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多囊卵巢综合征流行病学

多囊卵巢综合征（PCOS）是育龄期女性常见的生殖内分泌代谢性疾病，是引起不孕、月经失调的主要原因。同时，它也是一种全身性的代谢紊乱性疾病，肥胖、胰岛素抵抗、糖尿病、代谢综合征和血脂代谢异常等并发症的发生风险明显高于正常人群，严重影响女性的健康和生活质量。国外大规模的流行病学调查研究发现，PCOS在世界各地不同年龄段、不同饮食生活习惯、不同种族人群中的发病情况及临床特点各不相同。我国幅员辽阔，南北方饮食及生活习惯差异较大，分析研究我国青少年及育龄期女性PCOS的患病率及临床特点，可以帮助我们更直观地认识中国特色的PCOS，方便指导临床工作，做到对疾病的早识别、早干预，以期降低远期并发症的发生。

一、PCOS的诊断标准

国际上对PCOS的诊断尚无统一的标准，主要有以下3个诊断标准。

1.1990年，由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NIH）提出的诊断标准。NIH标准要求必须同时满足高雄激素血症的临床表现和月经稀发/闭经方可诊断PCOS，而未将卵巢多囊样改变列入诊断标准。

2.2003年，由美国生殖医学会（American Society of Reproductive Medicine，ASRM）和欧洲人类生殖与胚胎学会（European Society of Human Reproduction and Embryology，ESHRE）联合提出的鹿特丹标准（Rotterdam criteria），标准要求：①稀发排卵和/或无排卵；②临床高雄激素血症和/或生化高雄激素表现；③超声检查卵巢多囊样改变。3条符合任意两条，并排除其他引起高雄激素血症的疾病如先天性肾上腺皮质增生、库欣综合征、分泌雄激素的肿瘤即可诊断PCOS。目前，国际上对此标准的认可度最高，近期国内外开展的绝大部分关于PCOS的研究，均是基于此诊断标准；依据此标准，可将PCOS分为以下4类亚型，便于个体化治疗方案的选择：①1型，超声卵巢多囊样改变及高雄激素的临床表现和/或高雄激素血症；②2型，超声卵巢多囊样改变及稀发排卵或无排卵；③3型，NIH标准PCOS，高雄激素的临床表现和/或高雄激素血症及稀发排卵或无排卵；④4型，同时具备超声卵巢多囊样改变、高雄激素的临床表现和/或高雄激素血症及稀发排卵或无排卵，此型也被称为经典PCOS。

3.2006年，由美国雄激素过多-PCOS学会（Androgen Excess and PCOS Society，AE-PCOS）提出的AES标准。AES标准将高雄激素血症的临床表现作为PCOS的必要条件，同时月经稀发/闭经和卵巢多囊样改变二选一即可。

我国早在2011年也提出了多囊卵巢综合征诊断行业标准。此次，中华医学会妇产科学分会内分泌学组在参考国外相关指南及共识后，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及诊疗经验，提出符合我国国情的PCOS诊断标准。与国外的诊断标准不同的是，我国将月经稀发/闭经或不规则子宫出血作为PCOS诊断的必备条件之一，而仅具备高雄激素和卵巢多囊样改变则不能作为PCOS的诊断标准，从中足可见出，月经改变是我国PCOS女性最重要的临床特点。由于不同诊断标准侧重点的差异，导致按照不同标准定义的PCOS人群群体患病率的差异。

二、PCOS的患病率

国内外对于PCOS群体患病率的报道，主要是基于鹿特丹标准。国际上报道PCOS的群体患病率为8%～13%，而高达70%的PCOS患者并未就医并被诊断。除了诊断标准的影响外，种族、基因、地理环境、饮食生活习惯等因素也对PCOS的发生造成影响。我国地域辽阔，不同地区PCOS的群体患病率略有不同，波动在2.4%～8.3%，而在汉族社区育龄女性中的大规模流行病学调查结果为5.6%。

