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中国乡土“和”文化的传播——以纪录片《美丽乡村》为例

长期以来，“和”文化始终贯穿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发展，“和”文化更是中国古典哲学里最基本的思想范畴和概念，它蕴含着中国祖先对人与自然、人与人以及人与社会之间相互关系的思考。和谐，从古至今，都是我们中华民族追求的理想社会目标，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积淀成中华民族文化的精神土壤。和谐，从字面上理解，指的是“禾苗的成长和音乐的合拍”，后来延伸为“事物之间相互协调，有序、稳定和持续地向前发展”。伴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文化的内涵历久弥新，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活力，而乡村相对于城市来说，往往对我国的传统文化保存得较为完整，乡土文化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缩影，正因为如此，乡土中国便成为“和”文化传承和发展的沃土。纪录片《美丽乡村》中浸润着厚重的“和”文化，其用记录现实世界影像的艺术手法来呈现乡村对待“和”的虔诚态度，也表现出乡民对和谐社会的追求。

乡村，现已成为一种涵盖社会和精神文化的指涉对象，而“和”文化与早期古代农耕文明的和谐观也有文化渊源，乡村便自然而然成为“和”文化在当前文化语境下的载体。纪录片作为一种真实记录现实的影像表达形式，成为记忆和文化之间的艺术纽带。纪录片《美丽乡村》是由祁少华执导，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批准立项，五洲传播中心出品的大型乡村纪录片。纪录片《美丽乡村》的制作历时27个多月，摄制组走访了包括西藏、新疆、宁夏、海南、黑龙江在内的17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纪录片共有10集：《天之涯》、《海之角》、《水之乡》、《山之谷》、《关之北》、《云之南》、《草之原》、《土之丘》、《江之畔》和《人之初》。从不同的角度叙述了中国美丽乡村的独特故事。纪录片中每个乡村的人物故事都有“和”文化的烙印，无论是对自然的敬畏，对宗族伦理的恪守，还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都是延续千年来的“和”文化在当代乡土中国的写照。

（一）“天人合一”：人与自然的和谐

作为中国古代最为朴素的关于人和自然关系的哲学思想，《老子》认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它总结出人与自然相处的最基本准则：人类的行为必须符合自然的客观发展规律。“天人合一”的核心思想，就是人类和自然界相互统一，始终处于一种“和”的动态关系中。

纪录片《美丽乡村》中，“天人合一”的思想交织在乡村的一切日常活动中。《江之畔》中四川宜宾依靠砍竹为生的灌军，在伐竹过程中一直坚守祖辈传承下来的“只伐五年以上不再发笋的老竹”的准则，为幼竹保留生长的空间。正是这种对自然的敬畏和保护，造就了生活在“蜀南竹海”里竹农们“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生活方式。灌军的故事表达出“和”文化中“天人合一”的人与自然相处的智慧，其往往传承于家庭，继续发扬于当代，至今影响着生存在乡土中的代代乡民。儒家在关于“天人合一”的认知上，一直主张人与自然万物的良性互动，要以友善的态度来看待自然界中的万事万物，在“和”中追求人与自然的平衡，保护自然界的资源。其实，古代的渔业也一直坚持着“和”的思想，孔子在《论语·述而》中就要求“钓而不纲，弋不射宿”，而且孟子也提出因时制宜的思想，认为：“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古代先哲朴素的“和”的自然伦理观在乡土文化的血脉中延续至今，“天人合一”的生态智慧，不管是东北吉林长白山老把头王忠三采参时的“抬大留小”，陵水老徐夫妇的网箱养鱼，还是南浔顾明琪老人的采桑养蚕，都是“和”文化历经千载传承下来的精神符号，它让生活在乡土中的每一代人都牢记“善待万物”的品格。

纪录片《美丽乡村》的人与自然的“和”印证着建设生态文明的时代诉求，习近平总书记在论述建设美丽中国的目标时，就提到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只有遵循自然规律才能有效防止在开发利用自然上走弯路，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必须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当代生态文明的发展目标，是“和”文化中“天人合一”思想在现代社会中与时俱进的解读。张载在《正蒙·乾称》中提到：“因明致诚，因诚致明，故天人合一。”因而当代经济发展也要遵循古代先哲“万物同源，和谐共处”的思想，并努力塑造崭新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

