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多维视野下的早期中国宇宙论

贾晋华　曹　峰

宇宙论（cosmology）一词，包括了宇宙发生/起源论（cosmogony）和宇宙构成论（cosmography）。人类学家坦比亚（Stanley Tambiah）指出：“宇宙论是一个概念和关系的构架，它视天地万物或宇宙为一个有序的系统，根据空间、时间、物质，以及运动来对其进行描绘，并且囊括神、人、动物、精灵、魔鬼等所有事物。”(1)宇宙论是关于宇宙万物（包括自然的和超自然的现象）及其与人类关系的基本观念，往往构成一种文明或一个民族的世界观的基础。人类历史上曾经出现各种类型的宇宙论，有神秘的/宗教的宇宙论（mythological/religious cosmology），以创造神话、造物主/上帝等超自然的力量为宇宙的根源和主宰；有形而上学的/哲学的宇宙论（metaphysical/philosophical cosmology），通过分析推理思考宇宙的起源、构成、原因及终极目的；还有物理的/科学的宇宙论（physical/scientific cosmology），通过科学的研究探讨宇宙的起源演变、性质结构、运行秩序及终极命运，等等。

有趣的是，早期中国宇宙论浑融不分地囊括所有这些神秘的、宗教的、哲理的、形而上学的、物理的、科学的因素。至迟在战国时期，“宇宙”一词作为空时统一体的概念已经被明确地界定：“上下四方曰宇，往古来今曰宙。”(2)这和爱因斯坦相对论的核心观念之一的宇宙四维空时（spacetime）不可分离在某种程度上相似。不过，早期中国主要不是用宇宙一词来谈宇宙的生成和结构，而是用“天道”一词来表示。这大概是因为宇宙空时主要指示的是自然运行的宇宙，而天道则是模糊多义的，可以容纳多维的内涵。正如同“天”一词含混地指向物质之天、主宰之天、人格之天、运命之天、自然之天、义理之天等(3)，天道也浑然地包括自然、宗教、伦理、政治等多维层面，涉及天文历法、形法算数、医药养生、植物动物、祭祀卜筮、神灵鬼怪、人伦名位、政制军事，等等。从先秦至西汉，有关天道的观察和思考逐渐发展、扩充、演化，最终形成囊括宇宙万物、包含自然的和超自然的多重维度的阴阳五行宇宙论。

20世纪以来，有关早期中国宇宙论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特别是关于传世典籍中涉及宇宙生成的分散章节的研究，以及战国末至西汉形成的阴阳五行宇宙论及与其相关的关联思维方式的研究，成果尤为卓著。(4)但是，这一领域的研究目前也面临新的挑战。一方面，近数十年来出土的大量简帛文献和文物中，许多涉及天道的生成、演化、构成及其与人道的互动关系，其中诸如《楚帛书》 《道原》 《太一生水》 《恒先》 《凡物流形》等较为完整复杂的宇宙论文本的发现，以及大量数术方技类写本、图像和物品的出土，都是前所未有的重大发现。有关这些新出土文献，学界已经做了出色的训诂解读工作。然而，如何在此基础上全面搜集、运用相关的传世和出土文献文物，对早期宇宙论展开细致入微的比较归纳，进行综合深入的分析研究，则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新拓展。另一方面，不少研究论著采用较为单一的视角和方法，分别讨论哲学思想、宗教信仰或方技数术，并且往往集中于对具体文本、具体问题的探析上，缺乏跨学科的、系统的、整体的探索。然而，早期中国并没有现代如此清楚的学科界限。吕思勉在近一个世纪前即指出，中国宇宙论中的终极观念如气、一、太极等，皆源自宗教。(5)约二十年前，夏德安（Donald Harper）在涉及宇宙观念的研究中，批评单一视觉的研究趋向，指出：一方面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倾向于通过诸子的眼光看问题，另一方面科学史的研究忽略思想和宗教的广阔视野。因此他提倡综合考察先秦的思想和信仰，将宗教、方术与哲学、科学放在一起研究。(6)此外，张光直等也反复强调打破学科界限对研究早期中国历史和文化的重要性。(7)然而，由于20世纪之后学科分工越来越细、学术壁垒越来越深，学有专精的学者越来越多，而能够具有全局视野、整体眼光的学者越来越少，因此，学者们也由衷地呼吁，希望学界能够提供更多的机会，把不同领域不同专业的研究者集合起来，搭建跨学科的桥梁，实践跨学科的方法，将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相对照，将文献训诂与义理阐释相结合，对早期宇宙论展开多维视野的分析讨论。这将是今后这一学科领域发展的必然趋势。