2008年，在中国多个省市均开展了育龄期女性PCOS群体患病率的调查，因地域及调查人群的不同，PCOS的患病率及临床特点略有不同。以广州为首的南方地区PCOS流行病学调查显示，PCOS的患病率为2.4%（22/915）；深圳市PCOS的患病率为7.92%（53/669），其中≤35岁者占98.5%。山东省济南市育龄期女性PCOS的群体患病率为6.46%（44/681）。天津地区的调查表明，育龄女性PCOS的患病率为7.04%（94/1 333），高发于20～35岁间，少运动、肥胖、母亲姐妹月经稀发和父亲兄弟早秃是PCOS发病的高危因素。辽宁省的调查结果显示，PCOS在汉族女性中的患病率为8.25%（132/1 600），且主要集中在35岁以下，占81.8%，初潮年龄晚（≥16岁）、初潮至规律月经时间长（>2年）为PCOS的高危因素。2011年对安徽省1 024名育龄期妇女PCOS的患病率调查发现，PCOS的群体患病率为5.4%，不孕症发生率为10.9%，月经稀发者占90.9%，多因素回归分析提示初潮后建立规则月经周期时间延长和母亲不孕与育龄期女性PCOS的发生显著相关。2016年对广东省韶关地区812名育龄女性PCOS患病情况的调查表明，PCOS的群体患病率为5.3%，月经稀发者占85.7%，与母亲不育、初潮至建立规律月经周期间时间长有关。同年，陕西省调查人群PCOS的患病率为3.7%（69/1 887），月经稀发或闭经者占81.2%。从12～14岁开始，PCOS的患病率逐渐增加，15～24岁达到峰值，之后逐渐降低，至围绝经期降至最低。育龄期是PCOS发病的主要阶段，这一年龄段也是女性生育的关键时期，因此，一旦出现可疑PCOS的临床表现，应予以及时检查，及早诊断并进行治疗。

三、PCOS临床表现的流行病学特点

月经异常作为我国女性PCOS诊断的必备条件之一，体现了我国PCOS人群不同于其他国家及地区人群疾病特点的重要方面。据我国各省的流行病学调研结果显示，月经异常在PCOS人群中的发病率为81.2%～90.9%。2013年天津市中心妇产医院对符合鹿特丹标准的719例PCOS患者的临床特点进行分析后发现，86.6%的PCOS的患者存在月经异常，而且此月经异常的表现自初潮开始一直存在，肥胖会加重PCOS患者月经周期延长的程度。

月经异常，常提示排卵功能障碍（稀发排卵或无排卵），主要表现为月经稀发、闭经或不规则子宫出血。月经稀发随着年龄的增加逐渐改善，不同年龄段PCOS患者月经稀发程度以21～25岁者最为严重，随年龄增加，月经稀发程度逐渐减轻，周期逐渐缩短。同一PCOS患者的月经周期可随年龄增加，尤其是生育后逐渐趋向缩短或正常。由于青春期月经来潮2年内，59%～85%月经不规律或无排卵，因此学者建议月经来潮3年后月经稀发或闭经才能诊断青春期PCOS。

是PCOS的标志性临床表现，也是诊断标准之一，超过60%的PCOS患者存在高雄激素临床表现或高雄激素血症。存在高雄激素表现的PCOS患者肥胖、2型糖尿病、代谢综合征、月经异常和黑棘皮征等的发生率明显增加，提示高雄激素预示PCOS患者潜在严重的代谢问题。不同种族的人群，高雄激素的临床表现各异，而且还受年龄、BMI等因素的影响。严重的男性化非常罕见，但雄激素轻至中度升高所致的多毛症、粉刺型痤疮和雄激素性脱发则比较常见。2015年，Pekka等学者在北欧人群的一项研究指出，PCOS患者的雄激素水平在整个育龄期，甚至是绝经后，与健康的正常排卵的女性相比都是偏高的；随着年龄增长其雄激素水平降低（18～49岁组），但是在绝经后（大于49岁组）反而有升高，且变异增大。而对我国PCOS女性的横断面分析提示，19～40岁患者雄激素的水平随着年龄增长逐渐下降，而在40～45岁组就已经观察到略有升高。在控制了BMI以后，这种升高的趋势不再显著，提示其与BMI的相关性，以及多囊女性长期控制体重的重要性。

