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注重合作协同互补
领导者是从群体中涌现出来富有才华的佼佼者，但他们不是万能的，各有所长，各有所短，存在知识、才能、气质等各方面的差异。每个成员只有忠于职守，主动积极地履行岗位职责，出色地搞好本职工作，并与他人密切协同，扬长避短，才能形成整体合力。这是同其他领导成员协调相处的基础。
1.齐心协力
合作密切 忠于职守
周恩来是一位极重集体精神的人，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他十分注重与核心领导成员协同合作，努力工作。
在少年时代，周恩来就承担起当家理事的重担，开始在复杂的家族和社会网络中应付周旋。求学期间，他是学校各项活动的热心参加者，热情而又踏实，勇于负责，与同学老师相处融洽，正如前述，《同学录》中对他的评语是“最富于感情，挚于友谊，凡朋友及公益事，无不尽力。”他主张待人处事，要诚实踏实，做到“发于言，著于行，无丝毫假借，无智利相扰”，强调培植“趋重‘实际’的精神”。这种朴素的对家庭对集体的义务感及积极求实、奋发进取的热情，后来升华为对党对阶级的高度责任感和坚强事业心，以及恪尽职守、精明干练的合作工作精神。
在领导集体中，周恩来对于分工承担的任务，总是忠实积极地去完成，不避风险，不讲价钱，不怕劳累，不计个人得失，竭尽全力地发挥自己的才干，每天工作十多个小时，数十年如一日。正是由于他忠于职守，主动积极，讲求合作工作，对于党交给的任务，总是完成得十分出色。
1940年10月19日，何应钦、白崇禧发出“皓电”限令八路军、新四军在电到一个月内开到黄河以北。10月24日周恩来根据在重庆了解到的种种动向，立即打电报给毛泽东，预测国民党反共高潮即将到来。电报说：“蒋之宴会，何之报告，白之反共，汤恩伯、李铁军与马鸿逵等纷纷来渝，江南江北部队亦在调动……均证明反共高潮正在步步上升。”他断定“何、白十九日电是表示了国方决心。”他向中央提议：对“皓电”的原则和办法决不能同意，但必须给以回答，不能置之不理。军事上，他列出两个方案，供中央选择：一是将新四军主力北移，开到江北坚持斗争，便于我军集结应战；二是皖南新四军一部分转苏南渡江，一部分就地打游击，江北的部队不论怎样都必须作应战的准备。中央收读来电后，很快复电周恩来，同意他对形势的分析，并于11月9日以朱、彭、叶、项的名义对皓电作出公开答复，决定对江南部队“遵命北移”，“对于江北部队则暂时拟请免调”。
与此同时，周恩来虽然身在重庆，但是仍然积极准备应变。他通过各种渠道与社会各界广泛接触，阐明中共关于团结抗日的基本立场，揭露国民党制造摩擦，破坏国共合作的真相，以争取同情，同时收集重庆的各种反映及时向党中央报告。11月初，他将这方面的情况电告中央：“大家一致望我们拿出办法来，并希望我们让步，以缓和破裂。”他还转达冯玉祥建议的对付策略，即：“要软硬两用，表面让步，实际自干。”不久，党中央确定对付国民党即将发动的反共高潮的方针是：“表面和缓，实际抵抗，有软有硬，针锋相对。”到12月25日，局势已极度紧张，但蒋介石突然邀见周恩来，这一天正是蒋介石在西安事变中获释四周年，他对周恩来说了些好听的话，也说了些威吓的话，又拉又吓。周恩来在第二天就电报中央：“我对蒋的挑拨及攻击我们的话，均当场答复了。”他说，蒋的许多承诺是“靠不住”的，“其实局部‘剿共’仍在加紧布置中”。他敏锐的指出：“张冲回去，认为出意外之满意。我倒认为系吓、压之余，又加哄之一着了”。周恩来对蒋介石的吓压保持了清醒的头脑，警觉到这是蒋介石要对共产党发动进攻的先兆。果然，不到十天，皖南事变发生了。
新四军皖南部队遭到国民党军队的围歼后，国共合作面临全面破裂的危险。周恩来领导南方局在最严酷的环境中，进行着一场机智英勇的斗争。
当获悉新四军被围后，周恩来立即找蒋介石、何应钦、白崇禧、顾祝同及张冲等分别交涉和抗议，并布置南方局的同志们纷纷出动，向国民党元老派、抗战派、各民主党派、文化界、新闻界及外交界，揭发国民党军围攻新四军的罪行。在蒋介石诬蔑新四军“叛变”、撤销新四军番号的消息发布后，周恩来在电话中痛斥何应钦：“你们的行为使亲者痛，仇者快。你们做了日寇想做而做不到的事。你何应钦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他领导《新华日报》冲破国民党严格的新闻检查制度，刊出了他亲笔题写的“为江南死国难者致哀：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对国民党顽固派提出最强烈的抗议，同时，他还亲自主持编写《新四军皖南部队被围歼真相》的传单，向国内外广为散发。
