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乱世之中匪患多
占山为王，落草为寇，打家劫舍，杀富济贫是绿林道上的旗帜；绑票、砸窑、强掠、霸占是他们混饭吃的“手艺”……道上拥有繁多的黑话、隐语、匪号、行规……倾思、欺诈、殴斗、兼并，绿林道是一个鲜为人知的隐秘世界……
一、盗亦有道——五花八门的土匪行为
1.旧中国的时局造就了土匪
俗话说：山东出响马，东北出胡子。旧中国匪患四起，比比皆是。就拿东北来说，有史以来就多有记载，尤其清末民初以来，土匪更是层出不穷，屡灭屡生。据史载，民国13年（1924年），东三省拥有土匪2.3万人，到1931年“9·18”事变前，已发展到8.9万人之多。这绝非东北人性喜为匪，而是外敌欺凌、官宦贪占、天灾人祸的必然结果。
东北本是一块富庶宝地，物产丰富，土地肥沃。自鸦片战争以后，洋人竞相用重炮利舰打开中国大门，割地索款，抢占租地。腐败的清廷，除了俯首称诺外别无他策。于是，久已觊觎东北的俄日等帝国便放开手脚，大兴刀兵，从1894年到1904年，短短10年之间，就发生甲午中日战争、庚子之变以及日俄之间的不义之战等三次大的战乱，东北大部分地区屡遭战火洗劫。几度兵灾过后，社会动荡，地方糜烂，田园荒芜，民不聊生。凡侵略军所过之地，“菽黍高粮，均被芟割，以作马料，纵横千里，几同赤地”，无家可归、流离失所的难民达几十万人之多，可谓千里烽烟，哀鸿遍野。于是，无路可投的饥民铤而走险，聚众上山，揭起绿林旗号。战乱之后，大批散兵游勇流落于社会间，这些人称霸一方，由兵变匪，这又成为土匪的一大来源。
朝政腐败、官宦荼毒，也是土匪产生的一大原因。
清末民初，正是中国政治舞台动荡迭变，世局杌陧之际。绵延数千年之久的封建帝制，以辛亥革命为丧钟而告正寝，北京朝纲由北洋权贵及其派生下来的各系军阀轮番执掌，今天甲乙联合反丙，明天乙丙串通倒甲，政治舞台乌烟瘴气，各地方官亦如走马灯一般来去匆匆，只是谁都忘不了大刮一番地皮。国家支离破碎，民众残喘苟活。
在东北，奉系军阀张作霖乘乱逐渐控制了东三省，登上了东北王的宝座，却又不甘寂寞，蓄意问鼎中原，称霸北方。于是几度出关用兵，大量军费开支转嫁到人民头上，致使财政拮据，奉票毛荒。张氏政权的各级官吏又乘机贪占侵吞，兼并土地，中饱私囊。张作霖自己本就是东北最大的坟兼资本家。仅在通辽一县，他和吴俊升、鲍贵卿、孙烈臣等人就霸占有上千垧土地。此外，他在内蒙、北镇、黑山、营口、大高坎、连山湾等地都占有大量田产。东北人民在频频战乱之中还要承受张氏政权的盘剥和压榨，只好卖妻鬻子、典屋当物，无计生存者便怀着一腔愤懑上了梁山。土匪中流传的一首歌谣说得好：“上等人们该我钱，中等人们莫管闲，下等人们快来吧，跟我上山去过年！”
民国二、三年以后，江西、安徽、湖南、福建、广东、广西等地连年发生水灾，尤其民国9年北方五省的罕见旱灾，更给北方民众带来严重威胁，山东、山西、河南、河北一带的大批难民流入东北，实指望到关东寻口饭吃，岂知关东的饭碗亦并非好端。这样，生活无望、进退两难者便落草为寇，充填了土匪的队伍。
民国年间，吉林省穆棱县（今属黑龙江省）山区活跃着一股绺子，头目报号“双龙”。此人姓李，山东人氏，15岁闯关东搁了浅，便投身绺子当上小匪，3年后被拥戴当了头目。后来绺子逐渐发展起来，成为远近闻名的一支大股。在东北土匪中，象双龙这样由关内的起局树旗号的为数不少，如后来投身抗日的著名将领王德林，就是从山东闯关东来到吉林，后拉起绺子吃了绿林饭的。又如抗联五军军长周保中的部将“老双胜”，也是闯关东不久便落草为匪。其他如“宫傻子”、“老二哥”、“老占东”，都是关内人逃难流落东北的。
东北常有水、旱、虫灾侵袭，尤其辽河下游平原，有九条大河横贯，常年泛滥，威胁民生，故有“九河下稍，十年九涝”之称。而且，这里又恰是几次战乱的重要战场，百姓极度贫困，度日如年，为求活路而上山入伙者逐年增多，这也是辽河下游地区匪患猖獗的重要原因之一。
就这样，半个世纪以来，东北地区土匪蜂起，有增无减。他们占据大山峻岭、草塘湖泊，飘忽来，唿哨去，在对抗官军、骚扰百姓之中互相联络、配合，又相互火并、倾轧，形成了畸形社会中的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
无独有偶，素有天府之称的四川省，在旧中国也是盗匪四起，这皆因军阀连年混战，兵祸连绵所致。据统计，自辛亥革命以来，仅四川省就发生大小军阀混战400余起。仅一个金堂县，先后就冒出赖金廷、赖合山、蒋炳南、解伯衡、黄子昭、苏传文等十几股在绺匪队。
2.既有不法之徒，亦有良善百姓
土匪，在东北称胡子、马胡子、红胡子、马贼、胡匪等等。胡子一语源于何处，说法不一。一说土匪们在行抢时怕人识出，故着奇装异服，伪饰大胡须，令人生畏又无法识认其本来面目；还有人以为胡子一语指屡次进犯东北，奸淫烧杀百姓，无恶不作的沙俄侵略军，因其满脸大胡子，个个凶神恶煞一般，人们便称沙俄兵为胡子或红胡子；也有人说话，沦为土匪之人常年辗转山林，胡子邋遢，故称之为胡子；又有人认为胡子之称泊于戏台上的山大王均是大花脸扮相等等。凡此种种，当以第一二种之说较为可信，而“红胡子”一说，则缘于沙俄兵的胡子颜色和凶悍无疑。沙俄是最早侵入东北的帝国主义国家。早在鸦片战争之前，沙俄侵略军就数次侵入黑龙江流域，屠杀沿岸人民，奸污妇女，焚烧庄园，抢掠财物，干尽了坏事。受害民众对其深恶痛绝，称之为“红胡子”，似合于情理。
至于“马胡子”之称的由来，则因东北土匪多以马队行动，马队疾忱、敏捷，便于周旋和摆脱官军的追剿之缘故。
“马贼”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入中国以后冠以的日语汉字，与胡子类同。
土匪队伍五花八门，形形色色，其人员组成却不外乎是以下三类：
一类是逼上梁山的穷苦百姓，其中有破产农民、手工业者、城市贫民。有的是受尽官宦富豪欺侮，不满现状的下层人士，还有一些因对当权得或地方实力派挟有私怨，上山入伙，以图复仇的人。这些人出身下层，遭遇坎坷，对官宦和富人怀有刻骨仇恨，而且人数众多，构成土匪队伍的主体。这些人被逼上梁山，大多是为寻活路，别无他图。所以除少数强悍者充当首领外，多是摇旗呐喊的角色。
另一类是行侠仗义的侠客义士。这些人往往有一些家产私业，也受过一定的文化教育，性格豪爽，喜好交友，遇有不平之事，常据理力争，甚至拔刀相助，往往得罪了官府或地方实力派，招来官司。还有人性格倔强，不肯趋炎附势，受到奸妄之徒的攻讦和迫害，义愤之下与仇人刀兵相见，然后沦入绿林。据《老残回忆录》，甲午战争后，辽宁省牛庄有个姓范的恶霸强抢佃户白老头之女菊花，毒打虐待，供之驱使，引起当地义士赵志刚的愤慨。赵夜逾墙潜入范宅，杀死范恶霸，救出菊花，然后聚集贫苦壮丁数十人揭起绿林旗号，专门杀富济贫，反抗朝廷，受到民众拥戴。赵志刚后来加入同盟会，参加反清斗争，最后壮烈牺牲。辽宁省思山县有位义士，名叫高鹏振，家境富有，性情豁达，曾就学于沈阳文登书院，返乡后广交侠客义士，习文练武，以诗酒酬唱为乐。民国十一年某日，高鹏振在郊外射得一只狐狸，被东北军混成第二旅的一位营长看中，非要夺为已有不可，高鹏振不从，这位营长竟大施淫威，将高绑至营中，一顿毒打。高鹏振凭空丢了猎物，又挨了一顿毒打，回家以后，胸中这口恶气难平，心思一横，持枪寻回军营，将营长及其妾击伤，然后隐名埋姓，颠沛异乡，拉起一支绺子，报号“老梯子”，开始了绿林生涯。象赵志刚、高鹏振之类人物，效仿古侠之风，以行侠仗义为已任，抒大丈夫之胸怀，标榜以手中枪扫尽天下不平。这些人率领的绺子多是只抢大户，不掠民众，故而被百姓称之“义匪”。
第三类人即是土匪绺子中铤而走险的不逞之徒。这些人多是城镇乡间的游手好闲之辈，利用封建会道门或团伙招徕一伙徒众，与官方勾结，欺压百姓，设赌抽头，坑崩拐骗，为害社会。这些人一遇机会，如战乱、天灾，或者惹下乱子难以收场，便拉起枪马，霸占一方，胡抢乱夺，残害百姓。黑龙江省汤原县有一支匪队，头领沈桂林，报号“小白龙”，原是自卫团的一个小头目（一说原是某警察分所的警士），因奸情败露被解职，便撺掇4名心腹死党砸了一家警察分驻所，夺取几支大枪，然后树起“小白龙”旗号，招罗徒众，在富锦、桦川、宝清、萝北一带流窜行抢，杀人放火，奸淫妇女，无恶不作。这支匪队最盛时发展到数百人，曾占富锦县城，围攻过佳木斯镇，给人民生活和社会安宁带来极大威胁。象小白龙这样的匪队残忍成性，杀人如同儿戏，对社会危害最大。
除上述三类人员以外，匪队中还有一部分旧军队官兵，这些人往往乘时局混乱，由兵变匪，发国难财。汤玉麟的兵卒驻热河时，经常不发饷银，官兵们的活路就靠勒索搜刮百姓，有的部队干脆换上便衣，扮成土匪到民间去抢，真可谓兵匪一家。
3.土匪无所不在
土匪绺子此消彼长，盛盛衰衰，从清末民初到全国解放期间，从未绝迹，反而大有扩充蔓延之势，成为当人的一大恶患。若说旧中国究竟有多少股土匪，恐怕圣人也无从统计。仅是东北一块地域，也难以确切考知究竟有多少支匪队。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除了大中城市及重要枢纽外，凡东北的大山、河川、草原、苇塘，都有土匪出没。他们或在互相兼并中发展壮大，或在官军征剿下复灭似斩不尽的野草，逢春即发，枯荣循环，代代不衰。据日本人大村省三在“9·18”事变前撰写的《马贼之真相》一书中记载，仅当时分布在吉黑两省部分地区的匪队就有如下数股：
活动在桦甸县大北贫地区的有：
“天须” 32岁 60人 长枪55支 短枪12支
“天龙” 30岁 30人 长枪30支 短枪5支
“海龙” 37岁 75人 长枪75支 短枪5支
“黑手” 45岁 50人 长枪50支 短枪3支
“占中华” ？岁 46人 长枪50支 短枪5支
“双洲” 42岁 25人 长枪25支 短枪2支
“心田” 32岁 35人 长枪35支 短枪4支
“双龙” 32岁 120人 长枪120支 短枪25支
“宝林” 20岁 35人 长枪35支 短枪4支
“长山” 32岁 36人 长枪35支 短枪2支
“红山” 80人 长枪80支 短枪5支
此外还有长山军、一心、金柜等绺。
活动在辉南县蛟河地区的有：
“长胜军” 32岁 120人
“占山” 37岁81人
“同心” 60人
“片海” 40人
“占五洲” 80人 长枪100支 短枪5支
“要德好” 130人 长枪120支 短枪9支
活动在延吉、和龙地区的有：
