耕读之家的伢子
在神州大地辽阔版图的南部，有一片美丽富饶的土地。这里群峦叠翠，碧水蜿蜒，在青山绿水中，镶嵌着一个个色彩斑斓的小块盆地。它就是被人们称为“鱼米之乡”的湖南省。
湖南，简称湘，自古有“芙蓉之国”的美称。它位于长江中游，洞庭湖以南，境内湘、资、沅、澧四水流注洞庭湖，再汇入长江，灌溉与航运便利。这方肥沃的土地上，不但盛产稻米、小麦、棉花、茶叶，而且蕴藏着金、锑、锰、铅、锌、钨和金刚石等丰富矿产，湘女那巧夺天工的手工艺珍品——湘绣，更令世人拍案叫绝。
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这块丰饶的土地，不仅铸造了心灵手巧的人民，而且哺育出了许多中华民族的杰出英才。远的不说，仅就十九世纪后半期的湖南，便涌现出了魏源、谭嗣同、唐才常、陈天华和黄兴等一大批立志济世救国的进步思想家和革命家，使得“芙蓉之国”这方古老的土地，得改良与革命风气之先！
清光绪二十四年农历十月十一日（公元1898年11月24日），即湘籍改良派人士谭嗣同高吟着“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悲壮诗句，在北京英勇就义的五十多天后，在离这位“戊戌变法”烈士家乡浏阳不远的宁乡县花明楼的炭子冲，一个婴儿呱呱坠地。他？就是日后成为中国工人运动领袖、中国共产党杰出领导人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刘少奇。
从湖南省首府长沙向西南方向大约走七八十里，便进入了望城、湘潭和宁乡三县交界的一片肥沃的丘陵地带，刘少奇的诞生地宁乡县花明楼炭子冲，就位于这片丘陵的中心。炭子冲是一个介于盆地和山沟之间大约有两里长的小山冲，从冲尾到冲口像喇叭一样朝北张开着，冲口外阡陌纵横，田园一片。
炭子冲的两侧，山丘绵延起伏，层峦环拱，堆青叠翠，林木繁茂。大自然的慷慨，雨露滋润，使得这个小山冲里密密地长满了松树、杉树和各种杂木树，在树林的底层，又生长着荆棘等低矮灌木。据说，几百年前，当地经常有人进山伐木烧炭，并靠此营生，养家糊口，久而久之，炭子冲便因此而得名。
在炭子冲东侧的山坡下，坐落着刘家老屋。这是一座当地庄户人家的典型农舍，十来间土墙瓦顶的房舍，曲折围接成几个小巧的天井。从槽门过小坪，升阶而入，由中至右，依次便是正堂、正房、卧室、饭厅、烤火间、猪牛栏等。屋门前有一个不大的池塘。池塘的北面，宽厚的塘基上，十多棵一抱粗的枫树并排而立，成为冬天阻挡西北风的屏障。每到春夏，这一排大树枝繁叶茂，把刘家老屋装点得郁郁葱葱。
1898年11月24日，当刘少奇在这座老屋中降生时，他的父亲刘寿生和母亲鲁氏都已届中年。中年得子，这对于崇尚多子多福的传统农家来说，那发自内心的喜悦，是很难用语言来形容的。中国是个传统的农业社会，在这个以农耕为主要生产方式的社会中，十分重视劳动力的繁衍。同时，中国又是一个宗法观念极浓的封建社会，从圣人那里开始便主张“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把生儿子、续香火看做是实现人生价值的一大目标。因此，刘寿生认定：小儿子的出世，是他的“福气”！因为，在此之前，他已经生育了三个儿子、两个女儿，加上小儿子的降临人世，刘寿生一门可以称得上“人丁兴旺”！于是，按照刘氏家族规定的谱系，刘寿生将小儿子起名绍选，字渭璜。因为他在叔伯兄弟九人中排行最后，因而又被家里人称为“九满”或“九伢子”。“刘少奇”的大名，是他在参加革命之后才起用的。
根据刘家的族谱记载，刘寿生家的祖籍并非湖南，而是在千里之外的江西吉水。远在明朝中叶，刘家先人刘时显的儿子刘宝做了湖南益阳的知县，刘时显夫妇也随为官的儿子来到湖南，定居于宁乡城南茅田滩。后来，刘宝的儿子刘邦益的后代又迁居于炭子冲，在这块山清水秀的地方长期居住下来，躬耕生息。
从族谱中所记载的内容来看，迁居宁乡后的刘家，虽然算不上是显宦大户，却也是家道殷实的富足人家。先辈们辛勤耕作，发奋读书，恪守着“耕读”的祖传家训，在当地颇有些声望。清朝康熙年间，曾任宁乡县知事，后来当了朝廷都察院御史的陈嘉猷，为《宁乡南塘刘氏初修族谱》作序时，就对刘家的风范大加褒扬：“南塘刘氏族虽不甚显，而族之人士俱极老成持重、耕读传家，汉书所谓孝弟力田、管子所谓秀民足赖者庶几近之，吾有以知其族之必大且昌也。”这位封建社会的官吏到底还是有几分眼力，以“耕读传家”的这户普通农户，在第十三代上，真的出了刘少奇这位中华民族的杰出人物。
刘少奇的曾祖父刘再洲，是一个勤劳能干的农民。他在炭子冲支撑门户时，祖上并没有留下多少田产。于是，刘再洲就近租种了一片田地。他带着一家人省吃俭用，精耕细作，除了种植粮食外，还种烟叶等经济作物。苦心经营的结果，使得刘家逐步殷实起来。
到了刘少奇的祖父刘得云当家之后，继承了父亲的传统，辛勤耕作，发展家业，使得刘家在炭子冲的田产逐渐增加到六十亩，并将原来的三间旧茅屋改建成七间新房。刘得云虽然书读得不多，但勤恳朴实，乐于助人，很得当地人的敬重。每逢荒年紧月、青黄不接时，他总是乐善好施，将自家余粮拿出来，周济附近的贫苦人家。
刘得云共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刘秉林，小儿子刘寿生，即刘少奇的父亲。刘寿生不仅种田是把好手，人也比较开明，是刘家几代人中受教育最多的。刘寿生从父亲那里承袭了勤恳朴实、乐于助人的家风，他能写会算、办事公道，深得乡间邻里的尊重。与父辈不同的是，刘寿生并不热心于积攒钱财、购置田产、扩建房屋，而是把财力放在了对子女的教育上。他的四个儿子中，老大刘墨卿和老二刘云庭都读了三至四年私塾。由于孩子多，弟弟妹妹们一个接着一个，哥俩不得不中断学业，较早地担负起了家庭劳动的担子。老三刘作衡读了六年私塾，在父亲的督责下，锻炼的写算俱全。刘寿生去世后，十九岁的刘作衡便成了全家的总管，安排农耕，筹划经济。
对于九伢子，开明通达的父亲更是充满了慈爱和希望，他着意要让小儿子多读几年书。刘寿生病重去世前，曾对几个年长的儿子交代，要让九伢子多读几年书，将来可以做一个济世救人的中医医师。在十九世纪末叶的旧中国，刘寿生虽然接受的是比较落后的封建教育，但他自己却有着一套耕读兼备的教育方法。一方面，刘寿生不惜钱财，将自己的儿子们送入私塾读书，习读“圣人之道”，懂得“子曰诗云”，学会赋诗作文打算盘；另一方面，则严格要求他们参加田间劳动，掌握耕作、治家的全套本领。刘少奇几乎是从懂事起，便随着哥哥姐姐在父亲的带领下参加力所能及的田间劳动，体会到劳动的艰辛和收获的甘甜。
除了父亲之外，对刘少奇少年时代影响最深的，要数他的母亲鲁氏。刘少奇的母亲鲁氏，出生在离炭子冲仅数里之隔的顾庐塘一户农家。外祖父鲁桂和，也算顾庐塘一户富裕人家，拥有田产三十亩，另租种别人的二十亩田地。他育有四子三女，刘少奇的母亲，是鲁桂和最小的女儿。鲁氏虽然没有读过书，却长得聪明伶俐，而且身体强壮，十分能干。自打嫁到刘家之后，便挑起了料理家庭的重担，里里外外不论粗活细活，她都是行家里手。因此，鲁氏来到刘家的几十年中，一直是刘寿生的“内掌柜”、整个家庭的主心骨。刘寿生在世时，鲁氏作为家庭主妇，将儿、媳、孙在内的十多口人的日常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而且能够主动协助丈夫，分担一些农田管理、雇请帮工和子女教育等事项。刘寿生过世后，鲁氏坚强地挑起了这个大家庭的重担。她含辛茹苦、克勤克俭，依靠着几个逐渐成年的儿子，沿着生活的道路一步一步地走下去。几年后，刘家在炭子冲的田产家业不但没有凋零，反而渐渐地兴旺起来。母亲的勤劳、坚毅和任劳任怨，在刘少奇幼年的心灵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生长在这样一个勤劳、节俭、慈爱且家规严格的中国传统农民家庭中，刘少奇受到了慈爱亲情、严厉家规和躬耕劳作的多重熏陶。
少儿时的刘少奇，虽然身子骨长得比较瘦弱，却十分聪明、文静，又是家中的满崽（湖南土语，即家庭中最小的儿子），因而，常常受到父母亲和哥哥、姐姐的钟爱。有时候，为了照顾“九满”的身体，母亲特意为他蒸一碗腊肉，或煎上一个荷包鸡蛋。对于这份自己单独享受的可口饭菜，他总是要和母亲、哥哥姐姐们分享。孩提时的刘少奇虽然受到宠爱，但他并没有因此而娇惯。从五六岁开始，他就跟着哥哥们到田边山脚去看牛、割草，跟着姐姐到山上去拾柴、摘野菜，或者帮助父亲和母亲到稻田菜园子里除草捉虫。年岁稍长，九伢子便和其他邻家孩子一样参加各种劳动。门前屋后，炭子冲的岭上岭下，到处都留下了“九满”孩提时欢蹦跳跃的足迹。
庄户人家，每到农忙季节，常常是全家总动员，男女老少齐上阵，与老天爷争农时。到了这节骨眼上，全家壮劳力一概下田耕作，妇女们便在家中烧火做饭，照料吃喝。水稻插秧季节，父亲和哥哥们都下田去了，全家年龄最小的九伢子也闲不住，跑到田间去端茶水、送汤粥，十分活跃。禾苗长起来时，到水田里去除草，这是刘少奇能够做而且是做得最多的一种农活。6月的天气里，长时间的站在没膝的水田中躬腰除草，这是需要体力和毅力的。每逢这种时刻，刘少奇总是和他的哥哥们站成一排，伸出稚嫩的手，并肩向前。汗水从眉梢间往下淌，禾叶、野草划得皮肤又红又痒。正是在这种平凡而又艰辛的劳作中，刘少奇体会到了生活的不易。
