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针道迷失何以归？

（一）原点的迷失

《针经》的理论框架是以“血气”为原点构建的，而由此原点延伸出的各条路径中，血气的度量又是其中的至关重要的一环，堪称“交通枢纽”。在“色脉”二者之中，脉诊扮演了更重要的角色，已知“血气”为理论的逻辑起点，而脉为“血气”之府，所谓“脉之盛衰者，所以候血气之虚实有余不足”。通过脉诊知血气平与不平而鉴别平人与病人；只有诊知血气之虚实，才能确定治疗原则、刺灸部位和刺法；只有诊知脉和与不和，才能知治疗效与不效。这使得中国针灸人在长时间内对脉的色泽、形态、搏动等进行了极为细密的观察，获得了极为珍贵的脉症关联数据和规律。

不仅古典针灸学理论体系生成的第一推动力来自脉诊，生成后的每一次重大变化都由脉诊的变化发起，或者说通过修改脉诊的方式推进。古人基于“人之所有者血与气耳”的认知，通过细密的观察从脉的细微变化把握人体疾病与康复的关键信息，用以指导疾病的诊断、治疗和评估，形成一个一以贯之的诊疗理论体系。

古人曾在“随病所而刺之”理念引导下，以极大的代价用针刺探了人体内外一切可刺之处，以超凡的智慧发明了相关的针具和刺法，把针安全送至病所的方法几乎达到了徒手裸眼下针灸针可以到达的极致，创造了“针至病所”的一个个辉煌。而一旦确立“血气”的理论原点后，古人又坚定地从“针至病所”的高峰朝向“气至病所”方向迈进——取“有过之脉和有过之筋为输调血气”的路径越走越宽广，很快成为确立“刺灸处”的常规。而在经络学说流行后，取经脉之输，特别是取经脉下输——本输调血气成为主流，守经隧以治百病，而将刺皮、肉、筋、骨等针至病所刺法作为刺脉输调血气的补充。

在《针经》　《素问》中可以读到促成这次针灸之路方向选择的三个信念：第一，人之所有者血与气耳；第二，血气不和百病乃生；第三，调血气令和则百病得愈。

正因为“脉”在《针经》构建的理论框架扮演了“纲要”的角色，作者借岐伯之口一语道破针道之玄——“欲知其要，则色脉是矣”“治之要极，无失色脉，用之不惑，治之大则”；又因为“持脉之道，虚静为宝”，故《针经》于开篇即明确提出了“凡将用针，必先诊脉，视气之剧易，乃可以治也”的命题，又于结语篇明确规定针工习针道的基本素质“徐而安静，手巧而心审谛”，并于规定的针工五项基本功中以“治神”为首务，以治神为调血气的最高境界，所谓“理色脉而通神明”也。

今天的针灸人生而不及古代针工灵敏的身体感，后天的治身治神的基本功修炼也远不及古人重视，于是以“虚静为宝”的持脉之道离我们越来越远，“凡将用针，必先诊脉”的古训也就成了一句挂在嘴上的“古人云”。

今天对于古典针灸的迷失归根到底是对针道原点“血气”的迷失和对脉的陌生。

不过，有道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今天的针灸人在丢失了古典针灸中与“血气”关联最大的“诊脉”，却在无意中拾起了因找不到与血气直接关联而失落的“诊筋”法，于是当下各类治疗软伤的筋刺法迅速走红，这也的确是今天的针灸人（其实主要还不是针灸人的功劳）有功于古典针灸的可圈可点之处。然而，这一“重拾”之举是不自觉的，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是以现代医学对“肌筋膜”的光照为背景上演的，因而也就难以突破现代医学偏光投射视角的局限，而看不到光照之外更广阔的天地。古典针灸诊筋刺筋诊治大量非痛性病症的理论和实践，特别是躯体之“筋”与内脏之“膜”的关联，这些古典经筋学说和三焦学说已经认识到的生命奥秘在未来针灸学乃至在未来整个生命科学的重大意义至今还没有被今天针灸人手中的针所触及。

这一失一得之间也恰好映照出古今针灸不同的运行轨迹：古典针灸“血气说”的发展表现为：从血到气到神，相应的针具和刺法演变则表现为：从砭石刺脉到微针通脉再到毫针补泻调血气。而今天针灸的演变却表现为与古典针灸发展相向的走行——但愿这种走向是在古典针灸发展方向的最高点自然延伸到另一面的新的轮回，而不是简单的“折返”。

