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危机又要临头了

使实际的资产者最深切感到资本主义社会充满运动的，是现代工业所经历的周期循环的变动，而这种变动的顶点就是普遍危机。这个危机又要临头了，虽然它还处于预备阶段。

马克思：《资本论》第二版跋，第一卷上，第24—25页。

据2020年10月1日的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助手霍普·希克斯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希克斯是特朗普的亲密助手，曾与特朗普一起乘坐空军一号，往返于当地时间周二的总统辩论和当地时间周三的明尼苏达州集会。特朗普顿时紧张起来，立即对霍普·希克斯实行隔离。意料之中的事接着发生。10月1日晚，特朗普在推特上，称自己和第一夫人新冠病毒检测阳性，二人将开始隔离。他称：“今晚，我和梅拉尼娅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我们将立即开始我们的隔离和康复过程，我们会一起渡过难关。”

新冠病毒对所有人一视同仁，一点也不客气。

其实，人类社会一直都很脆弱，尤其是大城市。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在其第二本著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记录下公元前5世纪希腊爆发“大瘟疫”的情况。这场希腊大瘟疫造成雅典城邦人口损失了三分之一，包括历史上著名的古希腊政治家伯里克利亦殒命于这场大瘟疫中。在古典时代后期，瘟疫还为罗马帝国的衰亡平添苦难。而黑死病的流行，其所带来的影响，绝不仅仅是雅典、伦敦大量人口死亡这么简单，它对整个社会经济的打击更加严重。与大瘟疫与同俱来的，是这个国家的经济危机和百姓的生活危机。

马克思说得一点不错。现在，这个危机又要在资本主义国家临头了。写到这里，人们自然地联想到1857年的那场危机。这场危机开始于美国。马克思已经敏锐地感觉到这一危机的前兆：《纽约每日先驱论坛报》的稿酬降低了一半。这一打击所以特别沉重，因为在马克思的新居中又出现了过去的贫困，甚至是比以前更难以承受的贫困。即使像在第恩街居住时那种聊以糊口的日子，在新居也是不可能了。看不到任何前途，而家庭开支又日益增加。1857年1月20日马克思写信给恩格斯说：“完全不知道应当怎么办，老实讲，我的境况比五年前还要没有办法。”（《马克思恩格斯通讯集》，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二卷，第194页）

这个消息对恩格斯来说，简直是一个“晴天霹雳”，于是他赶快设法帮助自己的朋友，只是责怪马克思没有在两个星期前把自己的困难告诉他。恩格斯刚用父亲送给他的一笔钱买了一匹马。他写信给马克思说：“我感到十分痛苦的是，你和你的一家在伦敦受穷，而我却在这里养着一匹马。”（《马克思恩格斯通讯集》，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二卷，第197页）因此，在几个月之后，德纳建议马克思参加编写他所出版的一部百科辞典、特别是有关军事的条目时，恩格斯感到十分高兴。他写信说，这件事来得“十分凑巧”，并且“使他感到极大的喜悦”，因为这可以帮助马克思摆脱经济困境。

1857年的那场危机，造成美国有四千九百个企业宣告破产。在英国和法国，随着危机的到来，失业者大量增加，英国的失业者在1858年比1853年增加了六倍。从这个时候起，马克思一年比一年地更加焦躁不安地注视着新的危机的征兆。这次危机一直沿续到1859年，促进了工人运动的高涨。马克思对当时的需要救济的贫民有一个数字的统计。他写道：“在英格兰，官方认为需要救济的人数，1855年是851369人，1856年是877767人，1865年是971433人。由于棉荒，1863年和1864年这种贫民的人数分别增加到1079382和1014978人。1866年的危机使伦敦遭到了最沉重的打击，在这个居民比苏格兰王国还要多的世界市场中心，这种贫民的文书1866年比1865年增加了19.5%，比1864年增加了24.4%”，而在1867年的头几个月比1866年增加得还多。（《资本论》第一卷下，第717页）用不着再说更多的话，数字已经说明了一切。