私塾启蒙教材《三字经》中曾经说过：“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这其中的道理虽不尽然，但却承认家庭、社会环境对少年童稚心理、习性的影响。刘少奇出生于这样一个以“耕读传家”的农民家庭中，父亲的爽直、忠厚、知书达理而又躬亲劳动；母亲的坚毅、干练、任劳任怨又有条不紊；哥哥姐姐们的勤勉努力，这些勤劳、节俭、忠厚、豁达的家风，潜移默化、耳濡目染，在他幼小的心灵里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入塾读书
1906年，九伢子已经八岁了，思想开通的父亲刘寿生，将他送到离炭子冲三里远的柘木冲一家私塾里读书。
20世纪初的中国，教育制度十分落后。九伢子被送去读书的学堂，并不是现代人们所看到的那种正规学校，而是一种私人开办的学堂——私塾。这种私塾，在广大的乡村中，尤其在一些交通闭塞的山区，是教人读书识字的主要方式。而那种现代意义上的学校，仅在一些大城市才有，且学费高昂。这种中国传统式的“学堂”，一般都利用祠堂、庙宇或私人房屋作为校舍。私塾仅设一位教师，称为先生。这种“学堂”里，根本谈不上使用科学的文化教材，基本上是以中国传统文化的若干经典性论著或作品为教材，而作为学生初入学的启蒙教材，则千篇一律地使用《三字经》、《百家姓》。
九伢子童年时代的启蒙教育，便是在这样的私塾中开始的。
柘木冲与炭子冲两个屋场遥遥相对，中间隔着一大块水稻田和一条小河沟，约摸有半个钟点的路程，这对于经常参加农活和善于奔跑、嬉戏的九伢子来说，根本算不得什么问题。
在柘木冲私塾中教书的是一位六十多岁的老先生，叫朱赞庭。朱老先生不仅饱读诗书，而且人品端正，很受邻里乡间人们的尊重，人们亲切地称呼他为朱五阿公。
当时，朱老先生的家境也不富裕，全家的生活主要还是靠农田的收获，而教书得到的微薄收入，仅能补贴一点家用。他的四个儿子，读的书也不多。来到朱五阿公私塾中读书的，大都是附近的一些家境一般的农家子弟，总共有三十来人。
在朱五阿公收授的这一群农家子弟中，初来乍到的刘少奇显得沉静文弱。他头戴小帽，身着马褂长袍，脑后一根长辫子梳理得一丝不乱。这一身打扮，虽然与九伢子那童稚的脸庞和神情不太协调，倒也显得朴素、大方、整洁。在那不起眼的小书箱里，工工整整地放着课本、笔墨纸砚。书箱中还有几样小巧的工具：凿子、剪子、小刀和小锤子。每逢课外或者做完功课后，九伢子总爱默默的搞上一点小制作，用树根雕刻一个陀螺，或者用剪刀剪出一只飞鸟。这些小小的手工艺品，虽然形象不是那么逼真，手工不是那么精湛，但它毕竟体现了一个充满稚气的少年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企盼。除了这些手工制作以外，九伢子最大的爱好是与小伙伴们玩上几盘铜钱棋。
俗话说，师傅领进门，修行靠个人。这句话对于求学中的学子来说，再贴切不过了。在柘木冲朱五阿公的私塾学堂里，九伢子以其品学兼优，最得朱老先生的喜爱。
柘木冲的私塾，就设在朱赞庭的家里。朱老先生的房前屋后栽了许多果树。一到夏末秋初，树上的累累果实进入了成熟期，红盈盈的石榴、黄澄澄的梨子垂满枝头，逗引得孩子们馋涎欲滴，手心发痒。一些把持不住的顽皮“崽”们，便乘老先生看不住时，偷摘果实。调皮学生“崽”们的恶作剧，常常惹得老先生发脾气。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朱老先生发现：在所有学生中，九伢子的自我克制能力最强，从来不参与调皮学生的恶作剧。于是，待果实成熟后，朱赞庭特地摘了两个火红火红的大石榴，奖给了遵守纪律的刘家九伢子。
九伢子十分恭敬地从老先生手中接过石榴，他手捧红艳艳的果子回到了教室中，用自己的小刀将石榴切成了一瓣一瓣的，然后分给周围的小伙伴们。一时间，伙伴们高兴得叽叽喳喳，愉快地分享着九伢子的奖品。
这一举动，使得在一旁观望的朱老先生大为感慨。在中国的传统教育中，十分注重对学生的操行培养，主张“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希望学生们都成为谦谦君子。朱老先生因势利导，从九伢子分石榴讲到孔融让梨，语重心长地启发学生们，要树立做人的美德，要有关心他人的品格。朱老先生的这种随机教育，入情入理，深深地打动了私塾学堂中的孩子们，也在九伢子那幼小的心灵打下了深刻的烙印。几十年之后，已经成为共和国主席的刘少奇，曾经十分深情地对身边的人说：“我永远忘不了这位教我识字，教我做人的启蒙老师。”
一年后，九伢子转到了离炭子冲不远的罗家塘私塾继续念书。罗家塘私塾的先生也姓朱，叫朱熙庭，是刘少奇父亲刘寿生的朋友。朱熙庭是个十足的书呆子，整天“之乎者也”，却不善持家。而在当家理财方面，刘寿生却是行家里手。于是，朱刘两家互相帮助，取长补短。刘寿生经常出入朱家，为朱熙庭谋划家政；而朱熙庭则接受刘家九伢子到自己的私塾中学习。
到罗家塘私塾学习不久，九伢子便以刻苦的学习精神和优良的成绩为先生和同窗们称道。
在旧中国的私塾里，先生们灌输的学习内容几乎都是千篇一律的模式。一般来说，作为学生发蒙的第一步，照例是先学《三字经》、《百家姓》，然后，接着学《论语》、《孟子》和《诗经》等。这些时代远久、内容艰涩的“古董”课程，对于八九岁的蒙童来说，是很难被理解和接受的。而且，私塾先生的教学方法也十分简单，一律是读、抄、背、默。读，就是由先生带着朗读；抄，就是将读过的课文，照葫芦画瓢地用毛笔工工整整地书写下来；然后便是背诵、默写。
一般来说，这种艰涩的文字和极其死板的教授方法，往往因为其乏味而引起学童们厌倦，把坐板凳视作苦差使。但是，对于这种苦差使，九伢子竟是那样地忘情和乐在其中。他生性好静、好读书，就像海纳百川一样，恨不得把无数如涓涓细流的知识吸纳到自己脑海里。他不仅专心诵读、努力记忆，而且还尽力照着理解的内容去做。对于课文中的一些颇具思想性的警句、格言，他熟记于心，并时时用它们来砥砺意志、发愤学习。因此，每天先生规定的功课，到散学时，他总是第一个完成。考试时，他也常常得第一。
在罗家塘私塾学习的生活中，九伢子发扬了柘木冲谦谨恭让的习性，与小伙伴们相处得十分融洽。由于罗家塘距炭子冲有一段距离，所以，九伢子每天都带午饭在私塾里和同学们一道吃。有时，父母亲疼爱满崽，在他的饭里放上几块腊肉、熏鱼，好让他吃得饱一点，增加一些营养。在私塾中与小伙伴们共进午餐时，九伢子总要把自己碗里的好菜分给伙伴们一口。
九伢子在与小伙伴们相处的私塾生活中，除了不吃独食之外，在学业上也常常帮助他人。有一些生性顽皮的伢子，读书不肯用功，上课时常常东张西望，没有认真听先生讲课。于是，一到人人过关的考试时，这些顽皮崽们，不是认不得学过的生字，便是背不出学过的文章，惹得先生吹胡子、瞪眼睛。对于这样的学生，朱熙庭大张挞伐，除了用教鞭打手板心以外，还要罚顽皮崽们在孔老夫子的牌位前长跪反省，喋喋不休地骂这些孩子是“木脑壳”。
先生的责罚，有时候过于严厉，也挫伤了一些学生的自尊心。就是对这样的同学，九伢子表现出同情和关心，他常常乐于帮助这些学业上滞后的同学，而那些顽皮崽们也愿意救助于这位忠厚的伙伴。有时，为了几个生字、几段文章，刘少奇沉住性子，一遍又一遍地亲自带读、教写，直到伙伴能够过关为止。对于个别因受责罚而自认为“木脑壳”的同伴，他摸着对方的头，十分诚恳地说：“你这里并不是‘木脑壳’呀，只是现在还冒（没有）用功哩。”与他同入一所私塾的一个堂兄，学习不用心，贪玩、逃学，刘少奇就用《三字经》上勤奋学习的故事和道理去劝导他，使得刘少奇的这位堂兄在学习中大有进步。
少年刘少奇除了在学业和为人处事上能够尽其所长之外，在课外的生活中，也能够在同学中发挥主心骨的作用。他和小伙伴们一块上学下学，一块游戏玩耍，共同享受着童年的乐趣。
每天上学的路上，九伢子和几个小伙伴们翻过炭子冲西山坡，总要经过一个叫桪木塘的山坳。在这个山坳中，住着一户钟姓人家。这家养了一条恶狗，经常在林间小路上狂吠咬人。一次，九伢子放学回家从此经过，冷不防被树林里窜出的恶狗咬了一口。受到这次突然的袭击之后，九伢子和小伙伴们商定，要教训一下这只乱咬人的恶狗。一天放学后，几个小伙伴们绕道回家拿了扁担、柴刀等“武器”，按计划来到了桪木塘的山坳间小路上。几个人故意又说又笑，拨弄着树枝，准备将狗引出来。
“汪、汪、汪”，随着一阵阵由远而近的狂吠，那条恶狗果然从林子里窜出，向小伙伴们扑来。面对着狂吠而来的恶狗，小伙伴们立即分散开来，操起扁担、木棍和柴刀向恶狗打去。狗毕竟比孩子们动作灵活，小伙伴们扁担落下去的瞬间，狗已经从面前窜到了背后，情况十分紧张。伙伴们见手中的“武器”不奏效，便从地上捡起石头来砸。谁知石头扔过去后，恶狗机灵地一闪，然后一口刁起石块，示威似地狂叫不止。正当小伙伴们没奈何之时，只见九伢子一声不响地从衣服口袋里掏出一团黑乎乎的东西，“嗖”的一声扔了过去。望着飞来的黑东西，恶狗照例一闪身后，猛地用嘴咬住黑乎乎的东西。突然，奇迹发生了：恶狗咬住了那块黑乎乎的东西后，像着了魔似地“吱、吱”尖叫，遍地乱打滚，随即便夹着尾巴溜走了。
小伙伴们不解地望着刘少奇，探询道：“九哥，你扔过去的是什么家伙，有那么神奇，居然将那恶狗给制服了？”刘少奇诡秘地一笑，不紧不慢地说：“你们猜猜看！”小伙伴们你一言我一语，猜了半天，始终未得要领。刘少奇见众人一时猜不出，便笑着解释道：“那是一个刚刚用炭火烤熟的芋头！”伙伴们一听，顿时恍然大悟。原来，经过高温烧烤的芋头，外头又黑又硬，里面则又烫又软又粘，恶狗一口咬住它，吐不出、吞不下，烫得满地乱打滚，岂不快哉！
