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李安山

近年来，随着中非关系的快速发展，有关中非关系的研究水平也在不断提升。这是好现象。然而，由于中非关系的研究是热点，容易发表文章或拿到项目，一些学者的研究方向开始偏移。对这种倾向，本人表示过担忧。有鉴于此，本辑《中国非洲研究评论》希望推动国内对非洲历史的研究，分为四个部分：学科研究史、殖民史、社会文化史与研究手记。

第一部分关于学科理论和学科综述，共有7篇文章。尼日利亚学者J.F.阿德·阿贾伊（J.F.Ade Ajayi）是非洲史研究的权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洲通史》（第六卷）主编。他对非洲史的贡献有目共睹。阿贾伊认为，虚弱的殖民统治依靠虚构的意识形态建立和巩固自身统治，将尼日利亚假定为没有历史和低人一等，从而证明进行殖民统治的正当性。国家历史的基本作用是挑战这些假说。他认为国家历史的撰写关键要处理好三个时期的三种关系——前殖民时期的方法论与历史解释的关系、殖民时期英国的影响和尼日利亚自主性的关系、后殖民时期尼日利亚历史连续性与独特性的关系。他剖析了独立以来尼日利亚的历史：在30个月的内战之后能达成和解的经历是独特的；国土面积和人口规模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尼日利亚”意识的兴起；多样性（如艺术与文学的繁荣）促成了日益完善的温和与妥协的国家结构；尼日利亚在泛非（非洲统一意识和西非区域整合）立场上努力寻求在大陆和区域两个层次的政治和经济合作方面发挥作用。阿贾伊指出：国家历史概念通常伴随着长期衍化和作为被历史学家视为文化的一部分的传统出现于社会领域。

马马杜·迪乌夫（Mamadou Diouf）是塞内加尔学者，目前在美国任教。塞内加尔导演桑贝纳、印度心理学家南迪和南非人类学家马费杰三位著名学者一致对历史学家智力的有效性以及历史学工具的科学用途和意识形态用途表示怀疑。迪乌夫在分析了三人的观点后指出：在非洲，历史主体和行为发生了变化，历史这门学科在领域、方法和对象方面也发生了变化，非洲历史面临各种挑战，历史学家必须适应新的社会环境。法国学者维德罗维奇（Catherine Coquery-Vidrovitch）是研究非洲史的大家，我与她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洲通史》（第九卷至第十一卷）国际科学委员会的同事。她早期参与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洲通史》（第七卷）的撰写。她的论文全面评价了非洲历史学家的贡献，并在结论中表示：“对于非洲学者的非洲历史研究成果的质量，我们无须感到悲观，更何况非洲大陆内部和国际学术交流会和研讨会越来越多，并且这些会议信息也越来越多地可以通过网络查询。令人感到悲哀的是大部分法国读者在这方面无知和冷漠。”印度非洲研究协会主席阿波罗耆陀·比斯瓦斯（Aparajita Biswas）女士的论文对印度的非洲研究进行了全面的论述。她不但追溯了印度与非洲史前时代的关系，孟加拉国与非洲文化因素的相似性，可追溯到公元230年印度贵霜时代的金币在阿克苏姆被发掘等史实，还阐述了印度自独立以来非洲研究的丰硕成果。她认为，印度领导人对处于反殖民主义斗争中的非洲影响至深，“非洲领导人经常效仿甘地与尼赫鲁的思想，以期寻求反殖民主义斗争的灵感与指引”。除介绍印度的非洲研究机构、智库和课题之外，她还指出了印度非洲研究的不足之处。

中国非洲史学界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对非洲史学史有过一段时间的关注，包括非洲民族主义史学、尼日利亚的伊巴丹学派、坦桑尼亚的达累斯萨拉姆学派以及专题研究，随后进入约20年的冬眠期。[1]中国学术界对非洲史学的研究兴趣直到21世纪才被唤醒。难怪张忠祥认为，“中国学术界对非洲史学缺乏研究，对非洲史学的发展过程和史学流派知之甚少”。[2]近年来，世界史研究领域在社会史方面不断拓展，医疗史的研究也在兴起。在本辑中，张忠祥的论文展示了非洲医疗史的研究成果，集中在疾病与非洲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殖民统治与非洲疾病、独立后非洲国家对疾病的控制与医疗保健制度及非洲传统医疗的研究，为国内非洲研究打开了视野。他认为，以医疗史和环境史为代表的新社会史的兴起，并不能说明传统的政治史失去了生命力，对于非洲国家来说，民族建构是一个长期的而又迫切的问题，非洲国家的政治史和经济史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所以，新社会史和政治史两者之间应该是相互补充的，而不是取代对方。