多毛症是高雄激素血症最常见的表现，70%～80%的高雄激素血症患者存在多毛的临床表现。1981年，由Hatch等学者提出的改良Ferriman-Gallwey（mFG）评分系统为目前评估女性多毛症的“金标准”。不同种族多毛评分差异较大，目前尚无统一标准。2018年，由ASRM和ESHRE制订的PCOS的评估和管理国际循证指南中将mFG≥4～6分作为女性多毛症的诊断标准。2011年，AE-PCOS协会在一项联合声明中将东南亚及远东女性多毛症的诊断标准定义为mFG≥3分。早在2007年，我国的陈子江、赵君利等学者采用分层整群随机抽样的方法，通过对山东省济南市828名育龄女性的群体情况进行分析，提出将F-G≥2分作为中国汉族女性多毛症的诊断标准。此后，2011年，中山大学孙逸仙医院的赵晓苗等学者也采用了分层抽样法，在广东省两个城市（广东和深圳）和两个地区（中山区和新会区）的16个社区进行一项横断面研究，共纳入2 988名年龄在20～45岁的女性，研究推荐mFG≥5分作为中国南方女性多毛症诊断的截点值。2012年，乔杰牵头了全国范围的大规模横断面流行病学调查研究，从北到南涉及黑龙江、辽宁、北京、天津、河南、安徽、湖南、四川、广东等10个省市，共纳入10 120名年龄在19～45岁的育龄期女性，李蓉等总结分析发现将多毛症的诊断定义为mFG>4分更适合中国普通的育龄期女性人群。同时，由于mFG要评估全身九处毛发的分布情况，在日常的临床工作中实施起来较为烦琐，且有些部位比较私密，患者配合度较差，基于以上原因，我们首次提出了适合中国人群的简化mFG评分，仅评估上唇、下腹和大腿3个部位的毛发分布情况，并将截点值设置为2分，即可诊断多毛症，特异性为91.0%，敏感性高达98.7%。2016年，赵晓苗等也开展了一项涉及1 159例育龄期PCOS患者的前瞻性随访观察研究，分析简化mFG评分的方式，将9个部位简化为上唇、下腹、大腿和后腰，评分≥3分诊断多毛症，准确性、敏感性和阳性预测价值均可达96%以上。诸多研究均发现，随着年龄的增长，多毛症的表现逐渐减轻，mFG评分也逐渐降低。

除多毛外，高雄激素还表现为痤疮、皮肤油脂分泌增加、毛孔粗大等。痤疮与高雄激素血症密切相关，但其预测价值尚不清楚，目前也没有有效的评估手段。青春期女孩都会有不同程度的痤疮，因此轻度的痤疮不能作为青少年PCOS的诊断标准。随着年龄的增长，PCOS患者的多毛、痤疮等高雄激素表现逐渐改善，部分患者生育子代后，上述症状也会明显缓解。相似的，早秃的存在也可作为高雄激素血症的一个不太敏感的表现。雄激素性秃发比例波动性较大，报道其占到PCOS人群的3.2%～34.8%。

代谢综合征（metabolic syndrome，MS）是以肥胖、胰岛素抵抗、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等代谢紊乱为主要表现的临床综合征，饮食及生活习惯的改变使MS成为影响人群健康的公共卫生问题。由于MS发病机制及其组分的复杂多样性，目前国际上尚无统一的MS定义和诊断标准。从1998年到2005年，世界卫生组织（WHO）、欧洲胰岛素抵抗研究组（EGIR）、美国国家胆固醇教育计划成人治疗组第三次报告（NCEP-ATPⅢ）、美国临床内分泌医师协会（AACE）及中华医学会糖尿病学分会（CDS）分别给出了MS的定义和诊断标准，由于侧重点的不同，诊断标准略有不同。

MS在不同的人种、性别、年龄和诊断标准情况下患病率不尽相同。2003年，陈蕾等学者对上海市2 048例20～74岁成年人进行的流行病学调查结果显示，MS（WHO标准）的群体患病率为17.1%，2004年，李健斋等采用NCEPATPⅢ标准调查北京地区成人MS患病率，发现女性中MS的群体患病率为13.0%（6 990例）。2005年，一项包含15 540例35～74岁中国人群的研究结果显示，女性MS患病率为17.8%。青少年MS患者并不少见，中国2002年健康和营养调查研究显示，在15～19岁青少年中，MS的总体患病率为3.7%，其中超重及肥胖者占58.6%。

