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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裂的脊柱》
The Broken Column（Self–Portrait）

弗里达·卡洛
Frida Kahlo

仿佛被毛刷扫过一样的薄云下，是一抹透彻明亮的蓝色天空。远处那条横亘在天地之间的直线可是大海？

远方的海浪好像在向画外推挤着大地，地壳的裂纹由远至近越来越大，犹如放大的女主人公上半身那道纵裂的伤口。再去瞧她体内那根被无情剜出暴露在外的红黑色脊柱，也确实是裂痕无数。

但那真的是她的脊柱吗？

貌似不是。细细看过之后，我们就能发现那其实并不是她的骨骼，而是一根上细下粗、具有古代风格的圆柱。而她正把自己的头像一件装饰品般安放在这个精雕细琢的圆柱顶上。这根圆柱贯穿她的内脏，带给她自己剧痛的同时又像一根主心骨般支撑着她的身体，防止她倒下。可这根圆柱本身已经伤痕累累，又能支撑她到何时呢？

另一个支撑她纤细脆弱的身体的，就是那件带金属扣的矫形衣了，她的胸部、腰部以及腹部都被最大限度地绑缚着。就是这样一件带给人极大不适及痛苦的、宛如刑具一般的东西，一旦卸下，她便无法站立，年轻丰满的乳房更显出矫形衣的冷硬以及伤痕的惨烈。

好像这些痛楚仍显不足一样，她的上半身——脸上、身上以及两个手腕上被钉满了无数大大小小的钉子。这些钉子执拗地遍布她的全身，虽然她的下半身被一块布遮掩着让人无法看见全貌。这个形象不禁让人联想到在受难地的山丘上受磔刑的耶稣，他最后就是这样被钉在十字架上，身上盖着一块麻布。在这幅画中也可见圆柱和矫形衣所形成的十字、钉子和布，难道她也是一位殉道者吗？

散乱的头发下面，是一张端正的脸庞，表情静穆，两道相连的粗黑眉毛仿佛展翅的乌鸦，随时会从额头上飞走，丰润的唇上长着一层密密的汗毛。美丽的眼睛中流下一颗颗珍珠般的眼泪，但那些泪水并不是因肉体的疼痛而引发的一般身体反应。她并不是因为怜悯自己而在哭泣，也不是为了乞讨他人的同情。这个女子在这样一种非人的苦痛中仍不失自尊，毅然忍受着命运加诸身上的一切，一种强烈的自我意识从画中喷薄而出。

这幅画就是有着这样一股扣人心弦的力量。

这是墨西哥画家弗里达·卡洛的自画像。

弗里达在47年的短暂生命中留下了将近200幅作品，而其中大部分都是她的自画像。她在人生的后半期画了许多像这幅作品一样充满血腥气、可以被称为自画像系列的作品。有人曾经问她为什么那么爱画自己，她是这样回答的：“因为我一个人很孤单。”她在给别人的信中常不忘加一句“别忘记我啊”，虽然有些矫情，感觉像做戏，但也足见当时的她一定是处在一种极大的孤独之中。

常有人嘲笑说自画像的批量创作就像写自传体小说一样，因为“女人有着一种强烈的自恋意识”，“一旦受伤马上呻吟”（不少女性艺术家的自我内心吐露，也的确让男性心生怯意）。可弗里达那些令人触目惊心的自画像并不仅仅是把心灵问题肉体化，也不单单是孤独或者嫉妒带来的痛苦、创作上的奋斗、因人生不如意而产生的抑郁等因素在肉体上的反射。她的那句“我只是在画我自身的现实”，并不是一句假话。

那根布满裂痕、像古代圆柱般的脊柱，与其说是绘画的抽象表现手法，不如说是弗里达真实的肉体写照。

弗里达生于1907年，出生在墨西哥市郊外的一个普通家庭。家里有一男四女五个孩子，她排行第三。她的父亲是有犹太血统的匈牙利人，母亲是有印第安血统的墨西哥人，弗里达是父亲的掌上明珠。他们家经营着一家照相馆，生活并不富裕。

最初的考验是在她六岁的时候。弗里达患上了小儿麻痹症，经过九个月与病魔的奋战，最终她还是只能拖着一条腿走路。她因此备受欺侮，也休学了一年。好强的个性与那种孤独感就此在她身上生根发芽。她右腿的萎缩是无法治愈的，为了遮掩不一样粗细的双腿，她在右腿上套了一双又一双的袜子。她开始经常穿墨西哥民族服装，擅长用长裙来掩饰腿部的残疾。她充满异国风情的服饰和极富魅力的容貌，为她在欧美获得成功大大地加了分。

