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俞筱尧、沈芝盈两位先生是我的多年老友，他们近年来共同撰写了《春秋战国与百家争鸣》（初版时曾名《诸侯异政和百家异说》）一书，即将由中华书局印行，特意拿校样给我看。我再三翻读之下，觉得这是一部非常适合公众需要的好书，有一些突出的特点，应该在这里向读者介绍推荐。

这部书论说的，是春秋战国这个大时代。大家都知道，西周覆灭、周室东迁之后的春秋战国时期，我国社会历史出现了剧烈深刻的变革，尽管国家于政治上趋于分裂混乱，战祸连绵不绝，在思想学术领域却出现了空前的百家争鸣，成为中华传统文化发展历程上的第一个高峰。尤其是后世称作经典性著作的种种文献，大都产生或定型于这一时期，所造成的影响十分深远重大。

在这本书里，俞、沈两位对春秋战国时期思想学术方面的众多代表人物，逐一做出深入而概要的叙述分析，同时又就这个时期的社会政治历史给出了综合的说明论断。可以看出来，俞、沈两位是力图将春秋战国时期丰富多彩的学术思想局面，放到当时整个社会历史变迁的总背景中去考察。他们为了便于读者理解春秋战国的社会政治状况，还特地在书末设有“附篇”，追叙远古传说以及夏商西周的史事大略，使大家能够溯本求源，这是一般讲春秋战国的书籍里罕有的。

把学术思想史的研究与社会政治史的研究密切联系起来，是历史学界著名前辈们开拓的正确方向。在此我们想起郭沫若先生，他在1930年出版《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在学术界起了重大影响以后，即进而探索古代思想文化，写出了《青铜时代》和《十批判书》。继郭沫若先生之后的侯外庐先生，也是先完成《中国古代社会史论》，随后编著了《中国思想通史》，并且明确说明是要通过研究思想史来反观社会史。《春秋战国与百家争鸣》也正是贯穿着这样的观点和方法。

应该指出，俞、沈两位书所讲的春秋战国诸子百家，涉及的范围实际比常见的同类作品更为宽广。比如俞先生专门向我谈到他怎样注意兵家的地位和意义，大家容易看见，这部书中是为兵家提供了不少篇幅的，而本于西汉刘向、刘歆父子的《汉书·艺文志》，在《诸子略》后另设《兵书略》，是把兵家排除于“诸子十家”以外的。后代的目录书，包括常见的《四库全书总目》、《书目答问》之类，兵书是在子部了，但也没有同所谓周秦诸子并列。至于本书还列入“开明政治家”子产、晏婴，“早期的文史大家”左丘明、屈原，同诸子相提并论，更是作者创见，为读者展宽了眼界。

书中还有许多值得称道的地方，如采用了近年发现的一系列出土文献及其研究成果，不能在这里一一举例说明了。总之，读者会理解，春秋战国时期的历史和思想学术，是一个特别大的题目，俞、沈两位把浩瀚的文献史料，繁多的研究观点，精心剪裁，综括在这二百页的一册书中，便于读者阅看，只能说是煞费苦心。

俞、沈两位退休后，我们相见的机会少了，披读这部《春秋战国与百家争鸣》书稿，情同面对，有倍觉亲切之感。以往我得益于他们之处甚多，特别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我到文物出版社参加竹简帛书整理小组工作的那段时间，常有机缘向那时任出版社领导的俞先生请教，也亲眼看到他是如何全心全意投入工作的。前些年我在《中国文物报》（2012年9月7日）上面读到张囤生先生的文章《故宫城隍庙忆旧》，文中说及俞先生：“他每天除了马不停蹄地处理总编室业务，还要抽时间为编辑部审稿。我记得有一篇稿件，作者是某省著名专家，可文字很差，难以发表，老俞于是将全文重新改写，发表时仍署作者之名。我比照原稿重看写稿，专业内容一点没伤及，但文字条理清晰，且增添了几分文采。老俞告诉我，在他的编辑生涯中，这是常事。”我在这里可以补充说，俞先生不仅认认真真从事眼前的工作，还十分关心出版社的发展远景。他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就曾在中华书局创刊《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加强了学术交流，这时又用心制订了编辑出版文物考古书籍的长远规划。在几十年编辑工作中做出的学术贡献，确实是无法缕数的。沈先生则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和几位学者一起发起和编辑《中国哲学》集刊，得到侯外庐先生支持，使学术思想方面的专业论文有了发表的园地，并多次组织讨论会，活跃学术空气，在当时实开风气之先。她所校勘标点的黄宗羲著《明儒学案》，也是至今为止较好的本子。所有这些都说明他们两位都是工作认真而又勤奋好学的资深编辑。摆在读者面前的这部《春秋战国与百家争鸣》，也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李学勤

2016年10月15日

于清华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