皖南事变发生前后，周恩来在重庆，身处斗争漩涡，和在延安的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密切配合，与国民党当局进行着面对面的较量。当时风云变幻，环境险恶，但周恩来处变不惊，沉着冷静地应付自如，为打退国民党的这次反共高潮，作出了重大贡献。
1941年1月底，日军分三路向河南大举进攻。蒋介石为了对付日军的攻击，不得不对内采取缓和的步骤，允许新四军展期北移，答应将新四军归入八路军，增编一个军，希望国共恢复谈判。新的动向表明，日蒋矛盾仍然尖锐，国共仍有合作抗日的可能。毛泽东、周恩来都重视这一变化，并得出了相同的看法。2月14日，毛泽东在给周恩来的电报中说：各次电报均悉，我们的估计是一致的，蒋介石反共不会变，高潮可能下降，剿共可能停顿，利用日蒋矛盾仍然是我们政策的中心。
周恩来在国统区，抓住这一时机，忠实执行毛泽东提出的对国民党顽固派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方针，一方面坚持党中央提出的解决皖南事变善后办法12条，声明在12条办法未得政府裁夺以前，中共参政员难以出席参政会。另一方面，为了顾全大局，促进国共团结抗日局面的出现，他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又提出解决皖南事变临时办法12条，同1月20日提出的善后办法12条相比，去掉了两个最重要的要求，这是中共作出的一个重大让步，给了蒋介石一个台阶，迫使他在国民参政会二届一次会议上，对12条临时办法作出了正面答复，保证“以后再亦无剿共的军事”。至此，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终被打退。
几十年来，周恩来无论何时何地都十分注意与毛泽东在工作上的密切合作。正是周恩来这种对党的事业的高度责任感，主动、积极、务实的工作精神，从实际出发、灵活机动的工作作风，明快果断的工作效率，使他受到党中央和毛泽东的依赖和倚重，成为最高领导集体中担当重任、处理棘手难题的杰出高手和实干家。
2.不谋名位 工作为重
在注重合作的过程中，周恩来在工作上积极主动，奋发努力，埋头苦干，但是在处理个人与领袖关系上，他不谋名利，一心只以工作为重，以党和国家的大业为重，成为我党真诚合作的典范。
周恩来的这种为人处事方法是建立在他的名利观之上的。周恩来在中学念书时写过一篇作文《论名誉》。在文中他写道：一个人应该珍惜自己的名誉，但决不能存那种“邀名之心”。“若夫汲汲于名犹汲汲于利之徒，日惟名誉之是谋，不遑计及实事，虚声盗世，眩世眩俗，以淆乱风气者，是名誉之罪人也。”在他看来，名誉是重要的，“当视为第二生命”。只有老老实实，不“私于个人”，一心为“所成之事业”，才会受到人们的称誉。如果不务实事，靠“虚声盗世”，“眩世眩俗”，去猎取“名位”，只会败坏自己的名誉，成为名誉的罪人。16岁的周恩来这种重名誉，轻名位，重事业，轻私利，务实事，不沽名钓誉的名誉观，是难能可贵的，这为他后来树立共产主义人生观，摆脱个人名位的困扰，与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进行真诚合作，共同为人民的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奠定了基础。
周恩来这样想，这样写，也是这样躬行实践的。就在写这篇文章的同一年，他和另外两位同学，为了“探求真理”，酝酿与志同道合者结成团体。他们联络了20多个同学集会讨论，给新团体定名为“敬业乐群会”，并起草了章程，规定了宗旨。消息传出后，有200多名同学报名入会。由于周恩来品学兼优，善于团结和帮助同学，又是这个团体的首倡人，所以大家推选他担任会长。但他很谦虚，婉言谢绝了，只同意担任智育部长。在天津成立“觉悟社”时，周恩来是发起人，实际做的事情最多，是社员公认的领导人，可是他在名义上没有担任什么领导职务。
周恩来接受共产主义世界观后，就把全部精力投入到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解放的崇高事业中，对同志谦虚谨慎，对工作精益求精，不谋私利，不争权位，是我们党无私奉献、埋头苦干、团结合作的典范。
1927年11月，在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周恩来被增补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务委员，随后，又担任了组织局主任，负责处理中央日常工作。1928年6月党的六大召开，周恩来继续当选为5名政治局常委之一，分工负责党的组织工作和军事工作，兼任中央政治局常委的秘书长和组织部长。当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是工人出身，因共产国际强调领导成员的工人成分，他当上了党的总书记。但是，他既缺乏文化理论修养和思想水平，又无中央领导工作的经验和能力，因此主持中央工作的重担，实际上是由周恩来肩负的。这样，领袖是向忠发当，实际工作是周恩来做。