有鉴于此，由香港理工大学主办，中国人民大学、佛罗里达大学（University of Florida）和特拉维夫大学（Tel Aviv University）协办的“多维视野下的早期中国宇宙论国际研讨会”，于2019年8月2日至5日在香港理工大学召开。这次会议首次邀请十余位海内外专家共聚一堂，围绕这一中心主题展开多维度和跨学科讨论。研究者们所宣读的论文，涉及了哲学、思想、宗教、信仰、神话、传说、艺术、数学、医学、生物分类学、阴阳学等众多领域。本书即是此次会议的论文结集。全书共收十三篇论文，依据主题大致分为四编，包括早期宇宙论的类型、早期宇宙论与思想信仰、方技数术的关系，及对西汉宇宙论的全面探讨。其目的就在于充分运用传世和出土的文献文物，从多维视野对早期中国宇宙论展开创新性的跨学科探讨。从学科跨度之大和研究方法之广来看，我们这部书可被称为此类研究的第一部，希望能为今后的研究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接下来简要介绍此书的篇章内容。第一编的主题为“早期宇宙论的类型”，由北京师范大学李锐、中国人民大学曹峰、北京大学王中江的三篇论文构成。这三篇论文关注的是中国古代宇宙论尤其是道家宇宙论中的生成类型、终极根源、存在方式，以及与之相关的理想政治形态。

李锐的《中国古代宇宙生成论的类型》利用子弹库《楚帛书》、郭店简《太一生水》 《老子》、上博简《恒先》等文献，将中国古代宇宙生成论分为神话、数术、有生于无、自生等类型。但他又指出，各种类型的宇宙生成论及其随之而生的认识论、方法论，其实散见于先秦子书之中，甚至同一学派内部也有不同的宇宙生成论。而且除了神话类型之外，自生、无中生有、数术等类型的宇宙生成论都有目的论的特色，即都是指导人间行为的准则，因为中国古人讲宇宙生成论，就是为了推天道以明人事。

曹峰的《早期道家的四种生成论》通过分析《老子》 《太一生水》 《恒先》 《庄子》 《列子》等资料，认为早期道家的宇宙生成论大致可以分为四类。第一是他生类型，重在追究万物发生的最终源头；这种类型还可以再细分成两个对子，即重视发生序列的类型和不重视发生序列的类型，以及强创生类型和弱创生类型。早期道家生成论不仅关照万物的出生，同时关照万物的成长，是一种完整的生成论；这种生成论还往往为道家的本体论、人性论，以及历史观提供服务。第二是相生类型，这种类型和万物构成的基本元素有关，重在描述万物之间的相互联系，从而构成一个动态的、循环的生灭系统，阴阳学说就是其典型的代表。第三是自生类型，强调万物的生成其实主要依赖万物自身的动力，创生者的存在可以忽略不计，甚至可以否定创生者。第四是化生类型，这一类型和前三者均有着密切关联，是前三者运动方式的重要体现，但又能深入前三者所不能触及的领域，即万物之生生变得僵化、出现衰落之后，如何打破局限，催生活力。这四种生成论的出现和运用，最终都是为了给人间的政治行为提供合理的指导，因此都属于功能型生成论。强调生成论具有指导性的作用与功能，是道家生成论的最大特色，也是用过去的西学框架难以推导出来的中国哲学特征。