“荣山”直属队40人；手下有“长海”40人、“新来好”35人、“独三”14人、“占西川”70人、“小长江”35人、“占九洲”20人、“中华”40人、“九江”40人、“占中原”60人。
活动在柳河、海龙、金川地区的有：
“野猫”48岁，直属队125人，拥有长枪120支、短枪23支；手下小头目及人马有：“生铁”26人、“林山好”14人、“座山好”60人、“西巴顺”30人、“云中燕”20人、“镇江好”17人、“中义好”10人、“心顺”30人、“草上飞”40人、“串山”70人、“林中飞”80人、“青山”20人。
“二虎” 190人 长枪190支 机枪6支 短枪7支
“压东边” 50人
“新军” 150人
“张树明” 80人
活动在穆梭地区的有：
“双龙”30岁，直属队150人，拥有长枪160支，短枪15支；手下小头目及人马有：“金五龙”50人、“占有原”70人、“芦林好”30人、“五傻子”30人、“双胜”40人、“兴东”15人、“海兴”30人、“双义”20人、“海上”40人、“双山”30人、“天祥”15人、“五龙”50人、“占东边”50人、“黑手”70人、“老四海”50人、“银山”80人、“绿林好”90人、“照祥”50人、“旺友”20人、“金山”20人。
活动在临江县境的有：
“海洋” 50人 “上山好”40人 “风山”50人
“天下好” 20人 “青山”20人 “海红”20人
“平街” 190人 “南鹰”50人 “魏玉田”150人
“长山好” 50人 “新海龙”50人
活动在辑安县境的有：
“安国军”20人 “德国军”20人 “小七山”40人
“登局好”50人
活动在通化县境的有：
“九山”90人 “活柜子”50人 “北海”20人
其它：
“九江” 31岁 150人活动在勃利县黑背山
“王老” 51岁 140人活动在勃利县黑背山
“老吴哥” 45岁 500人活动在绥兰道海伦县
“老东好” 黑龙江省境大绺子活动在通洲县凤山镇
“双龙” 600人 活动在小兴安岭
“明山” 150人 汤原县八里河
“红旗魁” 100人 方正县林区
以上近百支绺子当是不完全统计，还有相当数量的地区未统计在内。再把范围缩小到吉林省的宁安府，看看这里竟有多少匪队（民国十年前后的统计）：
“长江” 200人 活动在五虎林一带
“江东” 500人 活动在横道河子
“龙山” 600人 活动在二三道河子、花脸沟
“刘放亲” 150人 活动在团山子、牡丹江一带
“平北” 300人 活动在腰岭子、南沟、牡丹江一带
“公平” 260人 活动在腰岭子、南沟、牡丹江一带
“青山” 200人 活动在南湖头一带
“双洋” 270人 活动在八道河子一带
“满天飞” 300人 活动在海林站北沟一带
“扫北” 150人 活动在五站一带
“天胜” 300人 活动在海林站北沟一带
“占山” 100人 活动在海林站北沟一带
“天照应” 250人 活动在海林站北沟一带
“靠山” 250人 活动在三岔口一带
“红胜” 200人 活动在二道河子一带
“战死” 250人 活动在石头河子一带
“得胜” 350人 活动在二道河子一带
“交的宽” 350人 活动在一面坡一带
“天龙” 200人 活动在烟筒沟一带
“老黑山” 160人 活动在海北北沟
请看，一个小小的宁安府就出了20余股大绺土匪（小股匪队尚未计算在内），总人数达5000余人，可以想见当时的土匪势力是多么可怕、多么猖獗的。
4.土匪也有恪守的规矩
俗话说“盗亦有道”。土匪绺子中也有自己的绺规，称作“三规四局”和“七不抢八不夺”、“五不准”。
所谓三规，是上马不嫖，不马不赌，不许奸淫；“七不抢”为红白喜事不抢，邮差不抢，作小买卖的不抢，鳏寡孤独不抢，出家的和尚、尼姑、道士不抢，行医郎中不抢，妓女不抢等等。“八不夺”的内容和“七不抢”相仿，此外还包括不抢算命先生、乞丐、大神等。
绺子里定下这些规矩自有一番解释，如上马不嫖，指出门行抢或者赶路时如和女人发生关系不吉利；下马不赌则指途中休息时如赌钱容易误事。对行抢对象的限制，一是没有多大油水；二是犯忌讳；三是有求于人，比如郎中，绺子时常要请他们看病治伤，小商贩和邮差常年走街串巷，路子熟，消息快。因此，有些绺子还规定摆渡的不抢，车客店不抢，为的是给自己留条后路。
还有“五不准”，和上述规局大同小异，内容为不准抢穷苦人；不准调戏、奸淫妇女；不准进产妇房间；不准走猪或驴横在面前的道路；不准用娶亲人家的酒饭。其中后三项被认作不吉利。由此看来，匪队中确实有些规矩，然而，规矩归规矩，执行却是另一回事，这要因绺子而别。
有些绺子穷凶极恶，碰上合适的主就抢，见到年轻的女人就糟蹋，绺规形同虚有。民国四年，吉林浑江有股报号“冰上飞”的匪队。一天抢到一位老太太家，屋里没有值钱的东西，就抢了一串咸菜疙瘩！临走时发现老太太戴一只金镏子，老太太不肯给土匪，竟用菜刀把老太太的手指剁下来。
但是，有相当数量的绺子队还依绺规办事的，对违犯绺规者绝不宽容。处罚也是五花八门的，如枪决、活埋、背毛（用绳子勒死）、挂甲（冬天把人衣服脱光，绑在树上浇凉水，活活冻死）、穿花（夏天把人赤裸裸绑在林子里任蚊虫瞎虻叮咬）等等，后几种酷刑往往用来对付背叛、潜逃或私吞赃物者。
纪律严明、不扰百姓的绺子队也不乏其例。这种绺子一般都有一个好队头，讲究杀富济贫，“替天行道”，对残害百姓的匪队耻于为伍，甚至在民众遭受劫扰时敢于仗义执言，替民众说话。有一年，吉林双阳的一支匪队“红山帮”，绑了一家豆腐坊的“童子票（孩子）”，“大来妈”路边听说，单抢匹马闯到“红山帮”的地界，硬把孩子要了回来，交给豆腐坊主，坊主一家人恨不能跪下来感恩戴德，“大来妈”却二话没说，扬长而去。
前述的老梯子高鹏振拉起杆子后，为匪10余年，只抢大户，不扰百姓，据称从未杀过一名平民百姓，没有烧过一次民房，没有奸污一名妇女，被当地民众称作“大爷”。
辽宁省台安县西佛古洞岗子有一位叫崔德印的绺子头，出身农民，因土地被本村朱姓大地主霸占，打了几年官司，土地不仅没要来，还落了个倾家荡产，一怒之下率领本家弟兄抄了朱地主的家，然后拉杆子上山，报号“荣山”，他专和官府大户作对，却严令部不得骚扰普通民众。荣山有位干儿子报号“久打”，精明强干，骑射两绝，曾两次救过荣山的命。一次，久打背着他强抢一名民女，荣山得知后抛却情硕，不顾众弟兄讲情，下令处决了久打，附近民众闻之，莫不暗暗竖起拇指。
绺子里的任何人对大当家要绝对推崇、尊重，大当家一言九鼎，谁人不得冒犯违抗。一般情况下，大当家拥有显赫的地位，手下的骨干力量多是共家族子弟、贴已亲信，控制着整个绺子的局面；或者有超人过硬的武功和丰富的作战行抢经验，能够压住“茬”，同时要办事公道，赏罚严明，否则将难以慑服绺子队内的众兄弟。辽宁省义县黄土坎子有股匪队在北镇绑票得到二千大洋，匪首杨百安在分赃时有失公道，被部下“发字”开抢打死。马局子沟匪首二升子与手下一个小头目发生龌龊，处理失当，小头目杀性顿起，乘其不备将二升子及其小老婆打死。类似这种内讧（匪队内称“起刺”）事件在绺子中并不乏见。可见，要牢牢把握一支绺子，使所有徒众言听计从，众心合一，并非是一件易事。
5.信手拈来的匪号
凡决心为匪之人，从端起这碗饭的第一天起，为免家族亲朋遭受牵连，便隐去真名实姓，另报一个山号，山号也称耍号，言外之意是上山为匪，不过是人生之玩笑，耍戏一场而已，颇有玩世不恭之雅意。
报号没有特定的规矩，随心所欲，信手拈来。一般情况下，一个人在为匪生涯中只有一个匪号，但也有人有两个、三个或更多的匪号。时间长了，官府对匪队头领的身世、姓名已经了解，附近民众也大多知晓，隐讳真名实姓已无意义。于是，有人在山号前面加上姓，如高老梯、朱长山、李海青、项青山、于九江等。
报号虽说五花八门，但总的原则是既要赫亮，又要吉利，要能代表报号之人的特点或者追求。比如，有的人以猛兽、飞禽为号，如“黑龙”、“天虎”、“小白龙”、“驼豹”、“飞鹰”、“野猫”、“飞马”，表示报号之人枭勇神威或者敏捷疾迅。黑龙江省三肇地区著名的绺子首领李海青，原名李丹忱，投身绿林后报号“海青”。海青是一种凶猛飞禽，又称“海冬青”，栖息在松花江沿岸，以捕食小飞禽或鱼类为生。取“海青”为号，无非表示主人的敏捷、机智和勇猛。
也有人以武功报号，显示自己的身手不凡。如“草上飞”、“云中燕”、“黄炮”、“双镖”、“双枪”、“一股风”、“神枪×”等。据说“双镖”是吉林阳石桥子人，姓李，第一次作案时遇见两个土匪中途打杠子，被他一枪一个撂倒，以后就报号“双镖”，以显示自己枪法神奇。
还有人以自己的特征报号。有一位台安县的张海天，为匪多年，因他冬天不戴帽子，打仗顶风上，十分勇猛，故称“老北风”，为辽南地区著名的绺子头目。其它如“宫傻子”、“金大牙”、“大下巴”、“独眼龙”、“李二偏头”、“老实人”等等。这些近似绰号的报号，远近皆知。
匪队中报号较多的是“好”当号，即在地域、行为、追求、希冀等意词后面加上一个“好”字，如“一江好”、“金山好”、“长江好”、“绿林好”、“东边好”、“打得好”、“镇江好”、“座山好”、“新来好”、“大来好”等等。这种好字号在东北各地的匪队中不胜枚举，因此重复报号的事情很多，一个地域有时同时存在几支“绿林好”、“三江好”，往往发生张冠李戴的事情。再就是图吉利、盼发迹或发财而报的山号，如“全胜”、“双胜”、“占中原”、“盖中华”、“金柜”、“宝林”、“宝全”、“天照应”、“万全”、“宝盛”、“金山”、“得胜”、“老梯子”等等。“天照应”原名张饧五，是黑龙江省著名的绺子头目，常年活跃在松花江北岸的青岗、望奎等地域。他报号“天照应”，就是希冀在绿林生涯中得到老天的保佑和照应，一帆风顺，万事如意。这反映了绺子队内的迷信心理。辽宁黑山的高鹏振拉杆子后，报号“老梯子”，意思是步步登高，这也同他的出身和身世有关，寓含着不甘就此沉沦，希冀有朝一日发迹起来的意愿。
以“占”、“扫”、“平”等字连接地域、对象报号也是土匪中较为常见的一种。比如“占山”、“占海”、“占东边”、“占九洲”、“占中华”、“扫北”、“扫平”、“扫天下”、“平日军”、“平东洋”、“平西洋”、“平南洋”等，这种报号意味着绺队活动的地盘、宏远的抱负、锋芒所向等等，颇有粗犷、威武、雄心勃勃的特点。
匪队的报号除上述种种外，还有一定的随意性，或是信口说来，或是无意中受到某些启发。传说吉林的大绺子殿臣，在拉杆子初商议谁为头领，决定效仿瓦岗寨拜大纛的形式，在粪筐上放把椅子，看谁坐上去不倒，便为首领。众人议定后轮番去坐粪筐椅，都未成功，只有一人稳稳当当坐上了，他很高兴，信口说：“我还挺沉，稳稳当当坐了殿，就叫殿臣（沉）吧！”于是就报号“殿臣”。