“刘九书柜”
1909年，十一岁的刘少奇来到离炭子冲十余里的粉铺子洪家大屋读书。
所谓洪家大屋，并非是一幢高大的房屋，而是宁乡县芳储乡有名的封建大户洪家的宅院。这所宅院占地广、房子多，墙高院深，尤其是门口那一对石狮子，更是气势不凡，显示出主人的地位和身份。洪家不但是当地有名的封建大户，而且是科举出身，书香门第，好几代人在外做官，因此，非常重视对子女的教育。为了使幼子洪赓扬得到良好的教育，洪家专门选聘了一位读过师范学院、具有一定新知识的先生——杨毓群，到家里来开设学堂，并招收方圆十多里内品学兼优的孩子来一块读书。
洪家开馆招生的消息传出后，立即引起了炭子冲刘家的注意。洪家乃是全县有名的大户人家，对开馆聘师的条件十分挑剔。而所选中的老师杨毓群，亦是当地颇有名气的先生，不但中国传统旧学的根底深，而且对现代科学知识也有一定了解，所以，附近一些人家的子弟纷纷慕名前来求读。刘少奇在得到父母和兄长的同意后，经熟人引荐踏入洪家大门前来应试。通过面试，洪家谢绝了其他求学者，而独独收下了刘少奇。试读几个月之后，洪家正式认可了九伢子的伴读资格。洪家幼子洪赓扬的母亲让儿子与刘少奇以兄弟相称，并按当地风俗结拜为盟兄弟。
洪家是书香门第，近年来渐受一些西方文化的浸润，日常生活中接受了许多新思想、新事物。再者，杨毓群先生，学贯中西，又对现代新式教育有所了解，教学内容和方法不因循守旧，这使得九伢子耳目一新。
在诸多新的体验中，最让九伢子感到新鲜的，是课堂上再也不用日复一日地诵读“四书五经”了，而是由杨先生教授国文、算术和自然知识。国文课的内容，虽然还是古老的传统文化，但并不天天是千篇一律的“子曰诗云”，而是一些有趣的寓言故事，如“刻舟求剑”、“掩耳盗铃”等。这些富有哲理的故事，不但生动有趣，而且由浅入深、鞭辟入里地揭示了生活中的常识和道理，使得刘少奇那幼小的心灵得到了启迪。
学习中，杨先生新的教学方法更令九伢子感兴趣。以往在柘木冲、罗家塘的私塾中，九伢子见惯了先生们耳提面命、死记硬背的教学方法，学生稍有调皮行为便打板子。在洪家大屋学堂上，杨先生并不是靠训斥和打骂来督促学生学习，而是凭借生动有趣的讲解和以丰富的知识来吸引学生的兴趣。这种方法，少了一份强迫，却多了一分“磁性”，把师生间的情绪都调动起来，显得生动活泼。因此，在洪家大屋这一年多的时间内，刘少奇学到了许多过去古书上所没有的新知识。
到洪家大屋不久，九伢子便有一个重大发现。他看到，洪家的姑娘们不仅没有像普通农家女那样紧缠双足，而且显得落落大方，几乎和男人一样。要知道，在封建社会中，妇女是受到歧视的，连孔老夫子都讲“唯小人和女子为难养也”。因此，在当时的那个社会中，妇女要承担生儿育女、侍候丈夫、孝敬公婆和繁杂的家务劳动，不得抛头露面，连有身份的人都对外称自己的妻子为“贱内”。除了社会地位低贱外，妇女还受到封建礼教的肉体迫害，缠足便是典型一例。一般来说，女孩子从五六岁起，就开始经受缠足之苦，用布一层又一层地将稚嫩的小脚捆绑起来，以强制力来限制双足的发育。久而久之，双脚被裹得一丁点儿大。缠足之风，不仅给女性带来一生的痛苦，而且对成年后的劳作和行动都造成极大的困难。可是，封建社会却对这种礼教大加推崇，封建文人、志士、大夫以及官僚们，还以妇女的“三寸金莲”吟诗作对，附庸风雅，极尽摧残女性之能事。
在炭子冲的家中，九伢子亲眼目睹了几个姐姐的裹足之苦，体会到了母亲于蹒跚步履中操持家务的艰辛。然而，由于受到环境和眼界的限制，九伢子并没有对这种“天经地义”的现象提出过疑义。可是，洪家大屋的亲见亲闻，开阔了九伢子的视野，促使他开始思索。
“要是天下女人都不裹足该有多好啊！这样的话，姐姐可以少受痛苦，母亲可以少受劳累。”刘少奇这样想着，“可是，洪家的女子为什么可以不缠足呢？可见，天下事只要用心努力去做，是可以向着美好的方向变化的！”终于，九伢子得出一个结论：既然洪家女孩子能够做到，那么，经过努力，普天之下的女孩子都有放足的那一天。
刘少奇在洪家大屋的学习生活是充实的，他就像一棵久旱逢甘霖的小树苗，贪婪地吸吮着这里所能够提供给他的一切新知识、新气象。可是，家庭境况的差别，也给个性要强的九伢子带来了一丝淡淡的惆怅。洪家是宁乡县有名的富户，家有良田数百亩，祖上几代做官，屋内仆役成群，洪家老小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
“为什么洪家的孩子放学后不用去看牛、割草？为什么洪家的男人不要去下地犁田？为什么这老老小小一大家人不用种田却比种田人家生活得好呢？”刘少奇经常在思考这个问题，但是，又找不出答案。在读书生活中，刘少奇与洪赓扬相处很好，洪家和杨先生对九伢子也十分热情，不当外人看。但是，一种农家孩子的自尊，使他感到自己和这个封建大家庭之间的差距。因此，每当学业之外的闲暇时间，一种孤寂的感觉便萦绕在心头。他想念自己辛勤劳作的父母亲和哥哥、姐姐，想念那些一同读书、放牛、打恶狗的小伙伴们。
刘少奇的父亲刘寿生，虽然受过教育，知书达理，却有些古板。他竭力主张孩子受教育，却认为应该专读“四书五经”之类中国传统典籍，对一些刚刚传入国内的人文科学知识不以为然。一天，刘少奇回到家里，向父亲和哥哥、姐姐们讲起在洪家大屋的所见所学，并生动地学着老师叙述了一个“拔苗助长”的故事。九满眉飞色舞地讲着，哥哥姐姐们饶有兴趣的听着……父亲对此却另有看法。他对于满崽在洪家学习一些算术和其他常识还表示赞成，可是，对杨毓群不重视教习“圣人之言”很不满意。于是不久，刘寿生便让满崽停止了在洪家大屋的学业。
辞别洪家大屋后，九伢子带着与洪赓扬依依不舍的心情，转到离炭子冲八里地的花子塘寄读。花子塘，是刘少奇二姐夫家住地。二姐对人慈祥和蔼，九伢子寄居在这里感到比较自由，并且他习惯于姐姐家这种勤劳节俭的农家生活，同小伙伴们玩耍在一起，其乐融融。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就在刘少奇离开洪家大屋不久，父亲的肺痨病发作了，而且病情一天天加重。1910年的6月25日，父亲病逝，悲痛之中，九伢子又患上了痢疾，大病一场。
养好病之后，九伢子执意要求回到花子塘二姐家继续读书。花子塘的私塾先生叫杨寿吾，是个比较开明的人。杨先生除了教一般的经书以外，也对学生们讲述一些秦汉以来改朝换代的历史故事，间或夹杂一些野史轶闻，使得课堂上的气氛不显得沉闷。
除了讲述一些历史故事之外，杨先生的功课，以教授《左传》为主。《左传》也称《左氏春秋》，相传为春秋末年左丘明所撰，是一本解释史书《春秋》的著作。该书记述了大量古代史料，文笔生动，描述战争场景与人物活动更是精彩，是古代史学与文学的名著。学习《左传》，比过去私塾先生教习的内容有所加深，但毕竟比不上洪家大屋那位通今博古、学贯中西的杨毓群。尽管如此，九伢子仍然十分勤奋地学习，特别珍惜自己的学习机会。
随着学业的长进，单调而又十分局限的私塾，已经不能满足九伢子旺盛的求知欲望了。于是，他开始到处借书来读。同窗周祖三家是他经常去借书的地方。
周祖三家在与炭子冲一山之隔的首自冲，其父周瑞仙是一位倾向进步的知识分子。他早年勤学苦读，争取到了官费留学日本的机会，并且在日本加入了孙中山领导的革命组织——同盟会。后来，周瑞仙从日本东京宏文师范毕业，怀着教育救国的志向返回湖南，在长沙创办修业学校。周家的孩子们，除了学习中国的传统文化知识之外，还特别注意吸收一些从外国传来的科学文化知识。在周家的书房里，拥挤地码放着各种各样的书。其中，有周瑞仙在家攻读时留下来的；有他从日本回国时带回来的；还有一些是他在长沙教书时购买的。这一屋子的各类图书，对于渴求知识的九伢子来说，简直就是找到了一处宝贵的矿藏。
九伢子成了这里的常客。他不但经常来此读书，而且还将书借回家里看。在这个知识的海洋里，他被各种各样的新书古籍给迷住了，尽情地读。在书的世界里，他不仅认识了卢梭、华盛顿、瓦特、达尔文等一批外国政治家和科学家，而且也知道了康有为、梁启超和谭嗣同这些革新派人物的业绩。对于康有为的大同思想、梁启超鼓吹资产阶级革命的理论，九伢子读来新鲜。对书中的一些改良观点、激进主张，他虽不能完全理解，但却引发了他对社会现实的思考。尤其是在“戊戌变法”中惨遭慈禧太后、荣禄等反动势力杀害的湘籍人士谭嗣同，他十分佩服，并暗暗发誓：要做谭嗣同那样顶天立地的大丈夫！
随着知识的积累，阅历的增加，九伢子的思想逐渐开阔起来，谈问题颇有见地。一次，他和几个小伙伴们路过一个小庙，被山门两侧的一副对联吸引住了，上面写着“惠止南国，戴如北辰”。这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几个小伙伴们你一言、我一语各执一词，莫衷一是，没有令人满意的答案。晚上回到家后，刘少奇翻出书本，边看边琢磨，渐渐地弄懂了这副对联的含义。第二天，伙伴们凑在一起又议论这副对子的含义，众人见九伢子一声不吭，便知道他已有定见，于是，便请他解释。九伢子不慌不忙地解释说：这副对子，反映了做田人希望为官者勤政爱民、仁慈廉明的意愿。如果当官的都能施行这样的德政，那么，肯定会受到老百姓的拥戴，就如同夜空中群星望北斗一样。接着，他还讲述了周朝时召伯施行仁政，到南国考察巡行，与百姓同甘共苦的典故；并背诵了《论语》中“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的语录。九伢子旁征博引，鞭辟入里的阐释，令伙伴们折服。此后，九伢子博闻强记、引经据典的事迹在小伙伴和四邻间广为传播。于是，人们送给他一个外号：“刘九书柜”。
