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兰克及其史学

兰克（Leopold von Ranke）给后世留下的一个重要资产是把历史学建立在坚实的史实基础上，兰克与史实也成了两个不可分的名词。艾克顿爵士（J. E. D. Acton）在德国与兰克及瞿贝尔（H. von Sybel）亦师亦友，回英国后，他在出版界和剑桥大学传播兰克考证史料、追求真实的学风。兰克在美国史学界里也被塑造成“客观史学之父”的形象。十九世纪末的法国史学界深受兰克大弟子威次（G. Waitz）影响，莫诺德（G. Monod）、古朗士（F. de Coulanges）、拉威瑟（E. Lavisse）引进兰克考证学风，强调一切历史研究必须以史实为依归。(1)瑟诺博司（Ch. Seignobos）、朗格诺瓦（Ch. Langlois）更是撰写历史方法学大学教科书，承续来自德国的史料考证学。中国留德史家傅斯年等人在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时，也宣示唯史料是瞻的治史取向。宗祖兰克以考订史实作为史学的基础，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各国推动历史学专业化的共同倾向。

兰克在后世几乎与据实直书、史料考证的科学史学画上等号。兰克本人也终身奉行考证史料并据史实撰写历史的原则。1825年他进入柏林大学任教时，哲学院中严重对立：一边是黑格尔玄思历史哲学，另一边是尼布尔（G. Niebuhr）、柏克（A. Boeckh）历史语言考证学及史莱尔马赫（F. Schleiermacher）的《圣经》解释学。兰克一方面深受黑格尔思想吸引，同时在尼布尔羽翼下，又随时强调历史叙述必须以史实为依归，借以与敌对的黑格尔玄思历史学区分开来。兰克早期使用传记、日记、回忆录等文学性质的史料撰写《罗曼与日耳曼族群史1494—1514》，书中对史料的批判，使他一举成名。之后，他发现外交使节档案，惊喜它内容丰富以及可信性高，从此引为终身至爱。兰克经常表达阅读以及考订档案的快乐，他在研讨实作课（Seminar）里与学生一起考订中古文书史料，每当破解一个流传久远的误谬，个性内敛的兰克也会跟学生一起高声欢呼、手舞足蹈。长期的研究实作课程培养出无数弟子，形成学派。

然而，兰克不是史料学家。在兰克一生等身的著作里几乎没有纯粹史料编辑与考证的作品。在研讨实作课里以及替国王规划的史学提升方案里，他虽然鼓励收集考订以及出版档案汇编，但是他自己几乎都不参与。兰克的历史写作非常强调呈现每个时代特殊的精神，他不是要让所有史料自己讲话、也绝不藐视有观点的叙事史家。兰克著作中的历史观点确实极为丰富并有一致性，它们都融入他的叙述中；他所有著作的表达方式与内容都透露着他的历史看法以及他所见到的历史特质与精神。而且，那些观点与看法背后更隐含着一个共同的原则——个体性（Individualität）原则。虽然兰克作品充斥着他所见的历史意义，但他终身没有系统地论述过历史研究的方法学，没有反省地剖析观点与史料的关系，没有以概念凝聚观点背后的原则，没有系统地说明他心中所认为历史现象的基本特质。这些与历史学知识论相关的问题，兰克没有反思。但他会在文章中、或在专书的前言、讲座、评论中，即兴地、片段地、简短地流露他对历史知识的看法。这些格言式的名句流传下来，成了后人用来塑造自己心中兰克形象的根据。

本章尝试以兰克生命史的次序，从兰克书信、著作、讲义等文献出发，具体地呈现兰克的个性和性格，说明他对早期工业化社会以及德意志民族运动的态度。兰克是普鲁士王朝终身忠诚的拥护者，他没有民族国家的期盼与激情，他的德意志民族意识是精神上的，是文化性的认同。在他以政治权力为内容的等身作品里，史学的核心是王朝，不是民族。民族历史只有在王朝政治权力的终极价值以及欧洲一体的巨观之下才有它的意义。同时，他的社会意识与工业化的现实完全脱节，在他的历史作品里形成巨大的缺陷。在陈述兰克具体的政治社会立场之外，进一步说明他对知识主体、史家观点的态度，描述他作品中丰富观点背后的个体性原则。在兰克著作中的历史主义个体性原则里，指出它蕴含的多元宽容精神事实上是局限在欧洲中心主义信念上。这个被后世史家推崇的个体性原则是歧视欧洲之外文化的概念工具，它有双重价值标准特质，将藉兰克晚年的世界史巨作揭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