6.“一个萝卜一个坑”
匪队中有严密的组织和职责分工，总首领称大当家的、大掌柜、大柜，也称大揽把、大瓢把子等。川黔云贵地区则称舵把子、舵爷，也有称作老摇。因为大头领主宰全队的命运，支撑着匪队的家业，故又称“顶天梁”。队内匪众称其为大哥、大爷，副首领便为二当家、二掌柜，依次类推。
除顶天梁外，其它三梁和八柱是总首领的左膀右臂，一支绺子能否立住脚，打出名气，除大当家以外，左膀右臂的本事如何也是关键。在东北，匪队中要职分别是：
“炮头”（迎门梁）：匪队中负责打仗征杀的首领，遇有情况炮头必须“前压后蹩”，即冲锋在前，退却在后，故又称迎门梁。对炮头的要求必须武功硬，有一手好枪法，且要胆子大，不惧死。土匪生涯俗称“马上过，打着吃”，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随时都可能遇到风险，在关键时刻要看炮头能否带头冲上去，撤退时能否勇于断后，把风险留给自己。所以，炮头是绺子中举足轻重的角色，往往由经年为匪，有作战经验、骠悍凶猛之人担任。伪满时期著名的大汉奸张海鹏，原来就是辽南巨匪冯麟阁手下的炮头，报号“大连字”，此人一脸大麻子，凶残歹毒，是个典型的亡命之徒，后来随冯被招了安，最后窃充洮南镇守使的要职。
有些大绺子中设有总炮头、副炮头，也有设总催的，相当于部队中的参谋长，在作战中为大当家出谋划策，不同之处是总催要亲上第一线，有时要带头冲锋，督催作战。
“翻垛的”（转角梁）：绺子队里迷信色彩十分浓厚，出门、行抢都要选择黄道吉日，管中歇息也要选好风水，遇有风险时要抉择“生门”，因此，翻垛的也就应运而生，他相当于匪队里摇羽毛扇的师爷，会看生辰八字，能推八卦、演八门，艺“精”者还能观天象、请大神，通晓天文地理，必要时还能装神弄鬼，以助士气。所以，翻垛的地位在匪队中十分重要，列为四梁之一，称作“转角梁”。
“秧子房掌柜”（狠心梁）：秧子指肉票，秧子房是关押肉票的地方，秧子房掌柜相当于匪队里的“监狱长”，凡绑来的肉票统统关在秧子房里，由秧子房掌柜负责看管。肉票是维系绺子生存的重要财源之一。肉票被绑进来后，哭哭涕涕，秧子房掌柜要心狠手黑，不能心慈手软，被眼泪泡软了心肠。尤其肉票中多是孩子或妇女（因这些人容易绑到手），哭天抹地，很难处理，而且匪队要常常转移，还要有一颗铁石心肠，心硬到底。所以，秧子房掌柜也是匪队中举足轻重的四梁之一，称作“狠心梁”。据载，有一次，双阳县的“双镖”绑了一痊田姓大地主，田为人吝啬，家里的金银钱财都由他自己收存，家里人寻不到，因此也无法赎票，最后田地主死在秧子房里，临死留下一纸条，上书：“双镖手里把命丧，死到临头不可忘，若问家底藏在哪，上扯下来下扯上。”秧子房掌柜马二屁是个精灵鬼，分析来啄磨去，灵机一动，把田地主的袜子搜出来，一看，里面塞满了金叶子，系田地主一生的积攒。马二屁立了一个大功。
“粮台”：为匪队中的“后勤部长”，八柱之一，掌管匪队的吃喝拉撒睡。凡出外行抢来的金银财物，统由粮台保管收藏，年终按绺规分赃。这就要求粮台公正针私，不可见财眼开，方能一碗水端平。
“水香”：也有写作水相、水箱，负责站岗放哨，保证匪队行军、打尖、宿营安全的首领，也是八柱之一。匪队终日生活在紧张的恐怖气氛之中，安全是第一重要的大事。每到一地，水香要亲自布署岗哨，每班岗以燃香一柱为规定时间。从这个意义上说，写作“水香”较为确切和形象。水香还负责派出“了水”（侦察员）在周围巡风，发现情况立即发出报警，并事先部署好发生意外时撤退的路线，以防止被官军偷袭，或遇风险时能从容撤出。因此，水香一般由心眼细、办事果断、利落之人担任。
“花舌子”：土匪绑来票，要派人送叶子（信函），注明赎票的价码，然后着人同票主联系，这个人就是“花舌子”。顾名思义，花舌子要能言善辩，舌头生花，说得票主痛痛快快掏出钱来赎人。遇到舍命不舍财的人家，要软硬兼施，恰到好处，使票主忍疼破财。拿到钱是花舌子唯一目的。为达此目的，花舌子要各秧子房掌柜互相配合，对肉票施加压力。只要给肉票留口气，无所不用其极，以逼迫他们给家人写信求援。花舌子便往返之间，连唬带吓，最后迫使票主花钱免灾。因为花舌子经手钱财往来，一要防止携款私逃；二要避免“吃二馍”，从中打折扣，所以必须选择大当家贴己信任的可靠之人。
“字匠”：绺子里的文书。绺子相互之间或绺子同社会之间常有书信来往，绺子中绝大多数人没有文化，这就要请一个有文化的字匠，这类人物常常是失意落魄的文人，因生活所迫落草为寇，也有一些人是被匪队抢进山的。自然，也有一些匪队寻找不到文化人，便矬子里拔高个，由队内识字最多之人充任。“9·18”事变前，郑家屯附近的红胜、扫北绺子绑了日本东亚土木株式会社两名“东洋票”，一叫山田，另一叫三楠，当下由绺子队向“东亚土木”传下叶子，内中白字连篇，如“叔（赎）”票、“金刘（镏）子”、“宋（送）到”、“吉树（急速）”、“南尹（难矣）”等等。事后，一位日本人把这封叶子收录于其著述中，可知匪队中的字匠也有“滥竽充数”者。
插千的：即底线、探子，也称上线员、汗线。匪队要行抢绑票，事先要摸好底、探好路，常常由插千的化装成乞丐、小商贩类，潜入准备作案之地，摸清对方的武器装备、看家护院的兵力、周围地势以及准备捆绑的肉票之活动规律等。插千的有一定风险，人要机灵，还要绝对忠诚可靠，万一露出破绽就输了全盘，更可怕的是插千的万一“掉脚”（被擒），投降官家，同官府勾结设下圈套，全绺子就会遭到灭顶之灾，有被一网打尽的危险。
除上述骨干人员外，大匪队内还设有“棚”，类似军队的班、排。各棚人数不一，视整个匪队的人数而定，有的少则七八人，多则几十人。各棚设有棚头，也称“棚炮头”，亦属匪队的的骨干分子。
此外，还设有专事监督检查绺规的稽察，负责惩治违犯条规之人。有些大的匪队还设有传号员或把什，负责传达大当家的命令，同时负责保护大当家安全，这种职务虽属跑腿学舌之类，地位却重要，故常常选用大当家的下辈子侄或特别信任之人担任。
7.草里去得，水里也去得
匪队里十分讲究武功，这和他们的活动特点和处境有关。一方面他们要靠手中枪绑票抢劫，一方面还要随时对付官军的追剿。武功平平者的确很难维持自身的生存。所以，绺子队里很是推崇“线熟、拐子直、帘子快”这句话。“线熟”指地面熟悉，上至官府富绅，下至三教九流，都有朋友，能走得通；“帘子”指战马，“拐子”指枪，帘子快就是骑术高，拐子直指枪法准，也称管亮。一般说来，绺子里的大当家和四梁八柱等骨干人物的武功都十分了得，骑术高、枪法好。如果没有真功夫，是不能威慑徒众，赢得威信的。
土匪闲暇时，除了吃喝玩乐，便是练功。白天打空中飞物，或在树上挂一串铜钱打。晚上打香头，由枪法好的首领带领训练，在这方面，各绺子一般都不惜子弹，舍得功夫，所以进步很快。即使是普通小匪，其抢法也不含糊。再就是骑术，马是土匪须臾不可离开的交通工具，他们的马适应性很强，山区土匪的马能够爬山、穿林子、涉水，草原土匪的马矫健、速度快耐力强。由于土匪队伍终日飘忽来，唿哨去，没有高超的骑术是难以想象的。所以，土匪们都把马当成不会说话的亲密伙伴，个个练就了精堪的马上功夫：要求能在马上自如地打枪，而且要十拿九稳；要求能够座骑藏身，在战马飞驰的情况下翻上翻下、变换招式。还有人甚至把马训练成半野生马，只要一个唿哨，它就会从林子里钻出来，跑到主人身旁。
匪队里的游戏、赌博也常常以比试武功来进行，看谁的枪法过硬；或者比赛摸黑拆卸枪支。据说，武功高超者，十分钟之内便能在夜间把枪支拆卸一遍，再摸黑装上，或者边跑边装卸。这样，即使在擦拭枪械时遇有险情，也能从容不迫应付对方。
绺子中的头领一般都使双家伙，双手都能打枪，或者一只手打枪，一只手压子弹，这种功夫在匪队里习以为常。
由于匪队十分注重武功，所以对社会上武功超卓之人一般比较敬重，非到万不得已之时，不与这些人为敌。据有关史料记载，扶余县三岔河新城居村住有一位名于成志的农人，耿直倔强，颇有家业，一次，他的侄子被土匪绑走，于成志闻讯提枪紧追，远望一土匪正挟持他侄子并肩而行，便高声道：“大侄子，低低头！”他侄子顺势一哈腰，只听一声枪响，土匪的帽子应声落地，众匪不由大吃一惊，松开肉票钻进林子里去了。从此，于成志枪法准的神奇之誉不径而走。
这消息传到吉林界大股绺子头目“三江好”的耳中，颇有些不服气，便派“花舌子”去给于成志捎话，声称要与老东家结为朋友，实则准备同于当面比试，一较高低。这一天，“三江好”带几名把什来到于家，于成志以礼相待，酒正酣时，“三江好”一瞥窗外，见几只鸽子落在房檐上咕咕直叫，便起身说道：“诸位请看那只灰鸽，一直欺负那只白鸽，待我为它出出气！”说罢飞手一枪，灰鸽应声滚落地下，众人无不叫好，三江好不由暗暗得意了，面现洋洋之色。于成志面带微笑不作声色，照样敬酒让茶。又一会儿，一群麻雀飞来，于成志见机会来到，便说：刚才大当家的一枪命中，其它的鸽子纷纷飞去，却又聚来一伙家贼，扰我等雅兴，待我去哄跑它们！
于成志言罢出了屋门，冲麻雀“轰”的喊了一声，麻雀顿时乱飞，于成志不慌不忙，举枪向空中一甩，只听一声轻脆，一只麻雀应声坠地，众人无不拍手叫绝，“三江好”更是呆若木鸡，好半晌才抱拳施礼说道：“老东家果然名不虚传，在下佩服，佩服……”
从此，于成志屯居一带土匪敛迹，小股匪帮更是不敢越雷池一步。
匪队整天生活在紧张气氛之中，养就机伶、诡黠、奸诈和不轻易相信别人的特征，为了随时应付意外情况，他们走到哪里，总保持着作战状态。即使会客，也要把枪藏掖在方便之处，机头张开，随时可以掏出击发。其首领人物，除明面上携有武器外，在腋下、口袋、颈后或绑腿中也藏有小手枪、匕首、刀杀子之类，可在关键时刻掏出来防身。夜间宿营时，匪队一律头朝里，脚朝外睡觉，枪支放在身旁或枕下，万一发生情况可以随时向屋门方向射击。至今，东北林区一些偏僻山村里的人，还保留着这种头朝里睡的习惯。
8.绑票
绑票是土匪的重要活动之一，匪团无论大小，不管是义匪还是恶匪，都干绑票的勾当，因为这是维系匪团生存的重要财源之一。“票”一词，意为钱，因绑来的是人，所以称肉票，又称财神爷。在四川一带，则称肥猪。
绑票首先要物色对象。“兔子不吃窝边草”，绺子队对营寨周围的村屯乡镇一般不予骚扰，因为他们要靠这里的人们通风报信，掩护自己，所以尽量和这里的士绅及地方实力派搞好关系，甚至礼尚往来，和睦相处。绑票要到几十里甚至几百里外的地域去。绑票，自然要绑油水大的票，但是绑这样的票绝非易事。清末民初以来，东北地方一直不静，大户人家都养有看家护院的炮手，老东家不轻易出门，出门有保镖护卫，其子女往返上学也有保镖跟随。绑得不好，万一被反咬一口，鸡飞蛋打，得不偿失，因此一般绺子不敢轻易绑大户人家。尤其是一些小绺子，人马少，实力弱，绑大户，怕惊动官府，惹来灭顶之灾。这样，中、小户人家便成为匪队绑票的主要对象。一些小买卖家、小地主、小手工业者，手里有几个“土鳖”钱，却没有实力保护自己，遭秧的大都是他们。