中国非洲人类学研究的定义较为宽泛，除了将民族学纳入其中外，历史学的口述传统和实地调研、社会学的组织结构分析及政治学的个案分析，无一不受人类学研究方法的影响，人类学也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视角和分析方法。这种跨学科研究可谓非洲研究的特点。袁丁和沈玉宁的文章将当代“中国非洲人类学研究”定义为“由中国学者所进行的基于人类学与民族学视角下的非洲研究”，将其发展状况分为萌发时期、《民族译丛》时期、民族学—人类学转向时期、海外民族志时期。这篇文章还特意介绍了一大批从事非洲人类学研究的年轻人，特别是具有非洲实地调研和国外留学经验的青年学者。宁润东为两部人类学著作写的书评使我们有机会了解人类学在非洲的发展历史以及所涉及的主要问题。他认为，这两部著作的共同特点给我们以下启示：在殖民时期，并不是每个出现在殖民地的欧洲人都是殖民者，并不是他们做的每件事都是殖民主义的帮凶。这两个否定句并没有提供新的信息，但是对于避免对殖民时期形成僵化的观察和理解至关重要。

第二部分是关于非洲历史的研究。刘伟才对尼罗河源头发现之旅这一过程中各种人群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他通过展现探险团队各群体之间的临时组合关系、相关区域的人群之间历史上形成的关系以及两个群体之间的互动关系，剖析历史发展进程中各种力量的角力与互动情况以及由此产生的各种意想不到的结果。王涛和戴伟分析了美国在英布战争期间采取的对冲突双方有区别的中立政策，即对布尔人国家的“消极中立”政策和对英国实施的“善意中立”政策，指出美国通过在英布战争中扮演“离岸平衡手”角色，将“欧陆均势”扩大为“欧洲均势”，进而取代了英国的制衡者角色，走出美国称霸世界的第一步。库柏曾提出“发展型殖民主义”的概念以区别于二战前的“保守型殖民主义”。李鹏涛阐述了“发展型殖民主义”概念的源起及“发展型殖民主义”的兴起背景、基本特征和多重影响。他认为，“发展型殖民主义”的根本目的是维护殖民统治，在殖民地的诸多发展计划效果不佳且导致了复杂的社会效果，“发展型殖民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后殖民时代非洲国家建构的基石。这一研究无疑有助于我们加深对英国在不同时期实施不同殖民政策的后果的理解。冯理达通过运用民国时期外交部档案资料，对中华民国驻马达加斯加原领事谷兆芬的所作所为进行了分析。在1947年马达加斯加反抗法国事件中，以谷兆芬为代表的国民政府外交部门人员希望采取各种措施保护华侨安全，尽管谷兆芬竭尽全力，但由于国力不济，他的努力难有成效，在处理有关事件、了解真相问题上，他也无法抗争到底，只能草草结案。正所谓弱国无外交矣。

在阿拉伯文化中有各种适合于不同历史条件下的社会实践，慈善是其中的一种。林詠莎以埃及马穆鲁克时期瓦克夫制度为例，揭示了它所涵盖的不仅是个人的慈善行为，也成为当时社会公共政策的一环，从而满足了统治者与社会各阶层的特殊需要。张璡分析了尼罗河流域水政治的历史和现状。英国与埃及于1929年达成的关于尼罗河水的协议包括埃及对尼罗河水享有“天然的和历史性的权利”。埃及通过阿斯旺工程和1959年尼罗河水分配协议掌控了在尼罗河水资源问题中的主导权。然而，该地区人口快速增长和随之增加的对水资源的需求以及埃塞俄比亚的水资源开发计划对埃及的主导权提出了挑战，从而给地区局势增加了不确定性。谈玉衡分析了1963年桑给巴尔独立政权被武装革命推翻的原因。其所写的文章通过使用英国殖民部的1947～1957年桑给巴尔宪政改革的档案，从殖民政府内部的视角分析桑给巴尔选举制度改革方案的设计过程，力图揭示桑给巴尔非殖民化过程中殖民政府与当地政治力量之间博弈的复杂图景。值得注意的是，本辑第二部分文章的作者均为年轻人。他们的文章多注重利用原始资料和进行实地考察。议题各异，精彩纷呈。

