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服从而不盲从

善于处理好被领导与领导的关系，是一个人在为人处事中经常遇到的而不易处理的重要事情。自人群被区分为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两部分以来，服从的意识、原则就产生了。被领导者要服从领导者。没有服从就没有领导，没有服从就形不成统一的意志和力量，任何事情都难成就。乐队演奏员不服从乐队指挥，军队不服从指挥员指挥，工人不服从厂长指挥，民众不服从领袖指挥，后果都不堪设想。从统一意志、统一步调的角度讲，社会就是在领导与被领导、权力与服从的矛盾运动中前进的。服从不仅是工作的需要，也是处理人际关系的要求，不服从领导的人，必然没有好的人际关系，与核心领导成员相处不会成功和谐。周恩来是成功处理与核心领导关系的典范。他认为在革命队伍中，领导成员与核心领导、被领导者与领导者之间，根本利益是完全一致的。上下级关系中的“服从”虽有强制性，但没有统治和压迫的性质。这种“服从”的强制性完全是维护人民利益的需要，也适用于班子成员之间。因此，作为领导成员，坚持服从原则，服从上级组织，服从核心领导者，不是奴性的表现，而既是对人民事业高度负责的理性行为，又是具有较强为人处事能力的做法。

1.真诚辅助勤奋工作

真诚辅助，勤奋工作，没有二心，是处理好与核心领导成员关系的重要原则。一个人的工作是领导全局工作的组成部分，真诚协助核心领导成员，勤奋工作，把本职工作做好，使自己的工作为全局工作锦上添花，使局部工作对全局工作起到主要的协助作用，是建立领导者之间良好人际关系所不可缺少的重要条件。一个人真诚辅助核心领导成员，工作勤奋，政绩卓著，就能赢得核心领导成员的好感、信任和器重。

周恩来一生是勤奋工作的典范。

在南开学校读书时，周恩来和同学张瑞峰、常策欧三人发起组织“敬业乐群会”。会内分智育部、稽古部、演说部和俱乐部，下设诗团、国文研究团、辩论团、军事研究团、演剧团、音乐团等，还办起图书室，定期举行学术报告会、茶话会，组织会员进行参观、郊游和旅行等活动。会员从最初的20多人逐步发展到280多人，占全校学生总数的三分之一。周恩来对“敬业乐群会”的发起和工作开展尽了极大的努力。但是，他不是会长，处于助手的位置，尽管如此，他甘于默默地为公众“服役”，从来没有在这方面吝惜过自己的时间和精力。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课外事多则如蝟集，东西南北，殆无时无地而不有责任系诸身。人视之以为愚，弟当之尚觉倍有乐趣存于中。”

鉴于周恩来工作的认真、勤奋，在毕业时，《同学录》中对周恩来作了这样一段评语：“君性温和诚实，最富于感情，挚于友谊，凡朋友及公益事，无不尽力。”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同年6月，天津学生联合会为进一步唤起民众，把运动引向深入，由谌志笃和马骏出面，请周恩来主编《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周恩来表示：“我所以从日本回来，就是为了参加救国斗争，负此责任义不容辞。”随即搬进南开学校，带头举行话剧义演，募集办报经费，并筹划解决纸张、印刷、出版、立案等问题。后来，潘世纶在回忆时感慨地谈到：“周恩来不怕麻烦，不辞劳苦，踏踏实实，埋头苦干，当无名英雄。他搞什么活动都专心志志，非常热心，几乎把全部心血都用到工作上。办报纸是个苦差事，编排、撰写、校对、印刷、出售等杂七杂八的事都由他一个人管，往往从深夜赶到清晨，饿了就吃个烧饼、烤山芋……”

1934年由于战事失利，中共中央领导人仓促决定进行长征，进行战略转移，准备长征时，周恩来病倒了。他的病情时好时坏，不发高烧时，他总是要看电报，批阅文件。有时发高烧，连话都不能讲，连电报也只能让卫生员小李念给他听了。但是周恩来一工作起来，总是忘了吃药，凉了的药热了又热，然而他还要“看完这份电报再吃。”急得小李当面向邓大姐和康大姐“告状”。