绑票的方法五花八门，形形色色，归结起来分为武绑、文绑两类。武绑就是动刀动枪，大抵是在夜间或偏僻地方下手，既不惊动官府，又能迅速转移。文绑的招术就多了。有的化装成大老板、大富商，和肉票谈生意，骗到某地后下手；有的扮成乞丐、小商贩，混进肉票家中见机行事。传说中还有一种“拍花”，专门对付孩子，说孩子只要被人在头顶上一拍，就会乖乖地跟着人家走。以至今天有些老人为了不让孩子乱跑，还这样吓唬孩子说：“当心，别让拍花的拍去！”拍花者确实存在，想是拍花者手里藏有蒙汗药之类的毒品，将孩子麻翻，然后劫走。
据长春文史资料记载，民国24年，有一股叫“三江好”的绺子队，一直想绑吉林九台桦树沟大地主姜老抠的票。这个姜老抠一贯深居简出，大院套四周筑有炮台，雇有12名炮手护院，动武可没门。“三江好”苦苦思索数日，终于想出一条妙计。一天，他率领一伙弟兄化了装，抬着一口空棺材跑到姜家老坟，连哭带喊，挖坑出殡。姜老抠一见火冒三丈，骂骂咧咧走出围子找这帮人算账，正好中了调虎离山之计，被“三江好”及众弟兄逮个老实的，就地塞进空棺材里，顺顺当当绑了一头“肥猪”。
民国年间，活跃在吉林地面有一股大绺，大当家报号“穿山甲”，一直计谋绑吉林市一家大户的肉票。这家大户姓王，是吉林市屈指可数的富绅之一。然而，要想在当时的省会吉林市绑出肉票，可谓比登天还难。这里除设有省督军公署、警察署外，还驻有大批军队，警察分署与派出所林立，军警人员如蚁。穿山甲绞尽脑汁，吩咐手下把一名机灵的弟兄找来，如此这般吩咐一番。
第二天，此人扮作一名修鞋匠潜入吉林，在王富户宅院外面支起鞋摊，招揽生意。王宅的下人不以为疑，找出一些旧鞋来修，修鞋匠故意少收费用，修起鞋来也特别卖力。一来二去。便与王宅的下人们混熟了。一天，一位下人拿来一双皮鞋，“修鞋匠”一见心知非下人穿的，便故作惊讶道：哎呀，这双鞋质地上等，样式新颖，在咱吉林定然买不到此物。下人听了此言微微一笑：“你还真有眼力，这是俺家大少爷从奉天城买来的，花了整整12两银子哩！”
“12两？啧啧，咱修了大半辈子鞋，还真没遇见这么金贵的鞋哩！”
“这算啥。”下人在修鞋匠面前有心摆阔，一撇嘴说道，“俺家大少爷手上戴的戒指，鼻梁上架的眼镜，怀里揣的怀表都是足赤足份量的金货，光这三样就值几千两银子！”
“修鞋匠”终于把王大少爷的底儿摸个一清二楚，甚至连大少爷好女人、喜赌博的脾气也从下人的嘴里掏出来。
几天以后，吉林市的高级妓院永春堂出现三位阔少打扮的嫖客，这些人怀抱花枝招展的妓女，聚在一起呷酒打牌，老鸨和妓女们围着仨人团团乱转。却说王大少爷本也是这里的常客，这天也踱到永春堂，只听到隔壁房间吆五喊六，赌得正酣，也便凑到这边看热闹。三位阔少见王大少爷前来，起身打拱，互报名姓，然后请王大少爷就座开局，王大少爷是赌场老手，这日“手气”特兴，一连赢了若干盘，最后一位阔少竟输个囊空如洗，面呈赧色道：“小弟现下两手空空，诸位可否稍待，我去附近银行取些款来再耍如何？”另两位阔少一致赞同，并怂恿王大少爷索性一同去银行走走，以解久战之疲。王大少爷应允，4个人出了永春堂，进了一家银行，那位阔少果然从银行取出银两若干，王大少爷不疑。于是，4个人重返永春堂又战。未了，又相约明日再来永春堂一战。
第二天，各人相继到场，直赌到太阳落山，王大少爷还是独占鳖头，大家相约同去饭馆饮酒。王大少爷赢得高兴，拍胸脯请客。来到饭馆，王大少爷架不住三位阔少轮番劝酒，喝个酩酊大醉，伏案不省。三位阔少不慌不忙，出门找来一辆马车，将王大少爷抬到车上回府。只听得马车夫一声响鞭，马车很快消驶在夜幕之中……
等到王大少爷醒来，见自己来到一个陌生之地，周围是一群背刀挎枪凶神恶煞般的大汉，方知自己落入匪巢，悔之已经晚矣。
原来，穿山甲通过“修鞋匠”了解到王大少爷的行踪和喜好以后，选派手下三位精灵的弟兄丰林、斗魁、吴山化装成阔少进城。就这样，穿山甲经过数月策划和周密安排，终于把大财神绑到手，获得了一笔可观的赎金。
绑票的目的是为了钱，票到手后按肉票的家境分成几等。一等是大户有钱人家，二等次之，三等再次。肉票等级事先绺子早有调查，估计个八九不离十，然后开价由花舌子送叶子。开价码很有说道：一要榨出最多的钱，二要留有余地，三是打出讨价还价的部分。价码过高，票主家拿不出钱来，横下一条心舍命不舍财，匪队前前后后的心思，功夫都算白搭；对票主家的底细估计不足，价码过低，捞不到大油水，也是一件窝囊的事。所以，大凡匪队绑到票，不捞足捞够是不撒手的。小户人家自不待言，一般中等人家摊上这种事，不落个倾家荡产，也得大伤元气，几年翻不过身来。就是大户人家也难以招架这种打击，有的人家往往从此一蹶不起，走向下坡路。
绑来肉票后关在秧子房，这就要看秧子房掌柜的本事了。首要是看牢看严，不能让肉票逃掉。然后是采取各种残忍的手段折磨肉票，目的是给票主家施加压力，痛痛快快按绺子开出的价码赎票。其刑罚各种各样，残酷至极，名曰“拷秧子”。如：
“戴眼镜”：用膏药或胶水将肉票的眼球糊住，使之动不得，跑不掉，天长日久，有的肉票被折磨得双目失明，回家也成了残废。
鸭子凫水：将肉票四肢用细麻绳捆住，“飞行式”吊起来，背上再加以重物。
马掌钉：为防止肉票逃跑，用长钉或竹签将肉票的手脚钉在地上或木板墙上。
吊乳房：将花票（女票）的乳房用细麻绳捆住，吊在梁上。
残忍成性的土匪们常以折磨虐待肉票为乐趣，拳打脚踢鞭子抽是家常便饭，还想方设法从肉票身上寻欢作乐。据载，有些匪队把抓来的妇女剥光衣服，赤裸裸躺在地上，土匪们围坐一圈，在其肚皮上打牌赌搏取乐。还有一种“熬鹰”，让肉票围坐在火堆前，轮流传递一种东西或者摇铃，谁如果耽搁了时间就遭受毒打，肉票只得强打精神按土匪的吩咐办，整天整宿不得睡觉，有人实在困得支持不住，便跌进火堆里烧死或烧伤。
命运最惨的是家里掏不出钱来，或者赎票期限已过的票主。土匪们必定施淫威，直至将肉票折磨死为止，干脆一点的是砍头活埋枪决，称之为“撕票”。
肉票被绑进土匪窝后，无异于进入魔窟，精神受到蹂躏，肉体遭受摧残。即使被赎回家，也常常落下重疾，不久便悲惨地死去。
一般说来，土匪绑票自然是为了钱，但也不尽然，除钱财以外有时还有其它目的。民国八年，吉林大绺子“大龙”想从妓院赎一名妓女，老鸨子舍不得这棵摇钱树，大龙一恼，派人把老鸨子的独生儿子绑来，老鸨子这才着了急，乖乖把对方要的妓女送去了事。此妓女便是风云一时的女匪驼龙。
1935年间，李延禄率领的救国游击军（后改编成抗联第四军）在大罗勒密地区建立抗日游击区，伪军李毓玖旅是一个严重威胁。这时，绺子队“海龙”自愿接受游击军领导，李延禄便利用绺子队的特点，指示“海龙”设法绑李毓玖亲属的票。“海龙”闻风而动，经过一番摸底，终于把李的侄子绑来。此人是李毓玖老哥俩唯一的继承人，李家自然急同热锅上的蚂蚁。游击军便乘热打铁，作李毓玖及其侄子的工作，伪旅长在百般无奈的情况下，被迫同意签定秘密协定，保证不使游击军为难，游击军便在大罗勒密地区建立起抗日游击根据地，扩大了抗日武装，逐渐站稳了脚跟。
9.砸窑
“砸窑”是土匪的黑话，窑指设有围卡的乡、镇、县池或大富户的宅院，“砸窑”就是武力强取，然后为所欲为地劫掠。旧时，有钱人家为了防备兵来匪去，危及合家生命财产，不惜花重金构筑高大坚固的围墙，四角修有炮台，又雇佣胆大艺高的炮手看家护院。这种窑称之响窑，一般的小绺子不敢与之为敌。还有些大户自恃院墙坚固，炮手强悍，且同官府有密切联系，故意在宅院顶上挂旗，此为红窑，表示对土匪的蔑视，砸这种窑更是非同寻常了。
砸窑一般都是大绺子的举动，有上百号人马，器械也应手。砸窑之前，要派插千的混进窑里探风，摸摸窑里的兵力、武器、暗枪、道路等等。插千的万一被识破“掉脚”，宁死不能漏底。
插千的摸好底后回去禀报，大当家和众兄弟拟定计划后，把绺子拉到窑的外围，大多于夜间开始行动。砸窑对于匪方来说可不敢有半点疏忽，这是一桩鱼死网破的买卖。对被砸方来说，万一让土匪冲进窑里，钱财物品必将被洗劫一空，残忍的匪队还要将窑里的男女老幼一概屠尽。所以，大凡土匪来砸窑，窑里的民众必定全部上阵，拼死拚活也要顶住。这种情况下，匪队一是要损失人马，二是时间拖延长了，官军赶来后果难以想象，所以匪队必是全力以赴，孤注一掷。
砸窑的手段多种多样，可谓千方百计。那时节，各匪队武器不一，大多比较简陋，有一些快枪便属上乘。窑里的火力也大同小异，优越之处是有高墙屏障，又有坚固的炮台，居高临下。里面设有土炮之类，这种土家伙射程虽近，威力却大，打出去一个扇子面，着者非伤即亡，最令匪队打怵的就是这种武器。民国六年，“小白龙”匪队攻打佳木斯，城上火力凶猛，“小白龙”便令徒众在爬犁前面码起豆饼，浇水冻冰，作为屏障。还有的匪队在围墙外挖地道，钻进院墙偷袭。民国十一年十月，流落苏境的华工组织一个“华工会”，头领之一陈东山率一部人马进入密山县境，收编了“河边虎”、“两碰”、“靠山”等匪队，先攻下杨木岗，后发兵攻打密山城。城上防守甚严，火力凶猛；“河边虎”竟绑来数百名男女老少以为人墙，幸亏被陈东山制止，才未酿成恶果。
砸窑失败，对于绺子来说，是一种极大的耻辱，在江湖要受到同伙的嗤笑。所以，为了争气，匪队常常三番两次地砸窑，直至砸下来为止。土匪们进窑后，实行残酷报复，男壮丁大多被杀或绑走，妇女被糟蹋奸污，甚至连老太太也不放过。抢掠的物品装上大车后，便点起一把大火呼啸而去。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尤其吉林、黑龙江地域，地广人稀，大地主较多，发生砸窑的事情也屡见不鲜，象吉林的大绺子“殿臣”、“大龙”、“驼龙”、“双镖”，黑龙江的“小白龙”、“天照应”等队都砸过窑。
还有一种砸窑称之砸黑窑，也叫砸孤丁。操此种行当者，多为小股匪帮，或一二人，或三五人，入伙者又多是乡里的流氓、无赖、地痞之流。他们武器不多，常常也动用镐把、木棒、斧头之类。砸窑时事先摸好底，然后选夜深人静之时闯入民宅，先是一顿大棒，逢人便抡，老幼皆不放过；然后将受害者家产席卷一空，趁夜逃遁。由于这些人心狠手辣，受害者往往满室罹难，人亡财空。而且，由于此类匪帮人少力薄，缺乏武器，所以不敢染指大户响窑，受害者常常是中、下等民户。百姓对此类匪徒无不深恶痛绝，防之唯恐不严。而成绺的匪帮对此类人物亦是嗤之以鼻，称这些人“捅毛蛋”，不屑与之为伍。
10.土匪之中也有义士
