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平等而不摆架子

因为握有一定的权力，领导者所处的地位常常给下级一种敬畏感。在这种敬畏感支配下，下级对上级往往在理智和感情两个方面有一种高高在上的感觉。常常有这种情况，即使领导者的意图是正确的，主观愿望是好的，所下达的指示也是合乎实际的，但如果在待人的态度上，不能给下级一种平等感，亲近感，那将大大影响下级对指示的理解和支持，甚至得到事与愿违的效果。

因此，领导者摆正自己的位置，做到平等而不摆架子，是赢得下级理解和支持的重要条件。这种平等表现为上、下级在真理面前的平等，又表现在人格上的平等。

周恩来就是一位能给下级以亲近感和平等感的杰出领导人，他在处理同下级的关系中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平等而不摆架子，与下级打成一片。

1.尊重下级与人平等

周恩来始终认为，在革命的队伍中，无论上级或下级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来了的同志，上下级之间，只有职务分工之别，而在人格上却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因此，作为领导者，他处处尊敬下级的人格，平易近人，而不是板着脸孔打官腔，摆架子，也不做可能干扰下级工作或有损下级威信的事。这样，使下级对他既有亲近感、平等感，又利于发挥自己的积极性。

周恩来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英勇奋斗，鞠躬尽瘁，无私地奉献自己的一生，赢得了全中国、全世界人民的衷心爱戴。人民尊敬地称呼他“周总理”，他走到哪里，“总理”的呼喊声就响到哪里。在党的组织生活中，同志们习惯地称呼他“总理”。周恩来听了，经常恳切地对下级说：“我在支部是一个党员，不是总理，你们不要叫我总理，就叫我恩来同志。”

周恩来乐意下级称呼他同志，认为这样才能继续保持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下级实行平等，心连心，打成一片。一次，周恩来在广东，有位曾在八路军重庆办理处工作过的工作人员，前来看望他。那天，周恩来外出不在家，这位同志没有见到他，便留了一张纸条，纸条上没有称呼“总理”，而是写着“恩来同志”。周恩来看到纸条后，感到很亲切，非常高兴，对身边工作人员说：“这位同志保持当年的好传统，她就有勇气称我‘同志’，你们就没有勇气，我一定要见见这位同志。”

1956年初的一天，周恩来随同毛泽东到北京西郊机场，迎接一位外国元首。当毛泽东同贵宾握手时，上百名中外摄影记者纷纷拥上前去拍照。我国一位摄影记者，为了赶拍这一珍贵的历史镜头，把长镜头一伸，竟从一位领导同志的右肩上伸了出去。

这位领导同志为了让他拍好照片，一动不动地挺立着，一直等记者拍完。之后，这位领导同志才回过头来，摄影记者向他微笑致谢。忽然，摄影记者惊呆了：“啊！是总理！”

他不好意思地想说什么，但没等他张嘴，周恩来就亲切地向他点点头，说：“同志，没关系，这有什么呢？”

正是这一言一行，这位记者体会到了周总理体贴、关怀和理解下级的平易品格，此后一直念念不忘，逢人便要讲起这件事情。

周恩来尊重下级，平等对待下级，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对任何人都一样。

1959年春，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一天，周恩来去北京饭店参加小组讨论会。当他的汽车快要开到饭店门口时，饭店的一位工作人员，怕前面那辆车挡住，就让前面那辆车继续往前开，先给周恩来的车让路。

看到这情景，周恩来立即走下车来，对那位同志说：“你为什么让人家的车开到前面去？快把人家请回来。人家是代表，我也是代表啊！”

说着，周恩来站到了饭店门口，等那位代表下了车，主动迎上去同他握手，道歉说：“对不起，请原谅！”并坚持让那位代表先进了饭店大门。

有一次，周恩来应邀出席一个驻华使馆举行的招待会，乘坐的是一辆普通轿车。到了使馆门前，调度车辆的交通民警没有认出来，把他的车子调到离使馆大门较远的地方停下，当周恩来从汽车里走下来时，那个民警愣住了，深感自己失职，又立即指挥另一辆车躲开，准备让周恩来乘坐的那辆车开到使馆门前。