在邓大姐和康大姐的劝告下，周恩来一听总是笑着说：“下不为例，听小李子的啊！”一次他刚吃完药，就坐到办公桌前看文件，小李急得去拉他，也拉不回来，他总说“等一会儿，等一会儿”。直到把小李气哭了，康克清看见了，才说服了他。四十天后，傅连暲医生给他检查完病说：“病还没有痊愈，还需要继续治疗、休息。”可是，他再也不吃药了，每天拖着伤寒病的虚弱身子，投入了紧张的长征准备工作。

在长征途中，周恩来更加全身心地扑在工作中了。1934年11月8日，周恩来和刘伯承总参谋长直接来红军全军先头团，率领部队通过敌人封锁线。周恩来穿一身灰色军装，披一件旧蓝布雨衣，身穿草鞋，加入到团直属队行进列中。在急行军中，他很少骑他那匹黄骡子，经常将骡子给害病的战士骑或驮武器。他利用行军小休和防空时间，找机会同战士拉家常、讲战史。中午大休，他也是边吃饭边回答干部战士提出的各种问题。一宿营，他总是找机会到连队看望指战员，十分关心战士的思想、生活。来到团部，他总不忘告诫干部及时查看地形，研究敌情，规定紧急集合场所，调查行军路线。常常是他刚回到自己的住房，还没有来得及休息一下，参谋人员又送来了电报、文件。团领导向他汇报，他总是边看电文、边听汇报，并迅速准确地加以处理。周恩来经常通宵达旦地工作，却看不到他一丝一毫的倦意。在长征中，周恩来每到驻地，就叫人架起电线，接收各军团的电报；同时，挂起地图，以便观察和选择行军、作战的路线。然后他才坐到椅子上稍事休息。等情况来齐后，他又进行分析研究和请示毛主席，起草作战命令，下达行军路线，直到向各军团的电报都发出后，他才睡觉。这时天已将黎明。有时，他刚睡下，来了情况，又得把他叫醒处理。有一次参谋有事向他请示，周恩来在睡梦中“嗯”了一声，参谋以为他已同意，就退了出来。第二天，他说他完全不知道这件事，就规定：以后必须把他喊得坐起来，才算叫醒。

周恩来在长征途中，不畏艰险，不辞辛劳。他白天行军，夜晚工作；夜晚行军，白天工作，极少休息，甚至几天几夜不睡觉。有时他骑在马上打盹，同志们怕他摔下来，便给他预备一副担架，但他常常不用，总是让给伤病员用，坚持同大家一道步行。腿走肿了，脚掌磨出血泡，有条件时就用热水烫烫。他常常把脚一伸进水桶，头一歪，便睡着了，周围的同志劝他躺下休息，他猛一惊醒，拔出脚来又继续工作……

由于周恩来勤奋工作，他在长征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无论是前期领导人还是遵义会议毛泽东上台后，都对党的工作决策发挥了巨大作用。

据黄火青回忆：长征中，打胜仗靠的是毛泽东战略方针路线，周恩来则是以惊人的毅力和忘我的工作精神，具体组织落实毛泽东的战略部署，保证了长征的胜利。

解放战争中，作为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周恩来事实上成了毛泽东指挥全国解放战争的主要助手和总参谋长。据张清化后来回忆说：“在这个阶段，我有一个深刻体会：周副主席在军事上是党中央、毛主席完全不能缺少的得力助手，是一位非常杰出的军事组织者和指挥者。当时，他运筹帷幄，出谋划策，深得党中央、毛主席的称赞和全军的拥戴。”

全国解放后，周恩来身处高位，更是为毛泽东分担巨大工作。

周恩来留下的二十多本工作日历记载着周恩来从1950年1月1日到1976年1月8日26年间每天办理的重要事项，是周恩来为党和人民日夜操劳的翔实记录。在1974年3月26日这一页上这样记载着：下午3时，起床；下午4时，与尼雷尔会谈（五楼）；晚7时，陪餐；晚10时，政治局会议；晨2时半，约民航同志开会；晨7时，在七号办公；中午12时，去东郊迎接西哈努克和王后；下午2时，休息。整整连续工作了23个小时！当时周恩来总理已是76岁高龄的老人，而且已是癌症缠身，越来越重！一年零9个月以后，他逝世了！从1月到6月的5个月中，周恩来除了到医院检查病情和病重住院休息外，总共抱病工作了139天。其中一天工作不足14小时的只有9天，工作14~18小时的有74天，其中不少天是连续工作，没有间断。在周恩来的工作日历中，人们看不到一分一秒光阴的虚度。

