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善恶因果经》研究史回顾

汉文《善恶因果经》全名为《佛说善恶因果经》，又称《因果经》《佛说因果经》和《菩萨发愿修行经》，作者不详。此经最早见于文献记载，是在《大周刊定众经目录》中。称其：

右件经古来相传皆云伪谬，观其文言冗杂，理义浇浮。虽偷佛说之名，终露人谟之状。迷坠群品，罔不由斯。故具疏条列之如上。[1]

《大周录》断定这部经为伪经，并且批评其误导信徒。《开元释教录》[2]和《贞元新定释教目录》[3]，也都沿袭此说。

《善恶因果经》在今日不少寺庙的法物流通处依然能见其身影，它虽为伪经，在民间却有着持续的影响力。在历史中，此经曾以多种语言在不同地区流行过。敦煌发现的《善恶因果经》拥有汉文、藏文和粟特文等不同语种写本。张小艳博士在《汉文〈善恶因果经〉研究》一文中厘清了该经的汉文本研究状况，提出该经见于佛教目录虽在695年，然而隋仁寿四年（604）的敦煌写本《优婆塞戒》卷末题记中已有该经踪影。[4]604年可以作为《善恶因果经》成立史上的一个坐标。对于藏文本《善恶因果经》的文献学研究与释读，萨仁高娃、陈玉、任小波等藏学研究者在此方面，已经取得不少成果。[5]任小波在其2016年新出版的《吐蕃时期藏译汉传佛典〈善恶因果经〉对勘与研究》一书中，详细论述了记载在藏文目录中，由法成与释迦光二人依据汉文《善恶因果经》所翻译的两部藏译本[6]在用词与表意上的细节不同。[7]

《善恶因果经》的粟特文本目前只发现一件，是汉文和粟特文双语写本，于1908年由伯希和在敦煌藏经洞获得（P. 3516），也即是本文的研究对象。该写本被伯希和带回法国后，受到学界的广泛重视。1920年伯希和与高梯奥（Gauthiot）合作，前者将汉文经文翻译为法语，后者根据伯希和的翻译破译了粟特文写本中的粟特词汇含义并转写和翻译了粟特文。高梯奥的弟子邦维妮斯特（Benveniste）随后又为粟特文《善恶因果经》做了进一步注释。三人的成果以及粟特文《善恶因果经》的写本图版，在1920年至1928年间一并由法国热内出版社（Geuthner）出版。[8]随着《善恶因果经》“汉、法、粟特”三文集成本的面世，扎克（Zach）[9]等语言学家对书中汉语以及粟特语词汇进行了诸多讨论。[10]1970年，英国学者麦肯齐（Mackenzie）再次转写了粟特文《善恶因果经》写本，并将其翻译成英语。[11]相继问世的法文本和英文本对粟特文《善恶因果经》的翻译和注释，引起了诸多学者的关注。哲世维（Gershevitch）、汉贝克（Humbach）、麦斯特尔（Meisterernst）和杜尔肯（Durkin），都以书评的形式，再次探讨了该经的文本翻译与解读。哲世维讨论了经文中的粟特词汇用法[12]，麦斯特尔与杜尔肯详察了粟特文《善恶因果经》对古代汉语中被动句的翻译方式[13]。以恒宁（Henning）与辛姆斯-威廉姆斯（Sims-Williams）为代表的学者，细致区分了粟特文文献中对x与γ的写法异同，并将《善恶因果经》粟特文转写中的rm纠正为‘M。[14]2013年，伊朗学者立足前人的成果，依据全新的转写规则，出版了波斯文的《善恶因果经》。[15]

以上是对流通于国内与国外，对于汉、藏、粟特文三本古老的写本，学者的翻译和研究状况。除了以上几种语言，《善恶因果经》还应当存在蒙古文本与满文本。检验蒙古文《甘珠尔》目录[16]，有两条经目似与《佛说善恶因果经》相对应。然而碍于笔者并没有阅读蒙古文《大藏经》的能力，该条目以下之内容是否为《善恶因果经》则尚未可知。笔者仅能依据蒙古文《大藏经》的藏文来源[17]，以及日本学者森安孝夫对蒙古文本《善恶因果经》的呼吁[18]，推测该经实际有蒙古文本存在。此外，根据满文《大藏经》的汉语来源，笔者推测《善恶因果经》也以满文的形式流传着。[19]满文本《大藏经》 [20]目录下亦有两条与《善恶因果经》相类[21]，只因笔者未找到满文《大藏经》原文，不能断言其内容是否全部对应于汉文《善恶因果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