十二至十三岁左右的孩子，正是身心发育的旺盛时期。在这短短几年中，九伢子经历了父亲的病故和几次转学，体会到了生活的艰辛。洪家大屋的所见所闻，周家书屋的广涉博猎，使他的阅历和学识都有了一个飞跃。透过洪家的富足，他看到了社会的不平；新旧学馆的对比，令其体味到旧制度的落后。康有为、梁启超的改良思想，使他眼界开阔；谭嗣同的壮烈赴死、慷慨成仁，又使得他热血冲涌，奉为表率。而这一切，又作为涓涓细流、粒粒沙砾，为这位乡村少年日后走上济世救国的革命道路，成为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英勇奋斗的先锋战士，奠定了最初的基础。
走出炭子冲
正当刘少奇在屋场附近的私塾读书期间，中国社会发生了一场惊天动地的大事件——辛亥革命爆发了。
1911年的10月10日，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人士，在号称“居天下之中”的武汉，发动了武装起义。武昌城头一声炮响，各省革命派人士纷纷响应，举国震动，大清帝国的封建统治顷刻瓦解，以孙中山为大总统的民主共和国随之成立。然而，没过多久，革命成果落到了北洋军阀袁世凯手里，社会的情况更加复杂。这种发生在中国社会上层建筑中的变故，像层层展开的涟漪，波及到中国社会的每一个角落，给少年刘少奇带来了强烈的震荡。
1912年的夏天，在外当兵多年的六哥刘云庭回家探亲，全家人十分高兴，尤其是刘少奇，围着六哥问长问短，竭力想了解外面世界的事情。刘云庭个子高大，性格豪爽，从16岁开始就出外闯荡，18岁时加入了清政府编练的新军，后来成为湖南新军的一个小头目。辛亥革命爆发时，刘云庭及其所属部队参加了长沙起义，因而对这场变革有着很多见识，他都一一讲述给满崽听。
不久，刘云庭离家返归部队。临行前，他给刘少奇留下了一套《辛亥革命始末记》。刘少奇如获至宝，一口气将这套书读了两遍。从这套书中，他了解到辛亥革命推翻封建王朝的轰轰烈烈壮举，知晓了孙中山、黄兴等起义领导人的坎坷经历和革命理想，并对革命先驱者那种出生入死、矢志不渝的斗争精神表示了由衷的钦佩。从这时候起，刘少奇对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更为关注了。
革命和社会动荡掀起的浪潮，撞击着少年刘少奇的心灵，他更加不满足于在乡场农家和私塾的封闭生活，决心到外面去，投入到时代的洪流中。
1912年的6月，刘少奇说服了家庭，来到了离家二十多里外的西冲山芳储乡小学就读。一踏进校门，他便看到了许多熟悉的面孔，一些过去读私塾的小伙伴们又不约而同地聚到了一起。同窗好友见面，伙伴们惊奇地发现，他们所钦佩的“刘九书柜”已经变了个模样：垂在脑壳后面的那根长辫子不见了，长袍和褂子已经换上了学生装，显得英姿勃勃。不久，在刘少奇的带动下，芳储乡小学里的许多同学都剪去了头上的辫子，以表示对封建王朝的决裂和对共和制的支持。
由于刘少奇的好学上进、刻苦攻读，加之有洪家大屋杨毓群先生开启的“新学”基础，他的功课进步很快。仅半年时间，他便以全班最优秀的成绩获得了毕业文凭。
“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走出炭子冲的刘少奇，满怀着对人生的憧憬，走上了新的道路。此时，对于刚刚挣脱乡场、家庭和亲情狭隘观念罗网的九伢子，“革命”这一概念似乎过于抽象和艰涩了一些，但一心要向周瑞仙那样“做一个有学问、有技术、有本领，能为老百姓救危解困的人”，却是他坚定不移的追求！于是，刘少奇选择了继续升学的道路。
1913年7月，刘少奇以总分第一的成绩，考取了宁乡县的玉潭学校。
玉潭学校，是当时宁乡县负有盛名的新式学校之一。原来，辛亥革命之后，湖南省的形势发展比较快，以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为主要内容的“新学”，不仅在省会长沙蓬勃兴起，而且在距省城比较近的一些县城中也纷纷建立。设在宁乡县城玉潭镇的玉潭学校，便是这种革新进步浪潮的产物。
宁乡县城称为玉潭镇，因沩水自西向东环城流过而得名，古人美名曰“玉潭环秀”。这里绿树成荫，碧水成潭，石桥飞架，亭台星罗，确实是一处胜境。坐落于镇中心骆公祠里的玉潭学校，其前身是玉潭书院，始建于明朝嘉靖年间，为宁乡县名儒学者汇集之处。新改制的玉潭学校，开设有国文、算术、史地、物理、英语、体操、音乐、图画、手工等课程。任课的教师，一般都是从湖南高等师范学校毕业的，也有一些清末的秀才，大都兼有旧学和西学的丰富知识，而且不少教师受到维新改革的影响，思想倾向进步。这样的学习场所，无疑为学生的进步成长提供了良好的客观环境。
初入校时，从炭子冲闯进城里的刘少奇显得有些土气，被一些同学呼为“乡里伢子”。“乡里伢子”又怎么样呢？矮了半截吗？刘少奇对这种带有歧视味道的称呼毫不在乎，一门心思地读书学习。很快，刘少奇便以自己在学业上的雄厚实力折服了那些小瞧他的“城里伢子”。特别是刘少奇的作文，情文并茂，义理交融，常被国文老师作为范文。
除了国文外，刘少奇对各门功课都感兴趣，尤其关心时事政治，喜爱各种新颖的自然和社会科学知识。每当上历史和地理课，老师讲解世界和中国的地域、形势的时候，刘少奇总是凝神地注视着图上的世界，默默地沉思着：为什么中国这样一个具有几千年历史和灿烂文化的东方大国会变得如此软弱、落后和任人欺凌呢？为什么法兰西、美利坚、俄罗斯这些“列强”们都要到中国来索要土地和赔款呢？中国人在自己家里挨打还输理吗？建立共和后中国又如何发展呢？为了回答这些问题，刘少奇每天课余时间都要到图书馆去寻找答案。在阅览室里，他仔细地浏览着《申报》、《大公报》、《国民日报》等各种报刊，留心着各种信息、流派、思想和观点，从中汲取政治营养。在玉潭学校就读的三年中，国内外风云变幻，刘少奇经历了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等重大事件，并从这一桩桩事件中得到了历练。
在学习生活中，刘少奇除了刻苦钻研外，还表现出不迷信、不盲从、有主见的特点。有一段时间，国文课中又恢复了尊孔读经的内容，这实际上是当权者在为袁世凯复辟帝制造舆论。与此同时，学校隔壁的孔庙也热闹起来，尊孔祭孔活动喧嚣一时。在这股复辟风甚嚣尘上时，很多人把持不定，纷纷卷入尊孔逆流；而一些激进学生则拒绝读“四书五经”。面对着这扑朔迷离的形势，刘少奇则有自己的主见：他反对对孔子顶礼膜拜，但对于“四书五经”，则认为可以作为一门学问来研习。刘少奇向同学们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对于孔子、孟子等几位思想家的言论应该区别对待，他们关于为学、立志和做人方面的一些见解，可以作为砥砺年轻人进步的借鉴；他们关于“民为贵”、“为政以德”等方面的观点，可以作为当政者的一面镜子；而对于孔孟反对社会进步、轻视老百姓的思想，则应该摈弃。
刘少奇在玉潭学校学习的三年，正是国内政局动荡，革命与复辟、卖国与爱国诸种潮流混杂而风云迭起的三年。是是非非的风雨，革命与反革命的较量，荡涤着他那颗寻求真理的心，使这位冲破封建牢笼的乡里伢子，在走向成熟的道路上又迈进了一步。
1915年，即刘少奇考入玉潭学校的第三年，在中国社会的政治生活中发生了一件大事。这年的1月，日本帝国主义者趁欧美各列强忙于欧战无暇东顾之机，命令其驻华公使日置益，以解决中日两国间的“悬案”为名，向袁世凯提出了旨在独吞中国的“二十一条”无理要求，企图把中国置于日本帝国的控制之下。5月9日，身为临时大总统的袁世凯，为了换取日本帝国主义对其复辟帝制的支持，竟不惜出卖国家主权，公然接受了这些丧权辱国的要求。
这个“二十一条”，是一个企图置中国为日本殖民地的罪恶条款，它的内容，连当时参与谈判的袁世凯政府代表曹汝霖都不得不承认：“它包罗万象，集众大成，势力由东北、内蒙以至闽浙，权利由建铁路、开矿产以至开商埠、内地杂居，甚至要求政府机关设立日本顾问，中国军队军械由日本控制，警察由日本训练，小学用日本教师”等。袁世凯接受了这些条款，无异于将神州河山交给了日本帝国主义，等待中华民族的只能是亡国灭种！
因此，这个“二十一条”自然受到每一个有血性的中国人的反对。消息传开，举国上下一片激愤，一场声势浩大的拒日讨袁运动在中华大地上迅速展开。
在邻近省会长沙的宁乡，玉潭学校的同学们听到这一消息后，群情愤慨。刘少奇和贺执圭等同学，当即刺破自己的手指，用鲜血在白纸上写下了“誓雪国耻”的血书。在刘少奇等进步师生的带动下，玉潭学校的学生首先走出校门，在县城张贴“取消二十一条”、“打倒卖国贼”等标语。在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中，玉潭学校五个班次的四百多名学生几乎全部走上街头，投入到讨伐卖国贼的行列中。队伍中，刘少奇身背“毋忘国耻”的牌子走在最前面。他个子高大，声音洪亮，带领大家一遍又一遍地高呼“打倒卖国贼”、“不做亡国奴”、“坚决取消二十一条”等口号。游行队伍从县城北门走到南门，再从大西门返回到东门，街巷里人如潮涌，口号声响彻云霄，小小的宁乡县城如翻了天。