1930年3月，周恩来去莫斯科向共产党国际汇报工作期间，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占据统治地位，招致革命的重大损失。周恩来回国后，做了大量的实际工作，阻止了立三路线在各地的贯彻执行。9月，周恩来和瞿秋白一道主持召开六届三中全会，会议作出决议，批评了立三路线错误，李立三本人也作了检查，离开了中央领导岗位。列席这次会议的聂荣臻回忆说：“周恩来是这次会议的实际主持人，但他很谦虚，总是把秋白推到前台，让他主持会议，做报告，发表结论性意见。因此，三中全会使瞿秋白成为党中央实际上的主要领导人。周恩来这种没有个人私心的谦让精神，令人钦佩。”
长征开始后，作为党中央领导核心“三人团”成员之一的周恩来，不得不积极而又痛心地思考党和红军的命运。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长征初期的失利，使周恩来对于中央在军事上的“左”倾指导，已认识得越来越清楚，也进一步认识到了毛泽东战略战术思想的正确性。认识深化的必然结果，是行动上转向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方针。他首先在通道会议上，明确支持毛泽东向敌人薄弱的贵州前进的主张。过后不久，又在他主持召开的黎平会议上，采纳了毛泽东关于红军向黔北前进的意见。这两次会议为遵义会议的成功举行创造了条件，成为遵义会议的序曲。
值得指出的是，周恩来当时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最高权力核心“三人团”成员之一，又担任中国工农红军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红军总政委。他的地位居于毛泽东之上，当“三人团”另外两个主要成员博古和李德犯了严重的“左”的指导错误，在党内已失去威信，周恩来的分量和影响举足轻重。如果他有权力欲望，想取而代之，或支持别的领导人出来主持中央工作，那么，恐怕难有遵义会议，即使有，也将是另一种结果。但周恩来支持了遵义会议的召开，在会上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坦荡胸怀，公开检查自己的错误，承担责任，并赞成毛泽东到党中央领导核心中工作，为纠正“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确立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起了关键性的作用。正如聂荣臻所指出的：“周恩来、王稼祥同志他们两个人的态度对开好遵义会议起了关键的作用。”毛泽东后来谈到遵义会议时，也肯定“周恩来同志起了重要作用”。他说：那时周恩来的支持很重要，如果周恩来不同意，遵义会议是开不起来的。
遵义会议后，中央常委分工，决定以“毛泽东为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即以周恩来为主，毛泽东协助。不久，因打仗问题发生分歧，成立了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的三人指挥小组。周恩来从中国革命的最高利益出发，自觉退居助手地位，让毛泽东全权指挥红军的军事行动，他自己担负具体组织指挥的责任。他们两人之间关系和主从地位的这种变化，反映了周恩来的重事业、轻权位的高风亮节。
周恩来在党的领导核心中，担负了主要的工作，发挥了卓越的作用，充分体现了他的机智果断，深谋远虑。他具有党的主要领导人应该具备的最主要的品质和才能，在党内和群众中有着很高的威望。但是党的领袖不是他，他无意也不屑于在个人名位上费心思，动脑子，更不用说，像某些野心家那样，不惜手段，拉帮结派，钻营取巧，去向权力的顶峰进军。他所孜孜以求的搞好党的工作，使党的事业兴盛起来。正因为他的这种高尚的品德和卓越的才能，使他成为党的领导核心中不可缺少的台柱。
3.赤胆忠心 甘做助手
在长期的共同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和富强奋斗的伟大历程中，周恩来与核心领导班子成员真诚合作，在工作上埋头苦干，积极主动，不分主次，但是在处理个人与领袖关系上却有主有次，职权分明，甘做助手。
遵义会议之后，党找到了自己的领袖，此后，周恩来就一直自觉地赤胆忠心地维护毛泽东的领导地位，竭尽全力协助辅佐毛泽东，甘心做他的助手。