第三部分主要包括与社会文化史相关的6篇文章，其共同点体现了文化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西非伊斯兰教历史发展的分期曾是学术界长期争论的话题，邓哲远的文章涉及这一重要问题。他对阿拉伯文文献在尼日利亚北部豪萨地区的生产过程进行了梳理，强调了索科托时期阿拉伯语作为官方语言的辅助作用及其对当地历史文化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同时指出了阿拉伯语在研究当地历史时作为史料的局限性。兰宇和张昊的文章以天主教在摩洛哥的传播与影响为主题，探究了宗教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作用。通过展现数百年来摩洛哥与欧洲国家政治、军事、文化等层面的交流与互动，该文作者阐述了天主教传播代表的殖民主义因素及其对摩洛哥的历史意义。李春光用驻华工作6年的尼日尔驻华参赞赛伊杜·玛丽亚玛的典型事例分析了这位外交官对促进中尼文化交流做出的重要贡献。玛丽亚玛参赞在处理双边关系时，不仅具有精湛的沟通技巧，而且体现了一位外交官的人文精神。对中华文化的了解得益于她在华学习的经历，也使她在尼日尔与中国文化交流中如鱼得水。该文作者通过对这位尼日尔朋友的外交实践的介绍，提出了加强双边民间跨文化交流的具体措施。

作为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库切在南非和世界文学史上占据重要位置，也受到中国学者的重视。[3]库切文学作品的丰富题材和社会内涵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人们对其作品中的审美价值和政治现实之间的复杂关系褒贬不一。段枫在分析库切对暴力场景的描写及其文学评论后指出，库切认为政治会触发人性中的黑暗元素，因此“一直尝试通过具体情节设置和人物形象的塑造，呼吁人们打开自己的心灵，以同情性想象感受其他个体（包括动物）所承受的痛苦”。佛得角大里贝拉保留的葡式建筑遗址和城镇规划布局及其历史文化沉淀成为大里贝拉历史中心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的重要原因。沈博探讨了大里贝拉的发展历史及其对克里奥尔社会形成和发展的重要作用，认为在挖掘大里贝拉历史的过程中应处理好保护文物与关注非洲人身份、历史记忆与殖民遗产的相互关系。另一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历史文化遗产拉利贝拉教堂是埃塞俄比亚人民的骄傲。王泽钧的文章不仅阐述了教堂群建造的历史背景、历史文化价值及现实意义，还介绍了几座主要教堂的结构和特色。

第四部分是1篇书评和5位在非洲进行过实地调研的中国青年学者的手记。潘华琼向我们介绍了一位非洲移民后裔的作品。出生于布隆迪的加埃尔·法伊（Gaël Faye）的父亲是法国人，母亲是卢旺达人，于1995年因布隆迪内战移居法国。他有关卢旺达和布隆迪的小说《小小国》发表后连续获得两项青年奖。尽管他描写的是战乱和发生了种族大屠杀的两个非洲小国，但语言充满了青年人对生活的渴望和自信——“年轻人则打算创造历史”。正如潘华琼所言：“他在最好的年华创造最美的世界。”正在非洲国家学习或工作的青年学者不仅热爱他们的工作和学习内容，也用鲜活的文字记录了他们在非洲的切身感受。目前正在刚果共和国进行非洲语言调研的李臻为我们提供了有关班图语的基本分类、语言特征、分布状况以及研究现状，他还特别介绍了西方国家与非洲各国在语言研究方面的合作情况。他在文章中提到的一种情况值得注意，即非洲人出于礼貌可能会对中国人所说的一些不规范的句子采取“容忍”的态度，认为这些句子“你可以这样说”。虽然“礼貌”的母语者不会随时纠正这种错误，但就研究者而言，这些句子并非正确的语料，这是调研过程中需要格外注意的。作为刚果（布）孔子学院的中方院长，王永康天天与非洲学生打交道。他在与非洲人的日常接触中总结出他们具有“热情洋溢”、“喜欢分享”、“尊重权威”、“注重程序”和“节奏缓慢”等特点。中国第一位科萨语专家马秀杰现在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工作。她在南非罗兹大学学习7年后获得语言学博士。她在手记中不无骄傲地表示：“不管是在学校还是在村子里，人们得知我在学习科萨语时都自告奋勇地成为我的老师，也成了我的朋友。因为会说几句科萨语，我便轻而易举地‘打入’科萨人内部，顺理成章地参加许多传统典礼仪式。”在南非学习祖鲁语的黄立志用活泼的笔触记录了南非的生活——生动与多元的祖鲁语课堂、反思与行动的非洲社会学课程、充满批判意识的学术氛围以及丰富跃动的生活气息。正在南非学习非洲当代艺术的张丽方在津巴布韦的调研使她对当地社区艺术的生命力深有感触，对哈拉雷华人群体的能量有了新的认识，与她共处的津巴布韦艺术家的言行对她产生极大的影响——“坚定、努力、乐观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的生活态度”。