瘟疫带来的冲击，首当其冲的无疑是经济损失。牛津大学教授索罗尔德·罗杰斯举了一个例子：“瘟疫给赫特福德庄园带来了巨大的损失，足足用了三十年时间才挽回瘟疫造成的人口死亡、房租的搁置等损失。”当然，不仅是赫特福德庄园，伦敦也是，英国也是，世界各国都是。因为黑死病造成了大量人口死亡，伦敦的各个行业都备受打击，短时间内难以恢复。而伦敦周边的庄园，则因为缺少劳动力，大片大片地荒芜了。据《死后调查书》记载，白金汉郡的斯莱登庄园，受瘟疫的影响，磨坊主都死了，再也没有佃农来磨玉米了。庄园的另外一处，“所有的佃农除了一个活下来外，其他的都死了……”活下来的农民数量稀少，导致土地无人耕种，庄园主收入剧减，贵族领主的没落由此开始。

伦敦城里的情况同样糟糕。罗切斯特主教区的教士威廉·迪恩记载：“有那么一段时间，各行各业的人手都缺得厉害，英格兰有三分之一的土地都撂荒了。劳工十分叛逆，即使国王、法律或法院也约束不了他们，大部分人变得越来越堕落、邪恶。”

在1592年12月到1593年，伦敦因为瘟疫关闭公共剧院；1594年短暂的开放之后，到了这一年的4月和5月中旬，又因为新的疫情而关闭。这样反反复复地折腾，导致疫情期间许多演员改行，大批剧团解散，最终幸存下来的剧团寥寥无几。

莎士比亚所在的剧团就是这寥寥无几的幸存者。莎士比亚本人依然为灾后重建剧团做准备，他深知很多剧团将会坚持不下去，而坚持下来的将会是最后的胜利者。就在1594年2月，莎士比亚完成了复仇悲剧《泰特斯·安德洛尼克斯》，这是第一部出版的莎剧。现存有1594年或1595年他抄写的剧本一纸，上面有手绘的该剧演出图，可以帮助我们准确地了解这部戏创作的时间。紧接着，他创作了《理查二世》《约翰王》等几部历史剧。

过了272年，1866年那场经济危机再度来临。我们再来看看马克思是怎样记述它给伦敦带来的巨大的冲击：“下面我们再从托利党的报纸上摘引一段描述1866年危机余痛的报道。”（《资本论》第一卷下，第735页）

昨天在这个大都会的一角出现了一幅可怕的情景。东头的好几千事业失业工人虽然没有打着黑色丧旗成群结结队地游行，但是，这股人潮已经够吓人的了。让我们想想这些人受着怎样的苦难吧。他们快要饿死了。这是一个简单而可怕的事实。他们共有4万人……在我们面前，在这个不可思议的大都会的一个区，一边是旷古未有的最大量财富的积累，而紧挨着它的旁边的是4万个走投无路的行将饿死的人！现在这成千上万的人正在侵入其他市区；这些一直处于半饥饿状态的人向我们大声诉苦，向天哀号，向我们诉说他们的破烂不堪的住所，他们无法找到工作，求乞也没有用。而地方上交纳济贫税的人，由于教区的勒索，也濒于需要救济的赤贫的边缘了。（1867年4月5日《旗帜报》）

过了半个多世纪，美国又出现了经济大萧条。罗斯巴德写了一本叫《美国大萧条》的书。这是一本探究全球经济繁荣与衰退交替演变的经济学著作，也是21世纪十年全球金融危机时人们常读的作品。它的价值在于有助于我们反思发生经济危机的真正原因，思考政府采取的政策是否恰当，更有助于未来不再犯同样的错误。

美国那次大萧条（1930—1933年）带来了一大批严重的社会问题：数百万学生辍学；许多人不堪生理和心理的痛苦折磨而轻生；社会治安恶化。美国的失业人口总数达830万，英国则有500—700万人失业。这次大萧条造成遍及全美国的大饥荒和普遍营养不良，导致大量人口非正常死亡。记录美国历史的《光荣与梦想》书中这样记述道：“千百万人只因像畜生那样生活，才免于死亡。”这一描述，正是美国大萧条时期民生状况的写照。

美国大萧条的影响比历史上任何一次经济衰退都要来得深远。1929年，加拿大小麦的过量生产，美国强迫压低所有农产品产地基本谷物的价格。随后在1929年10月发生了令人恐慌的华尔街股市暴跌。1931年法国银行家收回了给奥地利银行的贷款，但这并不足以偿还债务。这场灾难使中欧和东欧许多国家都破产了：资本的短缺，在所有的工业化国家中，都带来了出口和国内消费的锐减：没有市场必然使工厂关闭，货物越少，大家不相往来，货物运输也就越少，这必然会危害船运业和造船业。