1943年，周恩来从重庆回到了离别三年的延安，他在欢迎他的会上，谈他这几年来的体会时说：“有了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和指示，在这三年来许多紧急时机，许多重要关键上，保证了我们党丝毫没有迷失方向，没有走错了道路。”他明确地强调：“没有比这三年来事变的发展再明白的了。过去一切反对过、怀疑过毛泽东同志领导或其意见的人，现在彻头彻尾地证明其为错误了。”周恩来在党内有很高的地位和很高的威望，他的看法和评估，自然分量不轻，在党内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周恩来作为毛泽东最忠实的助手是自觉的，他不止一次地对人讲：“我只能作毛主席的助手，在毛主席领导下做具体工作。”这固然反映了周恩来对毛泽东领导才能的深刻理解，对他的领袖地位的衷心拥护，同时也说明周恩来有极强的自我意识，很清楚自己的长处和短处，尽力发挥自己的优势，当好自己最适宜的角色。
什么是周恩来最适宜的角色？周恩来自己这样说过：“毛主席是搞战略的，我只能搞点战术。当助手能否当好，还没有把握。”这是他自谦之言。实际上他参与了党中央的几乎所有重大决策，但他的确把主要精力用于组织和发动群众，将党中央的决策付诸实施，变成现实的具体工作。他多次对劝他注意休息的同志说：“毛主席是我们的领袖，要考虑国内外大事，我们应该多做些具体工作。”
对于周恩来在党中央所担任的角色，朱德同志曾经有过简明形象的说法。1948年春，人民解放战争发展迅速，大片城镇乡村陆续解放。华北局主要负责人薄一波向中央工作委员会刘少奇、朱德等汇报工作时，提出应该赶快抓经济工作，并谈了自己的若干建议。但怎么个搞法，还没有来得及深入研究。这时。朱德插话说：“快啦！咱们的周恩来同志快来了。他是个管家的，管这个家，他会把这一个事情搞好，”并且加重语气说：“他这个人历来是管家的，是个好管家。”
朱德的这一评价同毛泽东的看法完全吻合。全国尚未完全解放时，毛泽东已内定由周恩来主持国家政务。他在七届二中全会的总结中说到：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的主要人员配备现在尚不能确定，还需要同民主人士商量，但“恩来是一定要参加，其性质是内阁总理”。的确，周恩来同志是个好管家，他自觉地承担繁重的党政军日常工作，管理国家事务，好让毛泽东摆脱具体事务，集中精力进行战略思考和理论创造，保证航船沿着正确的方向驶进。
遵义会议以来的历史，证明周恩来是毛泽东的好助手，好管家。长征途中，毛泽东运筹帷幄，周恩来组织指挥。抗日战争时期，巩固和发展以国共合作为核心的抗日民族统一路线，成为抗日战争能否坚持和取得胜利的关键。周恩来受命赴国民党统治区，根据党中央毛泽东的决策，负责直接处理国共关系，团结和组织浩浩荡荡的抗日大军，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解放战争时期，周恩来作为军委副主席兼代总参谋长，是毛泽东在军事上的主要助手，所有重大问题，主要是由他们两人商量解决，毛泽东是挂帅的，周恩来参与决策，并具体负责实施。建国之后，周恩来在八大后担任党中央副主席和国务院总理，全盘管理政府事务，是国家的“好管家”。
周恩来尊重毛泽东，毛泽东离不开周恩来。在漫长的岁月里，两人风雨同舟，患难与共，智能互补，分工协作，共同把革命和建设的航船推向前进。恩格斯在一封信中曾这样表达过他和马克思的关系：“我一生所做的是被指定做的事，就是拉第二提琴……我高兴我有像马克思这样出色的第一提琴手。”用恩格斯这段话来形容周恩来与毛泽东的关系是再恰当不过的。同周恩来甘当助手、不图名位的高风亮节紧密相连的是，他从不宣传自己、突出个人。
周恩来的历史业绩和卓越才能，为国内外所共仰，是不能磨灭的。但他从不居功自傲、突出个人，从不谈他个人的功绩，不讲他历史上做出的贡献。更不让别人宣传自己，把他个人的作用同群众的作用分割开来。早在重庆工作时，《新华日报》准备刊登他的照片，他坚决不同意。1957年他审定《八一起义》提纲，原文中有“7月31日晚上……周恩来等同志率领北伐军三万余人，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一段文字，他亲笔在“周恩来”三字后面加上了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的名字。他审查将赴阿尔巴尼亚展出的一个大型展览时，看到有他的特写镜头，立即指示取下来。陪同外宾参观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发现馆内陈列的教员照片，他的比别的教员大一些，就委托邓颖超把他的照片缩小到同别的教员的相片一样大。