我曾在2005年的一篇文章中指出，“很少有学者去非洲从事教学或研究工作。至今没有一位中国人类学家或民族学家到非洲做过实地考察，因此根本谈不上对非洲的人类学研究或是任何关于口头传说的研究。目前中国的考古学家主要致力于国内的考古工作，还没有涉及对非洲的考古探索或研究。中国的高校除了培训目的之外，还没有对非洲语言的研究”。[4]现在情况迥异。今天的中国，不仅博士研究生，就连硕士研究生甚至本科生也有机会去非洲调研，“令很多前辈不得不产生羡慕之情”（袁丁、沈玉宁）。邱昱、陈亮、袁丁、周阳、杨蓓蓓等一代新人获得人类学博士学位后回到中国，从事与非洲相关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对非洲语言的学习和研究也在深入。除了老一辈学者外，以孙晓萌为代表的一批中青年学者具有在非洲学习本土语言的经历，马秀杰在南非获得有关科萨语的语言学博士学位，在荷兰攻读非洲语言博士学位的李臻正在刚果（布）从事泰凯语（Téké）的调研。考古学也有突破，北京大学、中山大学、厦门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都在与非洲考古学界合作进行考古发掘。一批青年学者正在崛起，本辑的作者基本上都是青年人，均有非洲调研的经历。有的是从教不久的青年教师，有的是刚刚毕业的学生，有的是还在攻读学位的研究生。

黄立志表示：自己应该“努力掌握了解发展中国家的钥匙——他们的语言与文化，继而品味发展中国家的沉浮、发展及骄傲，完成时代与国家赋予我们的学习使命”。李臻写道：“目前每年有大量非洲留学生来中国学习，主要的学习专业多为理工类和社科类，而我们的人文学科对于非洲学生的吸引力仍然较弱，如果在未来我们的非洲语言文学学科能够发展壮大，能够吸引更多非洲学生来中国系统学习、记录和描写民族语言和进行田野调查的方法，那么我们或许可以帮助更多非洲青年学者成为非洲本土语言文学及历史文化的研究者，让更多非洲人自己记录和传承自己的语言和文化。”我们从这些青年学者的国际视野、学术情怀、中国立场和非洲关切中看到了中国非洲研究的希望。

[1]王建华：《当代非洲史学及其民族主义学派》，《西亚非洲》1988年第6期；李安山：《国外对奴隶贸易和非洲奴隶制的研究（1968—1988）》，《世界史研究动态》1989年第2期；李安山：《论伊巴丹历史学派——其形成、发展及批判》，《世界史研究动态》1990年第3期；李安山：《论达累斯萨拉姆历史学派的形成与发展》，《世界史研究动态》1990年第4期；李安山：《国外对撒哈拉以南非洲古代史的研究（1960—1990）》，《世界史研究动态》1991年第5期；李安山：《论南非早期自由主义史学》，《西亚非洲》1993年第1期；李安山：《论黑非洲历史的非殖民化》，载北京大学亚非所编《亚非研究》1994年第4辑，北京大学出版社。遗憾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所办的《世界史研究动态》于1995年停刊。

[2]张忠祥：《20世纪非洲史学的复兴》，《史学理论研究》2012年第4期，第31页。

[3]1986年1月至2016年6月，国内学者在各级各类学术期刊上发表的非洲文学研究方面的论文大约有990篇，涉及特定国别地区的有932篇，其中论及库切的有445篇，几乎占一半（47.7%），见黄晖《非洲文学研究在中国》，《外国文学研究》2016年第5期，第147页。

[4]Li Anshan，“African Studies in China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A Historiographical Survey，”African Studies Review，48：1，April 2005，pp.73-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