1974年上半年，周恩来的病已经非常严重了，2月9日，他工作了整整20个小时，10日起床后，又一直工作到12日凌晨4时3刻。3月6日，他在工作长达12个小时之后，实在支撑不住了，又躺在床上继续工作，批阅文件达9个半小时！

1974年6月1日，严重的病情迫使周恩来不得不同意进医院动手术。在这一年半的住院岁月里，他同中央负责人谈话161次，与中央部门及其他有关方面负责人谈话55次，接见外宾63次，与陪同人员谈话17次，在医院召开会议20次，离开医院外出参加会议20次。这期间，他离开病榻，前往参加了贺龙元帅的骨灰安放仪式，参加了李富春的追悼会，在第四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庄严的讲坛上，抱病做了政府工作报告……

1975年5月7日，周恩来到北京医院看望了谭震林，在谈到自己的病情时说：“我估计还有半年”，并表示“你们一定要把我的病情随时如实地告诉我，因为我还有许多工作，要作个交代。”据不完全统计，周恩来以重病之身与各方面人士谈话、谈工作102次，会见外宾34次，离开医院外出开会7次，在医院召开会议三次，外出看望人4次。4月19日，得知金日成来访后，周恩来坚持下床会见，因脚肿，穿不了皮鞋，特地赶制了一双圆口布鞋，会见了金日成。

由于这样忘我地工作，周恩来为毛泽东和其他党和国家领导分担了大量的工作，成为了他们的得力助手，受毛泽东信任和器重，并且，成为他最挚爱的亲密战友之一。

2.忠心耿耿坚定不移

对自己的领导忠心耿耿，是处理与领导关系的重要原则，周恩来对党的领袖的忠诚，根本在于有共同的理想和信念，因此他的忠诚是坚定不移的。

自从1935年遵义会议后，毛泽东由周恩来的下级变为上级，周恩来就一直是毛泽东最忠诚的部下，不可缺少的助手和亲密战友，一直到1976年逝世。

对自己的领导忠心耿耿，首先要在话语中表现出对领导的爱戴和忠诚。

1943年8月2日，周恩来从重庆回到延安，在中共中央办公厅为他举行的欢迎宴会上，他心悦诚服地肯定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领导是正确的。他说：“过去一切反对过、怀疑过毛泽东同志领导或其意见的人，现在彻头彻尾地证明其为错误了。”“我们党22年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贯穿着整个党的历史时期，发展成为一条马列主义中国化，也就是中国共产主义的路线！”接着，他明确地提出：“毛泽东同志的方向，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方向！”“毛泽东同志的路线，就是中国的布尔什维克的路线！”正是“有了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和指示”，才使得党和红军在“许多紧急时机、许多重要关键上，保证了我们党丝毫没有迷失了方向，没有走错了道路。”

周恩来对毛泽东的忠诚不是庸俗的盲忠，而是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对无产阶级领袖的忠诚。他对毛泽东的忠诚源自于毛泽东的英明、伟大、正确，也源自于他对真理的追求，因此，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历程中，他在工作中能够坚决服从毛泽东的领导，服从毛泽东的指挥，忠实地执行毛泽东的革命路线。

周恩来不仅在言语和工作中处处对毛泽东忠心耿耿，而且，在许多细小的事情上可以略见一斑。

在和毛泽东共事过程中，周恩来做事事无巨细，只要毛泽东需要，他总是尽心尽力去办，而且办好，表现出对自己的领袖的无限忠诚。1945年，周恩来从重庆回延安时，毛泽东嘱咐他带一些重庆出版的国民党报纸回延安，作为分析形势的参考资料。

周恩来率领的车队途经简阳县时，遇上雷阵雨，大雨把车上的行李物品全部打湿了。雨天晴后，周恩来马上命令汽车停下来，亲自一辆一辆地检查。周恩来看到一捆捆的报纸全淋湿了，十分焦急，立即动手往下搬。他带领大家把报纸一份份小心地摊开晒到河滩上，并和邓颖超一起在旁边守护着，直到报纸晒干了，周恩来才小心翼翼地把报纸整理好，打成捆搬到车上，并嘱咐大家注意，保护好报纸。