（二）干道的偏离

既然古典针灸学选择了“血气”为理论原点，则必然或者说只能以血气的度量“色脉诊”为整个理论的枢纽，而以血气的调节为指归，于是一种纤长精细能在脉内外“静以久留”且兼具补虚泻实调血气之功的针具——毫针应运而生，在九针之中一枝独秀，成为九针之灵，成为在针灸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发明；而相应的“毫针刺脉/输调经法”也就成为整个刺法的核心，成为调节血气的“主干道”。在《针经》构建的整个理论体系中，将一个个从理论原点“血气”推出的理论要素连成一体，并落实到“调血气令和”这最后“临门一脚”的正是毫针刺脉/输调经法，它既是针灸要道之所归，也是针灸之道“欲以微针通其经脉，调其血气，营其逆顺出入之会”的完美诠释。由此“血气-脉-毫针”紧紧联系在了一起，构成了整个古典针灸学理论体系的主线。也正因此，在论道的《针经》中唯一详述操作过程的刺法正是毫针补泻调经法，不仅开篇讲，结语篇讲，其他篇也一遍遍从不同角度反复叙述，作者想通过这种方式表达：此法不仅可将脉诊、经脉、脉输、病机、治则串连成一个环环相扣的整体，也是针灸与治神关联，缘针入道的使者，是对“针石，道也”命题的注脚。

“凡将用针，必先诊脉”，针对脉和输的毫针补泻调经法是与诊脉法密不可分的，今天的针灸对古典针灸主干道的偏离是伴随着诊脉法的失落发生的。丢掉了诊脉法也就丢掉了脉和输，古典针术的核心“毫针补泻调经法”也就自然失去了目标。毫针虽然还是今天针灸人的最常用针具，然而这手中的毫针却离脉和输越来越远，对于《针经》所阐述的毫针刺经隧补泻调血气的摩脉刺法已经越来越陌生了，古典刺法的核心技术毫针刺大动脉调血气的补泻刺法甚至成为今天针灸人不敢问津的禁区。试以《针经》　《明堂》毫针刺伏冲脉（腹主动脉及其分支）补泻调血气为例说明如下：

气在腹者，止之背输与冲脉于脐左右之动脉者。　（《卫气》）

腹痛刺脐左右动脉，已刺，按之立已；不已，刺气街，［已刺］按之，立已。　　　（《针灸甲乙经》卷九）

——于脐周按压脉动一般以脐稍左搏动明显。此动脉深在，须长针直刺。

喉痹，胸中暴逆，先取冲脉，后取三里、云门，皆泻之。

（《针灸甲乙经》卷九）

腹满痛不得息，正偃卧，屈一膝，伸一股，并刺气冲，针上入三寸，气至泻之。　　　（《针灸甲乙经》卷九）

——“胸中暴逆”“腹满痛不得息”为典型的冲脉病候，“气冲”为冲脉所出之处，脉出为输，当为冲脉之输。气冲处脉动浅在，若是直刺无须刺至“三寸”，故知为斜刺，即向上斜刺三寸，摩刺动脉外壁或刺入动脉内，气至行泻法。

笔者实验观察：针尖刺及动脉壁时，在动脉壁外柔和缓慢地摩刺或捻转，针感多为局部胀痛或“重”感，可向下扩散（刺静脉则很少出现针感的传导），与刺中躯体神经干支的“触电样”针感完全不同；或刺入动脉内手持针“静以久留”以引气。

毫针补泻的依据是“虚实”，毫针补泻法的演变也是基于对“虚实”的不同理解。具体而言，主要是对十二经脉病候下“盛则泻之，虚则补之，热则疾之，寒则留之，陷下则灸之，不盛不虚，以经取之”的治则，以及十五络脉病候下“实则节弛肘废，虚则生肬”之类表达的理解。从《针经》　《素问》给出的大量毫针补泻的示例不难看出，经脉和络脉病候下治则所言之“虚实”皆为脉之虚实，补泻乃据脉之虚实而施，即脉实者治以泻法，脉虚者治以补法，诊察所见有过之脉及经脉之本输即为补泻之所在。然而，早在《难经》和《黄帝明堂经》已经显露出据病补泻的倾向，经过《黄帝明堂经》　《脉经》由脉之虚实向病之虚实的渐变，至初唐针灸大家甄权的补泻同施的毫针补泻法的创立，标志着毫针补泻由据脉补泻向据病补泻、由补泻于脉输向补泻于气穴的演变过程的完成。人们将《针经》　《素问》基于脉之虚实的毫针刺脉输补泻法“移植”到刺气穴操作，随着这一移植而来的新枝越长越大，气穴补泻刺法成为新的刺法标准，人们又反过来用此新的标准去规范刺脉输补泻的操作。