我们再来看一看1929年的美国经济危机。《美国大萧条》是一面镜子。1929年8月，经济开始萎缩；同年9月美国股市暴跌；年底，650家银行倒闭。1930年，经济又萎缩了8.5%。1931年GDP下降6.4%，1932年下降12.9%。1933年，至少经历了四年经济萎缩时的GDP仅570亿美元，是1929年的一半。自1929到1933年，美国共有9000家银行倒闭；直到1934年美国经济才走出负增长。经济衰退的后果之一是造成大规模的失业。1932年，约200万美国人到处流浪——其中有25万以上是在16至21岁之间。这些人当中不乏曾经衣冠楚楚的中产阶级——意气风发的银行行长或者曾在著名报纸上发表评论的知名作家，其时却在夜间敲门乞讨，或蜷缩在城市排队领面包的人群里。食物银行前排队人员的长列，成为疫情期间的一道特殊景观。瘟疫的出现一次次地打破人类塑造的神话，并且，当它准备进攻时，从不给人准备的机会。当巴西正在紧锣密鼓地筹办奥运会时，携带寨卡病毒的蚊子正在熟睡的人们耳边徘徊，嗡嗡作响。

这些灾难状态的场景对我们来说，既熟悉又陌生。在11年前，一场金融危机引发的经济大衰退席卷美国，由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风暴后遗症，至今仍没有消除，全球经济原本处在复苏期间，现在新冠肺炎病毒突然降临人间，对于全球经济，新冠疫情不仅是短期冲击，更是长期挑战。

对照一下，在2020年1月，美国的纽约大道还是一派熙熙攘攘的繁华景象。而如今，新冠病毒的大流行使美国政府、企业和无数家庭陷入了巨大的困境。有争论的是会不会带来又一次的“大萧条”？我们还要耐心地看一看。但是，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直言，日本经济面临二战以来最大的危机，全球和国内经济都面临战后最严重的危机。

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是全球经济的挑战，不是单独国家的挑战，预测目前的处境可能和1939年经济萧条类似，而非单纯的经济衰退。我们已经看到了美国的破产潮和裁员潮。美国豪华歌舞秀历来备受拉斯维加斯的“青睐”，2020年2月，内华达州赌场连续三个月营收超过10亿美元，失业率降至3.6%的新低，然而，这一切都在2020年3月戛然而止。美国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经济学》在一书中尖锐地指出，高失业率不仅是个经济问题，而且是个社会问题。萨缪尔森强调，失业之所以是经济问题，因为它意味着浪费有价值的资源；之所以又成为社会问题，是因为它使成千上万的人面对收入减少的困境而痛苦挣扎。在高失业率时期，经济压力笼罩着社会生活，影响着人们的情绪和家庭生活。为阻断人群大规模聚集而造成新冠病毒的传播，3月17日，内华达州州长下令关闭所有赌场和大部分经营场所。现在赌场大门口门可罗雀。该州的失业率在一周后直接飙升到了22%。美国加州预算办公室表示，新冠病毒的大流行让加州陷入了有史以来最大的预算赤字，缺口甚至远大于2008年经济危机时期。

有人问：美国现在还是一个快乐的地方吗？美国总统候选人拜登在9月底第一次辩论演说中直言不讳地回答四个字：忘记伟大。他说：“美国目前新冠肺炎病例数量位居全球第一，大流行死亡人数第一，森林被野火烧毁的森林总面积第一，种族暴力和非法死亡的爆发第一。美国现在处在最危险的时刻。因为许多人对我说：我怎么能快乐？我失去了工作、汽车和房子。我的妻子离开了我。”

瘟疫带来的危机，不仅是经济、政治的危机，还有不可忽视的精神上歧视的危机。正常人与患者的身份区隔会形成歧视与压抑，正常人对病毒与死亡的恐惧会演化为对患者的侧目而视，这也是瘟疫的一种“后遗症”。艾滋病的污名化，正是典型的“瘟疫后遗症”。霍尼斯鲍姆写道：“据《每日镜报》报道，在布鲁塞尔，一名囚犯宣布自己感染了艾滋病，法庭瞬间就空无一人，连法官、书记员和几名狱警都惊恐地逃走了。”目前，这种精神上的歧视与压抑危机，也正在日甚一日地显现出来，值得我们要花大力气去化解。美国总统竞选的第一场辩论，现场只有80人参加，也是旷世奇闻一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