这时，周恩来笑着对民警说：“这很不好嘛！车子停在这里，我走几步有什么关系？这样可以把使馆面前的地方腾出来，让别的汽车停放嘛！”

周恩来这种平易近人，不摆架子的做法，使这位民警深受感动。望着周恩来高大的身影，他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虽然身为国家总理，周恩来从不把自己凌驾于别人之上，而是自觉地把自己列于与他人相平等的行列中，平等待人。

在平时的工作中，周恩来对工作人员也是平等以待。例如，周恩来对翻译员的理解、体贴感人至深。他常常事先就让翻译员知道大体内容，让他们看到有关文件和讲话稿，预先做准备。他深知翻译工作的辛苦，常常在内部聚餐时向翻译员敬酒慰问。他看到翻译在宴会上顾不上吃饭，就故意与中国人说话，让翻译抽空吃点饭。有时看到翻译迟疑时，就主动重复一遍。有一次，一位朝鲜翻译听不懂上海话，周恩来就为这位翻译做上海话的翻译，并说：“你要注意学方言啊。”他常对翻译说：“我俩是互相合作的关系。”

正是因为周恩来发自内心地把自己看成普通人中间的一员，善于尊重下级，平等待人，因此，他也常常得到加倍的回报，受到对方由衷的敬重。

2.真理面前人人平等

要处理好和下级的关系，领导者还必须正确认识权力与真理的关系。

权力大小和真理多少并不成正比例，决不能以为谁的权力大谁的真理就多，反之，就少。其实，正确决策或有效办法等，并不都是权力大的人提出来的，因此，面对真理的时候无论是谁，都应坚持。

周恩来是深深地明白这一点的。因此，他非常注重讲究人人平等以把握真理。他在和下级谈论问题时，相互之间常常进行平等商讨、争论，谁的意见正确，谁的办法好，就照谁的办法去做，决不好为人师，自以为是，妄自尊大。特别是当下级提出反对或难听的意见时，他总是洗耳恭听，让人家把话说完，然后加以分析，修正自己的意见。即使下级的意见不正确，也耐心地听下去，然后给以必要的解释、说服和帮助，决不充耳不闻或横加指责。他这样做，就是为了获取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意见。

1961年，有一次周恩来主持国务院全体会议，讨论手工业产值的计算口径和方法问题，以解决“大跃进”中各地上报工业统计数字中的浮夸成分和不科学因素。

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意见，财政部与国家统计局意见不一致。周恩来仔细听了双方的发言后，表示基本上同意财政部的意见，对国家统计局的发言略有批评之意。但代表国家统计局发言的杨波仍觉得国家统计局的意见有道理，再次起来反对财政部的意见。

会后，杨波心情有些不安，后悔在周恩来讲话后再站起来讲不同意。所以，吃午饭时，就自己悄悄地坐在饭厅西南角最边的一个桌旁。

刚刚开始就餐，杨波就听周恩来在呼他的名字，并热情地招呼杨波到自己就餐的桌子上就餐，亲切地让他坐在自己的身边，对他说：“你为什么坐到那么远？不要紧张，你敢讲不同意见，这好嘛！我们讨论问题就是要听不同意见，不然还讨论什么！有不同意见的争论，就可以把要决定的问题考虑得更周到些。”

周恩来对于真理孜孜以求，同时他又讲究工作方法，更注重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表现出了一位高明领导人与下级相处的为人处事艺术。

1971年9月上旬，周恩来正忙于筹备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天晚上，他在人民大会堂二楼东厅召开会议，讨论《政府工作报告》稿。参加会议的有各部负责人和起草小组工作人员近200人，周恩来亲自主持，一段一段地讨论、修改。

在讨论中有一个用词周恩来认为不准确，要修改，并谈了他的修改意见，然后，问大家“这样行不行？”