唐以后医家明确指出《针经》十二经脉病候的补泻操作皆视标本脉之虚实寒热陷下而施者，只明代楼英一人而已。

在《针经》　《素问》确立的毫针补泻法应用的原则是“先解结”，包括去血脉（浅静脉、深静脉、表浅动脉）、结络和筋急、结筋，随着诊血脉、结脉、陷脉法在针灸诊法中的地位大幅下降，与毫针补泻调经法相辅相成的刺血解结法也一度濒临消亡，虽在清代痧胀治疗中再度辉煌，却又因滥用再次被边缘化，直到现代才又被发掘整理，然而却始终未找到其在针灸诊疗中应有的位置，因而临床上得不到合理的应用。

“脉刺”是古人最早总结出的定式刺法，主要包括“刺血通脉法”和“刺脉调经法”两类，随后古人又总结出了刺分肉之间的定式刺法“分刺”。在最新出土的老官山扁鹊针方专书《刺数》记载的定式刺法只有“脉刺”和“分刺”两种^①。而在《针经》的刺法标准专篇《官针》记载的数十种定式刺法规范中，由“分刺”法衍生出的刺法数量已远远超出了“脉刺”法，足见这一类刺法在当时临床应用之广。

①　黄龙祥.老官山汉墓出土针方简解读［J］.中华医史杂志，2018，48（2）：67-84.

分刺法以及由此延伸出诸多刺皮下至分肉之间的斜刺、平刺法曾是针灸治疗最常见病症——痛痹的常规刺法。由“分刺”法又延伸出的刺气穴法，促进了气针法的盛行。以下通过分刺法的一个临床应用“决痛针法”来具体感受“分刺”法的盛衰沉浮：

凡痛勿便攻之，先以正痛处针之，穴名天应穴，针名决痛针。针讫以手重按捻之，而随经刺穴即愈。谓痛捻之发散，荥卫流行，刺之速愈也。　　　（《针经摘英集》）

——此处未言具体的刺法，而从同时代“天应穴”刺法来看，应是卧针平刺或斜刺，与《针经》“分刺法”相同。这里需特别注意“针讫以手重按捻之，而随经刺穴即愈”一句，是说刺后须用手重捻按痛处以增强疗效，促进恢复。关于针刺治痛于刺后揉按在《针经》　《素问》已有多处示范，至元代针书又再次强调，而今天的针灸人常忽视这一点，反而是干针从业者体会更深。此外，行“决痛针法”后，还须“随经刺穴”才能真正愈疾，这也是《针经》的治疗理念——血脉流通之后，须取经脉本输调和血气令和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治愈”。而今能理解这一治则的人更少。

“不定穴：又名‘天应穴’。但疼痛便针，针则卧针，出血无妨，可少灸”　　　（《针灸玉龙经·玉龙歌》）。

从以上两段针法文字不难看出，“决痛针法”在元代重现不是偶然的，因为“沿皮透刺”“天应穴”这两个针刺治痛的重要概念都在元代再确认。及至清代以针法见长的李守先解读《玉龙歌》“天应穴”又发前人所未发：

先治周身疼痛多矣，必病人亲指出疼所，即以左大指或食指爪掐之，病人啮牙咧嘴，惊颤变色，若疼不可忍，即不定穴也，即天应穴也。右手下针，疼极必效。　　　（《针灸易学》）

——根据李氏的经验，元代所说的“天应穴”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压痛点”或“阿是穴”，而是“病人啮牙咧嘴，惊颤变色，若疼不可忍”的痛处才是，并且若刺准“天应穴”，病人的反应是“疼极”，出现这样的反应，会收到“必效”的针效。对此，今天也是干针从业者的体会比针灸人更深更真。

在中国的李守先之前，朝鲜的针灸太医许任对于“天应穴”也给出了有意义的解读：

手臂筋挛、酸痛：医者以左手大拇指坚按筋结作痛处，使不得动移，以针其筋结处，锋应于伤筋，则酸痛不可忍处是，天应穴也，随痛随针，神效，不然则再针。凡针经络诸穴无逾于此法也。