4.互相补充相得益彰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一个人再出类拔萃、伟大非凡，也不可能样样得心应手、无所不能。因此，一个杰出的领导者，若有能弥补其缺陷的人相辅佐，就会如虎添翼，鹏程万里。
美国前总统里查德·尼克松在他和毛泽东、周恩来接触、了解之后，感慨地说：“没有毛泽东，中国革命之火燃烧不起来；没有周恩来，这火就会把一切烧尽，只剩下灰烬。”
这个结论虽不够准确，但有一点是符合历史事实的，即毛泽东和周恩来在工作中性格、行为的互补性。毛泽东凭借他那恢弘的气度、革命的坚定性、果断性及其远见卓识，规划着一幅幅革命和建设的蓝图，而周恩来则凭借他那精细严谨的工作作风，实事求是的精神及其过人的聪明才智，使这一幅幅蓝图得以实现。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曾为新中国的发展绘制了总蓝图，而要将这一蓝图付诸实施，则需要做大量的具体、细致而繁重的组织工作，是周恩来和他的战友们肩负了这副重担。周恩来以他对革命事业和人民利益极端忠诚和负责的精神，以他过人的才智和杰出的领导艺术，殚精竭虑，日夜操劳，忠实地履行着他的使命。
要使一个蓝图完全符合客观实际是很困难的，即便是一个具体的建设项目，在执行过程中也经常要对原设计方案修改，更何况涉及国计民生的国家发展蓝图呢！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总理，周恩来在组织实施中央确定的大政方针的过程中，总是从实际情况出发，以他的胆识和创造性，做了大量因势利导，扶正纠偏的工作。例如，文革时期，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脱离了客观实际，造成异常复杂困难的局面的时候，由于种种原因，他作为执行者虽无力从根本上扭转乾坤，但是周恩来能忍辱负重，巧妙地运用自己的智慧和威望，千方百计地弥补失误，尽最大可能使党和人民的事业少受损失；而对那些乘机兴风作浪的阴谋家、野心家，则坚持真理，不屈不挠地进行顽强斗争，以他的高风亮节和高超的斗争艺术砥柱中流。不能想象，如果不是周恩来力撑危局，弥补损失，竭力保护那些国家栋梁，那么经过文革10年的冲击，到1976年还能剩下几个老干部？“四人帮”是否能那么顺利地被打倒？文革能那么顺利地结束？
周恩来正是以他对细小事情非常留神、但又不被琐事缠住的罕见本领与毛泽东的豪迈、不拘泥于细节互相补充，相得益彰。
内政如此，外交也是如此。当毛泽东确定和苏联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时，他并不愿涉及怎么讨论这些条约的具体细节，而是全权委托周恩来去协商处理。当1972年尼克松和毛泽东会谈谈到具体的国际问题时，毛泽东照样说：“这些问题不要在我这里谈，应该同总理去谈。我只谈哲学问题。”
曾经有位对新中国很熟悉的外国友人评论：新中国的设计师是毛泽东，而一砖一石地把设计变成现实的建筑师是周恩来。虽然外国人对中国的事情很难理解得清楚，但这样来评价毛泽东和周恩来在建国后所起的作用，是比较贴切的。正是因为他们的智能互补、性格互补、行为互补，才配合得天衣无缝，合作起来得心应手，为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伟大胜利。
人际关系之所以在增长领导才能方面具有重要作用，良好的领导人际关系，能够在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以及领导成员之间形成互补关系。所谓互补就是指领导者与其相关的人们之间的人际关系，良好而相互学习，取长补短，以实现领导能力的跃进和增值。而互补的基础是互异。互异是种普遍的社会现象。领导者与其相互成员之间也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差异。这种差异只有通过人际交往，才能显示出来。当交往双方的需要产生强烈的吸引力时，就会形成互补关系，并产生互补行为。一个人如果能充分地认识别人的长处，清醒地看到自己的不足，并且渴望取众人之长，补己之短，那么，他就会自觉地、积极地改善人际关系，与相关人员交流思想和感情，从而产生积极的互补行为。俗话说“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都是对人们互补行为的生动说明。
互补对于增强领导能力具有明显的巨大作用。良好的人际关系和为人处事能力不仅可以增强个人的才能，而且还可以促进领导班子结构的合理配搭和整体领导水平的提高。这样，就可以给社会群体中的每个成员带来创造的活力，以保证领导职能的充分发挥和事业的蓬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