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清商乐的来源及其发展

关于清商乐的来源，有两种说法：一是源于古代的商歌，《淮南子·修务训》高诱注：“清，商也；浊，宫也。”所以商歌就有清商之义；另一说清商出于汉代乐府《相和歌》中的清商三调。三调包括平调、清调、瑟调，清调以商为主，举清商以代表三调，故称清商三调。汉代的平调、清调是周朝房中乐的遗声，清商乐传至唐代尚存周曲《白雪》，可见清商乐的渊源。

清南乐源远流长，不断吸取民间乐舞的滋养，代有新作，被认为是华夏正声的主流。西汉哀帝时（公元前6年）罢乐府，在所罢的乐府人员中有商乐鼓员14人。至东汉，在张衡的《西京赋》中描写了歌舞伎人演奏清商乐的情景：

薛综注：“清商郑音，郑音即俗乐也。”根据张衡的描写，这还不是一般的俗乐舞，是所谓“秘舞”。“秘舞”可能是秘密演奏，不便于公开表演的舞蹈。贵族们在男女夹坐，纵饮行乐的欢馆中，妙伎们唱起淫谄的清商曲，跳着姿态妖丽的舞蹈。所以蔡邕说：“清商其词不足采”。[1]在当时的清商乐舞中是存在着一部分为迎合贵族腐朽低级趣味的，或者是比较直率大胆地表现男女爱情的舞蹈。

《清商乐》在曹魏的时候非常兴盛，曹魏的儿子帝王都迷好请商歌舞。《魏志·武帝纪》注引《曹瞒传》说：“太祖（曹操）为人佻易无威重，好音乐，倡优在侧，常以日达旦。”曹操不但在生时清商女乐不离左右，并且还想在死后能不断地享受。曹操临死时遗令使其婕妤伎人居住在铜雀台上，“每月旦、十五日，自朝至午，辄向帐中作伎。”他的儿子曹丕建立魏国（公元220年）设立了“清商署”。清商署是女乐的机构，在《魏书·齐王芳纪》中曾说到“帝每见九亲妇女有美色，或留以付清商”（图1）。

图1 巾舞 三国 四川忠县

曹操、曹丕、曹植等依照清商三调的乐曲节奏填写了很多可以歌舞的诗歌。《魏书》说，曹操“登高必赋，乃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曹魏时期的歌诗创作，在乐府歌诗的影响下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所以南朝的王增虔论《清商乐》说：

魏氏三祖等所作的“魏世三调歌辞之类”的清商曲辞对后世歌诗的创作有着深刻的影响。

西晋武帝也是个酷爱清商乐舞的皇帝，他平吴之后，收纳了吴伎五千，曹魏时的女乐机构“清商署”也保留了下来。晋代的荀勖曾对清商三调做了一番整理，并有朱生、宋识等著名乐工参加了这个工作。[2]

《清商乐》从汉魏以至西晋，是日益发展兴盛的阶段，到永嘉之乱（公元307—312年）以后，北方的《清商乐》受了战乱的影响，趋于衰落阶段。《晋书·乐志》说：

在这次战乱以后，一部分《清商乐》传入了凉州[3]（以后这部分《清商乐》与《龟兹乐》融合成为《西凉乐》）。另部分随着东晋政权的南迁传到了南方，对于南方的民间乐舞产生了重大影响，促进了江南的地方民间乐舞《吴歌》和《西曲》的发展。即所谓南朝的“新声”。如《旧唐书·音乐志》说：

《清商乐》的新声，在《乐府诗集》的清商曲辞中分为六类：（1）吴声歌曲，（2）神弦歌，（3）西曲，（4）江南弄，（5）上云乐，（6）雅歌。这六类以《吴歌》《西曲》为最主要部分。《吴歌》中仅有少数是歌舞曲，如《前溪舞》。《西曲》是以舞曲为主，《神弦歌》是巫觋祀神的乐曲，即所谓“婆娑乐神”的乐舞。《江南弄》是梁武帝改《西曲》而成，也是舞曲。《上云乐》是描述神仙事迹的乐曲。《雅歌》是属于雅乐舞一类的。

《清商乐》包罗的内容随着时代的进展越来越扩大了，既包括“中原旧曲”又包括江南新发展的“新声”。《魏书·乐志》说：

《清商乐》是这一时期对汉魏以来的《相和歌》、《相和大典》、《清商三调》、《吴歌》、《西曲》以及诸《杂舞》等俗乐舞的总称。

隋及唐初，清商乐舞继续受到统治者的重视，又得到一定的发展。隋文帝开皇九年（公元589）平陈，获宋、齐旧乐，文帝听了，很欣赏清商乐，说：“此华夏正声也。”并把它置于清商署中，进行了一番“去其哀怨，考而补之”的整理工作。其中舞曲有《明君》等。隋文帝设七部乐，内有《清商伎》，是重要的舞蹈项目。隋炀帝大业（公元605—618年）中，又制定九部乐，《清乐》（即清商乐舞）居于首部。唐高祖武德初年（公元618年），继承了隋代的九部乐制，到太宗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增为十部乐，《清乐》居第二部。到唐武则天时（公元684—704年），《清乐》尚存《白雪》、《公莫舞》、《巴渝》（舞）、《明君》（歌舞）等63曲。武则天长安年代（公元701—704年）以后，朝廷不再重视古曲，清商乐舞的乐工舞伎严重缺少，能合于管弦的清商乐仅剩《明君》、《春江花月夜》、《白纻》等八曲。有些舞蹈，如《幡舞》、《扇舞》等均已亡佚。据《旧唐书·音乐志》记载，到唐开元年间（公元713—741年），只有李郎子一人尚能传清商旧曲，后李郎子逃，“清乐之歌阙焉”。

随着唐代与西域各民族各国家的经济文化交流的不断加强，清商乐舞逐渐与西域音乐舞蹈相结合，形成了唐代的燕乐舞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