PCOS是一种全身性的代谢紊乱性疾病，患者同时罹患MS的风险明显高于正常人群。虽然有很多研究致力于分析PCOS患者MS的患病率，但是各类研究结果无法达成共识。生活及饮食习惯的差异，导致不同的国家和种族的PCOS患者MS的发生率各有不同，为1.6%～43%。2017年的一篇荟萃分析纳入72篇文献，包括18 529例PCOS患者和15 891例正常对照，分析发现PCOS患者发生MS的风险是正常人群的2.5倍，而青少年PCOS患者代谢综合征的发生率为正常青少年的6倍。2018年，另一篇分析青少年PCOS患者MS发生率的荟萃分析指出，青少年PCOS患者MS的发生率为非PCOS青少年的2.69倍，且三酰甘油、血糖、血压明显高于非PCOS的青少年，不同研究结果的差异与纳入人群的年龄及对疾病的定义标准不同有关。2014年，李蓉等研究发现，PCOS人群（833例）和非PCOS人群（2 732例）中MS（NCEPATPⅢ标准）的发生率分别为19.1%和14.7%；存在代谢综合征的PCOS患者中，34.1%有1种表现，18.6%有2种表现，13.0%有3种表现，4.8%有4种表现，1.3%有5种表现；其中85.9%的人有HDL-C水平降低、84.8%存在中心型肥胖，TG升高者占63.4%，血糖升高者占55%，高血压者45.7%；随着年龄的增长，MS的发生率明显增加，在30～40岁间的PCOS患者中，MS的发生率为23.9%，而在年龄大于40岁的PCOS患者中，MS的发生率高达47.6%。肥胖也明显增加MS的风险，BMI在25～30kg/m2的PCOS患者，罹患MS的风险为47.6%，为非肥胖PCOS患者的13～16倍。BMI和游离雄激素指数（FAI）是PCOS患者罹患代谢综合征的独立危险因素，SHBG为保护因素。MS与心血管疾病和卒中密切相关，早期发现及治疗MS，能有效预防严重心血管疾病的发生。

肥胖已成为全球范围内威胁人类健康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肥胖人群心血管疾病、代谢综合征、糖尿病等风险明显增加。临床上常用体质指数（BMI）和腰围（WC）来评估肥胖和腹型肥胖的程度。依据《中国成年人超重和肥胖症预防控制指南》的标准，将BMI≥28kg/m2定义为肥胖，24≤BMI<28kg/m2定义为超重；依据中华医学会糖尿病学分会代谢综合征2013年版标准，将女性WC≥85cm定义为腹型肥胖。

PCOS女性中超重和肥胖现象非常常见，主要表现为腰臀比增加。2012年，一项涵盖不同种族和地区针对PCOS中超重、肥胖和腹型肥胖患病率的Meta分析显示，PCOS女性超重和肥胖的患病率为40%～100%，为非PCOS女性的2～3倍，腹型肥胖患病率为53.5%～85.5%，为非PCOS女性的1.7倍。我国社区PCOS女性中肥胖的患病率明显高于中国女性的平均水平（34.09% vs.13.37%）。随着年龄的增长，肥胖患者的比例明显增加，年龄大于35岁的PCOS人群中，超重和肥胖者占一半以上。虽然针对不同的国家、地区和种族间的研究差异较大，但研究结论是一致的，即PCOS显著增加了肥胖的发生风险。反而言之，肥胖是否会增加PCOS的患病风险尚存在争议。2005年，西班牙学者的研究提示，超重和肥胖女性中PCOS患病率为28.3%，显著高于正常体质量人群的5.5%。与此相反，2008年，英国的一项研究表明，PCOS的患病率在正常体质量、超重和肥胖人群中分别为9.8%、9.9%和9.0%，统计学无显著差异。种族及地理位置的差异、疾病诊断标准的不同、病人选择的偏倚等均是导致不同研究中肥胖人群PCOS患病率差异的重要原因。