（《针灸经验方》）

经过元明清三代中外针工的解读，可得“决痛针法”操作的完整步骤：

1.按寻结筋或无结筋仅有高张力区而按之极痛处；

2.有结筋作痛者，以左手按压固定勿使动移，右手持粗毫针贯刺结筋，病人出现“疼极”“酸痛不可忍”的反应，即是刺中结筋，则可获“必效”“神效”之疗效；若只寻得高张力区而未见结筋，但在高张力区某一点按压，“病人啮牙咧嘴，惊颤变色，若疼不可忍”，则以圆利针或粗毫针卧针向最痛点平刺或斜刺；

3.刺毕，须用手重捻按痛处以增强疗效，若脉不平再于相关经脉本输处毫针调血气令平以收功。

“决痛针法”中卧针刺最痛点的刺法体现的是《针经》“分刺法”的操作规范；而贯刺痛性结筋的刺法，虽然在确立“结筋”概念的《诸病源候论》没有载录（该书只录导引方，不载针方及药方），但其刺法完全可以从《针经》“结络”刺法导出。

想必以干针为业的读者读到这里，一定不敢（或不愿）相信：被西方视为　“医学针灸”（Western　Medical　Acupuncture）技术支柱的“干针”，除了dry　needling这个名称外，都来自1315—1798年间的古典针灸刺法“决痛针法”——从适应证到诊断标准；从治疗工具到刺法；从针刺的反应到疗效的评价一直到针刺后的辅助治疗，皆无出其右也。对此毋庸置疑——只要不存偏见或成见的话。然而，作为中国的针灸人，应当思考的是：为什么在《针经》时代盛行的分刺法自汉以后迅速衰落，之后虽在元代被重发现依然没能再度振兴，经明、清代又先后被中外针灸人再次发现，仍未能改变它渐行渐远的命运？为什么这棵在中国针灸之林濒临凋落的枯木却在西方针灸世界获得新生，长成大树，又形成树林，焕发出勃勃生机？

（三）道术的逆转

针灸学的发展命运取决于什么？今天针灸人给出的最多回答是“在于疗效”，然而两千年前的针工却给出了完全不同的观点——“治不能循理，弃术于市，妄治时愈，愚心自得”（《素问·征四失论》），这不仅是医家观点，汉代《淮南子》也明言“故有道以统之，法虽少，足以化矣；无道以行之，法虽众，足以乱矣”。透过《针经》　《素问》，我们清楚地看到：当时针道设计者对于“理”自觉而执着地追求，特别是对一言而终“极于一”的终极之理的不懈探索和智慧表达。

“筋刺”法中解结筋的贯刺法在汉以前曾是治疗众痹的常用刺法，而随着支撑这一刺法的经筋理论的式微，它很快沉没了，后世虽一次次重发现而又一次次沉没，明代重发现时已明言“凡针经络诸穴无逾于此法也”，足见这一刺法的沉没完全不是因为疗效不好，只是当失去理论支撑时它就成了别人家的孩子。随着肌筋膜被现代医学雨露沐浴，古老经筋学说再次被重视，诊筋法也再出江湖，由“分刺”“筋刺”演化出的种种名目繁多的针术大行其道，昔日的弃儿摇身一变为今日的宠儿。此时，也只有此时我们才能彻悟古人“治不能循理，弃术于市”命题的深义。

道有什么用？“针道”之于“针术”犹如“道”之于“车”，车的功能再强大，如果没有车道，或道不合适，车的功能也无法发挥，必定跑不快，跑不稳，跑不远，最终成为一堆废铁。所谓“道之不存，术之难行”，多年对于中国针灸学术史的研究，我清楚地知道：历史上有多少针法、针术由于缺乏相应针道的承载而消亡。如今，新的针术、针法不断涌现，如果既不能被古典理论框架容纳，又不能构建出新的理论以承载，这些涌现的新术新法，大多也会在短时间内消亡。

一个个古典针术得而复失的实例，表面上似乎是一个个实用技术的丢失，而深层的原因在于理论的迷失，如果不能找回理论，或创立更适合的新理论，失物无以回归，纵然回归也无人认领，依然不能改变再次散失的命运，从最古老针术标准“去瓜”法、最神奇的针术标准“发蒙”法，到曾风光无限的治疗痛痹的刺法标准“分刺法”等等无不如此。决定技术最终归属的不是工具、材料、方法，而是理论！“干针事件”对于中国针灸人留下了难以下咽的苦果，这样的事件不是第一次也绝不会是最后一次，如果我们能从此事中醒悟，加强理论体系的重构创新，那绝对是一件大好事。

