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总论（运河学与运河文化）

大运河历史与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刍议[1]

葛剑雄[2]

2014年，中国大运河成功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7年2月和6月，习近平总书记两次就大运河保护、传承、利用做出重要指示和批示。[3]为贯彻中共十九大精神，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我们应该如何推进大运河文化带建设？

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议题很宏大，应注意全面把握。过去很多人对“一带一路”倡议有误解，中共十九大以后大家才逐渐认识到：“一带一路”倡议不是为了重建历史上的丝绸之路，而是为了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构建国际利益共同体乃至人类命运共同体，符合这一目标的都属于“一带一路”建设。各地方的“一带一路”建设谋划应当建立在深刻理解其实质、历史背景和自然条件等的基础之上。

同样，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应当基于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实事求是，综合考虑历史背景、地理环境和经济建设要求等，不能仅仅从历史方面考虑，也不能夸大历史或任意想象历史。

一 实事求是探寻大运河历史

中国的运河有悠久的历史，重要的运河不止一条。京杭大运河无疑是其中最重要的，但不应与其他运河，如隋炀帝开凿的运河相混淆。隋炀帝开凿的运河有两条，一条是从洛阳通往涿郡（今北京）的永济渠，还有一条是从洛阳通往扬州再连接到杭州的通济渠、邗沟和江南河，两条运河中间并不连通。元朝为了在北京建立全国性的首都，解决运粮问题，才修浚利用一部分隋唐以来原有的运河和某些天然河道，又在山东开凿济州河、会通河，在北京、通县间开凿了通惠河，形成了京杭大运河。所以我们今天讲大运河、运河，一般就是指京杭大运河；讲运河文化，就是讲这条运河所承载的文化，以及在这条运河沿线形成和长期存在的文化。当然广义的运河应该包括中国历史上存在过及今天还存在的全部运河，广义的运河文化也应以这些运河为存在的基础，但必须做具体界定，不能混淆概念。

京杭大运河的主要目的和功能就是保证国家的统一和首都的安全，保障首都和北方边疆的粮食供应。到唐朝后期，太行山以东华北平原生产的粮食已经无法满足首都长安和关中地区的需求，不得不依靠江淮和江南的供应。元朝统一后，北京成为全国性的首都，北京周围和北方无法承担粮食供应，只能依靠江南。而要把数百万石粮食运到北京，当时唯一可行的办法是通过运河水运。元朝也尝试过部分海运，但没有成功。明朝继续建都北京，又沿长城设置“九边”，驻扎大量军队，江南的粮食不仅要保证首都的供应，还要调运到北方边疆，运输量更大。清朝疆域空前辽阔，首都北京的功能更强，人口更多，保障粮食供应的任务更重。直到清末海运兴起，基本取代运河，光绪二十七年（1901）才停止漕运。从历史大势和全局看，元、明、清三朝只有将首都设在北京才是最正确的战略选择，才能最大限度维持稳定和安全。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大运河保证漕运，北京就不可能成为元、明、清三朝的首都；没有大运河，元、明、清的统一就无法维持和巩固。

但为了达到此目的，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首先，要使大运河南北贯通，无论如何都绕不开山东这片丘陵，而这片丘陵的海拔比南北两侧大约要高40米，比一座十层楼房还高些。运河河床要逐级提高40米，然后再逐级降低40米。在完全没有机械动力提升工具的条件下，要靠人工将运河水逐级提升，建一座座水闸、船闸加以拦蓄；还得将装载粮食的船用人力拉上这些船闸；然后通过逐级下泄降低水位，粮船逐级下降至正常水位。为此这段运河要建设和维护大批水闸、船闸，常年保持大批修建、维护、操作人员，每次粮船过闸都要耗费大量人力和水量。偏偏山东丘陵长期干旱缺水，为了确保粮船通航，必须维持运河水位水量，所以连周围的山泉水都被引入运河。官府还下严令，只要粮船没有过尽，即使农田干涸，滴水不得汲取。大运河在河北境内水位虽不需升降，但河北也经常干旱缺水，也只能以确保漕运为主，无法兼顾农业生产。