在小事上是如此，在重大的原则性问题上，周恩来对毛泽东更是忠心爱戴，坚定不移。在中国革命和建设几十年中，毛泽东定下的路线、方针，作出的指示，周恩来总是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并且以身作则，宣传教育广大指战员，引导他们执行毛泽东定下的路线、方针，服从核心领导成员的命令、指示。

1935年7月，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师后来到毛儿盖。中央决定在这里休整筹粮，准备过草地。红四方面军主要领导人张国焘自恃枪多势众，反对毛泽东北上抗日的方针，主张南下，向四川、西康边境退却，并公然向党争权，策动一部分人向中央提出改组中央军委和总司令部，要求由张国焘担任军委主席。对此，周恩来苦口婆心地做张国焘的思想工作。为了劝张国焘改正错误，执行毛泽东的北上抗日方针。周恩来向中央建议，把自己原任的红军总政委的职务改由张国焘担任。

然而，张国焘仍一意孤行，并阴谋挑拨红四方面军战士和党中央以及毛泽东的关系。对此，周恩来除了天天参加会议外，还天天找红四方面军的官兵谈心，不辞劳苦地亲自到部队去做耐心的政治思想工作，贯彻毛泽东的北上抗日方针。他和红四军其他同志的有效工作，终于使红四军广大指战员最后在张国焘的错误中警醒过来，重新回到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大军中来了。

这在患难之中，周恩来对毛泽东和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终于迎来了中国革命胜利的一天。在几十年如一日的政治生涯中，周恩来从不培植个人势力，不搞小圈子，并从来不搞反对毛泽东的活动。在党内政治斗争中，他从来没有自己的帮派，因此，他拥有为数众多、不是组织起来的追随者。周恩来始终是一个坚决拥护、服从毛泽东领导的忠诚部下，因此，他几十年如一日也始终是毛泽东最信赖、最亲密和倚重的战友。

周恩来真诚辅助、服从毛泽东的领导，不仅受到党内外同志称赞，同时也在国际上传为佳话。英国记者约翰·美德施在《周——中国传奇式人物周恩来非正式传记》一书中写道：“周、毛的合作关系，无论就经历年代、亲密程度、历史重要性来说，在中共党史上，是没有前例的。他们的伙伴关系长达40年之久，这种关系是坦率的，也是有创造性的。可以肯定地说，这是人民共和国诞生和存在下来最关键的一个因素。”

3.对领导负责善补漏洞

尽管核心领导者相对来说，有较高的才能，有远见，有才干，但是也不是神或“完人”，缺点和错误在所难免。一个善于为人处事的班子成员，就要善补领导的漏洞，尽量减少因核心领导成员失误所造成的影响和损失，这既是对全局工作的支持，也是对核心领导的负责、关心。试想，如果一个人眼睁睁看着自己的领导在工作中有漏洞，有失误而不去指出来，或者进行补救，核心领导和其他班子成员知道这一情况后肯定不会对这样的人有好感。但是，作为班子成员应去补核心领导的漏洞，必须讲究艺术，首先要做到服从核心领袖，然后以“善”取胜。原则上讲，班子成员服从自己的领袖是一般人都能接受的。但是，当对核心领导成员的决议、指示有不同意见时，怎么办才能做好补漏洞的工作呢？周恩来的做法是：

（1）积极向上反映自己的意见，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影响，说服主要领导人认识错误，并纠正错误。

（2）在核心领导成员领导者没有采纳自己的意见修改决议指示之前，仍要按原指示决议执行，在执行中积极采取措施，把可能造成的损失减到最低程度。

大革命失败后，中共江苏省委是全党一个主要的省级党组织，管辖全国的政治中心南京和经济中心上海，产业工人占全国的三分之一以上，党组织也比较健全。当时党的主要领导人向忠发及李立三考虑到如果由中央就地直接管辖江苏党的工作，既可以加强党对江苏的领导，又可使中央取得实际工作经验，有利于对全国工作的指导，还可以从原江苏省委中抽出一批干部去加强上海各区区委；于是，他们于1929年1月向中央政治局建议，由中共中央兼江苏省委。这一建议为政治局所通过，但是尚未下达江苏省委。