除了组织参加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之外，刘少奇和其他进步同学们还组成了抵制日货小组，四处宣传讲解，号召广大人民起来，采取自觉行动。在这一场斗争中，刘少奇爱憎鲜明，立场坚定，发誓要为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贡献自己的一生。为了表示自己那种坚决保卫中华炎黄子孙的志向，他果断地将自己的名字“渭璜”改为“卫黄”。几天后，班里面的同学看到：刘少奇的课本、书籍、笔记本的扉页上，都重新用毛笔工整漂亮地写上了“刘卫黄”三个大字。他还利用业余时间，为自己精心雕制了一枚“刘卫黄”的印章，似乎要把这满腔的爱国热情，倾注在这一刀一笔之中。他的这一举一动，体现了一位17岁青年的拳拳赤子之心。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就在这一年的12月，窃国大盗袁世凯终于撕去了伪善的假面具，悍然宣布复辟帝制，真的干起黄袍加身，南面称帝的丑事来。袁世凯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开历史倒车的行为，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与声讨。在举国声讨袁逆的浪潮中，刘少奇和进步同学们拍案而起，再次投入了革命的洪流。玉潭镇上，骆公祠旁，沩水河畔，到处都是与开历史倒车的袁贼不共戴天的呼声。广大师生和人民群众，热烈声援和积极支持蔡锷等人的讨袁义师，旗帜鲜明地站在革命派一边。
1916年3月，只做了八十三天“皇帝”的袁世凯，在全国人民一片抗议的浪潮中，被迫宣布取消帝制，随后一命呜呼。
玉潭学校的爱国反袁学潮先后持续了一年多，刘少奇虽然是这次斗争的主要学生代表和领头人，但他并没有荒废学业。在一年多的时间中，他除了参加爱国革命斗争之外，仍然抓紧一切空余时间努力学习各门功课。因此，到毕业考试时，刘少奇的成绩名列全年级第一。
玉潭学校，是刘少奇在学生时代唯一读满了三年的一所学校，也是他比较全面接受现代科学文化知识的一所学校。在这里，他经受了讨袁爱国运动的洗礼，开始为中华民族的内忧外患而焦虑，并开始思考救国救民的大问题。知识、才干的迅速增长，使得刘少奇英姿勃发；斗争风云的历练，使他更加老成持重。毕业之际，来自炭子冲的“九伢子”在他的本子上工整地写下了八个大字：“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在五四运动中
1916年的夏天，手捧毕业证书迈出玉潭学校大门的刘少奇，又面临着人生的十字路口。
当时，中国虽然推翻了封建帝制，但又陷入了军阀纷争的旋涡之中，社会黑暗，民不聊生，神州大地在痛苦中呻吟。怎样才能拯救祖国、解民于倒悬之中呢？这是当时刘少奇等一批进步青年苦苦思考的问题。
出路究竟在哪里呢？刘少奇认为打铁要靠本身硬，济世救国非得要有丰富的学识和本领不可，于是，经玉潭学校进步老师梅冶成介绍，刘少奇和同学贺执圭等人一起，辗转进入了设在长沙的宁乡驻省中学，继续读书深造。
考入长沙的宁乡驻省中学后，刘少奇依然热心于进步的政治运动，积极参加驱逐湖南反动军阀汤芗铭的斗争。这时的“九伢子”已经18岁了，他崇尚西汉苏武、东汉班超、马援等爱国志士，钦佩南宋岳飞“精忠报国”的壮举，萌发了投笔从戎、以身许国的志向。恰好，同年秋天，湖南省省长兼督军谭延闿在长沙开办陆军讲武学堂，刘少奇毅然报考，并以优异的成绩被录取。
讲武堂的学制为一年半，半年补习文化，一年学习军事。然而好事多磨！由于找不到校舍，讲武堂迟迟开不了学。刘少奇一直等到第二年三月，才踏进讲武堂的教室。经过半年的文化补习之后，开始了军事学科的学习和演练。可是，就在军事课程刚刚进行了一个多月的时候，护法战争爆发了。1917年10月，南北两军在长沙发生激战。陆军讲武堂在湖南省督军署旁边，因而成为交战双方的攻防必争之地。在炮火中，讲武堂校舍成了一片废墟，学生四散。最后，讲武堂被迫解散，刘少奇只得离开省会，返回故乡。
从戎救国的愿望落空后，刘少奇并没有气馁。他于1919年初，又进入长沙私立育才高等中学毕业班学习。
1919年，是中国现代历史上不平凡的一年。这一年的5月4日，因反对列强在“巴黎和会”上任意宰割、瓜分中国，北京爆发了大规模的学生抗议示威活动，进而发展成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帝反封建群众运动，并很快地由北到南席卷了中国大地。这就是对中国现代历史进程产生重大影响的五四运动。
北京爆发的学生运动波及长沙后，湖南人民，特别是青年学生情绪激昂，纷纷响应，声援北京学生的斗争。长沙市迅速成立湖南学生联合会，并由学生联合会发起，建立了湖南各界联合会，使学生的爱国运动扩展为各阶层的人民爱国运动。在学生联合会的指挥下，刘少奇和长沙各校学生一起参加了罢课游行，开展爱国宣传活动和抵制日货的斗争。为了将这场轰轰烈烈的爱国运动持续下去，长沙各学校都提前进行了考试。刘少奇在参加完毕业考试后，未及拿到毕业证书，便急匆匆地北上，来到了五四运动的中心——北京。
北京，不愧是这场伟大爱国运动的发源地。在这里，各种新思潮、新知识和新议论令人目不暇接。许多著名的思想家、社会活动家和追求真理的仁人志士云集于此，给这座古城带来了民主和科学的阵阵春风。在这里，刘少奇与京、津等地的学生一道，参加了这场声势浩大的斗争。刘少奇后来回忆这段经历时说：“当时是暑假，天津的学生也有不少到了北京，曾在天安门举行了很大的示威，并在天安门露宿了几天，街上的群众运动从这次示威以后，即不多见。但从此开展了中国历史上一个最大的新文化运动，这是五四运动最大的直接成果。”通过在长沙和北京的学生爱国运动实践，青年刘少奇受到了一次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伟大革命斗争的洗礼，使他进一步看清了帝国主义、北洋政府和盘踞在各地的封建军阀的反动性，他的爱国民主思想得到了升华。
身居这场伟大革命风暴的中心，远离家乡并以身许国的青年刘少奇思考、踌躇着：在这样一个中华民族忧愤屈辱的年代，在国家民族的灾难有增无减的时期，自己应该怎样迈开脚下的前程呢？是报考著名高等学府继续深造还是投笔从戎？还有其他道路可走吗？
炎热的暑期，正是北京各个大学招生考试的时候，刘少奇四处奔走，先后报考了几所大学，都以优秀的成绩被录取。但是，事情竟是那样不遂人愿。刘少奇最想上的北京大学，因为学制长、学费高而使其无法踏入门槛。有一所陆军军需学校倒是免费，可是专业又不合心愿。无奈之下，刘少奇只好放弃了在北京上大学的机会。
一天，正在为前途奔波的刘少奇得到一个信息：北京华法教育会正在组织青年去法国勤工俭学。这是当时许多知名人士提倡的一条救国之路。
原来，到西方去学习科学技术和革命理论，是五四运动前后一批先进知识分子所认定的救国道路。当时，国内的许多地方都掀起了一股留法热潮。一些主要报刊，不断发表宣传留法勤工俭学的文章。许多省份，也设立开办留法事宜的机构和预备学校。不少地方的当政者和社会知名人士，纷纷通过各种途径赞助和支持这一活动。于是，刘少奇赶忙找人联系，报名参加。经过交涉，法华教育会同意他参加，但规定路费自理，这一下难住了刘少奇。从中国到法兰西，有数万里之遥，即使购买最低廉的船票，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囊中羞涩的刘少奇实在无力支付，赴法留学之事只好作罢。
上大学不成，出国留学无门，不甘心屈从于命运安排的刘少奇，冒昧求助于赴法勤工俭学的发起人李石曾、范静生。经二人介绍，刘少奇来到保定育德中学附设的留法高等工艺预备班学习，为出国留学做准备。
保定育德中学，曾经是辛亥革命时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的一个根据地，有着革命的传统。该校的许多师生都参加了五四运动，毛泽东、蔡和森曾先后来这里组织留法勤工俭学活动，李富春、李维汉等人，则刚刚走出校门。
1919年的9月间，刘少奇进入该校第三期留法预备班学习。该班次采用半工半读的学习方法，半天读书，半天劳动。学习的内容，包括法文、机械学和木工、钳工、锻工、翻砂等技术。学校里革命、民主气氛浓郁，校长王国光和教师刘仙洲等人，对待新生事物非常支持。在校园里，《新青年》、《每周评论》、《东方》等进步刊物，公开陈之于书架。学校的校刊上，还经常介绍俄国十月革命和布尔什维克的情况，评论国内外大事。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刘少奇就是在这里读到的。这是中国最早的一篇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它为中国人观察和改造世界，提供了一种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就是在这样的民主气氛中，刘少奇自由地呼吸着百家争鸣新鲜空气，吸吮着各种进步思想所提供的养料，接受着各种主义的冲击。在主义与思潮的切磋和争论中，刘少奇同师生中一些主张社会主义流派的人物接近，使他的思想不断地向激进的方向演变，他的视野已经开阔起来。