说起弗里达的魅力，她一生中吸引过很多男性，有过无数的恋人。

而她在与最初的一个恋人约会时，遭遇到了她人生中一场大灾难，那年她十八岁。一辆有轨电车撞上了这对年轻情侣所乘的公共汽车，并压扁了它。后来她曾这样描述那场灾祸：“那是一种很奇妙的冲击感，迟钝而缓慢。”当时一根折断的公共汽车扶手，从车椅上横空穿过弗里达的身体，就像“一把刺刀穿过一头公牛的身体”，她的衣服像被海浪冲刷过般被剥得干干净净。当时目击这一切的恋人如此描述：“弗里达全身赤裸……大概当时车上有一个拿着一袋金粉的粉刷工……而袋子里的金粉因为被撞破而洒满了弗里达鲜血淋漓的全身。”

撒满金粉的赤裸身体，这是一副怎样冲击人眼球的画面啊！

现实是无比残酷的。根据当时弗里达的病历卡记载，她的脊椎有三处骨折，骨盆三处、右腿十一处骨折，另外腰椎、锁骨也有骨折，右脚踝和左肩脱臼，腹部和阴道被穿透。医院最初把她分在无法救治的病人中，幸好最后还是给她做了手术，她奇迹般生还了。或许是她的父母无法再承担更庞大的医疗费用，一个月后她就出院了。因为她在出院前没有做脊椎检查，导致了后来的再次发病。

当时的弗里达是一名优秀的医学院学生。她十四岁时就通过了墨西哥教育机构中最高级别的国立高中预科的入学考试，就读五年制课程，当时两千名学生中仅有三十五名女学生。如果没有这场事故，坚持到学业结束的她也许能成为一名医生。然而住院费用使一家人的经济情况倍显窘迫，她不得不退学了。而那个恋人只来看望过她一次，就再也没有出现过。可怜的弗里达就这样在家中被困于石膏整形纠正衣下，终日不能动弹。

母亲为了这个爱画画的女儿，在床的顶部吊起了一面大镜子，并为她定制了可以躺着画画的画具。我猜弗里达那时每天就这样盯着镜子，一次又一次地问自己生存于世的理由吧——我为什么生而为人？我将来会如何？我究竟该做些什么？我的身体会变成什么样？我究竟是谁？我……

在偶尔没有病痛折磨，不是痛苦到无法忍受的时候，她就读书画画，直面自己的一切，不厌其烦地画着自己，画着自己肉体和灵魂的苦痛。年轻生命的坚韧让人惊异。在时好时坏的反复中，她终于渐渐恢复了日常生活 ——“那个秃头（指死神）没有抓到我”。在发生事故的第二年，十九岁的弗里达完成了她的第一幅杰作——《穿天鹅绒衣服的自画像》。这幅自画像和她其他的作品不同，画中的她有一种娴静娇柔之态，因为她还执着地怀念着那个恋人。她把这幅画同一封热情洋溢的信一起寄给了他，却石沉大海。

这幅画暗藏着“回到美丽的我的身边来吧”这样的信息。在画中，弗里达第一次确定了她的独特特征——粗粗的连眉和薄薄的唇髭。据说爱说笑的她在晚年常开玩笑说：“好了，到了我该刮胡子的时间了。”

弗里达退学之后，抱着病弱的身体参加了支持墨西哥共产主义斗争的艺术家群体，正式走上了绘画的道路。

而这时的迭戈·里维拉受文化教育部的委托，为了不会读写的民众全身心投身于在公共建筑物的墙壁上描绘墨西哥历史的运动中。弗里达主动来到里维拉的工作现场，拿出自己的画作希望他能点评一二。情场老手里维拉在这个充满魅力的年轻女孩儿面前评价说：“你的画非常有个性。”可弗里达直截了当地回复道：“我不需要这样的恭维话，我要补贴家用。为了能自立生活，我把绘画当成一份工作，所以请给我有价值的意见。”

里维拉对这个比她的画更有个性的女孩儿心生赞叹，两人不久之后就陷入爱河。之后，里维拉便与妻子离婚，与弗里达正式结为夫妻。那时这位名人丈夫43岁，身高180厘米，体重150公斤，而年轻的妻子22岁，身高不满160厘米，体重不到50公斤。人们把这对夫妻叫作“美女与野兽”。第二年，这对新婚夫妇移居去了美国，不修边幅的巨汉丈夫和以墨西哥民族服装裹身、穿戴美艳、皮肤微黑的年轻妻子成了美国记者们追逐的对象。三年中，里维拉全心投身于工作，弗里达的身体状况也比较稳定，可以说是她最幸福的一段时间。之后他们辗转于旧金山、纽约，然而在底特律，弗里达却因为流产引发大出血而入院。屋漏偏逢连夜雨，里维拉因在纽约画的壁画中把美国建国功臣和列宁画在了一起而备受争议，夫妻二人不得不因此返回祖国，在墨西哥城的新居兼画室里开始了他们的新生活。

婚后第五年，是27岁的弗里达人生中最糟糕的一年。她不但身体受创，接受了三次手术（阑尾炎、流产、摘除右脚关节），最痛苦的一件事莫过于她发现“爱到胜过自己的”里维拉竟和自己的亲妹妹出轨了。对于里维拉之前的外遇，弗里达一次又一次地选择原谅，然而这一次实在是太过分了。这一年，她一幅画也没有创作，为了减轻痛苦的酒量却越来越大。