在人们的心目中，土匪一向以凶残狠毒著称，一提起土匪，总要和杀人放火、抢劫奸污等恶行联系在一起，其实也不尽然。
在匪队中，确实有只抢大户、不掠百姓、杀富济贫的“义匪”，这种匪徒多是逼上梁山的贫苦百姓，或是仗义行侠的侠客义士。他们从骨子里仇恨官府和有钱人家，落草为寇后发誓要以手中枪扫尽天下不平，所以他们处处同富豪大户作对，同情贫苦百姓，有人还仗义疏财，把劫掠大户的财物散给民众。还有些匪队为了标榜“替天行道”，间或也作一些“杀富济贫”的好事，以此博得社会的同情和民众的拥戴。
清末民初年间，在长白山兴起一支大绺，大头领名叫林七，原名林成岱，绰号“卷毛兽铁子”，手下有上千徒众，多是山区木把、猎户和贫苦百姓，个个剽悍威武，能征善战。林七也是枭勇过人，武功高强，官府几次征剿，均碰个头破血流。
是时，沙俄为了独霸鸭绿江流域森林资源，进而把这里变成扼制日本势力入侵的“绿色屏障”，正到处物色可利用的中国土匪武装。他们见林七的势力与日俱增，是一支不可忽略的力量，于是以金钱、武器为诱饵，怂恿林七率队同日本木业财团作对，身为匪头的林七哪里晓得其中机关，见俄国人愿意“出血”，日本财团又有油水可捞，何乐而不为呢！于是自命为东北森林采伐总管，率队活跃在鸭绿江、长白山林区，日本木业财团吃尽了他的苦头。这个林七，有奶便是娘，甘愿作沙俄的别动队，自是愚昧和卑劣。
然而根据有关史料记载，林七也曾作过杀富济贫、仗义疏财的义举。1905年秋，林七率大队浩浩荡荡，一路攻营抢寨，最后经通化、恒仁往袭安东（今丹东）。安东官衙的大小官吏、商工农会首领闻讯，自知无力抵御，只好大开城门，礼迎绺子入城。林七率领众弟兄列成四路马队，吹着喇叭，威风凛凛入了城，住进道台衙门，随即勒令东边道台和安东县知事三日内筹集大洋15万两，以为军饷。大小官员们不敢怠慢，第二天便乖乖把15万两大洋交上。林七令队中字匠书写告示，张贴城内各处，要贫民于翌晨在道台衙门集合，发洋赈济。第二天，闻讯而来的四乡贫民云集在道台衙门前，林七命令手下弟兄将15万大洋中的一半散发给贫民。贫苦百姓得此赈济，无不感激涕零，齐声称赞林七的义举。这件事一时在辽宁各地传为佳话。
林七在安东城住了10余日，奉天官军出动5000余人前来征剿，林七这才撤出安东，又钻进密林之中。3年以后，林七潜回吉林市西关老家探亲，被军警探知，夜半时分出动兵马包围了林宅，将林七捕获，不久将其杀害。
在鸭绿江流域还曾有过一支大绺，头领报号“团六”。民国二年，他率6000余名弟兄攻下恒仁县城，赶跑了官军，占领了县衙，当即命令知县缴纳小洋银5万两，全部散给城内的贫民，远近闻之，无不夸赞团六的义侠之风。
象林七、团六此等匪团作出的某些义举，在东北土匪中不乏其例。
11.顶拜达摩老祖
匪队常年间“马上过，打着吃”，随时随地都有掉脚被擒之危险。所以，他们在出门、行军、宿营、打仗时很讲究一套必不可少的“规范”，即一切凭“神”的旨意和安排办事，由队中翻垛的焚香祷告，确知天意，这样，才能放心地去从事一切活动，即使出了问题也可归经为“天意”。
绺子队内顶礼膜拜的祖师说来也是奇怪，竟是一位释迦牟尼的弟子，称作达摩老祖，据说此人为释伽牟尼的第二十八代第子，神话传说中把他列为十八罗汉。
清末民初之际，东北的镖局业兴旺，从事这一行当的人经常同土匪打交道，对土匪的信仰和礼教了如指掌，每逢押运镖车遇上匪队时，必须先礼后兵，一同高喝一声“达摩老祖威武”，一面行匪队的“里掰筋手礼”。把达摩老祖抬出来系表示对土匪的恭敬，施“里掰筋手礼”则是表示对土匪的尊重。这种礼是匪队独特的礼法，施礼时两手掌相向，两手除拇指外的四指相勾，然后放在左腰前微微一蹲。匪队绝不行当时江湖上通行的抱拳拱手礼，因为这种礼形同戴手铐，不吉利。有趣的是，而今银幕上出现的一些土匪却都不“懂”这一礼法，还自作豪勇地把双拳抱在胸前，实在贻笑大方。这都该埋怨导演们不了解土匪！
至于匪队信奉达摩老祖源于何时何因，却无从考据；即便是绺子队本身，也言不出个子午卯酉来。这大概类似旧社会各行帮的崇拜，铁匠供奉老君，裁缝礼拜轩辕一样，各行帮都有自己的“图腾”崇拜。所不同的是，这种“图腾”已非原始社会的龙蛇走兽，而是民间或神话传说中的圣人仙子，而信奉的原由总同本行帮有一定的关联。如传说中的老君是位炼丹大师，他有一只八卦炉，铁匠信奉老君当起因于那只神炉；至于土匪信奉的达摩老祖，据史料载，此人为南天竺国的王子，梁武帝时从海路来到中国，在中国北方创立了禅宗，即揉魏晋玄学与佛教为一体，“释迦其表，老庄其实”，而魏晋玄学是以旷达放荡纯任自然为风尚，蔑视礼法，放荡不羁，“冲击儒家的奴仆礼法”。由是推想，土匪贡奉达摩可能会有取其旷达放荡、蔑视儒家的礼义之含意。此外，传说中的十八罗汉向有行侠仗义之誉，达摩又为十八罗汉之中的“洋罗汉”，一脸卷毛络腮胡须，相貌威武，身材高大，把他抬出来奉为鼻祖，想也不失匪队的身价和气派。
12.招安——曲线当官
旧社会有句顺口溜：不下窑子当不了太太，不当胡子做不了大官。意思是说：下窑子的妓女说不准哪天被富绅或大官僚相中，一旦被赎出从良就成了持娇受宠的姨太太；当土匪的手中有枪，部下有人，一旦朝廷需用，招牌一换便成了正式军官，说不定博个功名，讨个封妻荫子。所以，社会上一些不安于现状的不逞之徒或野心勃勃之士，乘混乱时拉起杆子，拚命扩充实力，结党营私，希冀有朝一日凭着手中的枪马向官家讨价还价。尤其是绿林出身的一代枭难张作霖发迹以后，一时成为土匪绺子的楷模，多少人效仿他走上“曲线当官”的道路。这也是近世以来东北土匪极为猖獗的原因之一。
伪满大汉奸张海鹏，原是辽南臣匪冯麟阁手下的炮头，后来跟随冯受了招安，步步登高，官至旅长、镇守使等职。还有一个叫于芷山的，也是伪满汉奸巨魁之一，他原是辽西悍匪杜立三手下的马夫，杜立三被擒丧生以后，他投入张作霖的麾下，凭着凶险奸诈和对张作霖的忠诚，官越做越大，“9·18”事变前，升任东边道镇守使。后投降日寇，窃充治安部大臣、管理司令等要职。
招安，对于土匪来说，是一条求之不得的生路，这意味着往昔风风雨雨，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的生涯已经结束，可以堂而皇之、无所顾忌地出现在大庭广众面前。然而，官府对于招安的土匪却往往不予信任，时时处处提防这些桀骜之徒，甚至想方设法削弱其势力，以至加害首领及骨干分子，最终瓦解、消灭这些队伍。因此，匪队受招复叛，再拉杆子的事例层出不穷。
民国初年，在吉林省的磐石、朦江一带有一支报号“傻子”的绺子队，首领姓宫名长海，字仙洲，山东人氏。自幼丧失双亲，孩提时期即闯关东，曾入东北军当兵，因不堪军旅之苦携械逃跑，落草为寇。数年间发展成一支拥有数百人的大股。民国七年，吉林督军孙烈臣派员招抚，宫傻子慨然应允，率徒从700余人下山，被编成游击大队，驻防朦江县城。孙烈臣虽然收抚了宫傻子，却对他放心不下，暗中指使朦江县衙伺机将宫队缴械，朦江县当局便约会桦甸县出兵一团，佯称会同宫队进山剿匪，准备进城后将宫队一举缴械。宫傻子报号“傻子”，其实一点不傻，早识破当局计谋，不待官军入城，便拉起人马反出县城，又操绿林生涯。
招安，可以平步青云，因祸得福，也可能引来杀身之祸，所以，有此匪队并不理睬招安。
民国初年，黑龙江省收抚了800名土匪，编成4个营，而曾被他们绑过票的家属找上门来，要求偿还赎金，官府趁势准备铲除这支匪队。匪众们闻知，不由分说在城里发起难来，击毙官军王营长以下数人。省督军大发雷霆，调度人马包围了兵营，将800余名刚刚受降的匪徒全部枪杀。
1920年，吉林督军鲍贵卿收降朦江的一支300余人匪队，封其大头目为吉林省朦江县山林卫队长，所部编成两支分队，分别驻扎在两个林区。鲍通过收抚将匪队一分为二以后，没过几天便密派重兵将两个山林分队营房包围，刚刚当上几天官兵的匪徒一个没剩，全部被枪杀。
在吉林省的敦化，汪清、延吉一带有一支大绺子，大头领名叫王林，山东沂水人氏，闯关东来到吉林，先是伐木、烧窑，后在中东路当工头。“庚子之变”时联络一伙工友参加了义和团，同俄军展开血战。义和团失败后，王林愤朝廷腐败，外强猖獗，联络众弟兄树起了“排俄救国、被逼为寇”的义旗，开始了绿林生涯。这支绺子兵强马壮，纪律严明，名声很快响及吉林全境，并与吉林赫赫有名的大绺揽把“殿臣”齐名，故有歌谣称“江东殿臣，江西王林”。
王林这支绺子揭旗以后，不扰百姓，专门对付洋人，寻机劫掠俄人的火车、船队，绑俄商及其家眷的“洋票”，甚至潜入俄境去发“洋财”，官府对他简直束手无策，伤透了脑筋。民国六年，吉林督军孟恩远久闻王林大名，尤其赞佩其嫉恶洋人、爱国保民的义举，特派亲信副官到东京城邀见王林，以诚意邀请王林到省府一叙。王林会晤孟的副官以后，见对方诚心实意，确无异心，方率领几名亲信去了省城。孟恩远降阶召见，倍加抚慰，王林这才放下心来，把队伍拉下山，编成吉林军的一个营，孟恩远还以王林自发抗俄的义举“功惠于国，德泽在民”，在其名字中间加上一个“德”字，表字惠民，此人便是9·18事变后登高而呼，聚起数万抗日健儿的救国军总司令王德林。
13.你的是你的，我的就是我的
土匪帮绺终年打家劫舍，除了特殊的目的以外（如报复），到头来还是为了钱财二字，否则，便不会有人铤而走险，去干这样玩命的勾当。匪队内分赃称作“拉片子”，素有定规，计分“人份”、“枪份”两种。“人份”按土匪在绺子队内的地位和作用而定。一般说来，大当家、二当家可分5～6人份，炮头、水香、军师、粮台、秧子房掌柜等四梁八柱分3～4份，棚头分1.5～2人份，一般成员1人份，新插边的成员或“嵬子”分0.5～0.8人份。此外还有枪份，入伙时带来几条枪分几个枪份，没有枪者无枪份，倘若借用他人的枪支使用，需向枪主缴纳4成左右的租借金。匪团每次行抢获来的钱财统一交由粮台保管，任何人不得私瞒，违者严惩不饶。每至秋后时节，匪队便开始分脏，扣除一年的消耗及来年的备用，剩余部分根据个人的份数全部分掉，或银元货币，或衣物首饰，然后下山过年，来年发春时再上山聚伙。
由此可见，匪队内的分赃并非象匪队内宣传的那样一有钱大家花，有饭大家吃，而是苦乐不均。新入伙的无枪成员，一年到头，分到手中的财物寥寥无几，直至熬上个小头目，或者搞到属于自己所有的枪械，或许才能摆脱窘状。然而，这种境遇的改善，却需要拿生命来投注。
吉林省敦化县境有一支报号“天好”的绺子队，队内有一位新队员名叫朱鲜，入伙三四年，没搞到一支枪，匪队行动时只好拎条棒子之类的武器跟着助威，因此，在分赃时，只能分到0.8人份。加之朱鲜这个字同土匪黑话“红香”相谐，“红香”者，在土匪黑话中指妇女的月经而言，伙伴们都嫌朱鲜的名字不吉利，因此，常常拿他当作取乐的对象。有一天，他和十几名队员受命看押肉票，伙伴们山南海北闲拉起来，朱鲜忍不住插上嘴说：“天和这小子，总叫我红香红香的，真是莫名其妙。”