这时，周恩来正在北方处理顺直省委的纠纷，他回到上海后，发觉中央兼江苏省委的决定不正确，不仅会影响党中央对全局工作的指导，中央也不可能集中很多人力和精力，去加强江苏党的工作，因此，那样做很可能造成两头失塌的后果。周恩来为了党的利益，不顾中央政治局已经作出了决定，仍然向中央表明自己的看法和态度，阐明此举的危害，并且耐心地说服了向忠发、李立三放弃原来的主张，促使政治局改变了原有的决定。

可是，这时政治局原来作出的决定已通过非组织渠道传播开了。江苏省委知道后，对此决定大为不满，认为这是中央对江苏省委的不信任，于是进行了一些反对中央的宣传和违反纪律的活动，反应十分强烈。周恩来知道后，又冷静地做江苏省委的工作，肯定他们正确的意见，同时严肃批评他们同中央对立的做法，指出这是纪律所不容许的，终于平息了这场风波。

走出大革命低潮后，中国革命又出现了新的高潮。在李立三“左”倾错误出现时，周恩来自己对形势也估计过高，对于革命道路问题的认识仍囿于城市中心的框框。但由于他注重实际，实事求是，在许多重大问题上，提出过正确的看法和主张，反对过李立三要求盲目暴动的计划，李维汉指出：“恩来出国前和立三在不少问题上意见并不一致，如对革命形势的分析和组织各地暴动等问题就有过争论。”但由于李立三固执己见，周恩来未能阻止这一“左”倾趋势的发展，以致当周恩来不在国内时，李立三的冒险主义得以统治党中央，并加紧全面推行，党和革命面临严重危机。

周恩来作为党中央的一个主要领导成员，清醒地意识到历史赋予的责任。他没有因自己的意见未被接受而放弃纠错的努力。但是他也很清楚，仅凭他个人的作用，要立即停止立三路线的推行已是很困难的。那时共产国际是中国共产党的核心领导成员组织，它的决议指示对有约束力，是必须奉行的。于是，周恩来趁在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之机，积极活动，终于说服共产国际看清了立三错误的危害。共产国际通过了《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并指派周恩来、瞿秋白回国贯彻执行。

周恩来回国后，经过一番耐心细致的工作，终于使李立三对错误有了认识，在实际工作中停止了执行错误路线。接着，周恩来和瞿秋白一道，主持召开了六届三中全会，批评了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错误，李立三本人也作了检查，离开了原来的领导岗位。

30年代初期，周恩来担任军委副主席兼红军总政委，那时正是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路线统治时期，担任中央领导的博古等人，大都是些脱离实际的书生，对革命实践尤其是对军事斗争几乎是一窍不通，作战指挥上的事，都由李德说了算。而李德虽然是苏联军事学院的高材生，但他除了会背一些外国军事教条外，只在苏联指挥过骑兵，对我国国情及我军作战特点等等都不甚了解，再加上李德等人仗着有共产国际和王明的支持，专横粗暴，目空一切，从我党我军的高级领导同志，到初级指挥员和参谋人员，很多人都受到过他的挑剔责骂，甚至处分判刑。在他手下工作的许多同志都非常生气窝火，称李德为“帝国主义分子”。

对于这样的核心领导成员，周恩来从党和红军的利益出发，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设法弥补博古、李德等瞎指挥造成的漏洞，尽量减少以至消除可能的损失。

后来，当时担任李德翻译的伍修权说：“在当时的情况下，如果不是周恩来同志这样有丰富政治经验和高度品德修养的人主持日常工作，形势发展很可能更坏。”

1955年底，我国经济工作中开始出现冒进倾向，这与毛泽东急于求成的指导思想分不开。这年11月，毛泽东主持制定的《农业十七条》，规定到1967年粮食产量达到1000亿斤，并大大提前了在全国基本实现农业合作化的时间。同时以这一农业发展的战略构想作为推动力量，继续在各项工作中反对所谓右倾保守思想，提前实现工业化。在这种急于求成的思想指导下，1956年1月，制定了一个高指标的农业发展远景规划，即《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要求粮食棉花的产量，每年分别以8%~10%以上的速度递增。这一冒进计划公布后，工业、交通、文教等部门也纷纷响应，修改原来比较实际的计划，开始迈出了冒进的步子。