与《针经》时代相反，如今人们生活在一个重术轻道的世界，这从我们日常熟悉的用语变化即可真切地感受到：医道→医术（如今人们赞扬医生说“医术高明”），针道→针法（人们赞扬针灸医生说“针法精湛”“穴法神妙”），书道→书法，茶道→茶艺，剑道→剑术……在这种大背景下，大多针灸人大多时候已然不知“针道”为何，古道淡出视界而新道尚未建成，针灸学面临着无道可循的时期。临证时各是其说，各炫其能，何病何时用何法何术，皆不的确，全凭经验与习惯，所谓“妄治时愈，愚心自得”。

《针经》在写法上着眼于针道、医道，作者内心有一个预设：一般的法和术能够从道推出，理解了道之后可不拘于法，除非作者认为不能从道推出的，或者在作者眼中极为看重的技法生怕后人不得法而失传的，才具体论述，反复说。

古人对于道的追求和重视，我们今天只要从其对《针灸甲乙经》和《黄帝内经太素》这两部书截然不同的评价即可体察。在今天大多数中医人眼中，《甲乙经》与《太素》都是类编整理《黄帝内经》的类书，而后者的版本质量、文献价值远胜于前者，且还是奉敕官修之作，似乎价值更高，至少文献价值更高。可是古人不论是官方还是民间医家对《甲乙经》的评价都远远高于《太素》，早在唐代《甲乙经》就被国家法令确定为针灸学教育的“大经”，而《太素》则从未入“经”。为什么在今人眼中性质相同的两本书，古人评价的高下如此之大？笔者被这个问题深深吸引，经数十年钻研终于寻得答案：《甲乙经》基于新设计的理论框架，从三部经典精选砖瓦，成功建造了一座新的理论大厦；而《太素》则好比盖了一座新仓库，重新摆放了《针经》　《素问》的砖瓦。也就是说，《甲乙经》是一部针灸学理论体系的创新之作，而《太素》则是《黄帝内经》的一个古传本而已。

两千年中医理论创新的路径已经昭示：经典的集注之路不论走多远也不能实现理论创新，不能在“大经”占有一席之地。从国内目前情况看，有数不清的集注、类编、训解，就是没有一部像《甲乙经》那样的理论体系的重构。

由于我们找不到进入《针经》理论层的通道，只有在技术层面循环，针经理论离我们越来越远，我们对它也越来越陌生，以至于渐渐废用。丢失的有价值有前途的古典针术如何才能重拾起？如何才能得而不失？根本是理论的解蔽归真和重构创新。

在今天“轻道重术”的针灸世界中，《素问》作者借黄帝之口喊出的“治不能循理，弃术于市”的警言是否能让我们静下心来想一想：在现代医学飞速发展的今天，曾经辉煌的古典针灸学如何才能在未来灿烂，而卓立于世？我越来越清醒地意识到：天然珍珠是没有知识产权的，于是才以“挖山不止”的精神将《针经》　《素问》隐含于各命题间的逻辑之链一点点发掘出来，并尽最大努力确定提取出的各命题在该链上的逻辑序列，最大限度呈现这一隐含理论之链的结构美，释放出其固有而不为人知的功能，让两千多年前中国针灸人的伟大发现得到应有的尊重和最有效的保护，也让今天的针灸人能据理而治永不弃于世。