其次，大运河沟通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固然为通航创造了条件，但也使各水系的灾害相互影响，甚至破坏了正常的水系。各水系的水量、水位、流速、含沙量并不相同，本来都自成体系，内部调节，连通后就不可避免地产生新的矛盾。如海河水系，最早都是分流入海的。自从曹操开平虏渠运粮，加上以后形成的连通各水道的运河，使这些河道的下游逐渐淤塞，形成众水合流于海河入海的格局，一直无法有效消除水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治理海河，不得不重开或新开这些河流下游河道，恢复分流入海。淮河的下游也早已淤塞，治淮工程也包括凿苏北灌溉总渠和一系列下游新河道。

在不具备建大型渡槽或水下隧道的条件下，大运河必须直接穿越黄河。干旱时黄河水位低，宝贵的运河水会大量流入黄河；只有黄河洪水泛滥时，才能保证运河有充沛水量。明清时每当黄河水灾，或决溢泛滥，往往为了保运河通航而不能及时堵截治理。

至今，大运河江苏段一直保持通航，江苏利用运河运输的力度超过历史上任何时段。但大运河山东段和河北段则大多废弃淤塞。

现在有些人一再提出要全面恢复大运河，我很怀疑他们根本不了解这些事实。否则他们为什么不想想，当初不得不付出巨大代价，不自觉地给自然环境造成破坏，今天还有必要重演吗？

总之，要实事求是了解和研究大运河历史，不要因为历史事实与今天的目标不同就回避隐瞒。

二 辩证评价大运河文化，弘扬精华，抛弃糟粕

还有些人想当然地认为，既然大运河那么长，沟通了五大水系，连接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江苏、浙江，包括济南、扬州、镇江、苏州、杭州这些城市，包括经济文化发达、人口稠密的地区，肯定在经济、文化的交流和人口的流动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其实在肯定其作用的同时也要看到其局限性和弊端。因为大运河的基本功能是保证国家的漕运和治理需要，所以在每年的运粮任务完成之前，是不对民船开放的。而当船队过尽，往往山东段的水也泄得差不多了，可利用的运力相当有限，而且也是官船优先、官方的货物优先。由于山东段的运力有限，多数货物过淮河后就得在王家营“起陆”，改为陆路运输，过了这一段后再走水路。

所以，贪官污吏、勾结官府的商人都利用漕运夹带私货，让民船混入运粮船，或者在漕运过后获得优先通行的机会。民船得以尽快通过这数十座船闸的背后往往存在徇私枉法、勒索贿赂的现象，由此滋生的腐败屡禁不止，愈演愈烈。依托运河的驿传系统本来是国家治理、政令上通下达、公务往来便捷的途径，结果成了假公济私、超标准享受、人浮于事、敲诈勒索、鱼肉百姓的祸国殃民系统，到明末居然被完全裁撤。运河的维护和运行需要庞大的人力和物力，每年有大量正常的工程和灾险工程，国家投入巨资，自然成为贪官污吏垂涎的肥缺、劣绅猾胥钻营的渊薮。漕运衙门与河道衙门是明清时期两个最腐败的政府部门。同样依托运河与水运形成的食盐产销网络被徽商所掌控。[4]为了巩固自己的垄断地位，徽商以其部分利润建造园林，蓄养艺伎，赞助艺术，附庸风雅，结交官员，因此扬州等地公款吃喝盛行，奢靡成风，青楼林立，“瘦马”闻名。运河沿线也是秘密会社活跃、黑社会猖獗的地带，漕运中的青帮、水运道上的水火帮、码头上的帮派、各色人员中的团伙，因交通的便利、人口的聚集和物资的充足而形成更大的破坏力。

大运河文化中地方服从中央、举国一体、创新文化等精神需要弘扬和提升，而其中腐败、奢靡和秘密会社性质的糟粕应当坚决抛弃。工程、建筑、水利、规划、管理、园林、饮食、书画、戏曲、工艺、风俗等物质和非物质文化要尽可能加以保护、保存、记录，但在继承发扬时也要有所选择，进行创造性的转化。

三 运用历史唯物论综合研究新时代大运河文化带建设

新时代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研究应当运用历史唯物论，处理好保护与开发的矛盾、传承与创新的冲突，因地制宜，加强交流互鉴和综合性研究。