朱鲜的话音未落，伙伴们哄堂大笑起来，朱鲜不解其中缘故，纳闷地瞅瞅这个，望望那个。一位伙伴说：“我说朱鲜哪，你干脆改名叫红香好啦，这个名字多赫亮！”随即又引出一阵揶揄的笑声。
朱鲜越发不解，脸胀得通红。又有人指着他的脸蛋说：“对，就你这样子和红香二样不差，就叫红香吧！”
“哈哈哈……”
打那以后，奇怪的是无论吃饭、睡觉，伙伴们谁也不挨着他，朱鲜百思不得其解，终日郁郁不乐，被大当家天好发觉，训斥了他一番。朱鲜心里委屈，述说自己投入绺子以来三四年之久，至今还拿八成的人份，连个枪份都拿不到，伙伴们又异样待他，怎能不让他心思忧郁。天好一听瞪起眼珠，呵斥道：“没出息的东西，男子汉大丈夫闯荡江湖要拿出骨气，象你这样窝窝囊囊，拐子（枪）能从天上掉下来？有本事自己去夺给弟兄们瞧瞧！”
朱鲜听了这番话，暗暗记在心上，发恨要做出个样子给弟兄们瞧瞧。几天后的一天夜里，他独自一人悄悄下了山，钻进敦化县城，一直摸到县知事公署的门前，只见两名步哨抱着大枪半昏半睡，便按捺住砰然跳动的心，悄悄摸到一名步哨的背后，猛地把一柄匕首插进步哨的后心，然后掠过大枪，一溜烟消失在夜幕之中……
朱鲜徒手夺回一条大枪，受到首领们的称赞，伙伴们也不再说三道四。朱鲜从此挺起腰杆，胆子越来越大，跟着匪队抢东劫西，分赃时也由八成人份涨到枪份、人份各一。后来朱鲜在跟随匪队行抢额穆县搭拉站烧锅屯时，被当地的保卫团兵击毙。事后有人议论说，朱鲜倘若不为挣那一份枪份去徒手夺枪，兴许不会一命归西。
14.自己人打自己人
由于土匪绺子山头林立，门派众多，匪徒们为了各自的利益，常常发生内讧和火拼事件。前述四川省金堂县巨匪赖金廷，自拉起杆子以后，勾结地方劣绅和实力派，拚命扩充实力，并得到四川军阀杨森等人的怂恿和支持，势力愈发膨胀，竟涉足到川西、川北、川南一带。赖金廷手下有一员干将名罗春山，后“跳边”自挑大旗拉起一班人马，与赖分庭抗礼。一次，双方为争夺散兵的新式手枪发生争执，赖对罗大为不满，渐生芥蒂。
民国十六年，赖金廷的副手何锡珍（四川称二水舵把子）的把兄弟罗老九，因在罗春山地界抢掠，被罗擒杀。何怀恨在心，不时在赖金廷面前挑拨是非，更使赖暗萌除罗之心。转过年，在康家渡悬幡挂榜设“罗天大蘸”，特请罗前来申文上表，罗是个好佛之人，接到帖子后十分高兴，率领十几名保镖去了康家渡。赖分外亲热，盛宴款待。到了晚上，何锡珍支走罗的保镖，陪着罗吸大烟，乘其不备，突然掏出枪来连发三弹，罗春山毫无防备，稀里糊涂做了枪下鬼。
罗春山死于非命，其手下徒众自然不甘罢休，那一边赖也早有准备，深知对方不会罢手，索性先下手为强，选定罗家出殡这天，兵分数路突袭龙王场（罗匪据点），罗匪一干人等正为大舵把子身遭横死哭天嚎地，见赖匪赶尽杀绝，悲愤填膺，纷纷脱去上衣赤膊而战，二头目则身背罗的灵牌，头顶纸钱上阵指挥，这种拚死一搏的架式震慑了赖匪的军心，结果被对方打个落花流水。从此，赖、罗两家匪队之间仇怨愈深。
赖金廷势力与日俱增，其徒众四出作案，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百姓不堪其苦，川西数县绅商也为赖匪连年滋扰而食睡不安，于是联名书呈邓锡侯，请求出兵平匪。邓锡侯时为四川军务督理，也深感匪患频仍，祸国殃民，于是出动4个旅的兵力将赖匪包围在毗河地区。赖匪孤注掷，拚死决战，突出了官军的包围圈，向德阳方向逃窜。邓锡侯急令参战部队跟踪追剿，又饬令川西各路驻军设关凭卡，务必阻截歼灭赖匪，以防其死灰复燃，最后，终于在红白杨场堵住赖匪残队，匪徒们早成惊弓之鸟，死的死，逃的逃，赖金廷帮剩下7个人藏入荆棘丛中，后因饥饿难捱，钻出山沟觅食，被地方民团发现击毙。为害川西十数载的这支匪队终于覆灭了。
二、临城大劫案——土匪抢劫的“经典之作”
1.巧计劫车
土匪之中，的确有胆大妄为者，说起来，最为著名的土匪案就要数临城大劫案了。在山东南部，紧靠着江苏，是峄县（今名峄城，属枣庄市）地界。津浦铁路从县境的西边穿过，向南北延伸。1923年5月6日零时刚过，绮旎的月光洒满鲁南大地，和煦的夜风带着凉意，吹得路边疏朗的小树和坡地上的小麦惬意地晃动着身体。东边满是乱石的干涸的河谷里，黑压压的一大群人快捷地扑向铁路边的一个小道班房。这个道班房南距沙沟站8里，北距临城（今名薜城）站10里，此时，一名巡道工和一名路警正在昏黄的电灯下打瞌睡。
门被撞开后，两人还未来及起身，便被捆了起来。他俩望着那群人——穿着各式各样的服装，拿着五花八门的武器——清醒地意识到：土匪来了！
这一带向来是码子活跃的地区。铁路西边是湖区。从与江苏交界的微山湖，经昭阳湖到南阳湖，三湖相连迄逦直抵山东济宁，昭阳湖东又有独山湖。整个湖区700余里，港汊繁多，扑朔迷离，湖码子的水寨隐匿其中。路东边起伏的山峦中，则有山码子的巢穴。这里是鲁南沂山、龟蒙山、峄山等山脉余脉的交错处，其最高峰为抱犊崮，形势极为险峻。
民国以来，这一带地区更是盗匪如毛。峄县境内，码子打家劫舍，绑票勒索，层出不穷，铁路沿线自然也是屡遭骚扰。近年来，山东第六混成旅旅长兼兖州镇守使何锋钰在此剿匪，虽颇有斩获，但因兵少地广，土匪又据险固守，因此终不能斩草除根，匪祸仍时时发生。
这时，土匪已跑到铁路上，“叮叮铛铛”地忙乱起来。他们起出道钉，搬开铁轨。一名20多岁的匪首走过来，问巡道工：“蓝钢皮这会儿快到了吧？”
原来土匪们要打劫“蓝钢皮”列车。这车是交通部几个月前刚从美国买来的，用作津浦线的特别快车，参加国际联运。运行时间极为准确。因车身全钢、蓝漆，十分漂亮，故称“蓝钢皮”。车上分头二三等车厢，设备较一般列车均考究得多。欧美日本旅客大多爱乘这列火车。
听到匪首的问话，巡道工不禁担心起来，但职业的习惯使他脱口说出：“马上还有一趟加班车要从这里经过。”
“唔，”匪首思索片刻，转身下令说，“快，把铁轨再给接上！”
铁轨刚恢复原状，加班车便风驰电掣般地驶过这个小小道班房。随后匪徒们重又切断铁路，便悄然蔽在路两旁的土坡后面。
2点50分，“蓝钢皮”从沙沟方向驶来。车上除200多名中国乘客外，还有30多名外国男女旅客，分别来自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丹麦、墨西哥和罗马尼亚。经过几小时的旅行，乘客们都已沉沉入睡，只有司机全神贯注地驾驶着机车。在车灯的照耀下，他猛地发现前方有一段铁轨断了，他急忙拉动紧急制动闸。车轮与铁轨发出怪厉的磨擦声，然而巨大的惯性推动着火车继续向前。顷刻间，机车、邮车冲出路轨，倒覆在地，客车则相继倾斜。沉睡的旅客从卧铺、坐椅上跌出来，行李架上的物品纷纷打落在他们的头上、身上。顿时车厢里响起一片叫骂声、哭闹声，但很快就停止了，因为人们听到车外黑暗的野地里传来清脆的枪声，响起杂沓的脚步声和纷乱、激动的喊声。这可怕的声音越来越近，乘客们透过车窗，看见一群持枪的人正蜂拥着冲向列车。
匪徒们用枪托敲碎车窗，跳进车厢，用枪驱赶着人们：“快，快下车去！”同时，他们打开乘客们的行李，开始搜索和抢劫里面的财物。英国旅客罗斯曼忍受不了土匪的推搡驱赶，愤怒地拿起桌上的茶壶向土匪掷去。一名土匪用枪向他一指，“叭”地一声，罗斯曼立即倒地身亡。与此相反，上海《密勒氏评论报》记者、美国人鲍惠尔和法国人柏如比（这两个人在后来官匪谈判中还要出现）则明智地认识到，反抗是没有意义的，便自动将随着携带的手枪交出。匪徒得到两支锃亮的新式手枪，欣喜万分，特别允许二人穿好衣服、鞋袜再下车。而其他的外国男女乘客则只能穿着睡衣、睡裙，光着脚，被赶到铁路边的小河堤上集中。有几十名中国人和几名外国人在混乱中逃走。乘警们见势不妙，也纷纷逃散。
一名匪首提醒乘客，要保留好车票，以便按车厢等级交纳赎金。三等车，每人2000元，二等车1万元，头等车3万元，洋人5万元；车票遗失，均按头等车论。在他讲话时，大部分匪徒仍在车上洗劫。他们拿走一切可以拿的东西，包括毛毯和床垫。一名土匪的口袋里装满了车上备用的电灯泡。另一名土匪找到一件外国女人的巨大乳罩，又不知何用，便把它系在腰间，鼓鼓囊囊地在里面装满东西。半个多小时后，那名20多岁的匪首下令出发。千余名匪徒押着200多名中外旅客，沿着干涸的河谷向东走去。匪徒背负着大小物件，旅客们则有老有小，许多人还光着脚在石块上走，因此队伍行进十分缓慢，就象一条蜿蜓的长蛇。
天空大亮时，队伍到了大山口，开始爬山。这时，驻沙沟站和韩庄站的两个连官兵闻讯追来，正在山中剿匪的一部分官兵也迎头截击，并发枪威吓。被俘的人质们纷纷向官兵挥动白色布片，示意不能打，同时在土匪的逼迫下，继续向山上爬。官兵投鼠忌器，眼睁睁地望着土匪挟着人质上了山顶，只得将山口严密地封锁起来。
在山上，土匪要求洋票给山东督军田中玉写信，声称如将山中剿匪军队撤回，当将洋人释放，否则撕票。洋票们则要求，先将乘客中的妇孺释放，才肯写信。一名在上海读书的医学院学生在匪、票之间充当翻译。最后，土匪同意了洋票的条件，信件被送下山。为防止官军突袭救票，土匪押着人质，经过辗转、迂回的跋涉，回到了老巢——抱犊崮。
2.小地方来了大人物
抱犊崮原名君山，又名豹子谷，在峄县、临沂、费县、滕县四县交界处，高约800米，是周围70多座山峰中最高一座。从侧面看，它恰似大写英文字母“R”，在略有倾斜的山顶上，突出一悬崖绝壁的巨石，这种形状便称为“崮”。崮顶平坦，有良田400余亩，昔时为耕种此田，耕牛不得上，只得抱一小牛犊上崮，养大后再使用，故名抱犊崮。山体全为坚硬陡峭的岩石，仅山北有一石路可达山顶。路从山脚往上，越来越窄，夹在陡壁之间，到了上半部，有许多地方，人们必须借助石匠凿出的半环形把手或打入的木桩，才能攀援而上，稍一疏失，即有直落崮底丧生之虞。因此，这确是个“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险地。
山顶有一颓寺，数百年来在此修行的和尚因不断受到土匪的骚扰，只得放弃这块净土，听其沦为匪窟。山上的土匪有不少人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从欧洲返回的华工。他们在欧战中学会了军事工程的设计和施工，便在崮顶边缘开凿了一条战壕，既可当工事，又可做宿舍（因为山顶风大，茅屋常被掀掉）。另有开凿的山洞，用以储藏粮食、物品。崮顶缺陷是无水源，山下有一小泉，一旦被官兵包围，即无法取用。因此，土匪在崮顶又凿了一个丈余见方的蓄水池。平时，他们把伤病员和重要肉票安置在这里，留少数人看守；大部分人在山下百里外活动，只有被官兵追剿得无路可走时，才退到这个易守难攻的老巢来。