还没等大家发言，十几岁的总理办公室秘书纪东提出了不同意见，他认为周恩来修改后的用词也不妥当，并提出应当如何修改。开始周恩来不同意他的意见，于是，他们就这个用词展开了争论，各抒己见。

参加会议的人都惊奇地看着这位初出茅庐的年轻人同周总理争论。

经过争论，周恩来说：“好，我看小纪讲得有道理，我同意按他的意见修改，你们大家的意见怎么样？”

大家表示赞成。接着，周恩来语重心长地对大家说：“讨论问题应当提倡平等的争论，不要认为领导者的意见就百分之百的正确。其实，有些问题，做实际工作的同志，年轻的同志，往往有很好的见解。他们接触实际多，框框少，所以有些意见比我高明，我们就按他的意见修改嘛！……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谁的意见对，我们就按谁的意见办。”

在与下级相处的过程中，周恩来从不认为自己身居高位，就绝对正确，也绝不认为自己表的态、讲的话被驳回而有损威信，他把真理面前应该人人平等，作为处理工作和人际关系的准则。他曾经在审查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时说：“我说错了大家讨论改正，说得不充分，大家补充，说对的，供大家参考。人不可能不说错话，不做错事，我谈这些问题，就是提倡互相切磋，造成民主气氛。”

周恩来这种敢于在真理面前解剖自己，反省自己，不仅丝毫无损于他的崇高威望，而且更使下级敬佩他，亲近他，信任他；即使和下级在探讨真理的过程中发生冲突，直至闹得面红耳赤，他也很尊重下级，不使下级从此敢怒不敢言。相反，只会使下级觉得周恩来心胸宽广，下次有不同意见还要一吐为快。

领导者听取正确的意见，是比较容易做到的，但有时在明知对方的意见不对时，自己真理在胸，周恩来并不为了上下级关系和气而放弃正确的东西。但是为了达到对正确意见的一致认识，他却不以势压人，以权压人，而是循循善诱，说服和帮助对方。采取循循善诱、共同达到真理，是周恩来在真理面前与下级平等的方法。

1962年3月，周恩来到辽宁召集东北三省领导同志开会，商讨调粮问题。黑龙江省委书记是个直性子，想不通的问题不容易转变。会上，当周恩来谈到要黑龙江省再增拨2亿斤粮食支援其他省时，他觉得黑龙江省已经调出不少粮食，对再要调出2亿斤粮有意见，就同周恩来争了起来，要求中央考虑黑龙江的困难。周恩来并不打断他的话，也没有强迫他执行命令，更没有批评、指责他不顾大局，而是耐心地听他讲完，然后循循善诱地对他说：“黑龙江省有困难，但其他省更困难。很多省份死了不少人，国家要拿出粮食来帮助他们。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全国上下一致，同心同德，才能渡过难关。”

由于周恩来耐心细致的工作，这位省委书记想通了，想办法做好各方面的思想工作，与全省人民一道完成了调粮30亿斤的任务。

3.放下架子讨论商榷

在领导关系中，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由于职位和地位的不同，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产生一种心理隔阂。作为领导者必须缩短与下级之间的心理距离，建立起融洽的人际关系。这就需要领导体察下情、了解下级、尊重下级，与他们多讨论、多商量，增进了解，达到心理相融感情交融。

周恩来作为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既具有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又具有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英雄气概，但他在处理问题，作出决定时，却总是非常注意体察下级，从群众中吸取智慧和力量。他常说：“多讨论多商榷总有好处的。”

1956年11月，中缅双方发表了两国关于边界的联合新闻公报。1957年3月5日，周恩来在全国政协二届三次会议开幕式上作《关于访问亚洲和欧洲11国的报告》。

周恩来原计划在这个报告中对于中缅边界问题作比较详细的说明。但是，报告前，他看到人大代表王季范、政协委员于树德、研究中缅边界问题专家尹明德写给他的意见书，认为这几位先生的意见提得很好，决定把这个问题推迟另作报告。