不久之后，他俩就分居了，一个人旅行，原谅对方，一起生活，又分居……

在这样的循环中，弗里达的身体里好像有什么东西汩汩往外涌出。她先后和托洛茨基（流亡的苏联革命家）、野口勇（日籍美国雕刻家）、尼古拉斯·姆朗（匈牙利籍美国摄影师）等人陷入爱河，虽然每一段恋情都很短暂。批评家们曾嘲讽弗里达只不过是喜欢和名人交往，但换言之，是否也可以说她只是对凡夫俗子没有什么兴趣呢？也或者是她已预感到自己此生将尽，正在奋力燃烧自己？

与此同时，弗里达以惊人的速度开始作画。她不再做里维拉的陪衬，开始为了自己埋头创作，独立生活，只画可以卖得出去的作品。她真正意义上卖出第一幅作品，也就是在这个时期。好莱坞的著名演员兼绘画收藏家爱德华·G·罗宾逊，一下子买下了四幅弗里达的作品。之后她在纽约开了个人画展，巴黎的卢浮宫博物馆收藏了她的《画框》，墨西哥画展中大部分展出的也都是她的作品，毕加索还送给她一对象征手掌的耳环作为礼物（她随即就把这对耳环画进了她的自画像中）。她终于不再作为里维拉的妻子，而是以弗里达·卡洛的身份名利双收。

弗里达32岁时与里维拉离婚，然而一年以后这对男女不知怎么又复婚了（真的是缘分好深）。虽然二人也算在一起相伴到了最后，可这次婚姻可以说是半分居状态，里维拉的出轨已众所周知（难道弗里达已经死心？）。当时里维拉把资金和精力都投身在阿纳瓦卡依博物馆的建设中，弗里达也在墨西哥文化研讨会以及文化教育部绘画雕刻学校等国家机关任职。可惜她的健康在几年前就开始亮起了红灯，勉强支撑到37岁的脊椎终于让她连坐也坐不了了。整形外科医生让她穿上了钢板矫形衣，并嘱咐她务必躺在床上静养。这幅《破裂的脊柱》就是那时的作品（“我不是病了，只是坏了”）。

之后的10年对弗里达来说是与病痛抗争的一段艰辛岁月。经过了两次大型骨移植手术后，她又发生了重度感染，最后不得不切除坏疽的脚趾（“为什么需要脚呢？我明明拥有可以飞翔的双翅”）。她依靠酒精和药物来缓解痛苦，依然坚持绘画，甚至还在自己家里举办宴会，盛装出现在众人面前，跟大家说笑嬉闹。谁都不得不赞叹弗里达旺盛的活力以及这份活力的根源——强烈的自我意识。

弗里达的自画像大放异彩，甚至连她画的最爱的里维拉像也丝毫无法与之媲美。就像有些老人喜欢不厌其烦地向人历数自己的病历一样，她也是永不厌倦地画着自己病痛缠身的肉体。但这两者之间有着本质区别，那就是他们所表达的个人问题是否能具备一种普遍性。虽然弗里达的作品反映的内容消极负面，但却能把她的活力传达给观赏者。

很多人都说弗里达有着强烈的自我表现欲，的确如此，因为不这样她就无法立足于世，不这样她就无法生存下去。

站着，一直站下去；画着，一直画下去。

为了把所画的作品提升到艺术水准，这样的一种自我表现究竟又有何不可呢？

她的绝笔之作并不是她的自画像，而是一幅关于西瓜的作品。画中有浑圆的、橄榄球形的西瓜；有墨绿色、浅绿色以及黑色竖纹外皮的西瓜；有切成一半的，月牙形的，还有像冰冻果子露般周边锯齿形的西瓜。白色的内皮包裹着鲜艳欲滴的红色果肉，黑色的瓜子装饰般地散落其中，看上去真是无比诱人。

在任何一个文化圈里，水果都象征着“丰饶”。画中不同颜色形状的西瓜堆放在一起，让观赏者更感受到了那种丰收之意。在画面最前方的那只西瓜上，和弗里达的署名写在一起的是“ViVA LA ViDA”这几个字母，它们在西班牙语中是“人生万岁”、“生活真棒”的意思。据说这几个字是在她去世的前一周加上去的。这算是她一生的总结吗？她的一生，都在与肉体和精神无休止地痛苦奋战，晚年即便卧床不起，但作为艺术家，她依然留下了大量令自己满意的作品。作为一个女人，她全心全意地爱过，也被爱过。她的生命虽然短暂却无比丰盛，真是精彩的一生。弗里达就是这样肯定了自己的一切，然后安静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弗里达·卡洛（1907～1954）希望自己死后被火葬。“活着时已经躺着度过了那么长的时间，我可不愿再躺着被埋葬。”——真是一个非常“弗里达式”的遗愿。被称为“蓝屋”的她的出生之地，现在成了弗里达·卡洛美术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