临城劫车案发生后，各地报纸迅即以大字标题报道了这一消息。记者们北上、南下，纷纷赶往临城、枣庄，通过向当地驻军和居民的采访，一篇篇有关匪情的电稿发往各地大小报刊，使人们得以了解劫车土匪的详细情况。
抱犊崮土匪的大管家为孙桂枝，下分数十股，由孙美瑶、郭其才、周天伦、刘守廷、孙美松等匪首分别统领。匪徒主要来源之一是军阀部队的溃兵、裁兵。他们一般都分股打家劫舍，只有大行动时才对码子合股。这次劫车的总指挥孙美瑶，就是上文出现过的年轻匪首，仅25岁。他是峄县孙家庄人，出身殷实小康之家，因军警勒索骚扰，其兄孙美珠愤而毁家落草，聚众千余人，据抱犊崮为巢，举其叔孙桂枝为寨主，孙美珠为大都督。1922年7月，孙美珠在峄县西集被第六旅击毙，枭首示众。孙美瑶继之，自称山东建国自治军第五路总司令。后因剿匪官兵在山中包围孙美松一股达数月之久，形势危急，各杆首征得孙桂枝同意，对码子劫车绑架洋人，以期解山中之围。
劫车案发生后，英、美、法、意、比等国驻华公使于5月7日，联合向北京外交部提出抗议，随后又要求3天之内使外国人质获释，并坚决反对武力进剿，以保证人质安全。后来，当中国官府与土匪交涉失败时，他们还公然表示，将视中国为“无政府”国家，由他们直接与土匪谈判。日本则乘机鼓吹对中国铁路实行“国际共管”。
北京政府和山东军政当局更是惶惶不安。事发后，鲁督田中玉立即指派军务帮办郑士琦为剿抚总司令，会同第六旅旅长何锋钰、陆军第二十混成旅旅长吴长植，负责安排兵力，加强对土匪的攻势。交通部则连日开会讨论，先主张火速进剿；后因外交团主张谈判，又敦请山东当局和平解决，经费可由交通部帮助；外交团提出12号以前解决此案后，交通总长吴毓麟更亲自南下山东，与田中玉、省长熊炳琦同赴枣庄。
枣庄地处抱犊崮西南山区入口处，因有中兴煤矿公司在此，市镇十分热闹。此时各方要员纷至沓来，使枣庄成为解决临案的指挥中心。交通部、外交部早已派员来此，随后到达的还有：江苏督军齐燮元的代表温世珍，徐海镇守使陈调元，直鲁豫巡阅使曹锟的代表、美国人安特生。几个熟悉黑社会的人物，如北方帮会首领、天津警察厅长杨以德，被招安的匪首郭泰胜、丁宏荃等人，也奉召而来。外国领事和驻华武官也开来专列，停在车站办公。为居间调停、接济人质的衣食，并营救中国人质，北京、天津、上海的商界还派出代表，在此组成“全国公团枣庄临时联合会”。一时人称“八方冠盖云集枣庄”。至于要员们的随从、护兵，以及各报记者、人质家属，更是人进人出，小商小贩也随之而来，真是热闹非凡。
且说郑士琦到枣庄后，布置官兵包围抱犊崮，因各方要求暂缓进攻，只得邀请滕、峄二县有名望的士绅，出面与土匪交涉。但这种“交涉”，在当地人看来，就是“说票”。当时官府和军队虽无力制止土匪绑票，却不允许苦主去“说票”、“赎票”，认为这是“通匪”、“资匪”，与土匪同罪。现在官府竟要地主乡绅们去干“通匪”的勾当，自然遭到拒绝。官方只得一再恳请各位为国家出力，同时说明，只要劝告土匪答应交涉即可，以后谈判由官方出面。
最后，乡绅们推举两名在鲁南各县最有威望的人士出头。一名党金元，滕县人，青帮“大”字辈，为各县士绅领袖；另一名李炳章，峄县人，也是青帮“大”字辈，书香门第，官宦世家，人称“李太少爷”。二人遂于5月11日早晨进山。匪首们因官兵封锁，全不知外面情形，闻讯后，纷纷赶来探听消息。
党、李二人以乡里长辈身份责备众匪首说：“劫车一案闹大了，为国家、为地方惹了大祸。听说外国兵舰已集中南京下关，洋兵要来攻打抱犊崮，别的不说，咱乡亲们可得遭殃。再说真的官兵大军来攻，你们也未必守得住，地方上更是兵荒马乱。望各位为乡里想想，不要死后留个骂名。”
众匪首闻言也有几分紧张。二人看在眼里，进一步说：“任何事总有个了结，现在官府愿意和你们交涉，不如趁此机会接受招安，图个功名，官方也有台阶可下。你们看如何？”
匪首们面面相觑，无人说话。最后，曾两度被招安、在军阀张敬尧部下当过连长的郭其才才开了口：“二位老爷子这样说，俺们当然依了。但不能太便宜官府，俺得有条件。”接着，他掰着手指提了几个条件。
党、李二人回答说：“咱不是官府的人，也不是来说票的。只是见你们把事闹大了，怕不好收拾，给你们点一点。你们若愿意，就派代表跟官府去谈，官府保证不扣你们的人；官府若派人进山来谈，你们也不得扣留或杀死。”
当下匪首齐声允诺，请二位休息，便计议起来。说起来，这批匪首都是典型的“土老帽”，并无头脑。他们曾有过一名军师。此人绰号孙瘸子，因在上海大世界作案被捕，后越狱北逃，途中被抱犊崮股匪绑架，交谈之后，竟为土匪们留下充当军师。但孙瘸子的计策往往不为匪首们采纳，他深恨“竖子不足与谋”，便不辞而别了。此时，匪首们七嘴八舌地商量了两条意见：“一、抱犊崮不撤围不谈；二、谈判要有洋人与本地士绅居间，以资保证。”党、李二人得了回话，便下山去了。
二人当晚到枣庄向郑士琦报告。众官员及外国领事商量后，令二十旅从山中退至峨山口。后来该旅撤退时，土匪竟开枪追击，士兵奉命不得还击，匪徒气焰大张。12日上午，李炳章与美国人安特生、江苏交涉员温世珍入山，请土匪派代表出山，与田中玉、吴毓麟直接谈判。
匪首中，年纪稍大的，都感到这次祸闯大了，结局吉凶难卜；而且，山林中人不惯与官府打交道，故都不愿出头。最后，便推举孙美瑶、郭其才为代表，并同意招编后，以他俩为司令和参谋长。孙美瑶一股在山中实力最强，200多人枪，他本人年轻胆大，野心勃勃，正欲崭露头角。郭其才有智有谋，是见过官场世面的人物，由他陪同壮胆出主意，当不致讹错。
13日下午，孙、郭二人来到枣庄车站，与田中玉等人在督军专列上正式谈判。双方通报姓名、略事寒暄，官方便急忙进入正题，要求释放洋人。匪方表示将从15日起陆续释放，但要求官军再退30里；送一批食物、饮料和用具来；收编抱犊崮匪众。田中玉见要求不高，满口应允。他高兴地拍着孙美瑶的肩头说：“各位有弃暗投明之意，太好了！咱们向大总统和总理说说，三天就成。”于是，山东当局和中、美红十字会组织了大批物品，雇民工运上山去。
3.人也不是人了
山中粮食、饮水确实匮乏。1000多土匪全部集中在这里，被围了好几天；原有的和新到的肉票，也有好几百人。因此，那些洋票经常有一顿无一顿地处于半饥饿状态。一天，土匪给洋人们送来一些小牛肉，然而吃惯嫩牛排的先生们煮了一整天，才勉强能从骨头上撕下一点肉来，但肉汤却很鲜美。事后，有人告诉他们，那实际上是山东一种性格暴躁的癞皮狗肉。据说，吃了这种狗肉的人，在7年之内都会具有那种粗暴的狗脾气。这使那些急于补充蛋白质的洋人们懊丧不已。又一次，洋票们尝到一种肉馅白嫩、鲜美的包子。美国人鲍惠尔去请教一名土匪。那人当场在石板下找出一只巨大的蝎子，告诉他就是这种昆虫的肉。鲍惠尔只得放弃填饱肚子的打算。
至于中国肉票的待遇，就更差了。因为土匪也和官府一样，认为洋人似乎比华人更高贵些。所以，当山上饮水紧缺时，土匪曾将原有的过期未赎或油水不大的华人肉票，从崮顶掀下去200多人。一时间，崮上哭声四起，崮下血肉模糊，死者枕藉，伤者惨号。一个半月后，当山上土匪被收编下山时，崮下已是一片森森白骨。
再说田中玉至此总算松了一口气。田中玉本属北洋军阀中的皖系，直皖战争后，直系控制了中央政权，他勉强保住了自己的位子，却不料又遇上这件匪案，弄不好还得丢官。因此，几天来他一直坐卧不宁，寝食俱废。不过，在枣庄的衮衮诸公并不都象他那样忧心忡忡。据当时记者报道，枣庄东门中兴煤矿公司大楼里设有军官俱乐部，军官们日夜在此聚赌、招妓，极为热闹。以滕、峄两县知事为首的官吏、富绅，下榻于一名乡绅的大宅内，终日抽鸦片、聚赌。滕县知事赵策录每赌必赢，声称“能每天如此，官都不想做了”。至于中央和省里的官员，及各国领事则住在火车站的专列里，有软卧、客厅，舒适之极。据北京来的一名军官说，交通总长吴毓麟整天躲在卧车里打麻将，有事请示，一概推说去找地方官。
就在吴总长雀战方殷之时，抱犊崮上的匪首们正在讨论第一次交涉的情况。他们认为：第一，“洋票”在手，奇货可居，要价还可更高些；第二，只怕一旦交出洋人，官军马上会来包围进攻。于是他们推翻前议，另提五项条件，包括二十旅撤回济宁，第六旅回原防；滕、峄两县士绅担保不背盟杀降；匪众改编为两个旅，可在邹县上村等5处自由行动，等等。15日田中玉等到的不是被释放的洋人，却是新的5项条件，顿时傻了眼。吴毓麟想到北京公使们那一副副嘴脸，急得从牌桌边离开，以慷慨就义的神情向记者们表示：“我愿意进山去当人质，请孙美瑶把洋人放出来！”
此后到20日，官、匪之间无正式代表谈判。但以各种身份进山的无聊之徒、各派政客，却络绎不绝。他们有的企图借此邀功，对土匪胡乱许愿；有的打算利用土匪参与政争，劝他们挟洋票威胁政府。匪首们曾派法国“洋票”柏如比携带他们致英、美、法、意四国公使的信到北京，请公使团向北京政府施加压力，以答应匪方条件。这种充分利用外交、政治手段的做法，显然不是土老帽们可以设计出来的。
官方正式调停人是安特生、温世珍、杨以德、郭泰胜等人。他们往返于枣庄和抱犊崮之间，传达双方不断变动的条件。最后，田中玉一再让步，提出三步计划：第一步，官方按照匪方要求，由田中玉委任孙美瑶为招抚司令、郭其才为参谋长，匪方交出1/3洋票；第二步，官军撤回原防，匪方再交1/3洋票；第三步，收编完成，人票全部释放。在田中玉等人看来，只要先放1/3人票，就表明工作有成效，外国公使就不会逼得那么紧了。然而，土匪们抱定一条，不完全达到目的，洋票决不释放一个。于是谈判陷入僵局。5月20日，匪徒反趁夜色下山袭扰官军防线，双方交火。田中玉忍无可忍，第二天拂晓即令二十旅将抱犊崮团团围住。随后，他偕吴毓麟北上进京，陈调元、温世珍南下江苏。官匪交涉遂告决裂。
有人根据当地老百姓的经验指出，向土匪赎票，切忌紧张慌乱，“越害怕，鬼越吓”。不必过分担心“撕票”，因为土匪绑票的目的是敲诈勒索，而不是杀人。临案发生后，外国使团张皇于前，北京政府忙乱于后，使土匪看出官方的苦衷；加以一些“调人”的教唆，土匪便挟洋票以自重，狮子大开口。结果官方越是降格以求，却越是达不到目的。相反的例子是楚汉相争时，项羽绑架了刘邦的父亲做人质，以“烹而食之”来要挟刘邦。刘邦深知个中诀窍，回答说：“请分我一杯肉羹。”项羽气得哇哇大叫，却终未把老刘头杀死煮了吃。
4.送你一副眼镜