1920年6月，刘少奇从育德中学留法勤工俭学预备班毕业。此时，由于法国政府的限制，华法教育会停止了赴法勤工俭学的选送工作。赴法不成，刘少奇只好返回长沙。
不久，长沙《大公报》发表的一则消息使刘少奇兴奋不已。原来，该报刊登了长沙“俄罗斯研究会”的启事，称：该会以研究俄罗斯一切事情为宗旨，发行俄罗斯丛刊，派人赴俄实地考察，提倡留俄勤工俭学。
看到这一消息后，刘少奇立即做出决定，改赴法为赴俄，到十月革命的发源地去，到列宁的故乡去。原来，长沙的“俄罗斯研究会”，是湘籍革命人士毛泽东、何叔衡等人于1920年8月成立的，稍后，他们又筹建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当时的条件下，这些进步组织不但起到了宣传真理、唤起民众的作用，而且在实践中联系、聚集了一批有志青年，成为改造中国的进步力量。
通过长沙“俄罗斯研究会”成员贺民范的介绍，刘少奇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并同任弼时、萧劲光等进步青年一道前往上海，在上海外国语学社学习俄语，做赴俄勤工俭学的准备工作。
1920年初冬，刘少奇与同伴们一道，自长沙湘江码头登上了北去的火轮船，沿湘江、洞庭湖、长江而下，直抵东方大都市上海。
上海外国语学社设在这个大都市的霞飞路新渔阳里6号，是一幢两层的小洋楼，外观朴素而不显眼。该机构是以陈独秀为首的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在第三国际的帮助下筹建起来的，目的是输送革命青年去苏俄学习，为即将到来的中国革命运动培养骨干。学社的具体负责人，是共产国际派来的杨明斋，学员主要由各地共产主义小组推荐。
刘少奇等人到达上海时，外国语学社已经开学。由于持有贺民范的介绍信，杨明斋和先期到达的同学们热情地接待了刘少奇一行。他们被安顿在学社厢房楼上的集体宿舍，楼下为教室和办公场所。这里的学习生活是艰苦的，每人每月按规定吃五元钱的包饭，同学们往往五个人合伙包四个人的饭，这样每人可以节省一元钱用于购买书籍。缺少床铺，他们就把铺盖摊在地板上，大家挤在一起，挨过冬日的寒夜。
在这里学习的学员不很固定，多时约有六十余人，少时仅三十余人。和刘少奇同期学习的，有任弼时、萧劲光、罗亦农等。当时，他们都是二十来岁的小伙子，血气方刚，精力旺盛，工作和学习的积极性很高。
外国语学社的主要课程是俄语。为了到俄国后能顺利进行学习和从事革命活动，必须在几个月内掌握俄语的几千个常用词和基本文法，并且具备初步的听、说、读、写的能力，因此，学习任务十分繁重。刘少奇等人除了学习俄语之外，还参加了陈独秀发起的上海工读互助团和上海马克思研究会的活动，并且帮助《劳动号》的“华俄通讯社”做些抄写、校对的事。当时，刘少奇还担任了工读互助团的负责人。他一面攻读俄文，一面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并且开始到工人中去，在小沙渡劳动补习学校进行讲课，了解上海工人阶级的状况。在紧张的生活中，刘少奇发奋学习和工作，珍惜每一分钟时间，给同学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冬去春来，百花争艳。1921年的春天，正是江南莺飞花香的时节。3月底，刘少奇等人赴俄学习的事宜终于成为现实。当拿到前往俄国的护照、船票和前往莫斯科的介绍信时，刘少奇的心情十分激动。
在上海外国语学社虽然只有短短的几个月，但在刘少奇迈向革命的征途上却留下了坚实的脚印。在这里，他进一步确定了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并投入到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的实践中。这个湖南山冲里走出来的农家子弟，对自己所选择的道路义无反顾，对为之奋斗的目标充满了信心！
1921年4月初，刘少奇和其他十余名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自上海吴淞口登上了轮船，踏上了去往莫斯科的漫长道路。
在十月革命的故乡
前往俄国的道路并不平坦。当时，中国正处在北洋军阀政府的统治之下，而这些军阀们，对俄国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持反对与仇视态度，限制中俄间的交往。因此，刘少奇一行秘密赴莫斯科，走的是从上海经日本长崎再至海参崴，然后转乘火车到莫斯科的道路。
一个多星期后，海轮载着刘少奇一行来到了日本海北岸的俄国边城海参崴。这时候，祖国的江南已是春暖花开、万物复苏的时候，但这里仍是白雪皑皑。刘少奇一行十几个人挤在一家中国旅馆里，度过了第一个难眠的异国寒夜。
海参崴一直是俄国重要的贸易和军事港口。列宁领导的苏维埃政权，虽然打退了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但这里眼下却仍由日本支持的白俄统治着，中国军阀政府也在这里开设领事馆。刘少奇一行不得不小心翼翼。
根据事先安排的计划，刘少奇等人凭着杨明斋写的介绍信，与海参崴大学的伊万诺夫教授接上了头。伊万诺夫，是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和共产国际派来的地下工作者，他负责接待并安排中国来的进步青年前往莫斯科。
正当刘少奇一行准备继续西行时，发生了一场意外的风波。奉系军阀张作霖的领事馆，发现了这一批来自上海的年轻人，怀疑他们是孙中山的南方军政府派往俄国的代表，便暗中监视，并将刘少奇、吴芳等人抓了起来。
在张作霖驻海参崴的领事馆大堂里，站满了手持刀枪的北洋政府兵，一个满脸横肉的官员气势汹汹地逼问刘少奇：“你是什么地方的人？要到哪儿去？”面对着严厉的审问，刘少奇倒也沉得住气，操着一口浓重的湖南腔，不紧不慢地回答：“我是湖南人，因为家乡遭灾，出来做手艺，混口饭吃。”那个家伙又问会什么手艺？刘少奇连说带比，什么木工、铁匠、泥瓦匠的活都拿得起来。审问者将信将疑，便抓起刘少奇的双手察看。还好，他在留法勤工俭学预备班实习时磨出的老茧还没蜕掉，于是，审问者无话可问了，便把他们放了。
这一年的初夏，刘少奇一行终于辗转抵达莫斯科。此时，这里已经是繁花似锦、绿草如茵了。
历经千辛万苦，漂洋过海，这一伙儿进步青年终于来到了向往已久的“圣地”。一年多来日夜盼望的愿望实现了，刘少奇用惊奇的目光注视着这里的一切：高耸的克里姆林宫钟楼，宽阔的红场，笔直的街道，一切看起来都显得整洁、威严；衣着朴素来去匆匆的市民，精神抖擞威武雄壮的红军战士……这里，没有衣衫褴褛的“叫花子”，看不到神气十足的阔老爷，更没有什么国中之国的“租界”，人们生活在平等而和谐的大家庭中。一句话，这里没有军阀、官僚地主和帝国主义，这里的穷人已经当家做了主人！这就是经过了激烈动荡后出现的一个崭新的社会。
到莫斯科后，正逢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召开，刘少奇等进步青年，有幸被安排参加了大会的旁听。
在金碧辉煌的莫斯科大剧院里，大会的开幕式正在举行，宽敞的剧场里座无虚席，人头攒动，《国际歌》、《劳工歌》的歌声和掌声、欢呼声经久不息。置身在这样一个气氛热烈的场合中，刘少奇感到了极大的荣幸。大会期间，中国青年们曾出席旁听了共产国际的领袖们和世界各国共产党代表们，在一起讨论世界革命问题。特别令人难忘的，是青年们亲眼见到了苏维埃俄国和世界无产者敬爱的领袖列宁，并聆听了列宁的讲话。从此，列宁的崇高形象和他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的精辟见解，便深深地刻印在刘少奇的脑海里。
大会闭幕后，刘少奇等人被选送到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这所大学，是1921年的5月由共产国际创办的，其目的是为中国、日本、朝鲜等远东国家培养革命骨干，斯大林任名誉校长。
就在这所培养东方革命者的大学即将开学之际，远在中国东部的上海、嘉兴，发生了一个划时代的事件：中国无产阶级的新型政党——中国共产党成立了！当然，由于保密和通讯等原因，刘少奇等人并未知晓。可是，时代的潮流、救国的志愿和向往共产主义的追求，已经把这一批杰出的中国青年联系起来了，涓涓细流很快就要汇到一起，组成革命的洪流。
1921年10月，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正式开学。刘少奇、罗亦农、任弼时、萧劲光等四十余名中国青年，在这里开始了紧张而艰苦的学习生活。由于学校的中国同学比较多，所以，单独编了一个中国班。为了避免日后回国做革命工作时暴露身份，每个中国学生都取了一个俄国名字。