为了把材料搞得更充分，准备得更好，周恩来邀请了云南许多位负责同志来京座谈讨论，同时，还和王季范先生交换意见。根据大家商讨的结果，周恩来在3月16日的政协二届五次会议上作了《中缅边界问题的报告》。

事后，周恩来深有体会地说：“由这个问题联想起来，我们国家决定一个政策，不管是内政，还是外交，凡是关系大的，都应该尽量多讨论，多商榷。中缅边界问题，我们虽然经过了一些法定手续，但在发表后，得到这几位先生的宝贵意见，提醒我更进一步地研究。”周恩来继续说：“我希望不光是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以及政府成员，还有各民主党派，各民主人士，对政府内政外交工作，凡有所见，应该时常提醒我们，使问题研究得更全面，讨论得更详尽，设想得更周到，这对于事情总是有好处的。”

正是周恩来的民主作风，吸引着下级。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政务院，4位副总理中就有1位是党外民主人士，政务委员15人中，党外民主人士多达9人。每次作出重大决策之前，周恩来总是一个一个地请他们发言。孙起孟回忆说：“在政务会议的讨论中，政务委员不论是否中共党员，人人各抒己见，畅所欲言，气氛热烈和谐，至今还有极其深刻的印象。政务委员、民盟的负责人罗隆基有一段时间因病住院治疗，但遇到行政事务会议的日子，他竟然力争与会，别人劝他不宜勉强，他很坦率地说，在此期间他差不多拒绝各种政务活动，唯独周恩来主持的政务会议，他是无论如何一定要参加的。罗隆基不仅参加讨论，而且不论会议开得多长，他也不中途离席。他说，他从周总理主持政务会议的过程中，看到了他原来很生疏的民主集中制究竟是怎么回事。他还说：周总理的结论使与会的委员们人人感到他中有我，从我中出而又无数倍地高于我。他的民主作风使人心悦诚服地接受领导而又毫无高低之感。”

周恩来作出决策，不光是与人大、政协委员、专家学者讨论，甚至与普通工人、农民、服务员也进行商量，认真听取他们的意见。

1962年6月的一天深夜，在大连宾馆，人们早已入睡，周恩来仍在灯下伏案工作，为解决农村夏锄口粮不足伤脑筋。

这时，服务员小刘送水来，周恩来请她坐下来，诚恳地同她商量如何克服困难。周恩来说：“现在城乡人民生活都有困难，农村就更艰苦些，口粮标准低。目前正是大忙季节，社员们每天起早贪黑，农活很重，又吃不饱。‘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实在不易呀！我想提出一个建议：国家现在有困难，拿不出更多的粮食调往农村，请城市的同志每人每月节约1斤粮食支援夏锄，你看行不行？”

“我保证做到！”小刘立刻坚定地回答。

周恩来笑了起来：“你一个人做到能解决多大问题？我是问你，如果城市人民都能这样做，是否能行？”

小刘没有立即回答，低着头，搓着手，沉思着。周恩来接着说：“看来，这个问题一时不好回答。这样吧，我给你个任务，请你和家里人，周围同志商量一下，看有没有可能，但不要说是我说的，商量的结果，尽快告诉我，一定要讲真实情况。”

两天过去了。小刘兴高采烈地向周恩来汇报了调查结果：一天节约3钱多，每餐只1钱多一点儿，也就是一两口饭吧，但夏锄搞好了，就会迎来千车万担的大丰收，大家都说能办到。

周恩来经过一番调查研究之后，才找旅大市委负责同志商量，对他们说，要把困难情况如实讲给人民听，相信和依靠人民群众，大家共同努力，渡过难关。周恩来还指示旅大市委，先党内，后党外，先干部，后群众，酝酿一下关于节约粮食，支援夏锄的问题。他要求这一工作必须坚持实事求是，不搞一刀切，对重体力劳动工人和家庭人口多的困难户不能动员。周恩来的决策，很快传遍了东北三省，各区各城市迅速掀起了自力更生，挖掘潜力，解决农村夏锄口粮不足的群众性节粮高潮。就这样，一个很伤脑筋的问题，周恩来发扬民主，竟从一个小服务员那儿得到了结论。