田中玉到京后，先后列席参加国务会议和总统府会议，向张绍曾内阁和黎元洪总统介绍情况，并竭力主张剿办。这时控制中央的直系军阀曹锟正积极运动，准备当总统。内阁和公府都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一笑一颦都要看曹锟的脸色。田中玉因此又赶往保定，向曹锟陈述理由，得到同意。另一方面，外交部赴临城的特派员靳志返京后，则向英、葡等国公使陈述主剿理由。他指出：去年河南巨匪老洋人绑架外国人，豫省当局迫于外交压力，收编股匪，成为第一次奖励土匪行动。此次临案，外交团不许鲁省当局剿匪，迫使与之谈判，这无疑是第二次奖励土匪。长此下去，不仅土匪，便是普通百姓也认为绑架洋人是升官发财的捷径，将来在华洋人都岌岌可危。如严厉剿办绑匪，则后人无敢效尤。虽然山中洋票可能牺牲，但以十余人生命与在华所有外国人生命相比，孰轻孰重是显而易见的。靳志一番言辞，果然改变了外交使团的态度，他们不再坚持原来的意见了。曹锟和外交团态度的转变，使主剿空气顿时浓厚起来。国务院下令直鲁豫皖各省抽调兵力前往临城增援；航空署派飞机到抱犊崮上空散发传单，加以威吓。
这时，匪首们才发现形势骤然不利，于是相互埋怨起来。一个名叫刘守庭的匪首一再主张先宰掉一两个洋鬼子，迫使官方妥协。刘守庭是匪首中最为心狠手辣的一个。他小时卖过馍馍，人称“馍馍刘”，讹为“馍馍六”；又有点文化，学过《易经》、占卜、打卦，每有行动或遇疑难事，都要打卦决定，故又称“诸葛庭（亭）”。当上海医科大学生把馍馍刘的话翻译给洋票们听时，他们个个都不寒而栗，用英语低声骂馍馍刘是“小流氓”。幸而大多数匪首并不赞成杀洋人，才使大家松了口气。
匪首们决定打破僵局，5月26日，他们派美国人鲍惠尔和一名匪首下山，主动向驻扎枣庄的郑士琦接洽重开谈判。为表诚意，匪方于30日先放出了英、美人票各一名。第二天，双方在峨山口一个小村庄开议。官方代表为郑士琦、陈调元，匪方代表为郭其才、刘守庭，另有美国人安特生，地方士绅党金元、李炳章，全国公团枣庄联合会代表江经沅及中国红十字会代表等5人为见证人。党、李二人见了匪首，不免又责备他们把事弄僵了，劝他们见好就收。郭、刘二人诺诺称是，表示要给乡亲父老们一个“面子”。最后，官、匪达成协议：匪方有枪者编，不定人数，由官方入山点名；官方先发匪方军装2000套，每人两个月饷。同时决定任孙美瑶为招安军旅长，郭其才和另一实力较强的匪首周天松为团长。
田中玉接到报告喜出望外，请示北京后，便将军装和5万大洋运往山中，由陈调元和二十旅旅长吴长植入山点名、发饷。陈调元本是帮会中人，又在徐州地区长期剿匪，对下层社会的规矩、手段十分清楚；又善于打哈哈、笼络人。进山后，他与孙美瑶谈得十分投机。当时上流社会以戴眼镜为时髦，许多人都戴副平光镜以为眩耀。陈调元便问孙美瑶：“老弟何不弄副眼镜戴戴？”孙美瑶说：“还未找到合适的。”孙调元当即取出自己的金丝眼镜，赠与孙美瑶。孙连连谦让，陈调元哈哈一笑道：“老弟，咱们谁跟谁？不必客气！”因此，山中土匪自孙美瑶以下，个个认为陈镇守使够朋友、讲义气。
但另一方面，孙调元又善于软硬兼施来控制土匪。一直未露面的抱犊崮寨主孙桂枝和另一匪首周天松，曾通过孙美瑶，向陈调元表示，由于山中徒手匪徒很多，不加收编日后无以为生，希望能扩编至3000人。陈调元当即翻脸，指责匪首们不讲信义。他一面要派人下山阻止官方代表进山签字，一面表示自己也要告辞，中止谈判。这一招使得众匪首连说好话，请他息怒。陈则转怒为喜，表示可以再收编500名徒手匪徒。匪首们始终担心洋票放出后，官军会来进剿，提出在全部改编成军队之前，请美国人安特生留住山中。陈调元一口回绝，但转过脸来，他又表示：“我和吴（长植）旅长留在山里，等你们改编完毕一道下山。”
至此，匪首们不再顾虑、犹疑。6月12日正午，官方代表陈调元、温世珍和匪方代表孙美瑶、郭其才、周天松，在士绅、商会和外国代表的见证下，签订协议。美国人安特生和土匪大管家孙桂枝各出具一文，担保双方不悔约，并由在场士绅、商会代表签字。当晚，洋票全部获释下山。除陈调元、吴长植外，在枣庄的各方人士也开始打道回府。
孙美瑶、郭其才等股改编的第二团，很快编制完毕，穿上了军装。陈调元帮那些军官们拉拉衣襟、扣好风纪扣，端详一番，突然问：“为什么不配武装带？”
回答说：“没发武装带。”
“这不成，不象军官的样子！”陈调元连连摇头，说，“我去给你们办。”
他随即下山，通知派人送武装带，自己则以母病为由返回徐州，不再重蹈险地，只将吴长植一人留在匪巢中。
这时，山中还有临城劫车案的中国肉票问题没有解决。陈调元和全国商会代表当初曾许诺，给土匪们一些赎金。现在洋票放出后，陈调元一走了之，无人再问此事，匪徒们很不满意。吴长植只得反复周旋，总算6月24日郭其才团开出山区时，将吴长植和华票全部带出。该团驻扎枣庄以东的郭里集。周天松为团长的第一团，因内部诸匪首争当营、连长，迟至27日才编制妥当出山，驻枣庄以西的齐村。
但抱犊崮上还有一批以往被绑来的肉票40余名，滞留山中已有1—3年。其中有20多名5—12岁的儿童，被关在山上绝顶之处，骨瘦如柴，满身疮癣，污垢不可言，目光痴呆，畏葸瑟缩，惨状不可睹。临案发生不久，在山东的德国天主教士波特曾设法上山，与洋票鲍惠尔一道摸清这些情况，向社会报告，引起舆论大哗，要求当局一并解决。待洋票释出，官方竟不再过问；馍馍刘一股又拒绝收编，故这批旧票迟迟不得解放。后经红十字会等社会团体一再呼吁、催促，7月8日，孙美瑶通电就任山东新编旅旅长之职时，同时声明山中新旧肉票已悉数放出。至此，临案的解决告一段落。
5.土匪就是土匪
新编旅属郑士琦的第五师编制，旅部驻枣庄，负责附近地面剿匪。从此，枣庄地区、临（城）枣（庄）铁路上，士兵牵牛架人的事件不断发生，弄得老百姓连告状的地方都没有了。地方士绅多次向山东当局请求把该旅调往别处，然而，不是外地拒绝，就是该旅反对，新编旅始终也未开拔。中兴煤矿公司内，常有该旅士兵持枪闯入，小则随意取食洋人的冷饮，大至搬走矿山机械配件。公司及警卫人员无敢出面干涉。
一天，正在公司安装新式机器的两名德国工程师，找到公司董事长朱启钤（曾任北京政府交通总长、内务总长），愤怒地表示：“我们的工作和生活总是受到这些人的干扰，如果公司再不采取措施，我们将无法继续安装机器，只好回国了。”
朱启钤连连致歉，表示安慰，并说：“我们马上采取措施。”
送走两位工程师后，朱启钤便动起脑筋来，随后，他命人发了一封请柬和一封信。
请柬是邀孙美瑶来公司赴宴的。席上，朱启钤陪着笑脸，请孙旅长适当地约束一下部下，以使公司能正常工作。孙美瑶见当年政府总长如此尊重自己，自然满口允诺，并同意与二十旅每天各派3名士兵守卫公司大门。后来，有几个新编旅士兵依然骚扰公司，被孙美瑶查获，下令枪毙示众，匪兵才有所收敛。
朱启钤的信是发往北京的，邀请前任京师警察总监吴炳湘来枣庄屈就中兴公司总经理。吴炳湘对下层社会极为了解，与江湖中人又常打交道，来枣庄后自然与孙美瑶也过从甚密。孙美瑶见吴来头大、朋友多，深感日后不论在朝在野，都有用得着吴经理的地方。因年龄悬殊，孙美瑶便主动提出拜吴炳湘为干爹。从此以后，新编旅士兵就再也不敢去骚扰“旅长干爹的公司”了。
然而，这批土匪出身的士兵既未经过正式军事训练，更不理会什么军容军纪，因此，在其他地方肇事惹祸仍是层出不穷。1923年底，该旅士兵在枣庄街上游荡，与驻枣庄的第五师第十八团吴可璋的部下发生冲突。孙部因人少被殴，逃回旅部报告。孙美瑶闻讯大怒，亲自率领手枪队六七十人，一路破口大骂，直冲吴可璋团部。吴可璋也早闻冲突一事，知道对方决不肯善罢甘休，严令士兵不得出门。孙美瑶一伙站在大街上，磨拳擦掌，骂声不绝，犹如流氓无赖。沿街商店、住户吓得关门闭户，不敢出头。最后，由当地士绅出面劝解，孙美瑶才恨恨地返回住处。
临城劫车案发生后，原兖州镇守使何锋钰成为替罪羊，被免除职务，由张培荣继任。此时，张培荣匆匆赶来枣庄，召见孙美瑶。因孙已向张递过门生帖子，张便以尊长的身份批评说：“美瑶，你是个旅长、将官，与小小团长闹成这种样子，不是笑话吗？”他连连摇头，“胡闹胡闹，太年轻，太年轻！”
他见孙美瑶仍有不平之色，又说：“最近苏鲁边界不靖，我正忙于派兵剿匪。等这阵忙过，我备桌酒席为你们和解，请各位绅商到场作陪。”说罢，他拉着孙美瑶上了烟榻，边吸鸦片边闲扯。孙美瑶说自己最近得了一只鹌鹑，能斗能咬。张培荣笑道：“我也爱斗鹌鹑，现在没功夫自己饲养，叫下人们养了几只，有空拿到一块来咬咬。”当下两人谈得融洽了，张培荣便返回兖州。
不久，张培荣将枣庄附近正规军都派往苏鲁边界，只身又来到枣庄。他广发请柬，借中兴公司俱乐部摆宴，为孙美瑶、吴可璋和解。第二天上午9时，客人们陆续到厅。孙旅的校级军官均由吴可璋在另一院内置酒欢叙。张培荣还特地打电话提醒孙美瑶，把那只鹌鹑带来。不一会儿，孙美瑶兴冲冲地赶来，到二门处，便由张的副官将他的随从邀入小客厅就座。孙美瑶大大咧咧地跨入正厅，刚进门，就有一个便衣上前摸他的腰胸。
“干什么？”孙美瑶一语未了，另一个便衣蓦地将一把石灰拍在他的眼睛上，顺手将他的头往下一按。前一个便衣迅速抽出刀来，手起刀落，孙美瑶顿时身首异处。
这时，孙的随从已被解除武装，囚于一室。校级军官们也被包围。张培荣过来宣布：枣庄冲突罪在孙美瑶一人，业已伏法；其余人等保证原职原薪加以安排。新编旅军官见势已如此，只得表示服从，并派代表分别到该旅各团驻地向士兵解释。其实，张培荣前一天已命令外出剿匪的部队连夜返回，包围了孙旅驻地。孙旅士兵群龙无首，无法反抗，只得缴械，由张培荣给资遣散。
诱杀孙美瑶之日，临枣铁路各站戒严，军队盘查旅客。恰巧不愿招编的匪首馍馍刘在临城车站乘车，见此形势便悄声问士兵：“枣庄有变吗？”士兵早已认出他来，并在他的网篮里搜出六爻封筒一个，当下便嘲笑说：“你这个小诸葛，今天的六爻封怎么不灵了？”
馍馍刘因为当初临案解决时，政府已赦免了各匪的罪行，故毫不畏惧，昂首道：“少说废话，你们能把我怎么样？”
不料值勤军官竟然下令把他带走。因馍馍刘在这一带为匪，残忍成性，民愤极大，应当地居民要求，张培荣仍将他斩决示众。
其他招安匪首被张培荣分散安插到各部队任职。其中郭其才、周天松因当初积极主张招安，遭到被遣散的匪众的忌恨，后带领眷属避往济南，入陆军讲武堂学习。至于被遣匪徒，时隔不久，多又重操旧业。从1924年初开始，滕、峄一带穿军装的土匪就越来越多了。
山东督军田中玉到头来，还是因为外国人的压力和北洋军阀的派系斗争，而丢了官职。北京政府还向外国肉票每人赔偿了一大笔损失费。其数额之巨，其心甘情愿的态度，当时连外国公使都感到惊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