周恩来一直负责领导经济建设工作，对我国国情及现状比较熟悉。他对上述情况经过一番冷静地理性思考和周密计算后，敏锐的觉察到当前提出的各项指标是脱离实际的，党内已经滋生了急躁冒进的倾向。他虽然很清楚，当前的冒进倾向，是毛泽东倡导和推动的，而毛泽东的威望正处在高峰期，那时又正是清算了高岗反党集团之后，在这种情况下出来纠正冒进倾向是有风险的。但是周恩来完全没有考虑这些，他唯一的行动准则是实事求是，唯一的出发点是有利于国家经济建设的大局。针对那种急于求成的浪头，他指出：社会主义建设是长期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中国也只是“开始进入社会主义”。工业化“不是短期内可以完成的”，“晚一点宣布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有什么不好，这还能鞭策我们更好地努力。”他又说：“为了慎重起见，我们在过渡时期，还是照原来设想的那样，长一点没有坏处。”基于这些冷静的思考，他在指导起草的1955年国家决算和1956年国家预算稿中指出：“在反对保守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反对急躁倾向。”这一思想为刘少奇主持的一次党中央会议所肯定，并被提炼概括为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指导经济建设的正确方针。同时，这一方针被贯彻到国家计划中，削减了1956年预算指标，把基本建设费用由原来的170多亿元，压到147亿元，再削减到140亿元；还否定了冒进的“二五”计划方案，重新制定了积极稳妥的“二五”计划。

这次反对经济工作中的冒进倾向是完全必要的。

4.危难之时赴汤蹈火

在为人处事过程中，处理好与核心领导成员的关系，还要有一种危险之时，敢于为领袖挺身而出，赴汤蹈火的精神。周恩来就是这方面的典范。

1935年，四渡赤水之后，红军决定南渡乌江，佯攻贵阳。一天下午三时左右，周恩来把干部团工兵连的干部找来，命令他们在次日上午十点钟之前，架好乌江渡桥。工兵连的战士在水里奋战了半天一夜，按时完成了任务。

这时，距此只有十华里路程的贵阳城里的敌人听到了消息，如狼似虎地向过路的红军扑来。正在这危急关头，毛泽东、周恩来和中央机关人员出现在公路上。毛泽东对周恩来说：“我来指挥部队，你带中央机关走吧！”

“还是我来指挥，主席带中央机关走。”周恩来的态度又恳切，又坚定，“红军的重担都在你身上，你要指挥全党全军的行动，你快走吧！”

在周恩来的劝说下，毛泽东只得带领中央机关向前走去。周恩来则指挥部队，先护送毛泽东及中央机关顺利通过贵阳公路，到达安全地带；然后，指挥部队迅速返回公路附近，阻击敌人。

在危急之时，把危险留给自己，把安全留给别人，既体现了周恩来和毛泽东的深切情谊，也表现出了周恩来处理与党的领袖关系的高超技巧。在生命危急时是这样，在工作出现重大问题时，周恩来也是这样。

“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江青一伙阴谋篡党夺权，党的领袖毛泽东的严重失误与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占据合法领导地位肆虐横行交织在一起，情况异常复杂。

在这场斗争中，周恩来面临着两种选择：一是远事避祸，洁身自好；一是坚守岗位，尽其所能挽救危局。单从个人讲，前者不失为上策，后者则如履薄冰，前途叵测。周恩来毅然选择了后者。

“文化大革命”是党和国家的一场灾难，任其发展也是对毛泽东的伟大事业的损害，尽管毛泽东还没意识到这一点，但是周恩来还是挺身而出，决心把毛泽东和一大批无产阶级革命家缔造的党和国家从危难中拯救出来，为此，周恩来即使自己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了。1966年12月间，他在与李富春的一次交谈中倾吐了心声：“我不入虎穴，谁入虎穴？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

在“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忍辱负重，苦撑危局。但当风暴袭来时，他用自己的身躯，挺身抗击，在他所控制的范围内尽可能地稳定局势，维持国家各方面生活的正常运转，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阻挡和减缓了这场历史灾难的打击，维护了毛泽东的崇高地位。