（二）“协和人我”：人与人的和谐

“协和人我”也是“和”文化中一大重要的哲学命题，它关注的是人际关系的和谐、寻求“人和”的一种社会状态。“仁以处人，有序和谐”是孔子关于人与人和谐相处的思想出发点，孔子认为“仁爱”是“和”文化中人际相处的必需品质。孔子在《论语》中认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孟子也在《孟子·公孙丑下》中提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可以看出，人与人的和谐相处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最基本的准则。

社会是指在特定环境下形成的个体之间存在关系的总和，它是由每个独立的个体所组成的集体，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势必会影响社会发展。在乡土社会中，与“和”有关的集体文化记忆，被一代又一代传承和发展下来，在城镇化过程中，传统的乡村也受到了来自城市文明的冲击，但是“协和人我”的观念并没有支离破碎。莫里斯·哈布瓦赫认为，“一个特定社会群体之成员共享往事的过程和结果，保证集体记忆传承的条件是社会交往及群体意识需要提取该记忆的延续性”[26]。“协和人我”的集体文化记忆正是依靠宗祠、家风和祖训延续至今。在纪录片《美丽乡村》里，每到秋收，云贵高原阿者科村的村民相互帮助，共同完成稻谷的收割，人与人之间宽厚、友好和团结的关系让人深受感染，“和”文化在这里不单单是“亲亲关系”，更延伸到“泛众”的范畴。

“和”与“礼”息息相关，《乐记·乐论》中说：“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人与人的和谐常需要用“礼”来规范，“礼”也用“人和”来实现社会的和谐发展。而“礼”在乡土社会中的直观体现就是“孝”和“宗族”，二者一起构成了“纵横交织”的乡村人际格局。在《美丽乡村》的最后一集《人之初》中，“初”意味着开始成长，每个孩童成长过程中都有父子的传承，这种以“孝”为核心的亲子关系也隐含着一种“和”。此外，宗族观念贯穿中国的传统文化，《美丽乡村》中几乎每个乡村都有“宗祠”、“家谱”和“祖训”的符号，在浙江玉山村和海南翰香村，乡民都围绕在“宗族”的强大纽带下，团结一致、和谐相处，共同享受发展的成果。在当前社会环境下，和谐社会离不开和谐的人际关系，“和”文化中的“协和人我”在当代依旧是一种积极向上的处世美德。

（三）“正心修身”：人与自身的和谐

米德认为，自我可以分解成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两个方面，即“主我”（I）和“客我”（me），而完整的自我，既是“主我”又是“客我”，两者都包括在自我中，并在特定情景中互相支持。[27]人与自身的和谐，其实就是要求做到“主我”和“客我”的和谐。孔子在《里仁》中说道：“仁乎远哉？我欲仁，斯仁至矣！”它要求人们在生活中做到内省式的思考。同时，人与自身的和谐注重处理人内在和外在的关系，孔子要求“为仁由己”，人要靠自己的自觉和主动处理好自身的各种社会身份，使人与自身达到“和”的状态。

而在乡土中国中，面临社会的变革，人要协调更多的社会身份，当“巿场正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力量，持续地改变乡村原有社会秩序和家庭关系”[28]的时候，乡土中的乡民也普遍产生一种身份焦虑，乡民都在努力寻找并适应新的文化身份。在《美丽乡村》中，在城镇化的推进过程中，一大批乡民拥有了另一种崭新的社会角色。拉萨次角林村普布次旦的梦想是能够走出去闯荡，看看外面的世界并寻找新的角色，在父亲次旦巴珠的影响下，他对藏戏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最后他也成为一名藏戏演员。同时，在三亚蜈支洲岛的李城汉，从渔民转型为潜水教练。他们都在新的社会情境下寻找适合自身的社会角色。依靠克什克腾旗达里诺尔湖丰富的渔业资源生存的渔把头蒙学臣，在春季来临后将转换成另一个跨界的社会角色——达里诺尔湖的环境保护工作者，身份的转换更多地表现出他已经完成了人与自我的“和”。

社会变革势必会带来价值观的变化，面对城市文化的强势涌入，屹立千年的乡土文化受到极大的挑战，但是深深扎根乡土的“和”文化让乡民能够“正心修身”，寻找并适应在城镇化过程中的新身份。不管是山西中市村的老农张丑栓，还是陕西魏塔村的蒋明放，他们都在适应自己的新角色，正如纪录片中所说的，“这些在现实中逐渐远去的经典农民形象，正在以这种独特的方式留存下来”。这是当下中国乡村的一个缩影。