王中江在《出土文献与早期中国的宇宙观：根源、生成、物性和自发性》中指出，从“三代”大传统到东周新世界观的突破中，从“三代”宗教到道家自然理性的兴起是一条重要线索。王中江不满过去的研究更多局限于某一种文本的局部探讨，试图通过郭店简本《老子》和《太一生水》、上博简《恒先》和《凡物流形》、帛书《黄帝四经》等珍贵的抄本和佚文，结合传世的早期文献，求证古代中国自然宇宙观的诞生和兴起，并力图把这一自然宇宙观的基本形态和整体面貌呈现出来。这是一篇非常宏观的论文，讨论了宇宙的开端、状态和生成过程的问题，万物的内面性及活力亦即“物性”如何可能的问题，“道”的“弱作用力”与万物的“自发性”的问题，及从宇宙到人间的自然的连续性问题。总之，此文认为古代中国的自然宇宙观在早期道家，实际上也是在古代中国的早期就已经呈现出完整的面貌。这种宇宙生成论既描述了宇宙的原初状态，也提供了丰富多彩的宇宙生成模式；同时还有对万物本性及何以如此多样的解释，以道“无为”和万物“自然”这一思维架构来说明宇宙秩序。这种完整的面貌是在“道”与“物”“朴”与“器”“一”与“多”和“道”与“德”等诸种关系中展开的，从这种自然宇宙观出发，又引发了“法律”“人情”等观念的思考，并导出了非常成熟的政治哲学。

以上三文在深入考察宇宙生成类型的同时，都注意到中国古代其实没有单纯的宇宙论，宇宙论通过转换为道和物的关系，最终又必然导向具有中国特色的人间政治理论。

第二编的主题为“早期宇宙论与思想信仰”，由台湾“中央研究院”颜世铉、台湾辅仁大学郭梨华、扬州大学、澳门大学贾晋华、扬州大学王倩、东南大学汪小洋的五篇论文构成。这五篇论文分别从中国古代最为核心的思想概念之一“中”、对宇宙论思想有集中表述的《管子》、构成宇宙论框架的时空概念、神话进入皇族历史的路径、壁画中的彼岸图像出发，通过概念的分析、框架的梳理、信仰的维度和艺术的视野讨论了中国早期宇宙论的不同侧面和广泛影响。

颜世铉在《再谈“中”的实体形态和观念形态意义：从〈论语·尧曰〉“允执其中”说起》中，对照分析了《论语·尧曰》的“允执其中”、清华简《保训》的“求中、得中、假中、归中”和《盘庚》“设中于乃心”三个文本的“中”，指出《论语·尧曰》和清华简《保训》的“中”为实体形态，是原始意义；而《尚书·盘庚》的“中”则为观念形态，是由实体形态演变而来的意义。此文尤其对清华简《保训》的“中”作出了自己独特的见解。他认为“昔久作小人，亲耕于历丘，恭求中”，这是说舜为平民之时，为了帮助农作而寻求符合天时的历数。“迺易位设稽，测阴阳之物，咸顺不逆。舜既得中”，这是说利用观测仪器探索天象时令而得到了符合天时的历数。“昔微假中于河”，指上甲微向河伯借用代表天时之正的历数，这就是作为统治者最重要的治理宝典的“中”；“归中于河”说的是上甲微因为有了这份好的历数宝典而壮大其实力，进而能打败有易，事后再把这一宝典归还河伯。清华简《保训》的“中”也是实体形态的意义。天时历数是宇宙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篇论文虽然没有论及具体的历数，但将“中”视为历数的主要体现，并区分出实体义和观念义，这对宇宙论研究而言有着重要价值。

郭梨华的《〈管子〉中的宇宙论思想》对《管子》一书所见宇宙论作了全面、系统的整理。文中提出，一般宇宙论都只着眼于宇宙根源和宇宙生成，但很少讨论宇宙生成如何展开，“物之形”如何可能，以及宇宙时空之于“物”的联系又是如何。《管子》在承袭《老子》之“道”的宇宙论思维基础上，开展出更为复杂的“道气”宇宙观，同时《管子》更重视“物形”变化，因此有阴阳四时之图式与“水”为形之本的论述。所以《管子》关于宇宙思想的论述，大致可有几种表述方式，一为道气的宇宙观，一为万物流于形的变化思维，一为阴阳四时五行的宇宙图式。这三种表述方式的不同，也说明了其所论述层次的不同。道气论是关于万物根源与变化之总体的宇宙论；阴阳四时的图式是天地四时或时空的图式，是万物生存所依凭的时空运行法则；至于水气的论述则是在万物有形的层面所论述的宇宙思维，是以万物为一小宇宙而言。三者统合在道气论。因此，从广义而言，也可以说《管子》的宇宙论是“气”的宇宙论思想。

