“煎”方已与现代膏滋方大体一致，如《备急千金要方·卷十八·大肠腑·咳嗽第五》的苏子煎（苏子、杏仁、白蜜、生姜汁、地黄汁）将药味捣碎，取汁，去滓，熬如脂状，纳蜜，煎如饴状，治阴虚咳喘已久。《备急千金要方·卷五·少小婴孺方》的五物甘草生摩膏（甘草、防风、白术、雷丸、桔梗），治疗新生儿肌肤柔弱，身体壮热、手足惊掣。

王焘的《外台秘要·卷三十一》载“古今诸家煎方六首”，如鹿角胶煎（鹿角胶、生地黄、紫苏子、生姜、猫牛酥、白蜜），蒜煎方（蒜、牛乳、牛膝），实际上同现代的膏方。这些煎方均作滋补强壮剂。

宋代，内服膏方的叫法由“煎”逐渐向“膏”过渡，并以内服为主，基本沿袭唐代风格，用途日趋广泛，如《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卷十》之助胃膏，治疗小儿胃气虚弱，乳食不进，腹胁胀满，肠鸣泄泻，哯（xiàn呕吐意）乳便清，或时夜啼，胎寒腹痛。钩藤膏治疗小儿胎寒胃冷，腹肚疼痛，夜间啼哭等。

金元时期，内服膏方的称谓才正式改为“膏方”，制作工艺也日渐完善，标志着膏方发展到了成熟阶段，而此时已从药用发展到膳食调养，强调延年益寿，填精补髓，发白变黑，返老还童的作用。如《饮膳正要·卷二》之天门冬膏、《东垣试效方·卷五》之清空膏等。在此期间，膏方也逐渐引入到食疗中，如《饮膳正要·卷二》用赤赤哈纳（原为酸刺，即沙棘）。

明清膏方更趋完善和成熟，临床应用更加广泛。表现为膏方的命名正规、制作规范，膏专指滋补类方剂，煎指水煎剂，数量大大增加，临床应用更加广泛。膏方的名称，多采用“某膏”的方式命名。明代缪希雍《先醒斋医学广笔记·卷四》谓：“膏者，熬成稠膏也。”膏已成为滋润补益类方剂的专用名称，煎则转为水煎剂的同名语。膏滋备受人们欢迎，医家更是撷取膏滋之长，加以辨证处方，调治体弱之人，从而出现了因人处方而制的膏方，由于疗效显著，不断得以发展，成为中医药剂中的一大剂型。明代一些著名膏方，组成简单，流传至今，影响极大，如洪基《摄生总要》“龟鹿二仙膏”、龚廷贤《寿世保元·卷四》“茯苓膏”、张景岳《景岳全书·卷五十一》“两仪膏”等。内服膏方在制作方法方面也基本固定，即用水多次煎煮，浓缩药液，最后加蜂蜜等成膏。

清代，膏方已广泛用于内外妇儿各科，上至宫廷，下至民间，此时期在膏方的制作上有了严格的规定。吴尚先系统地进行了总结，而《理瀹骈文》是当时颇有代表性的膏方专著。书中对膏方的治病机制、应用方法，尤其在制备工艺上均进行了详细的论述和较完整的总结，并专列“膏药制法”“膏药施治”，其对膏药膏方的评价很高，他在《理瀹骈文·略言》中说：“膏，纲也；药，目也。膏判上中下三焦，五脏六腑，表里、寒热、虚实，以提其纲；药随膏而条分缕析，以为之目。膏有上焦心肺之膏，有中焦脾胃之膏，有下焦肝肾之膏。有专主一脏之膏，脏有清有温，有专主一腑之膏，腑有通有涩，又有通治三焦、通治脏腑、通治六腑之膏。又有表里寒热虚实分用之膏、互用之膏、兼用之膏。”并批评有人但知痞癖用膏，风痹用膏，而不知一切脏腑之病皆可用膏。吴氏制方，基于外治与内治相通之理，主要取辨证论治之内服汤丸制作膏药。膏方取法，不外于汤丸，凡汤丸之有效者皆可熬膏。若外用膏方，其在《理瀹骈文·六淫》云“大凡膏药用温暖及香料者，其奏效甚捷，若贴膏后加以热熨尤效”。清代叶天士《临证指南医案》中载有膏方医案，《叶氏医案存真》中，治精血五液衰夺，阳化内风之证，治咳甚呕血吐食，均“进膏滋药”。

晚清使用膏方已较为盛行，此时膏方用药往往已达二三十味，甚至更多，收膏时常选加阿胶、鹿角胶、龟胶、鳖甲胶等以加强补益阴精的作用，并增加膏剂的黏稠度。强调应用配制膏方，尤强调辨证而施，不拘泥于补益之膏方。这种膏方对后来医家影响较大。清代膏方不仅在民间流传，宫廷中亦广泛使用。

近代，膏方发展更为普及。历史悠久的中药店，皆有其独特之长，自制膏滋药，秦伯未在膏方上卓有成效，在《谦斋医学文稿》有“膏方通论”，《谦斋医案》载有膏方医案。蒲辅周老中医在应用膏方调理慢性病时，喜用膏丸缓图，临床治验甚多。

近年来，随着膏方应用范围的不断扩大，受益群体日益增加，用膏方来防治疾病的人群不断增多，在各大医院、药店开展得如火如荼，一时出现了膏方热，使更多人从中受益。以膏方治未病的倡导与建立，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青睐。依据《黄帝内经》提出的养生基本理论“不治已病治未病”，膏方已成为治未病的重要剂型，具有未病先防，已病防变，瘥后防复的作用。临床可以根据不同的体质辨体调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