肥胖型PCOS患者的代谢综合征、胰岛素抵抗、糖尿病、高血压和高脂血症等内分泌代谢疾病的发生率明显高于非肥胖型PCOS。研究表明，肥胖型PCOS患者代谢综合征的患病率为32.3%～47.9%，显著高于非肥胖型的5.7%～15.9%；胰岛素抵抗的患病率为27.8%，显著高于非肥胖PCOS者的7.1%；糖尿病的患病率为7.4%，显著高于非肥胖型的2.5%；高血压和血脂异常的比例分别为29.9%和73.2%，均显著高于非肥胖型的7.7%和47.7%。然而，虽然肥胖会增加PCOS患者月经紊乱、排卵障碍及妊娠期并发症发生的风险，但不孕和月经异常在是否伴发肥胖的PCOS患者之间无显著差异。

19世纪80年代，“代谢健康型肥胖（metabolically healthy obese）”一词出现在公众的视野中，主要是指合并一项及以下代谢异常的肥胖患者，在肥胖人群中占10%～40%。2017年，上海瑞金医院的一项横断面研究，比较了PCOS在代谢健康型肥胖（MHO）和非代谢健康型肥胖（MUO）的育龄期女性中的发病情况，研究共纳入了299例MUO和112例MHO例患者，发现MHO女性中PCOS的发生率为66.96%，MUO女性PCOS的发生率为67.89%，两者虽无统计学差异，但却均显著高于中国育龄期女性5.6%的PCOS患病率，这可能与此研究纳入人群为因肥胖而就诊的患者有关。肥胖是青少年PCOS患者常见的临床表现，约70%的肥胖型青少年PCOS患者为MUO型，其腹部内脏组织的脂肪含量平均比MHO患者多30%。2016年，美国的一项针对青少年PCOS患者MUO型和MHO型临床及实验室特点比较的研究发现，MUOPCOS的青少年有腰围大、腹部内脏脂肪含量高、胰岛素敏感性下降、胰岛B细胞功能减退等特点，这意味着MUO-PCOS的青少年远期发生2型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明显增加，需要提早干预以改善远期预后。

胰岛素抵抗（insulin resistance，IR）是指胰岛素效应器官或部位对其生理作用不敏感的一种病理生理状态。1980年，Burghen等学者首次提出IR参与了PCOS的发生，其后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PCOS女性的胰岛素抵抗问题。PCOS患者的胰岛素代谢异常包括胰岛素分泌减少、肝脏摄取胰岛素下降、肝糖原异生受损和胰岛素受体信号异常等。

受研究人群、体质指数、糖尿病家族史、PCOS及IR的诊断标准等诸多因素影响，IR在PCOS人群中的患病率波动很大。2013年，我国学者在天津进行了一项大规模的病例对照研究，共纳入PCOS患者719例，非PCOS患者685例，研究发现，PCOS患者中IR的发生率为28.2%，低于国际上报道的50%～70%的患病率水平，但在肥胖的PCOS患者中，IR的发生率则高达63.9%，与国际上的报道相符。在全国10个省市的大规模流行病学调查研究提示，社区的PCOS人群（833例）和非PCOS人群（2 732例）中IR的患病率分别为14.2%和9.3%，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而在肥胖的PCOS人群中IR的患病率为27.8%，明显高于非肥胖PCOS人群的7.1%。同是针对我国人群的研究，由于纳入人群的不同，研究数据也有很大差别，但整体的趋势及研究结论是相似的，即无论肥胖与否，PCOS女性发生IR的风险明显增加，且肥胖会加重PCOS女性的IR程度，因此，需更加重视肥胖的PCOS患者的管理，着重改善IR，减轻远期的健康威胁。

根据国外报道，PCOS女性出现糖耐量受损（impaired glucose tolerance，IGT）和 2型糖尿病（type 2 diabetesmellitus，T2DM）的概率分别为31%～35%和7.5%～10.0%，均远高于正常人群中的患病率，且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加，到30岁时，将会有25%～30%的PCOS患者出现IGT。在中国PCOS人群中，IGT和非胰岛素依赖型糖尿病的患病率分别为20.5%和1.9%，略低于国外水平。IGT不仅发生于存在肥胖或超重的PCOS患者，10.3%的非肥胖型PCOS患者发生IGT，1.5%者发生T2DM，而肥胖型的PCOS患者IGT发生率则可高达40%，尽管肥胖程度有限，患有PCOS的亚洲女性中约47%的人在41岁前出现IGT或T2DM。糖化血红蛋白、空腹血糖、餐后2小时血糖、胰岛素释放试验、三酰甘油、性激素结合球蛋白和基础BMI等是预测2型糖尿病发生的敏感指标。