时空问题是宇宙论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贾晋华的《战国宇宙论中的时间和空间》利用上博简《恒先》、郭店楚简《太一生水》等出土文献，重点讨论了战国时期中国人的时空一体认识，提出这一认识在宇宙万物生成的根源、过程和运行的观察和想象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文中认为，在战国宇宙论文献中，恒先及其同义词太一、太极或天道/道被描述为一个恒常的、根源性的时空统一体，一个蕴含着无限潜能和生机、浑朴宁静、无始无终（时间/恒）的大虚（空间/极）。从这个时空统一体自然而然地兴作生成大宇宙时空，分化繁衍出万事万物。而在宇宙万物生成之后，它继续成为宇宙周而复始运转的枢轴，万物生生不息再生成的不尽源头，以及人类回归本根本命的永恒精神家园。这一时空统一体基于中国古代哲人对于北极星和北极区的观察、想象和信仰，并逐渐从自然的、宗教的观念转化为抽象的、哲理的观念，指向宇宙的根源、秩序和运转规律。

王倩的《感生、异相与异象：关联宇宙理论建构王权叙事的路径》试图在关联宇宙论的理论基础上，阐释中国正史如何利用关联宇宙论，建构帝王诞生神话，从而将帝王身份神圣化，进而将其统治合法化。自汉代至晚清，在中国正史中表述的帝王诞生神话中，感生、异相与异象成为帝王神奇诞生必不可少的叙事情节：帝王或因其母亲感天受孕而生，或天生异貌，或出生之际天降异象。这三类神话本质上是政治神话，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建构意图。神话借助于帝王神奇诞生这一主题，通过感生、异相与异象这三种方式介入皇族历史叙事。在此过程中，作为元叙事的神话因其表述皇族的神圣起源而进入历史，进而成为王权意识形态建构的塑造性要素。根本上说，自商周以来不断完善体系的五行理念，以及儒家天人感应宇宙论所强调的“天命”观，二者的相互作用催生了此种现象。总之，感生、异相与异象，此三类神话之所以能够进入中国历史，主要归结于帝制时代中国盛行的关联宇宙论。

彼岸世界是宇宙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墓室壁画的彼岸图像也是宇宙观图像的一种重要类型，不过这是一个与地面宇宙观相对应的地下宇宙观。汪小洋在《中国与埃及墓室壁画中的彼岸路径比较》中提出，在过去的宇宙观理论讨论中，地面图像受到关注而地下图像缺少重视，实际上后者有着丰富的图像材料，尤其是墓室壁画能够提供完整的图像材料，比如中国和埃及。在墓室壁画这个领域，中国与埃及有着不同的彼岸路径，因此也有着不同的地下宇宙观。从形制象征层面看，中国形制类型有一个横向指向的象征意义追求，埃及形制类型有一个纵向指向的象征意义追求。从神灵支持层面看，去彼岸的路上需要神灵的帮助，中国墓室壁画中墓主人是需要神灵帮助的他助者，埃及墓室壁画中墓主人常常具有神灵的身份，可以是不需要神灵帮助的自助者，因此中国与埃及存在着他助和自助的两个图像体系。从不朽技术层面看，中国的葬玉体系追求完整原貌状态，埃及的木乃伊体系追求不完整的原貌状态，因此存在着连续性和非连续性两个不同的完整性指向。

第三编的主题为“早期宇宙论与方技术数”，由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杨勇、清华大学丁四新、中国人民大学黄晨曦的三篇论文组成。这三篇论文分别讨论了宇宙论如何影响到中国早期医疗理论和技术，早期中国“数”的哲学观念与宇宙论的关系，早期中国的动物分类法与宇宙论的关系。