1971年9月13日，林彪叛国事件发生，周恩来连夜不眠，与毛泽东在一起处理可能发生的一切。凌晨，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紧急会议。参会人员一个个走进来，大家都不说话。周恩来最后一个进来，伸出手掌向下按了两下，示意大家不要站起来，便大步走到给他留着的座位前。他没有立即坐下来，犀利的目光扫视着在座的人们，会场里鸦雀无声。周恩来略略提高了声调，语气里带着愤怒和蔑视：“林彪跑了，他坐飞机跑了！”会场里仍旧鸦雀无声，静得使人透不过气来了。周恩来在空中挥了一下手臂，似乎要打破这沉寂的气氛：“一点五十五分，林彪乘坐的256号三叉戟飞机，在中蒙边界414号界桩上空，越过国界线，”稍停，他又补充说：“不久前又接到报告，目标已在空中消失了！”然后他沉着镇定的安排如何应对“九一三”事变。

林彪叛国事件发生后，周恩来抓住这一契机，毅然举起批判极左思潮的旗帜，落实党的各项干部政策，平反部分冤假错案，解放干部，整顿和加强企业管理，恢复文教科技部门的工作，打开外交工作的新局面。

在工作上，周恩来总是在毛泽东危难时与他坚定地站在一起，赴汤蹈火，在日常生活中，周恩来待毛泽东也是如此。

在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在外出活动时，周恩来总是亲自陪同，细心照顾他。1945年9月2日，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等应邀出席中苏文化协会举行的鸡尾酒会。成千上万的人聚集在黄家垩一带，从七星岗到观音岩中间激荡着人海的波浪，千万双眼睛望着中苏友协的大门。当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人到会时，会场热烈鼓掌。酒宴时，大家兴奋地举着杯，人人争向毛泽东敬酒。毛泽东的脸上已经泛起了红晕，仍有许多人等待着敬酒的机会，毛泽东不善喝酒，周恩来怕毛泽东受到影响，就毅然代替他，饮完一杯又一杯盛情难却的醇酒。

正是因为周恩来对党的领袖有一种危险之时赴汤蹈火的精神，加上他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因此获得了毛泽东的信任，正因为有这种真挚的信任感，他们才几十年如一日像兄弟一般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斗争呕心沥血，共同奋斗。

5.坚持自我 服从不盲从

一个人在为人处事中，如果丧失自我，对正确的不说是，对错误的不说非，做随风倒的墙头草，必然给人没主见，做不成大事的感觉，这样的人只能成为领导的奴仆而不能成为领导的左臂右膀。因此，在与领导相处中必须坚持自我。

与核心领导，尤其是党的领袖相处，坚持自我，最关键的一条就是要处理好服从与盲从的关系，服从与盲从虽一字之差，意义却大相径庭。盲从是对核心领袖的指示、决定，在不理解领导意图的情况下一味附和，一概听从，一律执行的盲目行为。盲从往往给核心领袖帮倒忙，因为任何天才的核心领导都难免犯错误，班子成员的盲从只能使这些错误得不到改正，出现错误，反过来必然影响正常的工作和人际关系。

周恩来对于人际关系中的服从与盲从的认识是从实际关系出发的。早在20年代，周恩来就提出：共产党当然不能是“既不能令又不受命”的自由论者，但共产党也决未曾想造出只知盲从的党员。1928年，为了贯彻党的六大的决议，他提出要坚决反对“党员群众对于党部，下级机关对于核心领导成员，只有机械的服从，而无活泼的党的生活”的封建家长制形式。他认为：这种命令委派的家长制，“会使党的肌体日益腐化，永远没有生机”，还会形成由私人感情的结合，或部落的观念形成的小组织倾向，分裂和涣散党的组织。所以，周恩来处理与核心领导成员关系的做法是：坚持服从原则，绝不盲从，即使核心领导成员领导者的指示是正确的，也要结合实际，创造性地贯彻执行，不做“传达室”、“传话筒”式的领导干部。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由于国民经济的恢复工作取得了重大成绩，三大改造也进展得出人意料的迅速和顺利，这使毛泽东和党内许多领导的头脑发起热来。1955年底，毛泽东提出并强调在各项工作中反对所谓右倾保守，反对“小脚女人”。他在《〈这个乡两年就合作化了〉一文的按语》（1955年）中写道：“群众中蕴藏了一种极大的社会主义的积极性。那些在革命时期还只会按照常规走路的人们，对于这种积极性一概看不见。他们是瞎子，在他们面前出现的只是一片黑暗。他们有时简直要闹到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的程度。这种人难道我们遇见得还少吗？这些只会循着常规走路的人们，老是对于人民的积极性估计过低。一种新事物出现，他们总是不赞成，首先反对一气，随后就是认输，做一点自我批评。第二种新事物出现，他们又按照这两种态度循环一遍。以后各种新事物出现，都按照这个格式处理。这种人老是被动，在紧要的关头老是止步不前，老是需要别人在他的背上击一猛掌，才肯向前跨进一步。”毛泽东进而提出要提前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迅速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工业、农业、交通等各行各业都提出了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导致了1956年的冒进。