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坐落在莫斯科市中心，离克里姆林宫和红场不远。学校为中国班开设的课程主要有：哲学、政治经济学、无产阶级革命理论、俄共党史和工人运动史等，课程大部分由俄国教师任教。开始时，由于语言障碍，教和学双方都有一定的困难。在中国班的学员中，除个别人有点俄文基础外，大部分人都是初学。刘少奇等人在上海外国语学社只打了几个月的基础，因而听、说、写都很吃力。另一方面，俄国教师又不懂中文，不能适应教学对象，加上一大堆名词、术语，同学们负担很重。
怎样才能克服语言障碍和文化背景差距的困难呢？刘少奇、任弼时等人经过协商和争取，请到了北京《晨报》驻莫斯科的记者瞿秋白来当翻译。恰好，瞿秋白也在研究马克思主义，于是，他承担了中国班学生政治理论课的翻译和授课任务。为了让这些历尽艰辛、冒着生命危险到俄国来寻求真理的青年学生能理解掌握好革命理论，瞿秋白想方设法收集适用教材，认真细致备课，尽量讲究教学方法，并经常深入到学生中去，了解学习情况，进行具体帮助。这样，中国学生的学习情况才逐渐好转，理论知识开始不断增长。
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的一日生活，完全采取军事化的制度。每天清晨，当晨光微熹时，随着清脆的哨音，学员们跑步来到操场上列队操练。早操结束后，匆匆在水龙头上洗上一把脸，吃上一片黑面包，便登上教室楼。一天的教学活动，安排得非常紧凑，上午下午授课、听报告或者是自学、讨论，刘少奇和同伴们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每一分钟，抓紧机会增长知识。晚上，同学们还要轮流站岗，星期天则参加莫斯科市的义务劳动。
当时，苏维埃俄国正处在严重的困难时期，布尔什维克虽然掌握了政权，但仍受到国内外敌对势力的封锁与破坏，经济状况很差，举国上下从列宁到红军战士都过着军事共产主义生活。中国学员们享受俄国红军战士的待遇，每人每天发两块四两重的黑面包。早上吃一块，中午就不敢吃第二块，否则，晚餐就要饿肚子。所以，同学们基本上不吃早饭，一天两顿。中午开饭有一个汤，清汤内有几片土豆或萝卜，几乎照得见人影。物质生活条件的匮乏，学习任务的艰巨，使得刘少奇和其他同学的体质越来越差。二十多岁的小伙子，长期缺乏营养，使得体力不支，连上楼的力气都没有了。学员们的穿戴，大都是欧洲工人阶级捐的，大小长短不一，以单衣居多。到了冬季，同学们相互依偎在一起，穿着衣服，盖着仅有的一条毯子，度过莫斯科那漫长而寒冷的长夜。
尽管物质生活如此困难，但刘少奇意志坚定、思想乐观、从不叫苦。他只感到时间不够用，总希望在莫斯科短暂的学习期间，能够尽量多学一些革命的理论和经验。在他的桌子上，整齐地摆放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无产阶级领袖的著作。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使他逐步掌握了观察、认识世界的科学方法；而世界工人运动历史和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现实，又使得他体会和了解了革命的具体经验。日积月累，潜移默化，刘少奇的思想产生了飞跃。
艰苦的环境就像一面镜子，它能照见每一个人的灵魂。在困难面前，有的人退缩了，而刘少奇则越发显出了坚毅、刚强的本色。一次，学校里组织文艺晚会，各班学员都要拿出自己的节目。在中国班排练节目时，平时不苟言笑的刘少奇主动参加演出。这是一出反映中国工人阶级同军阀、资本家作斗争的戏，刘少奇凭着在上海工人夜校的生活经历，扮演了工人代表，而且演得十分逼真，获得了广大师生的好评。
1921年的冬天，秘密成立仅半年的中国共产党组织，终于延伸到莫斯科的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并开始在中国班发展成员。学员中的刘少奇、罗亦农、彭述之等人，都已经是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团员，于是，便首先由团员转为党员，组成了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的第一个党支部，刘少奇任支部书记。
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刘少奇一生中的重要转变和崭新起点。为了追求光明，他经历了漫长而又曲折的摸索过程，现在终于实现了自己的崇高愿望。从此，刘少奇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共产主义事业。
其实，还在入党之前，刘少奇已经把萦绕在自己心头的追求与理想坦白地表达出来了。一次，学校让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们填写调查表，刘少奇在“对现在社会作何感想”一栏中写道：“资本主义已不能统治全世界了，社会主义的社会组织必将由人类的努力开始实现。我们处在这时代的人，应把无穷的希望，促进这段历史”。这寥寥数语，话虽不多，但却体现了一个进步青年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观察世界所做出的科学选择。在“对本团意见”的栏目中，他提议：“注意训练，提高团员对团体的责任心，要使团体是对外发展的、行动的。这些训练都建筑在军事上，方能成为革命的团体。但办法须由当时环境定夺。”对今后希望从事何种工作的问题，刘少奇工工整整地填上了“工人运动、青年运动”八个大字。
果然不久之后，刘少奇便投入了轰轰烈烈的中国工人运动。
1922年的春天，由于中国共产党急需开展革命活动的骨干力量，刘少奇被通知提早回国工作。如同一年前准备赴俄学习时一样，当接到返回祖国的指示时，他激动得心潮澎湃。一年前，为了探索救国救民的正确道路，为了找到过去无数仁人志士所没有找到的真理，他历尽艰辛，跋涉万里，来到十月革命的故乡，如今，他终于取到了拯救中华民族的圣火和真经，将要带回自己日夜想念的祖国了。祖国母亲啊，您的儿了是不会辜负您的期望的！
受任清水塘
1922年7月下旬，盛夏季节，上海这个东方的大都市，正经历着骄阳的蒸烤。在英租界成都路附近的一座小洋楼里，两个人正在轻声的交谈。一位年龄稍长、有着学者风度的人，是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陈独秀。坐在陈独秀对面的年轻人，便是不久前才从莫斯科回国的刘少奇。
原来，刘少奇从莫斯科返回上海后，正值中国共产党在沪筹备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他一方面秘密地参加会议的若干筹备工作，一方面在上海平民女校担任理论教员。
平民女校设在成都路辅德里，这是中国共产党以提倡平民教育的名义开设的党团活动机关，教师由中共党员担任。学校共有三十多人，都是因反抗封建压迫而聚集起来的女青年。她们实行半工半读，半天学习文化知识、革命道理，半天做工。就是在这样一个天地里，刘少奇开始了他的革命实践活动。
刘少奇一到平民女校，就被这群热情活泼、求知欲正盛的女青年团团围了起来。她们听说这位新来的先生是从十月革命和列宁的故乡回来的，也顾不上年轻先生的腼腆、内向性格，争先恐后，问长问短。尤其是其中几个湖南妹子，对这位来自家乡的先生，更是感到非常亲切。刘少奇将大家最感兴趣、最迫切想知晓的问题收集了一大堆，然后，分门别类，一一给予详细的回答。例如：俄国十月革命为什么会成功？列宁领导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是什么样子？等等。面对姑娘们的好奇与疑问，年轻的刘少奇侃侃而谈。他通过介绍所见所闻，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俄国的新生社会制度、风貌结合起来，深入浅出地介绍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讲解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后，刘少奇常常与同学们谈心，关心地询问她们的出身、经历和生活情况，启发她们怎样把争取个人的自由与争取妇女的解放以及全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结合起来。不久，刘少奇以其谦虚、博学，获得了同学们的尊敬和钦佩。
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秘密地召开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讨论了全国革命的形势，明确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任务和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的斗争策略，并对作为党的中心工作的工人运动提出了具体的要求。为了落实会议的各项决议，中央决定派出得力的干部到各地去开展工作。当时的湖南，是全国工人运动发动得比较好的地区，为了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在湖南地区的领导工作，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派刚从苏俄回国的刘少奇前往湖南，参加中共湘区委员会的领导工作。