第一，大运河交织着世界文化遗产，涉及世界文化遗产的部分应当加强保护，避免破坏原状的扩建改建。比较矛盾的是，大运河江苏段被称为活的遗产，大部分还是今天的黄金水道。但是太活了，遗产就没有了。这里应当区别对待，被列入遗产的历史遗迹段不应谋求扩建重建，而是要尽可能保存下来。保护遗产和发展经济、扩大运输发生矛盾时，只能将保护放在首位，另谋发展途径。

国内的文物建筑保护修缮倾向于整旧如新、以假乱真，近年又有另一个极端——修旧如旧。但世界历史文物建筑保护存在一个《保护文物建筑及历史地段的国际宪章》（《威尼斯宪章》），其精神是要“留白”，要求在文物保护修缮过程中，使得古时遗留的建筑部分和为保护遗产新建的部分进行明显的颜色等方面的区分，让建筑新旧部分一目了然。《威尼斯宪章》是1964年5月31日从事历史文物建筑工作的建筑师和技术员国际会议第二次会议在威尼斯通过的决议，包含“任何一点不可避免的增添部分都必须跟原来的建筑外观明显地区别开来，并且要看得出是当代的东西”，“补足缺失的部分，必须保持整体的和谐一致，但在同时，又必须使补足的部分跟原来部分明显地区别，防止补足部分使原有的艺术和历史见证失去真实性”，以及“不允许有所添加，除非它们不至于损伤建筑物的有关部分、它的传统布局、它的构图的均衡和它跟传统环境的关系”等条款。[5]国内文物保护和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应当加强学习国际公约和国内外经验，加强交流互鉴。

第二，运河文化带的建设不应是简单的复古，而应是创新；不应恢复元、明、清大运河的风貌，实际上也恢复不了，而应着眼于今天和未来，将古代运河文化的精华融入现代的运河带，转换为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新文化。

第三，在不破坏历史遗产的前提下，应合理规划大运河文化带建设中的旅游项目。旅游要满足民众精神和物质享受的需要，但作为一项产业要讲经济效益。要从中国和运河地区的实际出发，不要将运河地区的旅游资源估计过高，对不利因素要有充分的认识。例如，现在还在利用的运河河道是黄金水道，承担着繁忙的运输任务，能够用于游船航行的安全水域有限。运河周围现有的景点中游客已相当饱和，而多数河段缺乏观赏性。又如有些地方准备发展豪华游船，但水上旅游时间较长，有消费能力的人往往没有时间，有时间的人又往往没有消费能力，所以不能盲目上这些项目。

第四，大运河文化带建设一定要与环境保护、生态平衡结合。运河文化离不开水，但大运河的山东、河北段历来缺水，今天更严重。好不容易通过南水北调输送到北方的宝贵的水不能浪费，用得不好还会破坏环境。现在不少地方滥建水景，动辄“再现运河繁华”，甚至要完全恢复运河故道，根本没有考虑河里的水从哪里来，怎样常年维持，更没有认真做过环境评估，很可能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

第五，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应当加强经济、文化、旅游、生态等各方面的综合性研究。每个相关学科不应只看到自己的长处。这种综合性研究单靠一个人无法胜任，而要依靠群体力量。历史学无法单独解决实际问题，但对解决实际问题来说又不可或缺。离开历史学研究，领导和其他学科专家就难以获知真实的历史背景和文化精华。而为了提供真知，各个学科的研究人员都应当实事求是，要讲真话，不要为了取悦领导、取悦民众专挑好话讲而隐瞒真相。在建设规划过程中，应当鼓励研究人员探讨风险和可能出现的问题，包容不可行性研究，不能一味地谈可行性。不可行性研究往往更有利于规划方案的完善。

总之，应当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根据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发扬中共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加强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研究和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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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原载《江苏社会科学》2018年第2期。

[2] 葛剑雄，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

[3] 苏雁、周官正：《在世界舞台上讲好中国的运河故事》，《光明日报》2017年12月25日，第6版。

[4] 葛剑雄：《从历史地理看徽商的兴衰》，《安徽史学》2004年第5期。

[5] 《保护文物建筑及历史地段的国际宪章》，陈志华译，《世界建筑》1986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