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并没有完全按照毛泽东的要求去做，相反，他却一再告诫全党“不要光看到热火朝天的一面”，“应小心谨慎”，“社会主义积极性不可损害，但超过现实可能和没有根据的事，不要乱提，不要乱加快，否则就很危险。”他特别强调指示：“绝不要提出提早完成工业化的口号。冷静地算一算，确实不能提。工业建设可以加快，但不能说工业化提早完成。”为此，周恩来依据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辩证关系的基本原理，深刻指出：在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中国也“只是开始进入社会主义”。因为社会主义还需要工业化这个根本条件。工业化则“不是短时期内可以完成的”，而只有实现了工业化后，三大改造的成果才能“真正巩固”。“没有工业化，农业即使合作化了，也不能巩固。手工业也是如此。”周恩来认为，要“建成社会主义，就要消灭剥削和贫困”，“照列宁说的还要消灭愚昧，还要文化的高潮”等等。可见，提出“我们现在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了”，“值得考虑”。

毛泽东不停顿地促“进”，周恩来并未盲从，而是根据客观实际促“退”，表现出了非凡的不盲从性。1956年2月，周恩来着手解决计划会议和财政会议存在的冒进问题，他说，既然各专业会议订的计划“都很大”，不切实际，那么，计委、财政部对计划就要“压一压”。2月19日，周恩来亲自主持对严重脱离实际，破坏国民经济整体平衡的指标，进行了较大幅度的削减。周恩来称之为“二月促退会议”。

7月3日至5日，周恩来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磋商编制一个符合实际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议的新方案问题。在这之前，已经制定过两个方案，周恩来提出，第一个方案冒进了，第二个方案也冒进了。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提出一个“积极而又稳妥可靠的”新方案。这是又一次把高指标大幅度往下降的“促退会议”。结果，一个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年至1962年）的建议》和关于“二五”计划的建议的报告，在不断冒进的大趋势下幸运地诞生了。它们为“二五”计划期间的建设展示了光明的前景。正是由于周恩来一再“促退”，不肯盲从，在1958年1月的南宁会议上，被毛泽东指责为“反冒进”，并说“反冒进是非马克思主义的，离右派相差只是五十步、一百步。”在3月的成都会议上被上升为政治路线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并不一意孤行，背着组织另搞一套，而是服从核心领导成员，服从组织的决定，写出书面检查，对“反冒进”承担了责任。在接着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周恩来虽然无法从正面大刀阔斧地抵制这场错误运动，但他仍利用一切时机缓解“大跃进”带来的后果，尤其是在“大跃进”已经造成了极端严重的不堪收拾的后果，并逐渐被全党所认识的情况下，他挺身而出，力挽危局，纠正错误。结果，贯彻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为纠正“大跃进”的错误，使国家经济建设重新走上正轨，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在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文化大革命”的曲折年代里，毛泽东的指示、决定并不完全都是正确的。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总是坚持贯彻落实毛泽东的正确指示，并尽可能加以发挥，对错误的部分则不盲从，表现出了他在处理领导关系中并不盲从的品质。

正是由于周恩来在处理与核心领导成员关系时，坚持服从，但又绝不盲从的原则，才使我们国家在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征途上减少了一些不必要的损失。同时，也使毛泽东看到了周恩来能够独立思考，处事有主见的品质，对他的能力更加充分信任，委以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