由于周恩来与下级讨论商量问题时态度诚恳，大家都觉得有一个宽松的环境，非常愿意把一切想到、听到的情况和问题都毫无保留地向他倾诉。这样周恩来也听到了许多真实情况，因此他也不断掌握新知识，解决新问题的水平为人们所惊叹。

4.善解人意主动沟通

由于领导者的特殊地位和作用，他们在与群众共处时，一般情况下，群众会感到紧张、拘谨。此时也正是领导者展示自己平易风度的时机。领导者应善解人意，以主动的姿态，真诚、和蔼的态度，风趣的言谈，制造出和谐轻松的气氛，消除对方的紧张心理，大大缩短彼此的心理距离。这样一来，上下间的界限就在谈笑中消失了，领导者平易近人的形象也就建立起来了。

1953年，周总理率中国政府代表团慰问驻旅大的苏军。在招待会上，苏军一位中尉翻译周总理的讲话时，因过分紧张，有一个地方译错了。苏军司令大为恼火，当场要撕下他的肩章。周总理连忙上前劝阻，解围说：“两国语言要做到恰到好处的翻译是很不容易的，也可能是我讲的不够完善。”然后，总理又重述了自己刚才讲的那段话，让翻译仔细、准确地翻译出来。

总理的体谅和解围，使翻译非常激动。

讲话后，在同苏军将领干杯时，周总理还特地同苏军翻译单独干杯，翻译感动得眼含热泪举杯久久不放，在座的苏军官兵也感到了中国领导人的一颗体贴入微的心。

有时，领导者善解人意的话语不仅能解除对方的一些顾虑，而且能使下级受到鼓舞，把领导视为知己，愿意敞开思想，以诚相见地与他交心。很显然，领导者在与下级、群众接触中，应善解人意，主动接近他们，主动创造愉快和谐的气氛，才能使人感到和你在一起心情畅快，解除拘束感。

解放后，周恩来一直在北京饭店理发。有一次周恩来来到饭店理发，在刮胡子时，自己忍不住咳嗽了一声，理发员朱师傅没有防备，结果把总理的下巴刮破了。朱师傅连忙道歉，周恩来不仅没有责怪他，反而宽慰他：“怎么能怪你呢？怪我咳嗽没有事先和你打招呼，还幸亏你刀子躲得快。”

一席善解人意的话说得朱师傅心理热乎乎的。

1975年9月，周恩来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最后一次去北京饭店理发，提出和理发员们合影。朱师傅心肠好，说有些理发员不在，下次人齐了再照。没想到这是最后一次见到周恩来。

1975年12月底，周恩来病情恶化，朱师傅几次捎信要到医院给周恩来理发，周恩来说：“老朱给我理了20多年的发，看我病成这个样子，他会难受的。还是不要让他来吧，谢谢他了！”

病重的周恩来想到的首先是别人！周恩来去世后，朱师傅极度悲痛。

由于工作关系，周恩来到北京饭店的次数特别多。每次去，他总喜欢在饭店内走动，同店里的领导、服务人员见面，打打招呼，了解他们的工作和生活情况。饭店里所有的职工都对周恩来有一种特殊的感情。饭店里的老职工至今一提起周恩来，没有一个人不挥泪的。和周恩来共事的人，除了把他看成领袖，还会从内心把他当成良师益友。中南海摄影师徐肖冰说：周恩来与人交往时，并不是把自己当做官，恩赐地去“近人”，他发自内心地把自己看做普通人中间的一员。和周恩来谈话，无须“仰着脸”。他不是高高在上，他就在你我他之间。他很善解人意，常常主动与人沟通。

正因为这样，周恩来赢得了所有下属的心。下级们把他当做自己的亲人，乐于同他谈话，渴望听到他的声音，并喜欢把自己的愿望和要求告诉他，把心掏给他。所以，周恩来能够从下级那听到最真切的话语，获得最多的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