2001年，Norman等学者对67例PCOS女性的血糖代谢情况进行平均长达6.2年的随访，研究发现9%的糖耐量正常者会在随访过程发展为IGT，8%的人会直接发展成2型糖尿病，而本来就有糖耐量受损者，在随访过程中有54%会发展成T2DM。2012年，意大利的学者对255名PCOS女性进行平均长达16.9年的随访，从青年随访到中年，发现T2DM的年百人患病率为1.05人，在随访结束时年龄标准化的T2MD的患病率为39.3%，明显高于同年龄组非PCOS女性的5.8%。同年，从另一项涉及21 740例PCOS女性的大型纵向数据库回顾性分析中可以看出，在平均4.7年的随访中，PCOS女性罹患T2DM的风险增加了3倍。由此可见，早期评估PCOS患者血糖代谢状态十分重要。

2018版的PCOS国际循证指南指出，PCOS患者无论年龄，罹患IGT和T2DM的风险均明显高于非PCOS人群。在亚洲人群中最高，为非PCOS人群的5倍，欧洲最低，为非PCOS人群的3倍。所有的PCOS患者在初次诊断时均应进行血糖状态的评估，可采用OGTT、空腹血糖或HbA1c评估血糖状态，此后每1～3年评估一次。对存在血糖异常高危因素者（包括BMI>23kg/m2、空腹血糖受损史、糖耐量受损或妊娠期糖尿病史、家族性2型糖尿病史、高血压史等），建议行OGTT检查，对所有打算妊娠或寻求生育相关治疗的女性，也推荐进行OGTT检查。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中国人群血脂异常的患病率明显增加，2015年，国家卫计委发布的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报告中指出，中国成人血脂异常总体患病率高达40.40%，其中，高三酰甘油血症的患病率为13.1%。2016年，我国重新修订了《中国成人血脂异常防治指南》，推荐以总胆固醇（TC）≥6.2mmol/L和/或三酰甘油（TG）≥2.3mmol/L和/或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 <1.0mmol/L和/或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4.1mmol/L作为脂代谢异常的切点；指南明确指出：血脂异常作为脂质代谢障碍的表现，属于代谢性疾病，其对健康的损害主要在心血管系统，可导致冠心病及其他动脉粥样硬化性疾病。

PCOS患者脂代谢异常极为常见，不同的种族、地区、饮食和生活习惯及遗传因素等导致不同的研究结果差异较大。根据美国国家胆固醇教育计划（National Cholesterol Education Program，NCEP）的调查结果显示，约70%的PCOS患者血脂水平存在异常，有血脂代谢异常疾病史的家庭成员比一般家庭的成员患PCOS的风险高2.7倍。我国学者的研究提示PCOS女性中血脂异常的患病率为48.3%，比正常健康人群高3～5倍。HDL-C降低是PCOS最常见的血脂异常，约67%的PCOS女性HDL-C<1.3mmol/L，15%的PCOS女性LDL-C>4.2mmol/L，16%的PCOS患者TG偏高。PCOS患者的血脂水平与体质指数、腰臀比和腰围呈正相关，即肥胖型，尤其是腹型肥胖的PCOS患者存在更严重的血脂代谢异常。研究表明，PCOS女性冠状动脉狭窄的发生概率明显高于同龄女性，且大血管阻塞发生也较早，脂代谢的异常极大地增加PCOS女性心血管疾病的发生风险，研究表明血脂异常的PCOS女性心肌缺血性疾病和心肌梗死的发生率为正常人群的7.4倍。