（四）“合群济众”：人与社会的和谐

在人与社会的关系上，“和”也是不可或缺的素质。《荀子·王制篇》中提出“和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强，强则胜物”，“争则乱，乱则离，离则弱，弱则不能胜物”，主张只有社会群体团结和谐，才能够共同解决难题。因而，对“合群济众”的追求，成为人和社会互动的基本品德。《论语》中的“礼之用，和为贵”也彰显了“和”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地位，从“和”文化延伸出的“齐之以礼”“和之以义”“道之以德”的哲学思想为实现人与社会之间的“群己和谐”提供了思路。

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语境中，人与社会的和谐由三个部分组成：政治和谐、经济和谐和文化和谐。政治和谐，要求规范、有序和尽责，要以“济众”为根本目标，以民为本。在偏远的云南山村里，索姆被村民选为“沟长”，尽职尽责地完成自己的工作，认真疏浚着自己管理的水沟，内心抱着服务大众的目标。对规范和有序，纪录片《美丽乡村》中的浙江省玉山村村委会表现得最为明显，对村里唯一的经济来源——销售鸡血石，村委会通过统一有序的管理，让成果惠及每一个村民。经济和谐，不仅要求社会成员各司其职，还要注重社会公平正义，此外还要让百姓有切实的获得感。在纪录片《美丽乡村》中，国家一直给予乡村经济和政策上的支持，完善乡村的基础服务设施，为生活在呼伦贝尔草原上的贺林巴特尔一家购置“移动蒙古包”提供补贴，为方便左家兄弟脐橙采摘运输建造牵引货运轨道车。文化是社会的血液，只有文化和谐才能使社会更好地发展和进步，文化和谐强调传承和交流，中华传统文化正是因为传承和交流才越发历久弥新。在纪录片《美丽乡村》里，贵州小黄村里侗寨的孩子跟着潘萨银花奶奶学习侗族大歌，展现了传统少数民族文化的代代传承；拉萨次角林村的普布次旦想带着藏戏出去闯荡的梦想，展现了中国传统民族文化“走出去”的愿望。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国家开始注重乡村的经济发展和文化保护，努力实行新型城镇化，重视农村发展问题，从宏观的层面上促进乡土社会的和谐发展。纪录片《美丽乡村》里的每一个乡村在新时代的背景下都处于快速变革之中，每一个乡民都怀着对新生活的热爱和对未来的希冀，并在“群己和谐”乡土文化的感染下努力朝着新的方向前进。

（五）“和”文化与和谐社会

和谐，自始至终都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的重要价值取向，是不断追求稳定、繁荣、有序和融洽的社会状态。“和”文化作为“和谐”的内在文化特征和精神内核，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上发挥着社会发展的动力功能。《礼记·礼运》记载，“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用“大同”一词描绘了对和谐太平社会的美好想象，并将其作为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在当前的社会阶段其意味着富足的物质生活和丰富的精神生活。在纪录片《美丽乡村》中，常能够看到“和”文化在和谐乡土中的身影，就像漠河北红村张耀松对幸福生活的美好追求，陕西魏塔村蒋明放一辈子对脚下土地的情感，还有海南李成方对父辈祖辈精神的传承，这些都在推动“传统的乡”朝着和谐社会的方向蜕变成“新的乡”。

文化具有造就人、塑造人的功能，尤其是在对下一代的社会教育上，“和”文化贯穿几千年的中华历史，教化和培育一代代人带着“和谐”意识投入对理想社会的不懈追求和奋斗中。20世纪初期，社会主义思想开始传入中国，在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文化融合后发生了新的变化，并在中国重要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不可忽略的作用。“和谐”这一概念，在此之后有了新的时代意味，现实意义轮廓越发清晰。汤因比认为：“人类已经掌握了可以毁灭自己的高度技术文明手段，同时又处于极端对立的政治意识形态的营垒，因而最需要的精神就是中国文明的精髓——和谐。”[29]随着国际交流的与日俱增，“和”文化中和谐的哲学思想被更多人了解也被更多人接受，和谐社会的概念逐渐被西方引用，用以理解社会主义的概念。