杨勇在《早期中国宇宙论与中医知识的生成：以风论为例》中提出数术可以为理解中医的部分理论和诊疗技术提供学术背景，却不能从根本上回答为什么中医会形成这样的理论与技术。从中医知识的生成与演变来看，宇宙论曾在其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尤其是在对病因的解释方面。早期中国宇宙论曾经深刻地影响了中医对人体的认识、对疾病成因的解释，以及对相关诊疗技术的选择。此文以中医中的风论为例，讨论早期宇宙论与中医的关系。从现有的史料来看，具有宇宙论意义的风出现在春秋时期。此一时期，气被视作宇宙万物的本源，风由气所生。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具有宇宙论意义的风成为致病的因素之一。战国秦汉时期成熟的医学理论中，风与人体、疾病已经建立了系统的联系，以风为基础构建出的医学理论及知识已经相当丰富。《黄帝内经》将八风置于宇宙模式之中，并根据八风的变动来预测人体疾病。《九宫八风》虽然是一篇数术文献，但对八风致病的原因，是根据时间节点上的来风在空间上所呈现出的方位进行判断，八风对于疾病的意义，始终需要在宇宙时空模式中加以认识，即根据太一游宫以及八风之虚实，来占卜非常之变、疾病类别与病灶部位。因为太一在一个大周期内加临中宫的日期是固定的，只要与历谱配合使用，在太一加临中宫之日，根据风之来向，便可确定病之所在。在模仿宇宙模式的式图中，致病的八风是与太一所居之向相反的虚风，由此引发出了一个重要的中医观念，《内经》将风称作贼风虚邪可能也是源于式图中的这一方位概念。

丁四新的《“数”的哲学观念再论与早期中国的宇宙论数理》重在探讨先秦秦汉“数”的哲学观念及其与这一时期宇宙论的关系问题，他认为过去的研究多是从数学本身出发的，并不重视甚至忽视了“数”的哲学观念。而且，此前学者所说的中国古代的数学思想，也主要停留在算法和解法上，这与此文所谓“数”的哲学观念相去甚远。同时过去学者对“数”的哲学观念的肯定一般落实在宇宙生成论的数理上，即落实在《老子》的“道生一”说及其他类似说法上，而忽视了从宇宙结构论来梳理和肯定中国古代“数”的哲学观念。实际上，这两者应当结合起来，才能够全面地体现中国古人的宇宙论数理及其“数”的哲学观念。文中指出，早期中国的“数”观念往往围绕宇宙论和时空观展开，具有浓厚的哲学意蕴。秦简《鲁久次问数于陈起》提出了“天下之物，无不用数”的命题，从一个侧面肯定了万物皆有数的说法，阐明了数的普遍性，具有与毕达哥拉斯“数是万物的本原”相近的观点。天三地四（或阳三阴四）是盖天说的数理，其依据为《周髀算经》的“圆出于方”说。《史记·律书》和《汉书·律历志》都从哲学高度肯定了“数”的存在性。黄钟一龠之数（九九八十一分的日数）和中数五六是浑天说的基本数理。而且，古人的“数”观念往往最终归结到“天地之数”上，“天地之数”被看作万数之原。早期中国的宇宙生成论也很重视“数”的哲学观念，它包括“道生一”和“一生两”等类型，以及特别重视数字“一”的哲学含意。

黄晨曦的《早期中国的“五物”分类法与关联性宇宙论》主要探讨早期中国的动物分类法与关联性宇宙论的关系。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论述基本上集中在自然科学史的层面，将古代的分类法与现代生物学的分类法相对应，而且根据并不可靠的文献断代将古代的动物分类法的产生定于西汉至王莽时代，并且认为是五行理论的直接产物。此文反思了过去自然科学史家以古史辨派的文献断代为前提来编排古代动物分类法，以时代较可靠的文献作为参照系，对分类法中诸多因素的产生和发展进行时代排序，将诸多文献列表进行比较，分析其中哪些因素可能出现较早，哪些可能较晚。最早的分类法大约是在地方行政管理以及宗教祭祀的需求下产生的。这时候的动物分类法尚未明确体现五行学说，只是由于方位和地形对应特定的动物可以简化管理，因此出现了特定动物与特定方位和地形相匹配的情况，这为以后与配物思维全面结合提供了前提条件。从《管子·幼官［玄宫］》和《吕氏春秋·十二纪》可以看出，动物分类法在这时正式进入宇宙论和世界观的构建中来。之后的《淮南子》 《春秋繁露》等文献不断调整、强化动物分类和阴阳五行的关系。最后，《大戴礼记》认为五类动物都与阴阳二气有关，而且倮类更是阴阳二气合和的产物，人则是倮类中的精华，这与汉代五行强调中央土的观点也是一致的。