青少年PCOS患者是否存在TG水平升高、HDL水平降低等脂代谢问题，不同国家地区的研究结果不一致。2010年，孙逸仙医院的一项针对我国南方门诊就诊的青少年PCOS患者的横断面研究发现，合并PCOS的青少年血脂异常的发生率为22.7%，略高于非PCOS者的17.5%，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而将PCOS青少年的体重按85th进行分组后发现，体质指数偏高的PCOS患者血脂异常比例为39.5%，明显高于体质指数低组的14.1%，提示青少年肥胖明显增加PCOS者血脂异常的风险。2015年，土耳其的一项针对体质指数正常的青春期PCOS患者的病例对照研究发现，即使体质指数正常的青春期PCOS患者，血清的三酰甘油和LDL的水平仍明显高于非PCOS的青春期女性。不同研究结果的差异与种族、地域等因素均有直接关系。

PCOS血脂异常与患者远期并发症的发生有密切关系，研究PCOS患者脂代谢的特点对于患者远期并发症的风险评估具有重要意义。

PCOS是导致无排卵性不孕最常见的原因，约占80%；我国社区PCOS患者中不孕症的患病率为6.4%，为非PCOS患者的2.4倍。在不孕群体中，PCOS患者占30%～40%。PCOS女性常伴发肥胖、胰岛素抵抗等代谢异常，明显增加了排卵障碍的程度，同时导致流产、早产、妊娠期高血压、妊娠期糖尿病等并发症的发生风险增加，此外，持续无孕激素拮抗的雌激素作用，导致子宫内膜病变的发生率明显提高，改变了子宫内膜容受性，影响胚胎着床。

基于PCOS对女性生育力的负面影响，越来越多的PCOS患者倾向于选择辅助生育技术助孕，从某种程度上增加了多胎妊娠的发生，导致孕期并发症的风险明显增加，与此同时，PCOS本身也会增加单胎妊娠孕期的风险。2016年的一篇荟萃分析纳入了40项研究，共包含17 816例合并PCOS的孕妇和123 756例无PCOS的孕妇，研究对象的平均年龄为25.9～32.8岁，研究发现PCOS明显增加妊娠期糖尿病（RR 2.78；95%CI　2.27～3.40）、妊娠期高血压（RR 2.46 ；95%CI　1.95～3.09）、子痫前期（RR 2.79 ；95%CI　2.29～3.38）、早产（RR 1.52；95%CI　1.22～1.90）和流产（RR 2.87；95%CI　1.65～4.98）的风险，但与胎儿生长受限、胎膜早破、羊水过多和羊水过少等情况无关；对新生儿方面，PCOS可明显增加新生儿低血糖（RR 2.85；95%CI　1.93～4.22）和围产儿死亡（RR 1.83；95%CI　1.06～3.16）风险，但并不增加先天性畸形、巨大儿和新生儿呼吸窘迫综合征等风险。从2003年开始，我国学者开始关注PCOS患者孕期的安全性问题，但这些研究存在样本量小、针对人群局限等问题，并不能全面反映我国PCOS患者孕期并发症的整体情况。2017年湖南湘雅医院综合分析了2003—2017年间所有涉及我国PCOS患者孕期并发症发生情况的研究，共纳入13 378例PCOS孕妇和49 395例非PCOS孕妇，涵盖全国15个省30个市，研究发现PCOS孕妇妊娠期糖尿病和妊娠期高血压的发生率分别为20.26%和13.94%，明显高于非PCOS孕妇的6.94%和4.35%；胎儿方面，合并PCOS者早产、巨大儿和新生儿窒息的发生率分别为13.35%、9.84%和3.71%，明显高于非PCOS者的5.81%、4.69%和2.05%。由此可见，PCOS会促进妊娠期并发症的发生，因此，对于PCOS患者孕前及孕期应给予足够的重视，及早干预和处理，避免严重妊娠期并发症及围产儿死亡的发生。由于长期无排卵和持续雌激素作用（缺乏孕激素拮抗），子宫内膜癌的发病风险增加等。

虽然我国女性人群PCOS的整体患病率低于国际水平，但由于我国人口基数大，还是有相当多的一部分人深受其困扰。在育龄期主要表现为对生育的影响，而在远期，糖尿病、高脂血症等代谢综合征的发生风险增加，严重影响生活质量。PCOS的临床特点与地域、种族及生活习惯关系很大，通过对我国女性PCOS患者流行病学特点的深入研究，有助于早期识别高危人群，积极给予生活和生育指导，防患于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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