此外，“和”文化不是单一的机械的统一，它更注重的是“善解宽容”“和而不同”。《论语·子路》中提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诠释了在“和”文化中，和谐指的是在多样性基础上的统一，饱含辩证主义的哲学色彩。在乡土中国里，就如同纪录片《美丽乡村》中叙述的那样，在少数民族地区，汉文化和少数民族文化在中国文化统一多元的基础上相互交流融合，共同发展并塑造出中华民族独一无二的文化品格。中国传统“和”文化蕴含着的“求同存异、和而不同”的价值观，为建设多民族背景下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发挥着重要作用。

《礼记·中庸》中的“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就强调“和”是人们需要共同遵守并追求的思想品格。“和谐”为人处理好人际关系、群己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提供了价值观和方法论的指导。纪录片《美丽乡村》围绕乡土中的“和”文化，用充满艺术张力的影像表现中国乡土社会的生活状态，塑造出各具特色的中国乡村。乡土社会是中国社会的一个剪影，在乡村中流淌着的“和”文化的血液依旧感染着每个中国人，并且影响着整个中国社会。在新的时期，“和”文化也有了更加丰富的时代内涵，城市在消费主义洪流下面临着传统文化被消解的危机，“和”文化却仍能够饱受磨难而历久弥新，依旧在促进社会和谐安定、稳步向前发展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虽然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在努力推进中，但是“和”文化的传承和弘扬仍存在诸多问题。“和”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它不断和其他文化特质进行相互补充和融合，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需要不断地与时俱进，吸收一些积极的因素，把不符合时代要求的因素剔除掉，要努力摆脱静态和孤立思维的桎梏。此外，“和”文化在当今文化语境中，面临着消费主义文化和西方外来意识形态的消解，因而需要加大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保护力度，从政策层面上给予保护和扶持，为“和”文化的良性发展提供合适的文化空间，让“和”从乡土中“走出去”，成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强大推动力，让社会的发展更加富有文化活力。

---

[1]张同道、刘兰：《格里尔逊模式及其历史影响》，《电影艺术》2008年第4期。

[2]张同道、刘兰：《格里尔逊模式及其历史影响》，《电影艺术》2008年第4期。

[3]单万里主编《纪录电影文献》，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第505页。

[4]周振华：《纪录影像的再建构——表征、意义与认知》，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第136页。

[5]钟大年：《纪录片创作论纲》，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7，第33页。

[6]朱羽君：《现代电视纪实》，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8，第108页。

[7]胡华涛：《近十年台湾表现型纪录片创作理念研究》，《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12年第12期。

[8]亚妮：《纪录片再现形式探讨》，《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16年第8期。

[9]卢文亭：《历史的影像再现与传播》，硕士学位论文，湖南师范大学，2008。

[10]李安娜：《藏族题材纪录片中的文化再现研究》，硕士学位论文，西北师范大学，2013。

[11]曹锐：《Witness儿童议题再现机制研究》，硕士学位论文，西北师范大学，2013。

[12]孙立平：《转型与断裂：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第4页。

[13]费孝通：《乡土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第7页。

[14]〔法〕H.孟德拉斯：《农民的终结》，李培林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第51页。

[15]〔法〕米歇尔·福柯：《自我技术：福柯文选3》，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第17页。

[16]〔法〕H.孟德拉斯：《农民的终结》，李培林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第73～74页。

[17]王露璐：《乡土伦理——一种跨学科视野中的“地方性道德知识”探究》，人民出版社，2008，第57页。

[18]〔英〕利萨·泰勒、安德鲁·威利斯：《媒介研究：文本、机构与受众》，吴靖、黄佩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第37页。

[19]〔英〕麦克奎恩：《理解电视：电视节目类型的概念与变迁》，苗棣等译，华夏出版社，2003，第132页。

[20]〔美〕约翰·菲斯克：《解读大众文化》，杨全强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第142页。

[21]赵福生：《福柯微观政治哲学研究》，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1，第9页。

[22]李智：《全球化语境下电视的修辞与传播》，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第116页。

[23]张燕菊：《影像修辞及其表现效果》，《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

[24]郑翰林：《传播理论简明词典》，风云论坛出版社，2003，第192页。

[25]费孝通：《文化与文化自觉》，群言出版社，2010，第249页。

[26]转引自麻国庆《记忆的多层性与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民族研究》2017年第6期。

[27]李美辉：《米德的自我理论述评》，《兰州学刊》2005年第4期。

[28]郭俊霞：《农村家庭代际关系的现代性适应（1980—）——以赣、鄂两个乡镇为例》，博士学位论文，华中科技大学，2012。

[29]范富：《中国古代和谐社会思想简论》，《前进》2008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