第四编主题为“西汉宇宙论发展”，由上海交通大学余治平、浙江大学陶磊两篇论文构成。不能说前面那些论文就完全不关涉西汉的文献和思想，但是作为中国古代宇宙论最为发达的时代，西汉确实值得集中地、深入地、反复地研究。这两篇论文就是对西汉宇宙论整体的和专题的考察。

董仲舒和宇宙论的关系，前人已经有很多讨论，余治平的《“推阴阳”而动天地：董仲舒的宇宙图式如何实现对先秦儒家宇宙论的改造与超越》将重点放在董仲舒如何实现对先秦儒家宇宙论的改造和超越。战国至秦汉时期，宇宙观建构是思想家们的共同追求。《吕氏春秋》 《淮南子》 《黄帝内经》为董仲舒宇宙论的完成提供了直接的学术资源。先秦儒家人格化、性情化、伦理化的天道，其内在机理并没有获得有效展开，既显得凝固、呆板，又极大地降低了人们对宇宙的好奇心和探究欲。董仲舒对天道信仰作了实证化、体系化、定律化的处理，进而完成了天论哲学的建构。天虽至大至尊，却又被纳入“十端”之内，这种涵摄与共生的复杂交互关系导致天道充满内驱力而运行不殆。阴阳所处地位、所发挥作用并不对等。“阴阳合别”，二气交替，共同促成岁月四时的运转变化，先秦儒家宇宙观到汉初被注入了动能。董学首次为五行确定了基本秩序，五行与四时、五方合理搭配。五行生胜，相互统一，创造动能，导致四时变化和世界运动。阴阳配五行的非对称性组合，则能够引发天道运行的永续不竭，给董学的世界带来无限生机。董仲舒的宇宙图式折射进现实社会，则提供了一套适合人世生活的基本秩序。“王者配天”“屈君申天”是把君王纳入宇宙秩序和纲常结构之中。而这种天赋秩序又具有宇宙论的源始性质和本体论的决定意义。

陶磊的《制度阴阳：一统文明下的宇宙新论》尝试讨论战国秦汉时代从多元向一统的文明进程中的宇宙论变迁。他认为进入战国秦汉时代后，理性成为主导文明的精神，法治成为现实国家治理的趋势，与此历史现实相呼应，宇宙论中出现了以制度规范阴阳的新宇宙论，这就是所谓的“制度阴阳”（语出《淮南子·时则》）。新宇宙论提出了不同于道家之道的曰规之道，体现了中国文明理性的进一步成长。新宇宙论尚未达到完全理性的程度，其道与现实世界之间不具有生成关系，而是依赖于圣人借助神秘主义达到与上帝同等的理性程度，为世界立法。从特性上讲，新宇宙论属于自然宇宙论，人在其中也被视为物。在对存在的认识上，新宇宙论将形置于第一因的地位，而将气视为有形世界的基础。新宇宙论颠覆了早期哲学对存在第一因的认识，对于早期哲学的传承产生了深刻影响，一是个体存在之形的问题受到高度重视，成为国家智术的组成部分；二是精神与形体实现分离，出现脱离人身的偏执的精神诉求。