中国共产党在湖南地区的领导机关，叫湘区执行委员会，成立于1922年5月，书记是毛泽东。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将主要精力放在工人运动上，所以，毛泽东还兼着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主任。劳动组合书记部，是中共中央领导工人运动的工作机构，它在各区设有分部。当时，在湖南的共产党人还有：何叔衡、易礼容、李立三、郭亮、夏明翰、李六如等。
8月初，按照中央的指示，刘少奇携带着中共二大通过的《宣言》、《党章》、《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决议案》等文件，告别了上海的同志们，秘密地踏上了返回湖南的征程。
轮船自上海吴淞码头起航后，溯长江而上，江水拍打着船舷，发出有节奏的声响。此时，望着清澈的江水，翻滚的波浪，刘少奇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两年前，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他不顾家人的反对，远走他乡，漂洋过海，踏上了探求真理的艰苦道路。两年后，经过革命生活的洗礼，他已经成熟起来，完成了一个民主青年向共产主义者的巨大飞跃，成为革命力量的中坚。这次重返故乡，他肩负着党的嘱托，任重道远……
湖南省会长沙市的小吴门外，有一大片绿茵茵的菜园和草地。菜地的旁边，是一口面积不大的池塘，几株轻轻摇摆的垂柳文静地伫立塘边，显得宁静而又幽雅。这便是清水塘。在池塘的一侧，有一座普通的青砖小平房，门牌上写着清水塘22号，中共湘区执委会机关就设在这里。湘区执委会书记毛泽东和夫人杨开慧，也住在这里。毛泽东的公开职业，是湖南第一师范的国文教员。
刘少奇从上海回到长沙后，顾不上回家探望母亲，便径直来到清水塘，找湘区执委会接头。
就在长沙郊外清水塘这所房子里，日后先后成为共和国国家主席的两位巨人——毛泽东和刘少奇相会了。
在这以前，两人虽然还未见过面，却已神交多时了。对于毛泽东的名字，刘少奇早有所闻。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毛泽东与彭璜等人发起成立湖南省学生联合会，声援北京的学生运动和开展驱张（张敬尧）运动时，刘少奇已经知道了毛泽东的名字。以后，他又是毛泽东主编的《湘江评论》、《新湖南》的热心读者。他钦佩毛泽东的组织才干和那气势如虹、议论风生的文章，朝气蓬勃的革命战斗精神。
毛泽东对于自己的这位近邻老乡，也是早就有所注意。他对刘少奇百折不挠地追求真理，最后跑到苏联并在异国他乡加入共产党的传奇经历很感兴趣，便问道：“你们是怎样到苏联去学习的？”刘少奇回答说：“我们是经过船山学校贺民范介绍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又经过他介绍给上海外国语学社的杨明斋，后来又经杨明斋介绍到苏联去的。”接着，刘少奇又详细地介绍了在苏维埃俄国的所见所闻。
两位来自湘潭、宁乡山冲里的杰出青年，为了救国救民，经过各自曲折而艰难的探索，终于走到一起来了。从此，揭开了他们共事几十年为中国革命事业不屈不挠英勇奋斗的辉煌篇章。
刘少奇的到来，使中共湘区委员会的领导力量增强了。从当时的情况看，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个地区工作中，湘区的革命形势较好，党的组织除了在长沙、衡阳等学校中发展外，还在安源煤矿和粤汉铁路的工人中建立了支部。就在刘少奇返回湖南之前，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已经成立，并且组织成立了工人夜校，工人群众已经开始觉醒和动员起来了。此外，省会长沙的泥木工人、织造工人、常宁水口山工人也都正在组织和发动起来，准备开展罢工斗争。因此，湖南的工人运动，如同一堆正待点燃的干柴。如何正确地引导这些地方的工人斗争取得胜利，成为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最为迫切的任务。
初次会面之后，就在这清水塘22号的小房里，刘少奇同何叔衡、李立三等人多次参加毛泽东召集的会议，讨论形势，研究和部署工作。刘少奇因为初来乍到，了解情况不多，因而不多发言，尽量从其他同志那里了解具体情况，并愉快地服从党组织和毛泽东的安排。
8月份，中共湘区委员会正在策划一个行动，酝酿成立一个向军阀赵恒惕政府开展合法斗争的统一战线组织，决定由湖南省学联发起成立湖南各公团联合会。刘少奇参与并领导了发起工作。他一方面负责起草各类文稿，一方面深入到群众中去，做具体的组织工作。经过辛勤的努力和工作，湖南各公团联合会正式成立，刘少奇和李立三、夏明翰等人出任干事。在长沙土木工会成立大会上，刘少奇登上主席台，面对着成千上万的工人群众，发表了热情而鼓舞人心的讲话。
9月初，粤汉铁路长沙段工人酝酿罢工。中共湘区委员会先派出郭亮到岳阳做发动和组织工作，后又派出刘少奇到长沙沿线组织配合。9月9日，粤汉铁路长沙段（包括岳阳—长沙—株洲）终于实现了全线联合罢工的壮举。二千四百多名铁路工人高举“争自由、争人格、争人权”的旗帜，要求路局方面答应工人提出的革除监工、增加工资、改良待遇等条件，并成立了工人俱乐部联合会。
罢工开始之时，随着一声粗壮有力的汽笛嘶鸣，从岳阳到株洲数百里铁路沿线上，火车停驶、工厂停工，全线立刻陷入了瘫痪状态。在这场激动人心的罢工斗争中，刘少奇始终站在铁路工人的队伍中间，精心领导和策划这场铁路线上的“战斗”。同时，在罢工斗争中，铁路工人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团结齐心、无私无畏、遵守纪律的优秀品质，也深深地感染了刘少奇，使他在斗争实践中体会到了工人阶级的力量！
正当刘少奇在粤汉铁路罢工斗争前线昼夜忙碌之际，忽然接到湘区委员会让他回长沙的紧急通知，刘少奇随即返回了省城长沙。
在清水塘，毛泽东告诉刘少奇：党将派他去执行一个更为重要的任务——领导安源路矿工人的大罢工！刘少奇毫不犹豫地接受了党交给的又一个重要的任务。于是，两位战友又一次坐在一起，认真分析、研究了这场即将掀起的罢工浪潮的斗争策略和计划。
原来，安源路矿是中共湘区委员会领导工人运动的一个重要单位。所谓安源路矿，是安源煤矿和株（洲）萍（乡）铁路的合称，位于湘赣两省交界处的江西萍乡境内。安源煤矿，是近代中国最大的实业之一汉冶萍公司的一部分，有株萍铁路与粤汉铁路相连，拥有煤矿工人一万二千多人，铁路工人一千多人，日产煤二千多吨，焦炭近千吨。该矿创办于1898年，是由张之洞、盛宣怀用官督商办的名义向德国借款开办的，所以为德国所控制。1907年，汉阳、大冶、萍乡三处企业合并为汉冶萍公司，又逐渐为日本势力所控制。几十年来，路矿的工人深受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和资本家的多重压迫，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当时，任总监工的王鸿卿和外国矿师的工资多达每月二千至三千元，而终日劳作的工人的工资仅五至六元。即使如此微薄的工资，矿方还一拖再拖，常常数月不发一次工资。残酷的经济剥削，非人的待遇，使得这里的万余工人充满了阶级仇恨。
中共湘区委员会成立后，毛泽东就把这个工人阶级集中且阶级矛盾尖锐的矿区，作为党的工作重心之一。与此同时，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也对这里的工人运动寄予了莫大的期望。1921年冬，毛泽东去安源考察，随即派李立三前往开展工作。1922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安源正式成立了工人自己的组织：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同年9月初，借粤汉铁路工人罢工的东风，安源路矿工人运动掀起了新的高潮。他们为争取工人俱乐部的合法地位，同路矿当局形成了对峙局面，一场大规模的罢工斗争处在一触即发的状态。
鉴于如此形势，善于捕捉战机的毛泽东果断地下达了组织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的决心。于是，他一面通知在醴陵的李立三迅速返回安源，一面将刚从莫斯科回国的刘少奇从粤汉铁路罢工前线调往安源，以加强那里的领导力量。
试想，领导一万多工人举行罢工，那是一场何等紧张、激烈而又声势浩大的战斗啊。刘少奇接受任务后，征尘未洗，便怀着激动的心情踏上了赴安源的路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