令人欣喜的是从《针经知行录》中，我们看到作者晓辉高度的理论自觉，从临床返身于理论，从技术反推找寻迷失的理论！

（四）不能再迟的抉择

多年研究中西医学术发展的历程以及中西文化交通的历史，特别是那些人们熟悉的经典案例，促使我深刻思考一个问题：究竟是什么决定知识产权的归属？

从历史上看，尽管刘向、李柱国投入大量时间和心血整理传世的古医籍，但最终的研究成果《黄帝内经》　《黄帝外经》等医经的著作权并不归其所有；稍后二人亲手整理的这些古医籍在《针经》　《素问》编撰时大多都被采用了，但后来的这位作者却享有完整的著作权；再往后，有人又用《针经》　《素问》再加上《明堂》三书编成了《黄帝针灸甲乙经》，也独立享有了新编之书的著作权；可再往后，杨上善再次类编《针经》　《素问》却与著作权无缘。如果说发生在汉代的案例由于刘向校定原书的失传而无法对照原创与编校的差异，故而没有强烈感受的话，那么晋唐这两次《针经》　《素问》类编案例的刺激强度足以让我们惊醒：《针灸甲乙经》作者所以能享有独立的著作权，是因为他以古人的著作为“砖瓦”盖了一座新的理论大厦，而之后的杨上善所以不能享有著作权，是因为他只是对古医经进行了重新整理，与刘向当年的工作性质一样，尽管方式有不同。可见，决定知识产权的归属在于有没有产生出新知识和新理论，基于这一判定原则，汉代的刘向父子，以及唐代的杨上善虽然于知识的传承贡献巨大，但没有因此而享有著作权并不冤枉。

再从技术的所有权归属来看，类似西医针具注射针的针头最早在《针经》就有记载，而确定无疑的类似今天注射针头的针具最晚在金元时期就用于针灸治疗，可是后来我们的技术没有与时俱进更新，今天的注射器专利属于西医。故事还在继续，至20世纪50年代中国针灸人完全用西医的注射针、针管，甚至药液，而用针灸理论去开发新的应用，发明了拥有独立知识产权的穴位注射技术。完全相同的工具却构成不同技术和不同应用，可见工具不是决定技术归属的要素。

再看西医的采血法与针灸的刺血法，竟然可以在相同的部位，用完全相同的工具、相同的操作而构成两种完全不同的诊疗技术。例如小儿发热，西医常于耳背静脉处用采血针采血，而中国针灸人也常在此处取充血郁滞的静脉刺血，古人用针灸针，今人也常用西医的采血针；操作技术也相同，出血量也差不多。从部位、工具、操作都看不出有什么实质性的区别，但西医采血只是诊断的一个步骤，而针灸人通过在相同部位的静脉形态、色泽的观察完成诊断，接下来的刺血则是治疗。中西医用相同的工具、相同的操作形式下实施的却是本质不同的两种技术。可见，操作本身也不是构成技术归属的要素。

《针经》记载的中国针灸最古的针术“去瓜”法以及最神奇的针术“发蒙”法先后被西医收编，可见最早的发明和最先的应用并不能决定技术的最终归属。今天的针灸人绝不能再躺在“针灸发源地”上睡大觉了，要醒醒了！

这样的实例还可举出许多，那么究竟是什么决定工具、材料、技术的归属呢？理论！没有完整的理论覆盖，你就不能拥有完整的专属权；同样，没有有效理论的支撑技术也走不远。这时我们对古人的“治不能循理，弃术于市”的重道理念才会有深刻的理解，同样对于今天的“重术”观念也会有新的思考。以往正是由于我们对此没有足够的思考，于是一次次出现了下面令人痛惜的场景：

①　令人欣慰的是，刘天君教授发掘中国本土的“存想”“入静”方法，创立了中国本土化的心身治疗技术——移空技术。

中国古典刺筋针法“决痛针法”成为西方所谓“科学针灸”的技术支撑“干针疗法”；

在《针经》中构筑的“经筋之道”上，如今飞奔的也是外国的“解剖列车”；

在《老子》的“专气致柔”之道上，呈现的却是西方的“动态神经肌肉稳定术”；

被中国人自己冷落的道家内丹修炼的理念和方法，却被现代分析心理学创始人热烈拥抱，成为其理论创新的灵感和素材^①；

中国人早已发现的“意念内演训练法”，如今成为西方最时髦的优秀运动员的训练法——“表象训练法”；

被中国针灸人不屑一顾的“存想”“意针法”，摇身一变出现在现代康复医学“运动想象疗法”之中；

中国针灸学有世界上最早最丰富的表面解剖的实践，而表面解剖学诞生在西方。

……

这个表还可以继续列下去。为什么中国古典针道上越来越多跑的别人家的车？科学发现的树和花都是在中国开得更多更美，为什么科学理论的果却结在西方？为什么中国人只能造砖瓦而不能盖大楼？为什么守着古人留下的金库，后人炼不出真金？中国人究竟缺了什么？主要在于我们对科学理论创新认识的一个盲区或误区——没有意识到理论创新实际上包括理论研究和理论叙述两个既密切关联又方向相反的过程。