可以看出，这十三篇论文是各位学者的倾力之作，每一篇都写得扎实、饱满而大气，呈现出这些学者多年来从不同角度对于中国早期宇宙论问题作出的深入思考。宇宙论是文明发展和成熟的必然产物，但不同的文明会有不同的表达方式。20世纪以来，受西学的影响，对于中国古人世界生成和世界构成的理论，虽然从自然科学的角度如数学、天文学、生物学等作出过卓有成效的探索，但是学者们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早期中国的宇宙论同时也是一种信仰、思想和哲学，具有为人类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乃至社会制度、政治格局奠基的功能，因此必须将宗教、方术与哲学、科学融汇在一起。虽然学者们未必都认同关联性宇宙论这种说法，但在致力寻求中国宇宙论的有机整体、多维面向、丰富内涵和独特表达上，学者们不约而同地趋向一致。尤其在可以真实反映先秦秦汉鲜活思想的出土文献大量涌现的今天，我们有了更为丰富的资料，也有了足够的勇气去重新讨论早期中国宇宙论的问题，希望这部论文集能够为推动今后研究的实质性进展起到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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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Stanley J．Tambiah，Culture, Thought, and Social Action: An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1985，p．3.

(2)　李守奎、李轶：《尸子译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2页。相似表述亦见于《庄子·齐物论》 《墨子·经上》 《荀子·解蔽》 《吕氏春秋·孟春纪·本生》 《鹖冠子·天权》 《文子·自然》等。《尸子》 《鹖冠子》 《文子》三书，长期以来被认为是“伪书”，但近几十年来的出土简帛文献与之相合的部分，使得学者们普遍相信这些文本应始编于战国时期。

(3)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8—49页。

(4)　主要参看：Joseph Needham，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56， v．2；徐复观：《阴阳五行观念之演变及若干有关文献的成立时代与解释的问题》，民主评论社1961年版；岛邦男：《五行思想と礼记月令の研究》，汲古书院1971年版；John B．Henderson，The Development and Decline of Chinese Cosmology，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4；Benjamin I．Schwartz，The World of Thought in Ancient China，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5，pp．350—382；Charles Yvon Le Blanc， Huai-nan Tzu：Philosophical Synthesis in Early Han Thought：The Idea of Resonance （Kan-ying），Hong Kong：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1985，pp．116—131；A．C．Graham，Yin-Yang and the Nature of Correlative Thinking，Singapore：Institute of East Asian Philosophies，1986；Marc Kalinowski，Cosmologie et divination dans La Chine ancienne．Paris：E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1991；Nathan Sivin，“State，Cosmos，and Body in the Last Three Centuries B.C.，”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55.1（1995）：5—37；David L．Hall and Roger T．Ames，Anticipating China: Thinking through the Narratives of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Alba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5，pp．181—282；Richard J．Smith，Fathoming the Cosmos and Ordering the World: The Yijing（I-Ching）or Classic of Changes and Its Evolution in China，Charlottesville：University of Virginia Press，2008，pp．32—37；艾兰、汪涛、范毓周主编：《中国古代思维模式与阴阳五行说探源》，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Aihe Wang，Cosmology and Political Culture in Early China，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0；陶磊：《〈淮南子·天文〉研究：从数术史的角度》，齐鲁书社2003年版；冯时：《中国天文考古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金春峰：《汉代思想史（修订增补第四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版；杨儒宾：《道家与古之道术》，台湾“国立”清华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杨儒宾：《五行原论：先秦思想的太初存有论》，台湾联经出版公司2018年版。

(5)　吕思勉：《经子解题·论读子之法》，载《论学集林》，上海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274—289页。

(6)　Donald Harper，“Warring States Natural Philosophy and Occult Thought，”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ncient China: From the Origins of Civilization to 221 B.C.，ed．Michael Loewe and Edward L．Shaughness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pp．813—815.

(7)　K．C．Chang，Early Chinese Civilization，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6，pp．v—xi；Chang，“Introduction，”Art, myth, and ritual: The Path to Political Authority in Ancient China，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3，pp．1—8；Michael Loewe and Edward L．Shaughnessy，“Introduction，”in Loewe and Shaughnessy，eds.，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ncient China: From the Origins of Civilization to 221 B.C.,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pp．13—14；李学勤：《当代学者自选文库·李学勤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自序”，第5页；曹峰：《20世纪学科体制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古典学：兼论出土文献在古典学复兴中的作用》，《社会科学战线》2013年第8期，第129—13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