根据马克思关于理论创新的方法论以及当代科学哲学揭示的理论创新的一般规律，完整的理论创新包含“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两种不同的方法，也即马克思所阐述的“两条道路”：第一条道路为研究阶段“从具体上升到抽象”，即从感性具体到抽象规定；第二条路为叙述阶段“从抽象上升到具体”，即从抽象规定到思维具体。在理论创新的研究阶段有多种路径（除逻辑路径外，还包括直觉、顿悟、想象等非逻辑路径），而当进入理论体系的构建，则只有逻辑一条路，即马克思指出的“第二条道路”——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叙述方法，公理化则是这一方法的标准形式。

中国人在理论创新的“第一条道路”很早就总结出卓有成效的方法，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而在理论体系构建的“第二条道路”上，我们一直没有积极开拓，更没有总结上升到方法论的高度。为什么构建完善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大经”如此之少？为什么自清代《温病条辨》之后两百年来没有再出现中医理论体系重构的经典？是临床实践积累的新经验、总结的新规律不够多，还是新提出理论假说不够多？恰恰相反，这两百多年来新的发现、新的学说比历史上其他时期都多，之所以没能实现整个理论或局域理论的系统化重构，是因为如此丰富的经验积累和各家新说的并行，对于理论系统化的“叙述方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在这一环节上不仅是中国古代医家的弱点，更是今天中医人的盲区。

由于缺少对理论体系构建的“叙述方法”的探索和应用，中国古代有那么多领先世界的科技发明、发现，却很少成功构建出理论体系。中国古代医家的理论体系创建和重建之路漫长而艰难，那些横空出世的“大经”多半是个别医家对理论体系构建正确方法的天才把握和不自觉应用的结果。

与西方相比，中国缺的不是托勒密、哈雷、哥白尼、开普勒、伽利略这样的科学发现者，而是缺牛顿这样的体系构建者。

与古人相比，我们今天缺的不是扁鹊、华佗、吴又可，而是缺《针经》　《甲乙经》这样的作者，缺张仲景、吴瑭。正如王家福教授所说“中国学人的根本欠缺是缺乏体系性构建的能力”^①。

①　王家福.体系、方法、思维实证创新论——理论牵引学术研究的三项探索［J］.史学集刊，2000（01）：13-17.

如果说“研究方法”在于发现金子，则“叙述方法”在于炼出真金，制成精美的金器，筑成宏伟的科学金殿。中国古人有那么多伟大的发明创造，有极为丰富的经验积累、规律发现，也不乏对经验规律的理论假说，由于缺少正确的“叙述方法”的支撑而极少成功构建出严谨统一的理论体系。也就是说，中国人科学理论创新缺少的不是发现“金子”的能力，而是缺乏炼成真金的“炼金术”。这也很好地解释了李约瑟的困惑：为什么中国古代在科学技术上发现了那么多“金子”，而现代科学的“金殿”却诞生在西方。在未来生命科学的发展中，中国的针灸人要想做出独特的标志性的贡献，必须有这样的创新意识——天然珍珠是没有知识产权的，只有把珍珠放在你精心设计的珍珠链上，你才拥有知识产权，才能得到应有的尊重。

从经筋学说这个典型案例得到这样的启示：如果说现代医学从还原分析的路之后向整体综合的方向延伸是必然的选择，那么中医学在整体综合路径领先到达高峰后更应当及时转身，才能将优势转化为胜势。以《解剖列车》为代表的肌筋膜疼痛诊疗实践和理论创新所表现出后来居上的强势后劲，再次印证中国人虽在理论创新的“第一条道路”上有着明显的优势，而在第二条道路上却始终步履维艰，导致在第一条道路上获得的巨大优势被一点点消尽，总是不能笑到最后。

必须清醒认识：理论创新的“第一条道路”上优势再大，成果再多也不能获得科学理论殿堂的入场券。在人类历史上，物理学的第一次大综合是牛顿在其《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这一名著中完成的，而牛顿的贡献主要在体系构建的“第二条道路”，他构建经典物理学大厦的砖瓦几乎都是别人“无偿”提供的。

我们需要痛定思痛，认清理论体系创新过程的“两条道路”，认清中医针灸学在两条道路上所处的位置，在薄弱的理论体系构建的“第二条道路”上要善于学他人之长，取他山之石，选择正确的时机和正确的“叙述方法”，尽早实现新时代中医学理论体系创新零的突破，在未来的生命科学理论大厦的创建中做出中国针灸人不可替代的新贡献，而不再只是充当别人理论创新的“建筑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